

               是浪漫夢幻還是中共代言人﹑評徐文立的良性互動說
                                                            * 倪育賢 *
 
  最近﹐從中共國秦城監獄享盡了黨國優待後被中共送到美國的徐文立﹐以答記者
問的方式﹐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他在文中明確
宣稱﹐“由於中國共產黨基本結構的改變﹐民運應當與共產黨構成朝野良性互動的
關係”﹐“以緩解中國社會的政治危機﹐並到達雙勝雙贏的目標”。徐文的筆調﹐
向人們展現了一幅民運投機客同專制極權黨匪攜手合作﹑建立愚民民主新秩序的美
妙藍圖。

  * 暴力革命和獨裁專制沒有連帶關係

  徐文立為了給他的良性互動論找到歷史根據﹐重複了一個被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
分子販賣了千百遍的神話﹐他說﹕“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
治的過程中﹐早期共產黨很多人都是一些熱血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也抱著美好的願
望﹐也追求民主自由﹐但是後來卻走上了一條專制獨裁的道路﹐這同他們選擇暴力
革命這樣一條道路是分不開的。”
  對早期共產黨人的血都是熱的這一點﹐筆者並無異議﹐但斷言早期共產黨追求的
是民主自由﹐這就大謬不然了。中共從它成立之始起﹐就宣佈自己是蘇俄布爾什維
克主義的忠實信徒﹐聲稱要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國家機器﹐以建立無產階級
專政的蘇維埃社會。根據列寧的經典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不受
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所以﹐共產黨從它一開始﹐就明確表明瞭自己是現代民主
制度的天敵。而且在事實上﹐共產黨也一直在扮演摧殘民主自由的劊子手角色。把
追求民主自由的桂冠不倫不類地硬套在民主自由最兇惡的敵人----共產黨的頭上﹐
是一種歪曲基本歷史事實的惡作劇。
  徐文立把共產黨走上專制獨裁說成是由於他們推行暴力革命路線的結果﹐這是一
個本末倒置的謬誤。歷史事實是﹐共產黨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類歷史
上最徹底的極權專制為目標。在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上﹐還沒有另一個政治勢力能
象共產黨那樣把人的自由徹底剝奪到人不成其為人的地步。在這一點上﹐希特勒和
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惡魔也難能望共產黨項背于萬一。徐文立把共產黨獨裁歸結成因
暴力革命手段造成﹐因此得出結論說﹐革命方式必然會導致專制獨裁。這一點﹐雖
然常常為一些對歷史不求甚解的知識分子所附和﹐但這卻是違背常識的偏見。因為
﹐歷史證明﹐世界大多數文明大國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確立﹐幾乎都是通過革命暴力
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才最後成功的。對此﹐徐先生只要略為瀏覽一下近代民主史就
無須再論了。
  當然﹐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手段建立的確實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但共產主義
運動首要的目標本來就是要建立獨裁專制﹐這在《共產黨宣言》上早已寫得明明白
白了。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得出結論﹕在通過一個特定的社會改革運動之後建立什
麼性質的政體這個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這個運動本身的性質﹐即這個運動要達
成的目標。在社會轉型中﹐手段和方式只不過是達成目標的工具罷了。目標一經確
立﹐它就會制約整個運動的全部過程和最後結果。當然﹐社會發展的道路是複雜的
﹐在歷史上也發生過手段異化目標的情形﹐那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
的範圍之內。

  * 黨頭知識化並不能改變共黨邪惡本性

  徐文立十分明確地規劃了他主張民運與共產黨合作的政治性質。他說﹕“要說與
共產黨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種合作﹐那是一種良性互動的合作﹐這種合作是民主社
會所共有的一種很正常的現象﹐民主社會在野黨和執政黨雙方都會有一些良性互動
和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這一點﹐認為什麼事情只能是絕對的白或者絕對
的黑﹐正是對民主社會的一種無知﹐並沒有擺脫共產黨理論的窠臼。”
  徐文立提出的“民運與共產黨良性互動”說﹐也許是出於一種悲天憫人的書生情
懷和不希望看到社會動蕩民生痛苦的仁愛之心。然而﹐恕我直言﹐在社會學領域中
﹐善意往往並不等於正確﹐我們鑒別某個政治主張的正誤時﹐只憑動機上的善意是
遠遠不夠的。歷史早就表明﹐許多罪惡起初常常是在善良動機的旗號下發端的﹐殘
酷迫害過徐文立先生的共產黨暴政就是現成的實例。
  那麼﹐用什麼標準來鑒別一個政治主張的正確性和適行性呢﹖我以為可以有兩個
標準﹕一是看這個主張是否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二是看這個主張在政治上究竟代
表了哪些社會階層的實際利益。徐文立“良性互動”說的基本缺陷就在於﹕第一﹑

“良性互動”說不符合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實際﹔第二﹑“良性互動”說客觀上□
□狹酥泄蔡厝□撞愎□唐渫持蔚惱□渦枰□□
  徐提出“良性互動”說的基本前提是﹐他認為“共產黨的基本結構已經發生了變
化”。這裡必須指出﹐徐文立在得出上述結論時並沒有給我們清晰界定出“共產黨
基本結構”這個概念的確切含義﹔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叫“共產黨
的基本結構”。因為﹐從字面上來揣測﹐一個黨的基本結構可以理解為它的組織架
構﹐也可以理解為它的理論架構﹐更可以理解為共產黨的權力架構。但從徐某後來
對記者所作的說明中來看﹐徐所指的基本結構並不包含上述內容﹐而主要是指共產
匪頭黨的知識結構。他說﹐“共產黨領導階層不再是那些槍桿子打天下的人掌握政
權了﹐換成了大部份有文化水平﹑多少受過一些歐美教育的人”。顯然﹐把統治階
級上層知識結構的改變當成所謂基本結構的變化﹐在邏輯上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
﹐一個政黨領導層的文化素質並不能決定這個黨的政治性質與社會功能。希特勒納
粹黨的頭目們﹐其文化素質顯然高于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但這並不影響該兩個黨
在人類歷史上同樣犯下反文明的野蠻罪行。
  僅僅憑一個政權上層的知識結構改變﹐就引申出這個政權的性質已經改變是毫無
根據的。蘇俄勃烈日列夫時代的共產黨上層知識結構與早期布爾什維克時代大不相
同﹐但這並沒有改變勃列日烈夫政權的極權專制性質。那種認為掌權者知識水準高
就一定會傾向民主的說法﹐是一種經不起推敲的牽強附會﹐而徐文立對早期共產黨
匪頭和今日中南海中共黨酋文化素質進行的比較﹐也有違歷史真實。事實上﹐早期
共產黨頭目的知識文化水準相當高﹐他們決不是一群只會耍槍桿子的武夫﹔李大釗
﹑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周恩來﹑張國濤﹐幾乎都是名重一時的知識
分子﹐只是毛大土匪頭出身不光彩而已﹐但這並不影響中共建黨之始就成為一個用
暴力消滅一切反對派的反民主政黨。所以﹐徐文立以中共領導階層文化結構的改變
來說明中共性質的改變﹐既不符合事實﹐也不能改變中共黨的邪惡本性。

  * 鼓吹邪惡共產質變的滑稽

  其實﹐徐文立引入所謂“共產黨基本特徵已經改變”這樣一個偷梁換住的模糊概
念﹐其真實用意無非是希望人們相信﹐現在的共產黨不是以前的土匪黨了。由此
﹐徐文立進而推理﹐民運可以與共產黨進行“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了。  共產
黨究竟和以前一不一樣﹐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須要弄明白什麼是共產黨的邪
惡本質。首先﹐從詞義上來界定﹐眾所週知﹐事物的本質是不能改變的﹐因為本
質一旦改變﹐此事物本身即已轉變成了他事物﹐即原事物已不復存在了。所以﹐本
質不變這個定律應該是言之成理的﹐但本質不變並不是說本質不可變﹐而是指本
質一變﹐原來的事物已變成另一個根本不同的東西了。籠統地講﹐共產黨已經變了
﹐這是一句千真萬確然而卻毫無意義的廢話﹐因為世間萬物無一不在變化中﹔但
解析徐某論點的關鍵卻是﹐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沒有變化。
  什麼是共產黨的邪惡本質特徵呢﹖簡單地說﹐就是用武裝暴力剝奪人民的基本
權利﹐以維護其法西斯特權統治。歷史的現實是﹐在中共攫取政權的五十多年裡
﹐它為了鞏固和存續其一黨專制統治﹐雖然其領導層有過多次更疊﹐政策也作過
頻繁修改﹐行為模式也有過不同程度的調正﹐甚至意識形態也變換過多種口徑﹐
但是千變萬換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即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它使用暴力剝奪人
民基本人權這一邪惡本質始終都沒有作過任何改變。如果說﹐十年前共產黨還能
夠用種種花言巧語矇騙世人以掩蓋其法西斯暴政真相的話﹐那麼八九民運﹑六四屠
殺這一震驚全人類良知的血腥慘案﹐共產黨用暴力剝奪人民基本權利來維持其統
治這一本質已經象溶盡了積雪的山巒那樣﹐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六四屠殺過去十五年了﹐中共不但沒有在“用暴力剝奪人民基本人權”這一點
上有任何讓步﹐反而用更狡詐更凶殘的手段壓制國內人民爭取人權自由的呼聲﹐
把成千上萬追求民主的人士投入監獄和勞改營﹐用法西斯特務手段監視迫害刑滿
獲釋的民主人士﹐抄家﹑盯梢﹑斷絕生計﹑重新逮捕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其中﹐徐
文立本人就是一個共產黨暴政下的典型受害者。現在﹐徐文立先生罔顧客觀事實
﹐忽然洗心革面﹐宣稱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已經改變﹐極力主張中國民主運動應該與
共產黨坐下來握手言歡﹑攜手合作﹐進行所謂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了﹐這不能不
讓關心中國民主變革的朋友感到驚詫和困惑。試想﹐一個被共產黨視為反動顛覆
分子﹑一個整日被公安特務追得團團轉﹑時時擔心不是被抄家就是被綁架的“民運
骨幹”﹐他一面處處躲避當局的迫害﹐呼籲海外朋友的援助﹐一面卻大喊說良性
互動的時代已經到來。如此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不是太過於牽強﹑太過嬌情
﹑太近乎一場自虐自殘的滑稽劇嗎?

  * 自取其辱的“良性互動”

  徐文立可能是在中共監獄中享受過特殊優待的姣姣者﹐他似乎沒有經歷過中共黑
牢裡長期折磨的煎熬﹐因此對中共慘無人道的迫害缺少切身感受。正因為如此﹐
徐文立才會漠視中共大規模加緊鎮壓民主力量的嚴酷事實﹐對中共寄予不切實際
的希望﹐徐先生天真地斷言﹐“民運和共產黨已經有了對話的基礎”﹐宣稱“民運
和共產黨坐在一起用合作談判解決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
  坦率地說﹐對於徐文立的上述判斷﹐許多民運圈朋友都感“錯愕”﹐因為徐的
想象力太超越現實了﹐以致他連實現“良性互動論”的兩個最基本的條件﹕雙方
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雙方都有共同參與的願望﹐都顧不得了。人們不要忘了﹐
中共的目是要用暴力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以保護其專制政權不被推翻﹐民運的目標
則是要在中國建立保障公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體﹐兩個沒有共同交集的對立面﹐
又如何實現“良性互動呢﹖我們不須太多的論證就可以得出結論﹕人民與中國共
產黨之間的利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共產黨為什麼要大肆搜捕異議份子﹐它為什麼要在天安門開槍殺人﹐這完全是
由共產黨的根本政治利益決定的﹐因為民運的成功就是共產黨的失敗﹐所以主張
民運與共產黨良性互動從政治上來說是南轅北轍﹐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可徐文卻
批評我們“不懂民主政治中反對派和執政黨進行良性互動的基本常識”﹐對此恕
我再次提醒徐某人﹐在民主政體建立起來之前和之後是兩種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社會政治環境﹐把民主社會中才能進行的種種朝野互動搬到共產黨掌握一切的極
權政體中來模仿﹐那隻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政治兒戲罷了。
  更值得關注的是﹐共產黨方面是否願意同你“良性互動論”呢﹖他們繼續逮捕
﹑關押﹑監禁﹑迫害民主人士﹐根本沒有表現出任何與民主運動進行對話和談判
的意向﹐甚至連對徐文立從維護共產黨根本利益角度所提出的那些建議﹐中共也
一概不予回應。在這種情況下﹐徐文立還一個勁自拉自唱聲稱與共產黨進行對話
談判的時期已經到來﹐這除了自我陶醉﹑自取其辱以外﹐還能有什麼實際價值呢
﹖
  這裡值得指出的是﹐民主運動是一個政治運動﹐政治是一個憑實力較量的領域
。民主反對派只有一步一步依靠自己正確而鮮明的政治主張爭取人民的理解﹑同
情﹑支持與參與﹐最後形成對專制統治具有強大壓力的民主陣營的時候﹐特權階
層才會被迫與民運進行對話和談判。在當前﹐正象徐文立所說的﹐“中國的民主
力量還非常弱小﹐還不成氣候﹐還不具備以一個反對派政黨形態出現的條件”﹐
那麼徐高唱“與共產黨對話談判的良性互動已經到來”﹐聲稱“與共產黨談判的
時機已經成熟”﹐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 徐文立究竟為誰服務

  徐文立的“良性互動論”除了上面所分析的那樣存在主觀想象與客觀實際相脫節
的矛盾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基本政治立場﹐即企圖把民主運動拖向何方的問
題。筆者反復研讀徐文之後發現﹐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徐文力已經叛離了民主運
動的基本立場﹐他更多的表現卻是維護中共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他究竟是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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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立在他的講話中﹐多次鼓吹“中共在未來的民主社會裡﹐憑著他們長期管理
國家的經驗﹐可以繼續成為一個執政黨”﹐並且用讚許肯定的口吻宣揚中共在人權
問題上的所謂“進步”﹐說什麼“據我所知﹐鄧小平曾經責成有關部門去研究人權
問題”﹐“整個說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特別是鄧小平逝世以後﹐他們想在國
際上改造人權形像的努力﹐這種努力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徐某人甚至告慰中共當
局﹕“中國的工人對組織的意向並不那麼熱心”﹐“你們不必要這樣恐懼﹐我們中
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太可能出現象波蘭那樣的團結工會運動的”。
  除此﹐徐文立還在民運圈內替中共說話﹐主張民主運動要實行所謂的“緩結社﹑
廣交友”的方式﹐以便給中共留下彈性變化的時間和空間﹐並“號召工人朋友儘可
能地不訴諸街頭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徐還警告激進的民主人士﹕“不能再去操縱
工人﹑農民﹐發動工人造反﹐農民起義﹐不能用這樣的辦法去奪取政權”﹐因為“
那種想操縱一切﹑領導一切的結果可能導致走向專制”。
  對於目前造成社會矛盾的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徐文立竟然懮心忡忡﹐要求工人“
體諒中共當局的困難”﹐並極力為中共的現行政策進行辯護和解釋﹐他肉麻地宣稱
﹕“應當看到新一屆的中國政府﹐在經濟基礎建設方面﹐在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方
面﹐正在作出努力”。
  徐文立更在頌揚朱鎔基為人正直﹑為官清廉(順便提一下﹐一個聲稱天安門屠殺
是必要的人﹐怎麼可能是正直的呢?)之余﹐還特別要求民運方面“不要耍弄權術來
挑動中共上層的內斗”﹐並肉麻地期望“江澤民和朱鎔基能真誠團結”﹐“協調一致
地工作﹐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作出應有的貢獻”。
  任何人在讀到徐文立的這些政治見解時﹐肯定會以為自己是在看中共中央內部文
件或《人民日報》社論。他為中共的政治前途和根本利益會設想得如此周密﹑如此
周詳﹗他對中共極權體製表現出如此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不能不讓人懷疑
他究竟是在為誰服務。這裡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徐文立早已背叛了民主運動要
在政治上徹底埋葬共產極權專制的基本理念﹐並正企圖按照中共要求把中國民主運
動拖上八個花瓶黨的附庸之路。

                                   五月七日摘自自民黨論壇﹑本刊文字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