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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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评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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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S9605. ［总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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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团结起来，一切非共组织、派别联合起来，
在中共体制内外开展共同行动，合力推翻中共极权暴政，
建设科学、民主、自由之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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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9605)目录
今日中国的皇权与人权
----- 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现实
前言：皇权与人权问题的提出
邓、江时代皇权仍无所不在
一、二十世纪中共开创共产皇权
二、中共十二大坚持毛後新皇权
三、毛後时代党治是实、法治是假，邓、江新皇权实实在在
四、民主幌子下的人民代表大会 ---- 新皇权的遮羞布
五、封建宗法制的传承体制，绝对的共产新皇权
六、邓小平主义，确立新皇权的理论基础
七、共产皇权摇摇欲坠，儿皇帝妄图回归毛时代
皇权体制下的人权谎言
一、如此生存权
二、刺刀下的政治权利
三、为法西斯独裁服务的司法制度
四、共产皇权之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五、法西斯极权制度使民族问题日趋严重
皇权与人权水火不能相容
一、共产皇权之下绝不允许有人权
二、君权愈专制、民知愈觉醒，封建法西斯皇权必须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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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的皇权与人权
----- 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现实
* 前言 *
皇权与人权问题的提出
* 晓峰、让娜 *
人权，作为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人在他所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
面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应该是：人在他所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中所应得到的社
会及他人对其人格尊严的尊重，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力。人权是人生来就天经地义应该享
有的权力，它不属于政治范畴，应该与政治无关。但是，人权的某些具体内容，如：民主
权利、言论自由权利等显然又受到人为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制度的制约；人们在人权方面
的某些要求，如：劳动条件、生活水平等也可能会受到社会环境、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
制，因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故意倒因为果、误导民众，或用人权美化自己的开明统治，
或借口政治需要扼杀天赋人权。
皇权，我个人认为，那只不过是封建宗法制度所遗留下来的过去时代的产物。在封建社
会，皇帝一人独大，权力至高无上，操万民生、杀大权，行一人之独裁专政；皇权可以父
子、师徒私相授受，万代传承，并被认为天经地义，无可质疑。按中国人的说法，皇帝权
力之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因此，皇帝说话被视为金口玉言
，其旨意被尊为圣旨，小民不得有违。皇帝为了蛊惑百姓，保证其权力永不受到质疑，无
一不借口皇权神授，宣扬血统高贵，不同凡人；中国人视皇帝为上天下凡之龙种，代上天
统治地上众生，因此皇权与神权往往不可分割。
神权，我个人以为，那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解决生存
问题过程中，遇到无法理解、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迷信心理作祟臆造出来的能够创造宇宙
万物、决定事物发展、而又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偶像，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权力。因此，
当人们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或遇到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时，总是要祭祀、祈祷、求拜神
的帮助，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人不能自信而迷信的这一弱点，使皇权和神权自
然地结合到了一起，成了封建时代悬在人们头上难于摆脱的达摩克利思剑。
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皇权早已被大多数人抛弃，神权也已弱化成了少数
人寻求精神寄托的信仰。现今，谁要是直接兜售皇权，一定会为人们所不齿，於是，那些
迷恋皇权、整日价做皇帝梦的法西斯极权主义者们，推出了各种版本的二十世纪新皇权。
今天，被冠以各种好听名目的独裁皇权，诸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中文译音纳粹，
或中国人惯称的法西斯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毛
泽东思想、金日成朝鲜的主体思想，等等，等等，可谓花样翻新，各种名堂应有尽有，视
各国国情而异，视各个极权独裁者需要而定。虽然，所有的独裁者们从来都不承认这一点
，但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皇权思想的本质：强权、独裁、权力私相授受、公然蔑视人权都
被实实在在地全盘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昔日的皇帝们，若地下有知，真是要自愧不
如了。
正因为人权被人为地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因此对于人权的认识，各个不同时代、各种
不同制度，各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甚至各个不同组织或个人，为了各自的意思形态、制度
或需要对人权的概念、范畴及所包括的内容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干扰人权、无视人权
、侵犯和破坏人权。人权问题的这种不正常发展，关心人权的组织和个人应当认真对待，
适时予以揭露。目前，中共在大陆推行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其人权现状已成为国际社会
关注的焦点，中共为了遮人耳目，正是借口“国情需要”、“文化不同”，在人权问题上
玩弄骗人把戏，它一方面声言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又极尽破坏人权之能事，故此本文选择
中国的皇权与人权进行讨论，希图围绕中国社会的人权现状，说明皇权下面绝无人权。为
了更好地深入讨论此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与中国有关的几种不同的人权观点。
一九四八年的三十条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签字承认，中
共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国人权白皮书”上也宣称对该宣言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宣言”开
宗明义、直接了当地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认可此一原则乃是
今日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象征，并希望每一个会员国给予普遍、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宣言”条款大致包括如下内容：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其基本生活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
障；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未经公正和公开的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被视为无罪；任何
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受攻击，其私人生活不得干涉，法律应给以保护；任何人有权享有财产
，其私人财产不得任意剥夺；人人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选择职业
、信仰宗教、接受教育的自由；任何人都有平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和在普遍、平等的原则
下进行选举的权利。联合国这一人权宪章，写出了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也为极权统治下的所有受迫害者捍卫自身的人权指明了方向。这样一份简单明的人权
宣言，如果真能象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所说的那样“使之广为流传、展示、阅读及阐述，
不因各国之政治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则共产极权制度可能会稍加收敛，大陆中国人权
状态或许也会有所改善。
今天，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共的人权防线已经打开了缺口，他们开始从原来的
拒不承认中国有人权问题、坚持谈人权问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立场後退，表示
愿意接受外国“干涉”内政，愿意和世界各国坐下来讨论中国的人权现状，这对深受共产
极权制度迫害的中国人来讲，虽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但毕竟是一个好的迹象。前面提到
的中共“人权白皮书”，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气候下，中共抛出来、为其被动的人权外交
进行辩解的一份杰作。在这份文件中，中共宣称，在它治下的中国人享有诸多人权，而生
存权是中国人的首要人权。文件称，生存权是中国人在其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
由于它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因而生存权也就基本解决了。中共夸口，它赐与了中
国人广泛的政治权利。文件强调，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的历史性选择，在其领导下，人民除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外还有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及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等多种保证公民参与国家管
理的公民权利。这份文件还列出了中共承诺给予中国人的其它权利，诸如：公民有受教育
权、人人享有劳动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及婴儿、残疾人均受国家保护等等。单从“白皮书
”的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确实给了中国人不少权利，即使这些人权规定与联合国人权宣
言还有许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还有不少差距，按照“白皮书”的逻辑，国际社会也该承认
中国大陆人权问题已经获得基本解决了。然而，懂得共产党宣传套话、官话的中国人都清
楚，在强调了“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代表人民”的任何许诺後面，人民的含义早已被偷梁
换柱，任何不愿成为共产奴隶、甘当共产党驯服工具的中国人，早已被共产党排除在人民
范畴之外了。因此，其所承诺的人权，只不过一纸空文而已。关于这一点，在此暂不多叙
，本文下面会专门谈到。
孙中山先生至今仍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尊为国父，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一不以标
榜继承中山先生思想来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中关于人权有许多精
辟的论述，在我们讨论中国人权问题时，回味一下中山先生有关人权的若干论点，或许大
有裨益。孙中山称人民管理政事就叫民权，民权主义要求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中山先
生认为，当今是君民相争、善恶相争、公理与强权相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君权愈专制，民
知亦愈进步，君主的无道，人民不能忍受，便起来反抗，便有了民权时代。孙中山认为，
民权思想中国古已有之，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孔子四海一家的民权
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古代的君轻民贵思想。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应采用民
权主义，因为民权主义顺应世界潮流，而且可以化除封建主义想做皇帝的思想。中山先生
强调，不平等是帝王蓄意造成的，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等各方
面人人都享有平等地位才是真正的平等，民权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人为的不平等，实现
大家的真平等。今天人们拿中山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人权观点来对照中共治下的人权
现实：共产党建政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多次出现的极权与民主之争；共产党领导高於一切
、老百姓只能做驯服工具的连篇累牍宣传；共产党人为划分阶级、制造特权、不断推行各
种等级制度的事实，对改善中国人权、推动大陆争人权的斗争，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
世界知名的中国见人士魏京生，特别提醒国际社会注意极权主义者强加于人权的意识
形态概念。他说，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与不尊重人权的专制制度，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构筑
社会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同，以及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基础价值观念不同。一切专制主义者
的价值观念，只能产生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取消或压倒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意识形态，希特
勒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所
有不尊重人权的专制奴役社会模式，无一列外的都是靠暴力、欺骗和不讲理来维持的，在
这种借助武力维持的专政下面，所谓“人民的选择”，只不过是欺骗的成果辅之以刺刀坦
克威胁下的言不由衷而已；共产党政权所强调的“各国有选择自己社会制度的权利”，仅
只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而沦为政府及其官员奴仆的人民，早
已永远地丧失了自行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对于中共的此种论调，国际社会不应予以承认
，以防损害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拖长中国人遭受法西斯极权蹂躏的时日。魏京生的话清
楚地阐述了一切专制制度排斥现代人权概念的社会现实，值得关心中国人权现状的人们认
真对待，更希望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从以上几种人权观点不难看出，虽然大陆中国政府今天也接受了人权概念，承认赋予中
国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但它对人权凭空捏造的“共产党代表人民”、必须“党”来领导的
神话，显然与举世公认的天赋人权概念大相径庭。为了彻底揭穿中国共产党在人权幌子掩
盖下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实质，阐明共产皇权与人权原则水火不能相容的道理，本文从
中共执政以来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现实、尤其是毛後时代邓、江新极权顽固坚
持极权制度的社会现实入手，结合介绍当今中国人遭受迫害的各种事实和揭露中共“人权
白皮书”面对世界舆论撒下的弥天大谎，通过详实而细致的叙述、分析、论证，指出只有
彻底改变共产极权制度才能彻底改变今日中国人悲惨的人权现状。
* 邓、江时代皇权仍无所不在 *
一、二十世纪中共开创共产皇权
皇权可能是中国人的先天遗传。两千年来的中国革命，始终是王朝更迭，朝代换了一个
又一个，但皇帝及其特权阶层所建立的极权制度从来没有改变过。反之，随着人类文明的
进步，独裁者们又给皇权注入了各种新的荒唐含义，愚弄百姓效忠新极权，顶礼膜拜新独
裁。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毛泽东，一个来自湖南乡下野心勃勃的土包子农民，
被共产党推上了皇帝宝座。经过八年外族入侵、三年匪祸战乱懵懵登登的中国人，突然被
告知，国民党称之为共匪头目的毛泽东，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四九年十月一日，
经过三个月的强制排练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演出了登基大典，百万人参见龙颜、山呼万
岁，其威风胜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自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为了实现其超越“秦皇、汉武，唐宗，
宋祖”等历代帝王的野心，他就一直不停地折腾着中国百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导演了一
幕幕令中国人胆颤心惊的恶作剧。在毛治下二十七年，整人的剧目花样翻新，别出心裁，
镇反、三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一接，最後一直发展到毁灭中国文化传统、
摧毁中国人灵魂的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真可谓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一大奇观。在保卫毛泽东无产阶级司
令部和灵魂深处继续闹革命的口号下，中国的普通百姓，乃至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官僚、御
用文人，一个个都成了毛泽东掌中的玩物。那时节，封建帝王的万寿无疆、钦定皇位传承
、皇帝金口玉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等封建制度下的一切愚民玩艺儿，在共产极权制度
下都有了新的突破，中国人实际沦落为共产皇权下的新奴隶。那时节，宗教、迷信贯用的
读经、忏悔、礼拜、祈祷等各种传教手段都被发展来宏扬毛皇思想，毛泽东竟然变成了超
越皇权的共产神。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中国人，每天都要拿着红色毛语录敬祝“万寿无疆
”、跳“忠字舞”、实行“早请示、晚汇报”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红卫兵，人人手
持毛语录批斗、抄家、杀人、夺权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国家宪法，竟荒谬到明文规
定林彪是毛泽东的皇位继承人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所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驱赶到乡下接受变相劳改的话，你就会承认，毛时代，
那是地地道道的皇权加神权的法西斯极权，希特勒、斯大林的法西斯独裁只不过是小巫见
大巫罢了。
可怜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当官的，被毛作为走资派打倒、
关进监狱、甚至迫害至死，还信誓旦旦地向毛表衷心、作检讨、检举他人。普通愚民百姓
，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拉去枪毙，也要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如果此刻有人告诉中国人，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受人尊重的人权，文革蔑视人权、
宏扬皇权，我想，当时无论中国政府还是那些愚昧的受迫害者都会异口同声回答，保卫毛
泽东思想是最大的人权。
二、中共十二大坚持毛後新皇权
人所共知，共产国家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历来都是当代最严密组织力量的显示。在那儿
，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意念的自负与教条的判断，看到权力的不断分配和合法化。共产党代
表大会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使西方国家议会相形见拙。
毛泽东实现其独裁统治，成为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众王之王，正是通过共产党的最高权
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合法化的。现今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承认，一九六七年举行的中
共九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空前绝後、荒谬绝伦的。然而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毛
泽东却制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鼓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声
言要把实行红色恐怖、疯狂迫害群众、摧毁中国人灵魂的文化革命多次进行下去。那次代
表大会的另一奇迹就是，一贯声称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代表竟也愚昧到了极点，他们参加
代表大会，都不是来讨论党和国家大事的，而是来崇拜毛、向毛表忠心的，有如西藏喇嘛
朝拜布达拉宫的活佛、基督徒见到了圣灵降临一般狂热。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在“毛泽东
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口号下，在代表们对毛的狂热欢
呼声中，中国人被告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听懂的要执
行、听不懂的也要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要“立竿见影”。在那个年代，江清公开宣扬“
假话说一千遍就成了真话”，共产党、毛泽东的不讲理成了真理；谁要是敢不跟着毛泽东
指鹿为马、实事求是地说上两句真话，马上就会变成灭门九族的现行反革命；甚至连沉默
、不表态也犯思想罪，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在那个年代，毛成了中国人的“共产神”，
中国人的命连毛泽东的一张画像都不如，谁要是不小心玷污了毛像，法院可以侮辱领袖罪
判你死刑，红卫兵可以现行反革命罪把你乱棒打死。
七十年代後期，邓小平登上了共产党权力顶峰。为了缓和过去二十多年被毛推向爆炸边
缘的社会矛盾，为了拯救被共产党极左蛮干搞得濒临破产的中国经济，更主要的是为了重
新确立失去了毛神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地位，邓谨慎地开始了“拨乱反正”的非毛化
过程，开始了谋求推行现代化改革政策的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八二年秋，中
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十二大，邓小平称之为四五年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胡耀邦则在他的报告中
称：“此次大会是对历史性伟大转变的总结”、“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制定战略和策略”。十二大对建立在邓小平“黑猫白猫论”基础上的中共务实体制做了
充分肯定。它首先是一反毛时期全面突出政治的传统，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
”提到了大会议事日程上。胡耀邦在谈到农民抵制“人民公社”建立起来的农村生产责任
制时说：“责任制必须长期坚持，决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轻率改变，更不能走回头路”，这
无疑是对毛推行的把亿万中国农民变为二十世纪新农奴的“人民公社”制判处了死刑。但
是，胡耀邦对“人民公社”却只字未提，实际上是回避了对“人民公社”的正面批评。十
二大同样绕过了对毛本人的直接谴责，在再次确认“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对毛泽东以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盖棺论定，显示出为了共产党特权集团的根本利益，十二大根本不
准备把非毛化进行到底。
相对毛泽东的正统路线而言，中共十二大实在是毛生前所预言的“修正主义”大会。在
斯大林死後，苏联共产党逮捕贝利亚、驱逐马林科夫、平反冤案，召开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扭转斯大林体制；赫鲁晓夫在该次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严厉抨击“个人崇拜”，开始了
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自由化运动。毛泽东因此把这次代表大会斥之为修正主义大会，并
把其後推行此次代表大会所定政策、方针的苏共领导人骂作修正主义者。历史就象和人开
玩笑一样，毛泽东死後，中共逮捕江清、驱逐华国锋、平反毛泽东所搞的历次冤狱，开始
了邓所谓的“拨乱反正”，其相似之处，真是令人称奇。然而，邓小平却不想成为赫鲁晓
夫，面对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必然，表现得扭扭捏捏、裹足不前。为什么？以後的事实
证明，共产党还需要毛泽东玩贯了的“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雷锋精神”、“
政治挂帅”、“忠于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共产党一贯正确”、“反党即反人民、即
背叛祖国”等视民众为草芥的愚民把戏，以维持由毛泽东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共产党一
党专政、党老大个人极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十二大摹仿八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腔调，
给中国人制定了一个“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文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时期总任
务，选举了名义上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新中央委员会，实际却是建立了一个由邓小平一言
以定天下事的“垂帘听政”体制。诚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有着
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中共的专制体制并无本质上的变化，人民仍然是阿斗，一切都还得由
共产党来代为设计，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只不过在新形势下
控制和镇压的手法不同于毛时代罢了。
三、毛後时代党治是实、法治是假，邓、江新皇权实实在在
中国在打倒“四人帮”以後，人民通过大量的血泪控诉，强烈要求结束无法无天的个人
专制，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体制。刚刚从毛泽东监狱里跑出来的共产党新贵们，也曾信誓
旦旦向百姓许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有一段时期，中共党报上还连篇累牍地议论法治的
重要性。到今天为止，中共极权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实现了法治，迷信一党专政的中
共产权贵们是否有心实行法治，实在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探讨。借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
，皇权之下绝无人权的道理。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四人帮”首恶、江清案审理的前前後後。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文
革中替毛泽东打先锋的江清，显然对中国这场惨死两千万人的十年浩劫负有直接的刑事责
任。就凭她残害成千上万中共开国元勋致死、和制造全国各地群众组织武斗使无数生灵涂
炭这两点，中共高官乃至黎民百姓无一不要求杀江清以谢天下。然而，中共的头头们，在
江清案审理之前，就早已定好了调子。七九年十月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四人帮
不会判处死刑”；稍後，邓小平也说：“不杀江清，否则让她成了烈士”；三年後就江清
死缓问题，胡耀邦又对法国记者谈到：“会减轻对江清的判刑”。显然是在中共政治局的
直接干预和“领导”之下，中共特别法庭任由江清在法庭跳脚大骂，按事先定好的调子，
仅只判处江清死缓；两年後，八三年一月，中共高等法院又违反“死缓期满，如确有悔改
，减为无期徒刑”的法律规定，以“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为由”改判江清无期徒刑。随後
，不知何年何月，江清又被悄悄地安排了保外就医，直到九一年江清在其女家中自杀身亡
，人们始才得知，江清不知何时早已被释放的消息。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最近北京官场连续发生的几宗经济大案。从九五年初起，邓小平工业
样板首钢董事长周冠五倒台，与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合组香港中资公司“首长四方”的周冠
五之子周北方锒铛入狱，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案败露畏罪吞枪自杀，政治局委员兼
北京市长陈希同“请辞”後被软禁，尉健行接掌北京市委後张百发亚运工程贪污案呼之欲
出，中共建国以来层次最高、涉嫌贪污款额最大高达一百六十三亿人民币的经济罪案，一
个接一个地在公众面前曝光、露馅，国人闻之无不群情激愤。九五年四月，北京大学生在
校园内贴出大字报，要求严惩贪污犯、追查中共更高层的政治责任；对中共官场的腐败、
黑暗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北京市民，更是私底下纷纷议论，认为不枪毙这帮喝人血的贪官不
足以平民愤。然而，对这样大案的处理，大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共当局，照例是由中
央政治局直接定调、通过中纪委紧紧控制事态发展，法院、监察院需听命于江泽民的最后
表态才能开展工作。到此文落笔时为止，贪污案被揭露已经一年多了，遵照政治局稳定高
於一切的安排，周北方案被无限期搁置、陈希同被隔离保护、邓质方无人敢于问津、张百
发逍遥法外京官照当。
对于政治犯和可能出现政治问题的地方，共产党制造冤狱、严厉控制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张志新，共产党一个基层的女宣传干部，文革期间因为对中央文革提出质疑，一九六九
年被逮捕，一九七五年由十五年徒刑改判为死刑。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她被枪毙时，因为
怕她在刑场上喊叫，预先割断了她的喉管，才把她拖赴刑场枪毙示众。文革过去了，共产
党的老干部从新当权了，别看他们不想处决四人帮，可文革期间反对四人帮的五十五名政
治犯却经这些老干部批准，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即四人帮垮台後七个月，被拉到刑场枪毙
了。八○年，邓小平在党内地位稳固後，首先打击新生的自由化运动，宣布共产党自己倡
导的大字报为非法，封闭西单民主墙、逮捕北京之春参与者，魏京生因此被判刑长达十五
年。到了八九年，邓小平更超越了四人帮，动用坦克开枪扫射和平静坐示威的学生，彻底
拉下了所谓社会主义法制的假面具。此後，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通缉、逮捕；劫後余
生的大学生们，被逐个要求写思想反省材料；与学生联系密切的所有青年教师，又仿照文
革方式被送往基层“锻炼”改造；北大、清华新录取的大学生入学，均被强迫送往兵营军
训一年，举国上下再次笼罩在新的红色恐怖之中。
面对日益强烈的国际人权舆论，人权问题成了共产党对外处理外交事务的筹码，对内加
紧控制人民的藉口。八九年九月，亚运期间，共产党藉口首都安全，北京市民被强制赶回
家中看电视，不许出门。也是亚运期间，所有外地人进入北京，必须要有省、市一级的通
行证，否则车到丰台，一律驱赶下车。每年“六、四”，天安门和大学校园军警、特务密
布，所有已释放的政治犯均会遭到秘密拘押，以防范当局所担心的“意外事件”。为了争
取北京市二○○○年奥运主办权和最惠国待遇，自己国家的政治犯可以拿来和外国人讨价
还价。中共奥运主办国落选、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脱钩，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又
一个个地被共产党以“法律”的名义重新收进监狱。
至于对待小民百姓，共产党更无法制可讲。为了驱赶流入城市的“盲流”，共产党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突然出动大批警察、便衣，包围城市公共场所，突击搜查。那些
平日出门闲逛的城市居民，往往会因为随身没带证件，在收容所恶臭的拘留室中，和小偷
、“盲流”一起被不明不白地关上一两个昼夜，实在是叫苦不迭。共产党在各城市均设有
少年管教所，平日一代接一代培养出成百成千的小偷、流氓，任其与警察勾结危害社会。
一旦党的头头们脑袋发热、认为政治需要，政治局就会宣布严厉打击一批，美其名曰“整
顿社会治安”，实际上是杀一批镇吓小民百姓，以维持其极权统治的权威。八三年邓小平
提出要“严打”，小偷、流氓变成了屡教不改的惯犯，被处死刑者超过万人。今年四月起
，江泽民又搞“严打”，六个星期里处决了五百人。如果加上今年春节处决的人数，被杀
者已超过三千。
凡此种种，人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仍是人治，决非法治。所谓人治，归根到底就是党
治；按共产党的规定，党治即党委领导之治，也即党老大王者之治。在中国，地方有地方
之王、中央有君临天下之皇，独裁寡头生杀大权在握，随心所欲从无法律可言，更不可能
有民权之说，此非共产极权制下的新封建皇权，何也？
四、民主幌子下的人民代表大会 ---- 新皇权的遮羞布
共产党建国後宣称，它所赐给中国人民的民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
法都庄严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地方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有立法、任免国家首长、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职权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一国之君”，应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而世人皆知，中国的最高权力并不在人大手中，全国人大甚至连最低权力也不拥有。
中国的宪法还规定了：要有共产党领导、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于是在“集中”、“领导”、“专政”的运作下，人民的含义被偷梁换柱了。毛泽东就
是利用高喊“人民万岁”，把自己变成人民的化身、驾临于人民之上，推行法西斯独裁，
实现其皇帝梦的；邓小平也是藉口民意，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幌子下，打倒他在
党内的一切对手後，登上今日垂帘听政宝座的。也是在“集中”、“领导”、“专政”的
推理下，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现今中国无人不晓、无人不懂、而又无人敢于向暴政质疑的荒
谬逻辑：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实行专政。按照这一荒唐逻辑，
人民的呼声全部被封杀了，共产党及其老大堂而皇之地成了它宪法中的“人民”，而真正
的人民却变成了党所要求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今日江泽民更进一步将这种荒谬逻辑引深
为：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即背叛国家，当然背叛国家的反革命更是罪
在不赦、不得乱说乱动、必须实行专政了。中共在其发表的“人权白皮书”中之所以矢口
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值得研究的是，共产党及其党魁以什么方式和手段控制着人大？它究竟控制到什么程度
？以及它又如何利用人大实现其极权统治？显然，只有彻底弄清这几个问题，才能真正说
明共产党虚伪民主下的独裁现实。
几乎每次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党都要举行一次中央会议，对人大的议事日程、
主题报告、经济计划、国家领导人人选等重大国务问题作出审定和指示。对此，共产党从
不讳言，反美其名曰“体现党的领导”。召开所谓“协商会议”或预备会达成“统一”意
见是共产党控制人大的另一种方式。在预备会上，经过传达党中央事先策划好的建议後，
通常只需几分钟，不经投票表决，即可通过预先拟好的会议议程和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
单。主席团一经产生，立即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选出”副秘书长和大会常务主席，
具体分工他们每一个人按政治局意图掌控大会的职责。这种沿用至今的会前准备和控制方
式，按共产党的话来说，保证了人大成为“全国大团结的象征”，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指
导下民主的优越性；实际是使人大百分之百地不偏离共产党预先确定的轨道，使党魁孤家
寡人的任何旨意都能顺利地合法贯彻。
法国大革命後，颁布了一部“共和八年宪法”，这是一部名义上实行议会制、实际上极
权力于“第一执政”的宪法。该宪法规定法国议会实行四院制，第一院草拟法案；第二院
讨论法案；第三院表决法案，不得议论，被称为“哑巴议会”；第四院批准法案。中国的
全国人大与此相似，也是多院制，它由三院组成。第一院是一百余人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第二院是近三千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全体会议，它仅只是一个表决机器；第三院
是按一百多个地区分开举行的小组会。作为第二院的全会，实际是一个“准哑巴议会”，
每年只开几个半天会，会上除大会主席团预先安排好的几个人可以发言外，其它百分之九
十九点九的代表不能发言。全会上，每当主席宣读完某项决议草案或某项法律草案付诸表
决时，主席照例会征求代表意见以示民主。不过，此刻谁要是敢站出来当众陈词表态，谁
就会冒被全国人大除名的危险。四十多年来，仅七届人大出了个黄顺兴敢于这样做，于是
人们在八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就再也找不到黄顺兴的名字了。被分割成一百多个小组的第三
院，处于大会主席团的严密监控之下，相互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的沟通，仅由大会
主席团安排的一名副秘书长专门负责小组间的信息交流。一百多个小组，每天流出的信息
被划分成两类，一类允许在小组间流动，被选入简报传阅；另一类直接报告中共中央政治
局，党魁和政治局借此得以牢牢地控制、驾驭三千人的人大会。
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
成”；选举法又规定：省和全国人民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而四十多年来的现
实是，无论哪级人大代表，都是由共产党组织提名候选人，交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等额选
举产生的。由此，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所谓人民代表根本不具人民性，充其量不过是由指
定的一批低级共产党官僚、信徒、花瓶选出的另一批指定的高一级共产党官僚、信徒、花
瓶。八届人大新增的十三名香港代表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他们是由北京港澳办和香港新
华社商定，然後交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等额选举产生的，既不代表香港民意，在香港社会
也不具代表性。
七十年代末以来，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开放了直选，然而这样的选举，仍然是由党组织提
名，群众只能在候选人名单上划圈。虽然，目前的选票上留有空白，允许选民填写另外的
候选人，很难相信，在人与人缺少相互了解的今日中国，自发提名能够冲破共产党对选举
的严密控制。
共产党历来以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来标榜他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更是
欺人之谈。在基层投票选举之日，共产党居民委员会的老大妈们会全体出动，上门催叫，
甚至坐在你家不走，死拉活拽非要你去投票不可。谁要是真敢不去投票，派出所的底帐上
早已记上了一笔，总有一天，要跟你算思想反动的帐。最近，共产党又花样翻新，把同一
单位的职工集中在同一选区投票，鼓动职工投本单位领导的票，美其名曰：增加本单位在
政权机关的发言权，实则对选举人又增加了行政监控和经济压力。要知道中国人最怕得罪
单位领导、砸掉饭碗，投票之前谁又能不因此多想一想呢！
今年二月二日，中国爆出了一条别具讽刺意味的特大新闻，属于“国家级领导人”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共产党派给他的十九岁武装警卫谋害了，据说仅仅是因为
刚入伍没一年的小兵图财害命。人们不禁会问，在等级森严的共产党社会，怎么派给李沛
瑶的仅只两个卫兵，而且还是刚刚入伍的新兵。解答只有一个，作为摆设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本来就不重要，而李沛瑶又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担当副委员长的，他在
共产党眼中根本算不上什么“国家级”，充其量只不过统战花瓶而已。李沛瑶的死，再次
用事实告诉人们，人民代表大会决非今日中国之最高权力机关，那只不过是中共虚伪民主
的遮羞布罢了。
五、封建宗法制的传承体制，绝对的共产新皇权
由皇帝或独裁者钦定继承人的权力传承制度，是封建宗法制的精髓。共产党国家的权力
传承从来都是撇开民众在权力核心秘密进行的，而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共产党中国和朝鲜
，在权力传承上，更是全盘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宗法制度。垂暮之年的大独裁者，在其昏昏
沉沉的弥留之际，却可以为亿万百姓指定新家长，此非二十世纪新皇权，何也？
朝鲜的金日成，公然毫无顾忌地传位予子，非本文讨论重点，我们暂且搁置。中国人印
象最深的传位继承闹剧，恐怕要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了。在文革时代，毛泽东先是指定林
彪作法定继承人，毛泽东的皇权和林彪的王储地位竟然也能写入宪法，真可谓是延续了两
千年的中华王朝在二十世纪的新版本。那个时代，人们不仅要仿照欢呼历代帝王的式样整
日呼毛“万寿无疆”，还得仿照历代欢呼王储“九千岁”的方式呼林彪“身体健康”，家
家如此，天天如此，中国人真是被折腾苦了。林彪被毛指为“抢班夺权”折戟沉沙後，毛
泽东在弥留之际，又选中了从湖南湘潭一直到中央伺侯了他十多年的山西土包子华国锋。
七六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临终前写的几个歪歪扭扭大字：“你办事，我放心”，毛
的王位就算传给华了。在官方的指令下，代替“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又
唱起了“中国出了个英明领袖华国锋”。科学发展到宇航时代的中国民意竟会如此被共产
党愚弄，不是皇权至上，又是什么？
共产党权力的新顶峰邓小平并没有从毛的传位问题上接受教训，以农民革命起家，视“
打天下者坐天下”为不二法门的当今中共老大邓小平不但全盘继承了毛的接班理论，而且
敢于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动，让共产皇权的继承制度更加花样翻新。中国人都知道，秦始皇
之所以用“始”字为号，是想着秦朝的万世基业，他的儿、孙可以接下去称二世、三世皇
帝。邓小平垂暮之年，想的也是共产党的万世基业。八二年九月，邓在共产党内提出了梯
队接班理论，声言为使“政治局年青化”、保证共产党“政策的延续性”、使共产党江山
象毛设想的那样“永不变色”，他要建立中共接班的“二梯队”、“三梯队”、乃至“四
、五梯队”。霎时间，中国大陆那些毛时代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封建血统论的权贵子
弟，一个个都按年龄排号成了法定的梯队接班人；由此，中共培养了一批近十多年来权倾
中共朝野、有如昔日王朝太子党人的新贵族。如此现实，谁人能说，今日共产政权不是中
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继续；而在如此皇权之下，又哪里允许中国民意质疑共产制度。
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高明的是，他不要毛泽东的“主席”、“总书记”皇冠，他要学慈
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废黜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迎来三岁小皇帝溥仪作清朝末代之主；
邓小平两次罢黜他一手指定的第二代接班人胡耀帮和赵紫阳，加封第三代江泽民为“江核
心”、以维持中共摇摇欲坠的专政局面，中国的帝王史又何其相似。八七年，胡耀邦被认
为容忍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遭废黜；八九年，赵紫阳面对反官倒的示威学生，因主张
对话，而在坦克声中被驱逐。邓对接班人尚且如此无情，怎可能允许民众有任何思想异化
，“六、四”枪声是封建极权制度的必然，皇权底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就是共产党赐与中国人的人权。
六、邓小平主义，确立新皇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大陆经过了毛泽东近三十年的残酷专制统治，在人性被蹂躏、信仰被摧毁、民众对
共产党的信心丧失殆尽之後，比较讲求实际效益、信仰实用主义的邓小平路线应运而生了
。出版邓小平选集，是中国共产党推出邓小平主义，力图在政治思想上重新统一和控制全
党、全国的杰作。人民日报在“邓选”出版时写道：“学习这本书，就能澄清一些人的糊
涂认识，从而更好地统一思想，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请注意！关键就在“同中央
保持一致”，在要求人们“保持一致”的约束下，毛泽东推行法西斯独裁的私货再次箍到
了中国人民头上。在此，本人将邓选的主要精髓叙述如下，人们不难看出，邓小平主义与
毛主义实在是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区别。
邓选在谈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一方面承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适应“四化”需要
，承认四千万党员中有相当多的不合格；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这里，邓小平在党员素质上、在
党的基本建设上兜了个大圈子後又绕了回来，还是要人们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为了要人们
相信党领导的必要，邓小平不止一次断言，“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天下肯定大乱，肯定四
分五裂。”邓小平忘了正是党领导了文化革命，中国才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而他
本人也不得不因此两次下野、前往江西接受改造。邓小平更忘了海峡对面的台湾，那里没
有党的领导，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不过共产党人的思维逻辑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的
，在他们的概念中人民没有、也不允许有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邓选继续鼓吹毛泽东超国
家一党专政极权的原因所在。
邓选在强调维持共产王朝万代基业方面，使用的腔调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
讲如出一辙。虽然它也批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许诺不再搞政治运动，但还是象毛
那样动辄就煽动说，要注意“江山变色”、“人头落地”，为共产党有朝一日实行红色恐
怖作思想准备。在为他上台以来所推行的各种政策进行辩护时，他危言耸听地告诫党员和
对共产党愚忠的追随者们，要防止“犯大错误”、小心“亡党亡国”。按他的话讲，帮派
分子不肃清会“亡党亡国”；不批叶文福在北师大的讲话会“亡党亡国”；机构不精简会
“亡党亡国”，不按他的路子搞改革开放也会“亡党亡国”，一切的一切，都被提到了“
亡党亡国”的高度。他利用人民对文革苦难记忆犹新的心里，动辄就指责反对他的人是“
造反派捣乱”，不能容许他们“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种语调，中国人是如此耳熟
，毛泽东不也曾用“资本主义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传挑动过中国人吗？这种
煽动的手法，在那法西斯猖狂的年代，欧洲人不也都领教过吗？显然“亡党亡国”是邓小
平挥之不去的心病，邓选在字里行间早已泄露天机，未来任何动摇共产王朝基础的迹象，
他都会毫不留情地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以后发生的“六、四”镇压便是明证。
邓小平抨击毛的“家长制”、“一言堂”，却又强调新的中央极权，强调“高度的统一
集中”，更强调“特别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说穿了，邓是要人们顺情顺理地接受从
毛大家长的独裁过渡到邓大家长的独裁。在共产极权体制下，为了确立党魁一人独裁，历
来都是借助个人崇拜神化党老大，所以当发生权力更替时，从神位上拖下老神换上新神，
一直是共产党宣传感到棘手的一个难题。邓小平打算确立自己的独裁体制，当然也会遇到
同样的问题。为了证明邓一贯正确，人们可以看到邓选喋喋不休地叙述国家几年来的重要
决策都是来自邓小平一人的思维，反复吹嘘这些决策如何地“行得通”、如何地“受欢迎
”、又如何地“国家有幸”。归根到底一句话，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一贯正确。因此，今
日中国，无论人民利益、无论国家安危，都必须由他这个新独裁者代为思想了。
新独裁合法了，独裁者的凶相也就原形毕露了，请看邓选对思想解放中出现的言论问题
是怎么说的：“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在这样的问题上，人们从来就没有“放”
，当然也谈不上“收”。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活动？”（
邓选二一八页）你看，要多霸道有多霸道，完全是法西斯独裁者的逻辑。要知道，按照中
共的法律，反革命分子人身自由早已被剥夺，哪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
，依法当然有言论自由，只有让人家说完了，你才能判断是否反革命，那又怎么能不允许
呢？人们读邓选，只要边读边思考，一定能透彻了解中共法西斯独裁的本质。
邓小平不愧为中共当代的总设计师，他懂得随着新时代全民现代意识的攀升，在中国再
想推行毛泽东农民意识的愚民政策已经行不通了，於是在提倡精神文明的口号下，邓时代
的新雷锋运动产生了。针对八○年以来的“三信”危机，中国的宣传媒体大张旗鼓、声势
逼人地开展了树立新雷锋张海迪的运动。这次，在总设计师的指导下，中共的宣传机器学
乖了，毛时代那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笨拙宣传不见了，推
出来的是对共产党“三热爱”、为“四化奉献”一切的新英雄。老戏法新包装，维持共产
皇权哪能轻易抛弃愚民教育，邓选中清楚地写着：共产主义的一套精神是“不需要多么好
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水平”就可以建立的，从延安到北京就是靠它过来的
（邓选三二六页）。邓选也公开指责，有人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荒唐的批判”，要求人们加以抵制。现在中国人
都知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毛泽东要老百姓做党驯服工具的同义语；“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是共产党造就黄继光、董存瑞式堵炮眼英雄的大骗术，邓小平的愚民目的岂
不跃然纸上，其坚持共产皇权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
作为实用主义者的邓小平清楚地了解，坚持共产皇权与维护极权统治利益不可分割，所
以当人们接触到批毛问题时，邓就对此定出了严格的框框。他规定批毛“要粗不要细”，
给毛定性要“三七开”，并对毛的评价定了许多限制，诸如：要多讲毛正确的东西、毛是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给毛抹黑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错误大家有分，等等。邓小平
讲得明明白白，评毛要对“整个国家形象、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对毛的“错误意见要硬
着头皮顶住”，“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就“否定
了党的光辉历史”。在这里，邓选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捍卫共产皇权的形象，关系到极
权体制的存亡，为此共产党是不会作丝毫让步的。
七、共产皇权摇摇欲坠，儿皇帝妄图回归毛时代
八九年“六、四”运动，全民公开挑战共产极权体制的合法性，风雨飘摇、危机深重的
共产政权用坦克给中国人送来了儿皇帝江泽民。在当时的共产党高层，论资历、论功劳、
论能力、论权力基础，都无论如何数不上江泽民来当皇帝。但这个按共产党家规，其合法
性、正统性都成问题的江泽民，却偏偏被邓小平一把抓来黄袍加身、抱上了皇帝宝座。为
了巩固江泽民的地位，邓小平敕封了他一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雅号，接着又授予他中
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江泽民拥有了毛泽东曾享有过的中共党政军一切
大权。
五年以後，邓小平变成了活僵尸，儿皇帝自觉羽翼丰满，於是九四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
会上，江泽民的独立宣言出笼了。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宣
布：“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江泽民是在利用党代
会宣告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机会主义政策已经改变，他正下决心回归毛时代的正统共产极权
体制。为了配合他所宣告的改变，江泽民主持编辑的“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论民主集中
制”出版了。该书二十三万字，其着眼点在维护江“核心”反复声称的“中央权威”，新
华社电讯称该书出版是“配合学习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
宣布独立自主後的江泽民，力图仿效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的绝对权威。四中全会刚过，
江泽民将全会上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十几名中央委员安排到京西宾馆，强制组织学习班
，责令提高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思想认识，并提醒他们“少数人意见在党的会议
上被否决後，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接着，江开始了一系列巩固自己独裁权
力的行动。在党内，安排上海亲信曾庆红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在军
内，继排除杨家将後，又借授上将军衔收买军头效忠，并提升迟浩田、张万年为中央军委
副主席，制衡总要向江摆摆老资格的张震、刘华清；在政府内，江原先在上海的人马一个
个上调进京，从国务院到中央各部都安插有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江泽民嫡系，被中国人戏称
为“新上海帮”；在地方，上海浦东新区成了比深圳等经济特区还要特的特区，给百姓树
起了江记开放政策新形象。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事物的发展永远如此，一朝天子、一
朝臣，人民只有当顺民的义务，绝对没有对国事发表意见的权力。
刮左风、抓意识形态斗争是中共极权独裁者巩固权力的拿手好戏，江泽民自然也不例外
。九五年九月，在中共五中全会上，江首先提出“讲政治”，刮起了回归毛时代的左风。
江泽民在内部讲话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要反“西化”,
要坚决反对“泛经济主义”。接着，一本旨在批判邓小平路线、文革腔调十足、由左王邓
力群搞出来的第二个致江泽民万言书，开始在北京广为流传。万言书全面系统地批判了中
国目前的改革路线，提出了一整套它所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策，声言中央若
不重视万言书的警告，中国将会发生大乱。无独有偶，另一本介绍新加坡独裁专制、宣扬
树立个人权威、由左将徐惟诚编撰的“新加坡精神文明”也在北京出版。鉴于该书从资本
主义角度，为标榜改革开放的江泽民提供发展个人权威的理论依据，自然倍受北京官方赞
许。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大陆文坛左派笔杆贺敬之、李准、巍巍等也上书江泽民要求展
开第三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矛头指向自由主义作家，责难他们混淆阶级观念，政治
倾向敌我不分。为了加紧思想控制，当局同时收紧了对媒体的管制，中央明令要管紧大报
、控制小报、不办新报，声言对报刊主管要撤一批、调一批、补一批。大陆刮起的这股凛
冽的意识形态寒流，有如毛制造文革舆论一般，正在为巩固儿皇江的中央极权主义推波助
澜、保驾护航。
纵容太子党为所欲为中饱私囊以笼络权贵，借用“稳定压倒一切”严厉打压异见人士以
维持无上权力，是今日王朝末日新独裁者的新特点。据九四年末北京银行调查，私人存款
超亿元的共有十七户，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十五户。近年来北京流传有超级四大家族之说
，所谓超级四大家族者，即：邓小平、王震、荣毅仁、李灏家族。这些人权倾朝野，敛财
不择手段，大有王朝末日、捞足了远遁他国之势。据传，邓三公主邓榕为外商解脱一艘在
湛江港被扣的货轮开价竟高达三百万；原深圳市长李灏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项就
进账三千万。与此相对照，国家统计局宣布，九五年全国月工资水平，最低不足三百元；
加上目前大陆近半数以上国营企业关门，工人失业被迫流落社会自谋出路；亿万农民迫于
苛捐杂税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寻找出路，共产王朝，已经是风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
坠了。
和任何法西斯独裁者一样，迷恋毛皇极权的江“核心”当然也迷信特务政治和铁血镇压
。在此，我们暂且不提世人皆知的魏京生二度入狱和九五年“六、四”前和平签名的发起
者被捕之事。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九五年秋世界妇女大会上，共产党特务到处干扰、破坏
大会的情景，就可想见中共特务对普通人民的迫害了。这里，有一个说明中共特务无所不
在的具体例子。九五年六月四日早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娱乐新干线”开播，节目主持
人朱惠明在广播中说了下面一段话：“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好多纪念的日子。今天是
什么日子？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今天纪念什么？请听众朋友不必问，也不必猜。下面
就请听台湾歌星齐秦唱的纪念日。”就这么几句话，立刻犯了中共的大忌，歌曲没播完，
广播立即被停止了。随后，朱惠明被国安局隔离审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受到追查，特务
政治控制到如此严密程度，共产皇权下的言论自由究竟如何，就不难想象了。至于血腥镇
压，这里也有一个例子。今年四月，香港报纸报导了解放军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一二、
六反革命案的消息，在大兴县某军事基地内审理的一起军内异见人士案件，仅因有反革命
纲领而无反革命行动，就有多达三十九名中、高级军官被判死刑。这一案件的审理，再次
告诉人们，希图效法毛皇、重新强化共产皇权的江泽民，对敢于向共产党独裁政治提出的
任何挑战，都会象毛、邓一样毫不手软地坚决镇压。
* 皇权体制下的人权谎言 *
一、如此生存权
九一年十一月的中共“人权白皮书”称，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没有
生存权，其它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它引述了“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的论点
，列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中共当政前中国人因帝国主义侵略和“三座大山”压迫死于战
乱、贫穷、饥饿的一连串数字，声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才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
了温饱问题，获得了生存权。“白皮书”列举的数字包括：一九○○年八国联军塘沽屠城
五万，天津屠城九十万；一九三七年起的日本侵华战争残杀中国人一千万；一九三七年十
二月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一八五二年贩卖汕头华工致死八千人；日本占领东北害死华工七
十多万；一九三一年华东大水死亡三百七十多万；一九四三年河南饿死三百万；一九四六
年全国饿死一千万。这些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确实令中国人不寒而栗，可以激起中国人对
共产党指称的“三座大山”的仇恨，昔日共产党夺取政权，此类宣传确实起过不小的蛊惑
人心的作用，今天或许还能为中共指称外国人谈人权是干涉中国内政帮点小忙。
奇怪的是，夸夸其谈生存权、而又英明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如此“历史性”成就的中
国共产党，自其当政以来，从来都没有公布过被其迫害、屠杀致死或在其发动的历次运动
中不正常死亡的人数。下面一些中共无法否认而又不愿让其公诸于众的数字，很值得人们
比较、回味、思考。据中国“左祸”根据党史资料记载，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
造成大饥荒，三年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四千万；据中共内部文件透露出来的显然偏低的数字
显示，文革死于迫害和武斗的人数为一百四十五万；据大赦国际提供的资料显示，一九八
三年邓小平以严打为名，大开杀戒，拘捕近两百万人，有九十六万惨遭杀害；至于八九年
“六、四”屠城的死亡人数，至今说法不一，有说逾万，有说千人左右，但无论多少，总
归是自认能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步老外后尘、屠杀自己人民的“英明”创举。中共
还有许多屠杀自己治下人民的记录，至今不愿公布，例如：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
不顾抗战结束、全民要求休养生息的意愿，急于夺取政权，在苏联支持下发动三年内战究
竟死了多少中国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又处决了多少
人；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整肃知识分子和算历史旧帐又处决了多少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
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又有多少含冤而死。中国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自
建政以来，在其统治下四十多年被迫害致死及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七千万，此数字大大
超过了中共公布的鸦片战争後一百年内外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记录。人们不禁会问，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人还是汉奸，为什么它对自己本国人民如此凶残。
香港报刊在报导中共“人权白皮书”的同时，并列发表了一起中共治下深圳官僚草菅人
命、无视公民生存权利的杀人案例，指出“白皮书”的所谓生存权纯属谎言。该案受害者
，大学生唐日成，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深圳人民南路熙龙大厦七楼G 室，被官办
的黄河实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德济带人活活打死，而深圳市公安局在案发後不到七天即作
出结论说，黄河实业公司聘请社会人士代公司收回房产，唐迟迟不开门，这些人由于气愤
才用铁棍击其头部，造成误伤致死。死者妹妹向中共当局伸冤，市委书记李灏说，深圳这
么大，中国这么大，哪天还不打死几个人，打死人也来找我，我哪有时间管这种事？这就
是中共官方在具体案例上对生存权的态度，“人权白皮书”那些漂亮的为中共政权遮羞的
言辞，他们哪里还曾记得。
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记者安琪以世妇会听不见哭声为题，报导了另一桩因违反中
共计划生育政策、产院拒绝救护、造成母子两人不治死亡的案例。报导说，九三年贵州市
医院妇产科病床上躺着一个惨叫了三天两夜待产的孕妇，浑身水肿，已休克多次，情况极
度危险，但由于是第二胎，被认为“非法”生育，医院视而不救，任其自生自灭，直到孕
妇停止呼吸，才施剖腹产术，结果胎儿因脐带绕颈窒息死亡，母亲也因抢救不及时丢命。
中共的一个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断送了两条人命。此时，医院却为脱过了一起“非法”
生育事件心安理得；而家属因为是“违法”生育，不敢追究医院责任，人命大事就此不了
了之。这就是中共强权政治下中国人的生存权，这就是共产党恩赐给中国人的生存权。
也许中共官员会说唐案属于民事纠纷、超生属于违反中共家“法”，都不属生存权范畴
，那么请看自一九九三年起就开始向外界披露的上海儿童福利院残杀孤儿事件。此事由于
该院医生携孤儿艾明出逃，今年初在国际上轰动一时，大量一手材料显示中共无视生存权
，本应代表人类社会给孤儿以温暖的福利院却成了残杀孤儿的场所。据揭露出来的资料显
示，八九年至九一年该院共有四百七十八名孤儿非正常死亡，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六。
据福利院职工透露，该院有一种被称为“就地解决”孤儿的方法，即：由保育员挑选一些
院方认为难于护理又不受管教的孩子，停食、停水，任其活活饿死。上海市共产党自己的
人民代表高君珠等三人，九一年十月二十日秘密察访该院时发现，福利院停尸房中停放着
七具童尸，全身赤裸，均系在十二小时内被冻、饿而死。对如此重大的与生存权有关的人
权问题，九二年四月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帮国指示，不得公开福利院虐孤事件，不准再对上
海福利院作负面报导，记者手中有关福利院的材料全部上交市政府。其後揭露福利院虐孤
事件的该院工作人员被调离工作，参与调查的十四名人大代表在九三年春中共控制的换届
选举中全部落选，指控福利院院长犯强奸罪的孤女仇慰被送往精神病院监禁。这就是当今
登上共产党权利顶峰的上海帮对待生存权的态度，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生存权现实。人们可
别忘了“人权白皮书”正是上海帮掌权後中共炮制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当今的共产极
权主义者实际上同其前辈一样，根本不关心中国小民的生存权。他们之所以在“白皮书”
上反复强调生存权为首要人权，只不过是想以共产党惯用的一边倒证据证明“共产党领导
”是“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从而推定共产党“集中”代表“人民意志”，为它所许诺给
中国人的政治权利，规定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先决条件罢了。
二、刺刀下的政治权利
“人权白皮书”称：全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共民主政治的
实质，中共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适合中国国
情，“人民”“满意”，能够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公民权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白
皮书”又说：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人民的敌
人实行专政。请注意，“民主”前面的“社会主义”字样，它已经明白告诉人们共产党的
民主与众不同，共产党历来都不否认它要实行在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请再注意，中共所
指称的人民敌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中共从未明文规定过它所谓敌人的界限，有时候连
共产党自己也搞不清楚。人们如果不健忘的话，总还记得中共自己的国家主席，文革时一
夜之间变成了人民敌人的天大笑话。显然，今天在中共治下，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惹得
自命“人民”化身的中共头人突然不“满意”了，从而变成“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
，丢掉了中共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今天中国大陆，共产党利用极权主义者惯用的强盗逻
辑、偷换人民概念、打着人民的旗号残酷地迫害人民的骗人把戏，在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新
皇权的遮羞布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此不再作过多分析。
事实胜于雄辩，邓、江时代以来，中国各地连续不断爆出的闻所未闻的迫害和镇压事件
，无一不说明中共所承诺的政治权利，确实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实属子虚乌有，噩运随时
可以降落到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头上。这方面的例子，枚不胜举，这里仅就新闻自由和
保障检举人权利来说明本文的论点。
“白皮书”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公民依法享有著作权、发表权；公民用什么观点
撰写什么著作，选择什么出版社出版都是个人自由。然而八九年五月，现今中共党魁、当
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却宣布，暂停“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派出工
作组代表党政机关对“导报”作出版前检查。随後不久，“导报”又被永久性关闭，该报
工作人员或失业赋闲、或调离新闻出版行业，不但失去了写作自由，而且连起码的劳动权
也丧失了。九一年四月，钦本立病情恶化，上海市委又派人至其病榻前宣读对钦“错误行
为”处理的共产圣旨，实际上等于促其加速死亡。这还没完，钦死後，中共当局又禁止其
生前好友举行公开的追悼会，真可说是赶尽杀绝到家了。这种连死人出傧的权利都要剥夺
精光的法西斯党，你能相信它所承诺的政治权利吗？
“白皮书”称，“宪法”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
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确实，为了兑现这条规定，共产党政府也装
模作样地设立了不少信访办公室。这种接待上访民众的机关，各城市都有，北京最多，不
过往往要在僻静的小胡同里才能找得到。北京市民经常可以看到信访办公室门口穿得破烂
不堪、背着行李卷形同叫化子的上访民众，他们有的整夜蹲在上访办公室门口，等候中共
官员的接待，希望得到中共官员的满意答复。然而，答复他们的往往是北京市的清理整顿
。这时候公安局会开来囚车，把这些人一股脑儿抓进收容所、强行遣返原籍。“宪法”之
外，共产党还有一条狠毒的内部规定，即：任何控告、检举材料，都会通过所谓组织渠道
转回到被告人手中，让被控官员得以肆意报复检举人。今日中国，民告官，越告罪越大，
越告受的迫害越深。“中国左祸”介绍了一个十六岁的云南小“右派”李日垓，因为按中
共规定他不够被定为右派的法定年龄，而且他又确实没说过什么批评共产党的话，於是他
接二连三地上告，结果他从劳动教养一直告到了三次被判徒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二十年
。
民告官没门儿，官告官同样没门儿，从轰动全国的殷正高事件，人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共
产党所许诺的政治权利後面隐藏着的杀气腾腾的专政。殷正高八十年代岳阳市副市长，按
照岳阳市民的要求，八八年他向湖南省纪委写了一封检举岳阳市长谭照华贪污受贿的信，
当然检举信又按共产党的老规矩转到了谭的手上。谭在市委领导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拿着
这封信得意洋洋地讥讽殷：“省里让我们市里来处理，你看怎么办好？”在谭的介入下，
湖南省委决定：对殷正高停职审查。殷被停职审查的消息激怒了岳阳市民，群众上街游行
，新闻界准备将此事向全国报导，事情闹到了中央。中央和谭同是一丘之貉，中宣部长王
忍之立即下令禁止新闻机构报导殷正高事件，禁止任何新闻工作者私自采访殷正高。可中
国还是有那不怕事儿的笔杆子，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闻讯只身赴岳阳调查访问，随即写成
长篇报告文学“活祭”发表于八九年五月号“报告文学”月刊。中宣部发现此事被捅出去
，立即责令“报告文学”停止发行，可民情已无法控制，湖南民众将“报告文学”在各学
校、机关广为散发，长沙、岳阳两地群众打着“还我殷青天”的标语上街游行，事情越闹
越大。图穷匕首见，共产党的狰狞面目最终露出来了。八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
导中共中央对殷正高的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副市长职务，开除公职，并指责他目无组织
纪律、破坏党的团结。与此事有关的民众，许多被以反革命罪判处重刑，最高达十五年，
其中包括岳阳师专副教授、教师、学生和岳阳市的机关干部。至于现在的殷正高，自然也
就永远失去了共产党所许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成了共产社会的无业游民，只好靠妻子儿
女来养活了。
关于共产党所许诺的空头政治权利这里仅仅举了两个带有普遍性的列子，至于中共“六
、四”屠城，两次逮捕魏京生、迫害救助“六、四”死难者的丁子霖教授等劣迹，已是众
所周知的事例，这里不再多述。对于共产党刺刀下的政治权利，文革後良心发现、曾以整
人出名的“文艺沙皇”周扬说了一句话：“古有王道和霸道，社会主义如果不讲民主，就
是霸道；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讲民主，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可怕。”周扬的现身说法，不仅
是对共产党极权统治的莫大讽刺，而且也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中共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三、为法西斯独裁服务的司法制度
“白皮书”称，中国司法工作的宗旨和任务是，依照法律保护全体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和自由，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听起来实在冠冕堂皇。但
如果人们真正接触中共公安、司法体制的各个侧面、并多少了解其内幕的话，你就会对这
种土匪流氓混淆视听、欺骗舆论的说法感到恶心和愤怒。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自古官匪
一家”，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五十年代共产党在各地建立公安干校，其学生的主要来源
就是各城市中学中无法升学、能打会偷的地痞流氓，以后这批人成了今日中共的公安骨干
；其後，军队每年复员转业，许多会钻营的不务正业的兵痞也陆续进入了共产党的公安、
保卫、甚至司法部门，成了当局对付中国人民的爪牙。这批人坏事干尽，无恶不做，诸如
：伙同黑社会作案分赃、借缉私之便公开走私、利用权力大肆敲诈勒索、乘扫黄和守监之
机嫖妓、玩女犯人，今日大陆爆出的社会丑闻，哪一件离得开中共的公、监、法。叫这么
一批官匪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简直是天方夜谈。可是，请注意，共产党养这么一批爪牙
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其真正目的，如“白皮书”所说，是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
进行”，也就是按共产党的需要随时行动、保证共产王朝政权的稳定。
本文以湖南省近年发生的镇压事件为例，说明共产党既无“法律为准绳”之意，更无“
以事实为根据”之愿，有的仅只法西斯独裁者的旨意。这篇发表于港刊的唐柏桥亲身经历
披露：八九民运以来，每逢国内外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中共当局都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反
革命活动”，逮捕民运份子，湖南也不例外。他写道：有位名叫段平的永州人，“六、四
”期间被指控上街散发传单、参加抗议活动、判了两年劳动教养；九一年他刚获释就赶上
了苏共垮台，因为讲了两句牢骚话，公安部门不经任何审理就又判处他三年劳教，将其送
往长沙新开铺劳教所服刑。唐又介绍说：罗马尼亚独裁者被人民处决，中南工业大学院墙
上所有宣传社会主义的标语都被学生涂成了花脸，政府立即派出大批军警进入学校，按照
中共内部文件“加强清查、该抓的毫不留情”的要求，已经被处理过的民运份子再次被判
刑，其中中南工大教师雷少军、曾明分别被判管制两年、徒刑六个月，湖南大学学生钟华
被判刑三年。九○年五月一日长沙火车站出现大字报，大字报揭露中共政治斗争黑幕，指
责共产党假改革之名、行独裁极权之实，於是长沙公安武警处于一级戒备，已经结案的原
长沙“工自联”财务部长柳毅等多人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名再次被捕。唐也介绍了亚运前夕
长沙的情况，他说：中共为给亚运制造祥和气氛，严打、扫黄、除六害各种运动接踵而至
，仅在长沙就枪毙了五十人，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反和平演变的各项政策也不
断下达，要求各地密切注视并打击与海外反动势力勾结的民运份子的活动。在此种气候下
，“高自联”成员、湖南大学学生李少军、魏楠仅因同海外同学通电话即被拘捕。虽然唐
所介绍的仅仅是一个省的情况，但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警察的一切镇压行动并不依
照法律，而只听命于中共中央下达的各种指示。
在谈到镇压时，人们有必要了解中共劳改队对犯人惨无人道的非人待遇，因为那里是中
共对所谓“专政对象”实行专政的地方。如果说当年希特勒的集中营曾引起世人关注法西
斯暴行的话，那么当你了解到中共控制下的劳改营情况时，恐怕就会对中共这个二十世纪
末的是新法西斯有所认识了。随着民运份子被关进凌源劳改城，一座位于辽西荒凉山区、
关押着数十万劳改犯、被中共司法部评为“打击反革命动乱先进单位”的中共古拉格黑幕
开始透露出来了。在那里，警察可以剥光犯人的衣服，任意用高压电棍击打“犯人”头部
、腹部、甚至私部。传出来的消息称：前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冷万宝，因受刑时咬住牙不
喊叫，警察竟撬开他嘴巴把电棍塞进去将他击昏；因参加八九民运被判二十年徒刑的长春
第一汽车厂工人唐元鼐受刑时，四、五根电棍的电都用光了，警察还不解气，又用皮靴踢
断了他两根肋骨。“六、四”二十一名通缉犯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张铭，三年刑期将满时
，劳改队教导大队长杨国平用五万伏高压电棍把他打得浑身电烙伤疤，由于张不肯告饶，
第二天杨又借故把张毒打了一顿。在凌源监狱，中共狱警喝骂犯人惯用的语句是：“反革
命有什么人权？我给你，你就有，我不给你，你就得老老实实；小小犯人有什么人格尊严
，我不给你面子，哪儿有你的尊严。”中共监狱狱警打骂犯人在共产党眼中实在是小事一
桩，他们最损的办法是叫犯人头收拾犯人。蹲过中共监狱的人都知道，狱警总是指定一些
常蹲监狱的流氓地痞替他管理犯人，每当狱警想收拾某一不服“管教”的犯人时，就示意
这批人行凶。被收拾者有被打残的、也有被打死的，事後狱警谎称不知，推说犯人自相斗
殴了事。清华大学学生、“六、四”第三号通缉犯刘刚，在凌源监狱就曾受到过此种待遇
。刘因在狱中颇受狱友尊敬，警察为了摧残他的意志，给他戴上十八斤重的脚镣、并用高
压电棍击他生殖器，然後又将他关入“严管队”让刑事犯虐待、凌辱他。为了警告犯人服
从管教，监狱里还有更绝的一招，那就是把犯人集合起来，四周支上机枪，然后拖出所谓
“顽固与人民为敌的抗拒改造者”，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抗拒改造者”当众被打个脑浆迸裂，这叫做向犯人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在你读到
“白皮书”说“在中国，罪犯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依法受到保护”时，如果联想到狱警
所宣称的“我给你，你就有，我不给你，你就得老老实实”，朋友！你会有什么感受？或
许你会得出这么一条规律：天下的法西斯不但都善于撒谎，而且谎撒得越好听，其独裁专
政的手段就越残忍。
“白皮书”称：中国没有政治犯，有的只是反革命罪，反革命不但有推翻国家政权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且有刑法所列举的犯罪行为。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简直是睁着眼
睛说瞎话。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是把反对专制极权统治者的行动称之为革命
，顽固地不放弃极权统治的独裁者才被称之为反革命，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共产党却要
把对其统治提出质疑或好心地向它提建议的人称为“反革命”，那“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暂且不谈共产党连最起码的什么叫反革命的常识都不懂，也不去
考虑共产党是不是从来就是正话反说的负面人组织，我们只着眼于“白皮书”强调的“犯
罪行为”，先来看看它所称的“反革命”份子究竟有没有这种行为，如果不存在“反革命
”行为，“反革命”罪也就不成立了。九五年二月，“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会同另外二
十五名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联名发表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信，要求保障人权、保障言
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信件发出後，中共当局以王丹已被剥夺政治权利为由拒绝接受
这封二十六人联名的公开信，并对王丹进行跟踪、恐吓、甚至秘密拘禁，至今王丹下落不
明。显然王丹等二十六人的行为并未超出中共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畴，更没有什么“反革
命”行为，那么共产党当局有什么理由对王进行迫害呢？而又有什么理由剥夺其他二十五
人向全国人大提出合法诉求的权利呢？九五年“六、四”前，在北京，除王丹被秘密逮捕
外，刘晓波、刘念春、李海、徐永海等异议人士，也是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履行任何法律
手续的情况下被关押，强调“依法”行事的中共当局，又为什么会突然把自己的法律也给
忘了呢？理由很简单，今日中共已经穷途末路，为了镇压顾不得那许多了，只能不择手段
了。
中共治下的“反革命”，确确实实就是中共治下的政治犯。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
无法遏制的人权呼声，顽固坚持法西斯镇压的中共当局，开始对使用“反革命”罪迫害人
民有所顾忌了。於是为了混淆视听，中共又使出了更加卑劣的伎俩，即给政治犯冠以莫须
有的刑事犯罪名。据中国人权和亚洲人权观察报导，九四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的异议人士都
是被中共以刑事罪名逮捕的。该两人权组织列举了如下事例：毕谊民，北京应用科技研究
所所长，九三年十月被以挪用公款罪逮捕，实际是他在职权范围内向陈子明、王军涛支付
了本应支付的生活补贴；童屹，魏京生秘书，九四年四月被以私刻公章罪逮捕，实际是她
向外国记者通报了魏被捕的消息；张林，原清华大学学生，“学自联”成员，“六、四”
後曾被判刑两年，九四年五月在北京被捕，押回安徽原籍後被中共以他和妻子“非法同居
”罪判处两年劳动教养。据中国人权收集的资料显示，在“六、四”镇压中被捕、其後被
关压在北京第二监狱九中队的六百二十六名北京市民都是以刑事罪被判重刑的，当局称该
中队为“暴徒”中队。从中国人权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明确指示北京、上海等
地律师，在为“动乱、暴乱”案件辩护时，要政治立场坚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应
和检查人员争谁赢了论证、要当作宣传工作指导公民认罪伏法。迫于强权，律师们害怕犯
政治错误，不是拒绝为被告辩护，就是帮助法院诱使被告认罪。如此黑暗的司法制度，如
此蛮横不讲理的极权统治，朋友！你会有什么感想呢？看来结论再清楚不过了，必须彻底
扒掉中共司法制度伪善的画皮，让其为法西斯独裁服务的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世
界舆论共讨之，令中国民众共诛之。
四、共产皇权之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暴力镇压和愚民宣传从来都是法西斯极权主义者的两手策略，崇尚共产皇权的中国共产
党更加不能例外。中共历来喜欢吹嘘它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夸耀自中共建政以来人
民生活如何大幅度提高，当然也忘不了它老生常谈的共产主义教条“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
度，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全体劳动者获得在经济上平等发展的权利”，其结论自然就是共产
党的领导如何无比英明、正确、伟大，要人们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极权统治。为了适应
宣扬邓、江新极权的需要、强调邓比毛更加英明，“人权白皮书”也没有忘记赞扬邓的“
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迅速度发展，更没有忘记美化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诺言，奢谈社会“先富帮後富，达到共同富裕”，“避免了两极分化而使社会陷入对抗
”。未曾经历过共产社会的人们，听到如此美妙的描绘，一定会把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看成
今日世界的世外桃源，“世界人权宣言”所勾画的极乐世界了。
在共产党中国生活过来的人都心里明白，共产愚民宣传惯用两套手法：一曰“向後比”
；二曰“撒大谎”。“撒谎”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这里不再多叙。“向後比”实际上是
共产党惯用的诡辩术，毛泽东时代的“忆苦思甜”，强制人们品尝日本占领时代中国人吃
的“橡子面窝头”，年长的中国人都还记得，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人相信，今天不吃“橡子
面窝头”是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因此要老老实实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接受共产极权统治
。鉴于此，共产宣传从来不愿意同今日世界社会发展的先进水平比，否则共产主义制度优
越性就看不见了；鉴于此，共产宣传也从来不愿意和同文同种的香港、台湾比，否则英国
殖民者和国民党会变得比共产党更加英明、伟大了。今天“人权白皮书”使用的就是共产
党宣传惯用的老套子，列举旧中国的比较数字、列举五十年代的比较数字、列举落後国家
的情况比较，试图让好心的人们相信中国大陆在中共领导下“重视国家、民族、个人的经
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利”。在“白皮书”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宣传掩盖下，共
产极权社会不公正、不讲理、不平等所造成的黑暗和丑恶全被掩盖了，人民的苦难看不见
了。
其实，今日共产体制下人民大众的苦难正是其刻意制造并由其专政机器暴力维持的相互
敌视而又界限分明的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人为地划分贵族和贱民，有意识地制造
对立面，无休止地让它树立起来的某一部分人去斗争它要打倒的另一部分人、以便共产党
火中取栗、分而治之，确保其一统江山的皇权统治，确保共产新贵享有无可争议的特权。
象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宣传为优等民族、鼓动德国人去排斥犹太人一样，共产党进城伊始
就宣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其同盟军，地主、资本家是要打倒的阶级，历史反
革命是要专政的对象，而共产党是高於一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於是，斗争的对立面确立
了，一切社会矛盾都被引向了共产党指定的敌对阶级，共产党公开操纵这场斗争，其特权
和领导地位稳固了。那些财产早已被抢光、四十年来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历史反革
命、地主、资本家，被剥夺了一切“平等发展的权利”，委屈地在共产社会苟且偷生，接
连三代人无法翻身。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逃亡德国的遇罗锦描述了她家庭所受的苦难，
她写道：当年她父母为了抗日愤然离开日本，又因为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毅然留在了大陆，
可是从五三年“三反”运动起灾难就落到了她们家头上。父亲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又是资本
家受隔离审查，几十个“打虎”队员强行住进她家、硬要她家的人互相检举揭发，做大师
傅的老胡因为检举不出什么、被威胁“出身”有问题吓得上吊死了；五四年公私合营，父
母被迫交出了全部财产、包括自家的住房，沦为既无财产又无社会地位的贱民；五七年“
反右”，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她和哥哥变成了右派崽，学校里强迫她们和父母划清界限，
而且无论如何品学兼优学校档案也得给你打上“出身”烙印，让你在社会上永远找不到出
路；“文革”风暴中，父母进了红卫兵的土监狱，亲友皆因“出身”问题被抄、被打、被
关、被杀，哥哥因写“出身论”被枪毙，临刑前还要挖出眼珠给共产党的“劳模”作眼角
膜移植。
在中共法西斯极权统治下，整个中国大陆象遇罗锦那样被搞得家破人亡的家庭何止百万
、千万，到文革结束为止，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都被共产党整到了。共产党人为划
分等级、制造相互敌视对立的手段，又何止阶级斗争理论一种。中共统治中国的各个时期
、各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共产党内部，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平等等级制度无
所不在，其造成的灾难、给中国人留下的伤痕随处可见。人们不健忘的话，可以数出许许
多多五花八门、令人作呕的等级规定，诸如：农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
雇农，而一无所有的贫、雇农被认为斗争最坚决、是农村中中共的依靠力量，於是在中共
的领导下，农村中人与人的对立、斗争一直延续至今；知识分子被划分成左、中、右，被
划分成接受共产党改造的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於是四十年来知识界无休止的
批判、整人一直延续至今；共产党及其军队内，从土包子进城时的吃小灶、中灶、大灶之
分，发展到与军衔制、政府机关工作职务平行的多达几十个级别的军人、干部等级制，以
致最终形成今日之太子党特权和皇权梯队接班制，於是利用这种封建宗法制度推波助澜，
法西斯共产独裁体制得以延续、维持，独裁者一言定乾坤、压制民主、无视真理的蛮横行
径愈演愈烈，而且至今仍然危害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至于适用小民百姓的等级规定更
是名堂十足，什么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之分、什么直辖市户口、城镇户口和
农村户口之分、什么吃工业粮和吃农业粮之分、什么重点照顾对象和普通群众之分，花样
繁多、面面俱到，把中国人箍得死死的，只有服服帖帖做共产顺民的份，绝无“平等发展
”之理。在中国大陆就连学生们考大学也不平等，大学统招的录取分数线有好几种，北京
、上海的高中生进大学最易，省城的录取分数线要高一些；最倒霉的是农村孩子，同样的
分数，北京学生能进北大、清华，农村学生只能进三流的“中专升级”大学。招工也是一
样，城市户口可以接父母的班进厂工作，农村户口想进厂招工，必须是吃工业粮的、还得
交上几千块钱的保证金。今天，在“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幌子下，新的
歧视平民百姓的不平等规定还在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出笼，而农民已经被踩到了社会的最底
层。
“北京之春”九五年十二月号报导了深圳“上陆事件”。位于莲花山、有一百二十三名
深圳打工崽孩子上学的“上陆教学班”被深圳市政府下令取缔，九五年十月七日推土机无
情地推平了孩子们上学的校舍，孩子们不得不含泪坐在荔枝树下上课。深圳市政府对此的
解释是：“上陆教学班”未经教育部门批准，校舍系违章建筑，孩子父母都是没有户口的
外地打工崽。该杂志指出，关键就是其父母没有户口、是外来人员。然而今日深圳的三百
万人口中，有二百二十万是没户口的“黑”人，象“上陆”这样的学校，深圳至少有三十
多所。由此，该杂志质问，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规定，深圳市能保证“上陆”悲剧不再重演
吗？外来打工崽的子女究竟有没有权利获得上学的机会？
近十几年来，力图摆脱农村桎梏的亿万农民，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冲击中国大陆的民工
潮，共产党称之为“盲流”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数高达亿万人的民工潮现象成了
当今大陆独特的社会问题。民工们挤在劳动条件恶劣的厂房里工作，得不到合理报酬，没
有劳动保护，女工们甚至受到人格侮辱，成了“改革开放”体制下的新“包身工”。据大
陆媒体报导，仅九三年发生的三起火灾，就夺去了二百一十九名民工的生命，而原因都是
工人宿舍被反锁，火灾发生後民工无法逃生。迷信强权压制的中共当局，那里还记得他们
宣扬的“先富帮後富、达到共同富裕”的许诺，对民工采取了管、卡、限制的一系列强制
性措施，诸如：发放“就业许可证”，下令堵截民工进入城市、出动警察收容并强行遣返
民工等等，致使当局与民工的矛盾更趋激化。九五年十二月，在深圳龙岗筑路的民工，因
和当地保安人员发生冲突，地方势力竟招来武警开枪弹压，造成民工两人死亡、六十余人
受伤的惨剧。龙岗事件清楚表明，“白皮书”所谓“避免了两极分化而使社会陷入对抗”
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已。难怪九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
也不得不两次公开表示：工人有问题“上访”，不能动不动就指为“闹事”；设立工会维
护打工者的权益，确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为“领导阶级”的大陆国企工人，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目前三分之二的国营企
业亏损，按共产党新规定的破产法，亏损严重者将被宣布倒闭，而只要党权和极权的“先
锋队”现在又为了“先富起来”干脆抛弃了“领导阶级”，使得原来吃铁饭碗的国企职工
正面临着失业威胁。向工人转嫁危机，是目前大陆国企的普遍做法。据“前哨”杂志九六
年四月号报导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陆七成以上国企都不同程度地拖欠职工款项，拖欠内容
包括：工资、奖金、医疗费及各种债券等，某些企业还出现了给职工打白条代替应付款的
现象，直接损害了企业职工的利益。四川省长萧秧九五年三月公开承认，四川约有四十万
国企工人拿不到工资，生活已无法保障。转嫁危机的另一种办法是要求部分职工“下岗”
，“下岗”者企业只付部分工资作为下岗津贴，在目前通货膨胀为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的
大陆社会，被迫下岗者生活根本无法维持。尽管中共头头江泽民一再呼吁保持社会“稳定
”、并以镇压“闹事”相威胁，尽管靠警察、军队维持的共产极权制度今年四月起又开始
了新一轮“严打”，尽管大陆大多数工人面对中共强权感到无奈又无助，但那些被逼到快
要走头无路的人们已经不再考虑後果、铤而走险。据大陆传出的可靠消息：九五年头三个
月，大连、沈阳、北京、重庆等主要大城市，都曾发生过工人的小规模罢工和请愿事件，
极权制度的“稳定”正面临着严重考验。
五、法西斯极权制度使民族问题日趋严重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问题总是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割清楚，例如，回族、维
吾尔族和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藏族和他们信奉的藏传佛教，但“白皮书”在讨论宗教信
仰自由和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时有意识地将其分割开来，企图否认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同一性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今日少数民族与中共极权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往往起源共产
党对少数民族宗教事物的干预与控制。前已叙述，中共把毛泽东神化为共产神，强行向中
国人灌输共产主义，其所采取的传播共产教义的手段完全模仿宗教，可以说是集世界一切
宗教之大成、外加法西斯。作为虔诚信奉本民族宗教的少数民族又如何能够容忍在他们信
奉的真神之上以党领导名义强加上一个凡夫俗子的共产神呢？今天，举世瞩目的西藏问题
看来与此不无关系。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民族，口口声声声称“各宗教团体
和信教公民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独立地组织宗教活动和履行宗教教务”的凡人组织共
产党，却硬要凌驾于藏人信仰、崇拜的活佛之上变成西藏的神上之神，怎么能不招来藏人
的反感，又怎么能不受到活佛达赖的抵制。强调人权问题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白皮书”在
这里就顾不得西藏地区的民情了。
近一年多来，中共围绕班禅转世灵童导演的一幕幕政治闹剧，是当今法西斯新皇权无视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最好明证。据中共西藏电台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报导：一年多前被
中共秘密逮捕的恰扎仁宝齐因丧失“爱国人士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已被撤销西藏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职务。这位中共自己任命的“班禅转世寻访小组”组长之所以遭此厄运，转
眼之间从共产党的座上客变成阶下囚，仅仅是因为他按照藏传佛教习俗在寻找班禅转世灵
童上与达赖进行了联系，就被共产党视为丧失“爱国原则和政治立场”、强行送进了共产
集中营。与此呼应，共产党组织了“一一八”行动，于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京西宾馆
集中七十多位藏区活佛，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宗教局及地方高级官员的监护下，不允许活
佛们与外界联系，甚至不许打电话、不许外出，强行要求他们批判恰扎、否定达赖认定的
班禅转世灵童更登秋吉尼玛、准备随时出席中共安排的“金瓶掣签”确定新灵童。九五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拉萨街头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中共国务院代表罗干率统战部及宗教
局官员“押解”着在京喇嘛抵达西藏首府。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昭寺在军警包围下举行“金
瓶掣签”，寺内达赖喇嘛照片全部被摘除，原大昭寺人员由一些陌生僧人取代，中共国务
院代表罗干、中共宗教局长叶小文、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正中高坐，监视着藏传佛教
这一神圣的、而由共产党预先做好手脚的“金瓶掣签”仪式。共产小班禅诞生後，十二月
八日举行坐床大典，中共国务委员李铁映赐封“金印、金册”，小班禅站在下面聆听李宣
读“金册”内容、领受江泽民“护国利民”题词，俨然是一代共产新皇向西藏小番下达圣
旨。可笑的是，当今共产皇连昔日皇帝的肚量都没有，被指定的共产班禅坚赞诺布坐床之
後即被带回北京、连同他的父母一起软禁于怀柔县王宝森自杀的别墅中，同样没有逃脱达
赖认定的六岁班禅秋吉尼玛被关押的厄运。今日藏人把共产班禅叫作“汉班禅”，一般藏
民均珍藏达赖认定的班禅照片，西藏地区普遍的反映是：“藏族太可怜了，连选择自己宗
教领袖的权力都没有”。（详见香港“九十年代”九六年三月号刊登的发自大陆的报导）
共产党每谈西藏问题都津津乐道“旧西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藏人是依附于官家、贵族
、寺院的农奴”，指责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等九级，并通过
“挖眼、割舌、砍手”等酷刑来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农奴制，从而得出结论：“共产党的民
主改革使世代受压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了人生自由、人格尊严，争得了基本人权，第一次
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然而，“白皮书”却绝口不谈文革时期广西发生的人吃人悲剧。
正是在共产党宣扬的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官员的指令下，一批表示效
忠毛泽东的人竟把被中共迫害的人吃掉、以表示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其残忍程度甚于
它所描述的西藏农奴制百倍、千倍，由此人们难道不能得出结论：在中共法西斯极权统治
下，中国人第一次失去了生存权。了解中共宣传的中国人无一不知，“白皮书”在这里只
不过沿用了共产党惯用的宣传伎俩而已，其真意是要为共产党的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合法性
作辩护，根本无意维护少数民族的人权。不信，请看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镇压的有关
记录。据西藏通讯九六年五、六月号报导：九六年四月五日中共宣布对西藏各寺院进行整
顿後，以武警、公安为主的工作队随即进驻拉萨葛登寺，五月七日为强制僧侣摘除达赖画
像，工作队与手无寸铁的僧侣发生冲突，当场开枪打死两人、打伤四人、逮捕四十余人。
亚洲人权组织九五年十二月公布的报告称：九五年西藏人权状况日趋恶化，仅年初的几个
月内中共就逮捕了一百二十三名持不同政见的西藏人；特别是九五年五月，为确认班禅转
世灵童一事，在扎西伦布寺一次就逮捕了四十八名活佛和僧侣。“北京之春”九六年四月
号报导：九四年中共新极权江泽民视察青海安多前夕，有多达六十余名藏族青年学者和艺
术家被捕并受酷刑拷问；九五年十月南海州兴海县多人因被控参与“拯救西藏”组织而判
刑，其中三十二岁的康乐项刑期长达十四年。“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现场目击和
他获得的中共文件统计：八九民运前几个月，中共在拉萨宣布戒严、对藏人大肆镇压，当
时有四百多人被屠杀、上千人受伤、三千多人被逮捕。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讲演时指
出，在中共统治下，有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于饥饿和迫害，相当于每六个藏人就有一个异常
死亡。九四年十月十六日，“蒙、疆、藏人权国际会议”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与会者发
言指出：中共建政以来，新疆地区有二百五十万人受迫害致死、五十万人被强迫劳改；内
蒙现有的两千万人口中，蒙古人只剩四百万，而文革中就有十五万蒙古人被迫害死亡。
“白皮书”称：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中国对待民族
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中国大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人所共知，新疆原住居民以维吾尔族
为主，中共为改变新疆人种结构、强化其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控制，自四九年以来，仿照古
代屯垦制，在新疆到处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有组织地向新疆大量移民，至今汉人已上升到
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成了新疆的第二大民族。新疆地下矿藏丰富，中国拥有的一
百五十多种矿藏新疆就有一百二十种，其中蕴藏量占首位、二位的有近二十种，然而中共
经济发展政策向东南倾斜、忽视大西北，致使新疆发展缓慢，经济至今仍然落後。新疆石
油蕴藏量可与中东第一大产油国沙特相媲美，不少维吾尔人认为，若非共产极权限制其独
立发展，他们单凭开采石油就可以像沙特那样富裕。最不得人心的是中共把核实验场放在
新疆，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已经在那儿搞了十多次核试暴，严重破坏了新疆的生态平衡，根
本无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命安危。内蒙古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儿去，仅存的四百万蒙古人几
乎都被挤到了山区，只能与牛羊为伍。内蒙煤产量丰富，年产约一亿吨，但煤矿上百分之
九十是汉人天下，蒙古人想当工人都难。更有甚者，八七年中共从西德买进大量核废料，
全部倾倒在内蒙西部，受害的当然又是那里土生土长的蒙古人。至于西藏，中共的控制近
年来更趋严厉。据“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报告：中共对西藏制定了新的宗教政策，要求停
止修复未经批准的寺庙、要求限制年青人出家入寺、要求加强对寺庙及其活动的管制。又
据西藏通讯九六年五六、月号报导，九五年粮食收获季节，中共派出军警配合的征粮队，
以私人储存粮食不卫生为借口，在西藏各地挨家挨户强行搜查、征购西藏农民的粮食。征
购规定每藏克地平均要交售三百五十斤粮食，并且打场时必须先交足征购粮、余粮才能进
仓，而政府的粮食收购价只有市价的一半，其征购手段蛮横霸道可谓达到了极点。由此，
人们不难看出，“白皮书”所谓的少数民族平等发展、共同繁荣，实际只是企图蒙蔽国际
舆论、逃脱舆论谴责的骗人之说。
今天，中共当局“从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推行的无视少数民族自决权利的同化、镇压
政策，不但没有取得“白皮书”所说的“积极成果”，反而招来了少数民族弟兄为争取民
族自决权利而进行的激烈反抗。六月十五日，德国波恩举行了“第二届世界支持西藏大会
”，达赖喇嘛在会上再次告诫中共，西藏的民族自决权应受到尊重，中共当局岂能不闻。
最近新疆频传暗杀事件，面对蓄势待发的新疆伊斯兰分离运动，回想当年南疆巴仁起义，
中共当局心有余悸、如坐针毡。综观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状况，当今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之加
剧，实乃中共法西斯极权统治之恶果，苏联和南斯拉夫极权制度崩溃後民族冲突升级的阴
影正笼罩着中国大地。
* 皇权与人权水火不能相容 *
一、共产皇权之下绝不允许有人权
综上所述，今日中共法西斯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中国的人权既无“广泛性”、也无
“公平性”、更无“真实性”，有的只是盗用人民名义的共产新皇权，对此“人权白皮书
”实际并无隐讳。“白皮书”在叙述中国人权时，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黑线，那就是：“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是共产党“建立”的、共产党有超越法律的
“领导地位”、它“集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任何中国人只要稍有违反共产党“利
益和意志”的表示必定不属于“人民”范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任何关注自然也就“
干涉”了共产党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主权”。人们如果再翻一翻共产党党章的有关
规定、回顾一下共产党的历史、品味一下共产党黑社会式的严密组织形式，就会发现，在
“民主集中”制的幌子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都操纵于可以世袭传承的党魁一人之手，
党魁即今日中国集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于一身的共产皇帝。皇帝一人成了人民的化身，
只容许皇帝个人意志的皇权之下那里容得下亿万百姓的人权，於是真正的人民只能在“驯
服工具”与“反革命”之间进行选择了。充当“驯服工具”就得甘愿放弃人格和尊严，认
命做唯唯诺诺的共产奴才；被打成“反革命”就会被剥夺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一切做人的
起码权利。两种选择皆无人权，只是程度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这种皇权体制下的
社会现实，古今中外一脉相承、大同小异，任何一位对封建皇权体制、对希特勒法西斯极
权制度稍有认识的读者想必都能理解。
最可悲的是那些逆来顺受甘当顺民的小百姓，既使他们整日价小心翼翼，在中国也难逃
共产极权专政之灾。严正学现年五十岁，浙江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九三年七月二
日他在北京与一公共汽车售票员发生争执，欺负惯了外地乘客的售票员招来了警察，他就
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海甸区一个派出所拘留了。在派出所，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即对严进行拷
打，手拷、电警棍全都用上了，直到深更半夜才将他扔到了大街上。严被路人救起送往医
院，经西苑医院检查发现，严头部、背部、双手、阴部多处受重伤。此事经新闻媒体曝光
，面对舆论，中共法庭被迫将其中一名行凶打人的警察张驰判处一年徒刑、缓刑一年执行
。九三年九月，警察的报复马上落到了严正学的头上，严被控“偷”自行车，而北京市政
府的一个委员会未经核实竟据此判处严两年劳动教养。共产极权社会发生的事就有这么荒
唐，就有这么蛮不讲理，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皇权体制下，那些维护皇权的走狗、爪
牙被授予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只要他们不触及极权统治的根本利益，滥用权力侵犯人权者
不但无罪，甚至反会因宏扬皇权有功而受褒奖。严正学案件在中国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普
遍性。
在今天人类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任何一个奉行极权、独裁的统治者都明白，皇权要依
靠法律来确立、支持，践踏人权也要借助法律来掩盖、并使之合法化，推行法西斯独裁专
制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剥夺每个中国人应该享有的天赋人权、为了
封住中国百姓的嘴巴、压制不同政见，共产党制定了无数可以供其随意运用的法律、法规
，作为其镇压平民百姓的工具。请看中共“刑法”条款中的“反革命”罪，它规定凡是“
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一切行为皆为“反革命”。按照这一
规定任何表达不同意见的个人和团体均可被中共视为“反革命”，而对“反革命”的处罚
五花八门直至死刑。请看“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它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
由限制人的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基本自由。按照此法凡是当局“认为”会威胁
现行政治秩序的一切行为均要受到处罚，这样无形中赋予了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包的权力
。再请看“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中共称之为用行政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是共产党特有的无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即可关押平民百姓并强制实施劳改的恐怖手段
。利用“收容审查”，警察可以毫无理由地无限期关押“犯人”，直到审查清楚为止。借
助“劳动教养”，当局除强制“犯人”每天进行十多个小时惨无人道的“劳动改造”外，
还可借口安排“就业”将“犯人”终身留在“劳教所”内（“犯人”称之为二劳改）。请
注意，这里所指的“犯人”并非真正犯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自知无法向社会大众
交代清楚的良心犯、宗教犯、少数民族、逃避贫穷的“盲流”等等，故此有意绕开法律程
序，美其名曰“人民内部矛盾”。然而，“收容”、“劳教”对付“犯人”的残酷程度，
有时较之判刑更甚。朋友，当您了解到中共极权制度这些公然践踏人权的法律规定时，当
您听到或看到共产皇权下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遇时，您也许就会认识到共产皇权是根本不
允许任何人讲人权的。
二、君权愈专制、民知愈觉醒，封建法西斯皇权必须彻底铲除
八九学生运动是一场共产极权体制内的宪政民主运动，学生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宪法、拥
护共产党的改革、帮助共产党推进民主、要求以法治国、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并没有超
出共产党宪法允许的范畴，更没有要反对共产党的专制极权政体。然而，共产党却无法容
忍学生这场有限度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共产党的元老们把它定性为“否定共
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动用坦克残酷地镇压了。
八九学运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极权体制有了初步认识，开始提出宪政改革。阮铭
在为“六、四”五周年而作的专栏文章“人权与宪政”中写道：过去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主
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凌驾于宪法、国家和人民之上造成的，所以首先要确立宪法的权
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新观念，废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至上的旧观念。对于如何推
动宪政改革，阮铭一方面希望有地方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中央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主
张以共产国家体制为出发点、反对另起炉灶。与阮铭同时，严家其等人搞了一个“中国人
权九十九条”，希望通过法律条文的方式限制极权主义者及其爪牙滥用权力、切实保障中
国人权。九五年二月末，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将他们宪政改革的理念再次付诸行动。
前已叙述，他征集了国内二十五名有影响力的人士联名致函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
政府切实保障人权，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跟踪、恐吓和秘密逮捕。看来主张宪政改革的知
识份子和学生一样单纯，他们可曾想到过如果共产党接受宪政改革、接受法律对其权力的
制约那还是迷信强权的共产党吗？那还会有共产党的法西斯极权专制王朝吗？极权主义者
难道真会自动放弃权力、放弃既有特权吗？
民众在觉醒，面对残酷镇压，中国人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持续不断，鼓舞着
後来者总结教训、继续前进。请看中国大陆传出来的消息：张京生，湖南韶光电工厂工人
、八九期间长沙工自联顾问，他曾敦促工人罢工，并发表“紧急声明”号召反抗“六、四
”镇压，其後他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十三年。一九九一年，北京的陈宴彬和张亚非因印
发政治刊物“铁流”、组织中国革命民主阵线，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成立反革命集团
罪分别判处十五年和十一年徒刑。一九九二年初，中国自由工人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散
发传单，鼓励工人成立自由工会、要求建立“公正的、有人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工筹
会负责人之一刘京生、北京通县化工厂工人，被控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十五年。
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因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并起草“关于中国人权
问题的声明”被逮捕，随後被判刑二十年。一九九二年，湖北武汉逮捕了张敏鹏等十四人
，原因是组织共和党、要求在中国实现多党制，张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一九九四
年三月，保护劳动者权力同盟的一批人在北京被捕，其中有该同盟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法
律讲师袁红冰、律师周国强，同盟章程主张成立法人社团保障劳动者权利、建立仲裁机构
解决劳工纠纷。一九九四年五月，上海计算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上海人权协会主席李国
涛，因向警察递交要求举行示威游行的申请书被捕，该协会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一直存在，
中共始终拒绝给予注册。一九九四年六月，上海医学院的鲍戈致函中共政府要求建立“人
权之声”组织，未经审判即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所有这些报导都表明，中国人已经开始
懂得只有利用有组织的集体力量，才能从中共法西斯极权统治手中争得人权。上述组织之
所以暴露，其原因不外乎某些成员幻想中共政权会让其合法存在，或者某些成员丧失警惕
让中共特工混入了刚成立不久的组织内部，但能够走上有组织地与中共极权抗争的道路毕
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偏僻城乡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大陆受极权统治的压迫更深，那里人民为争取和维护自
身权利斗争的消息通常被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但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这些地区争人权的斗
争更加激烈，令中共极权主义者心惊胆颤。一九九三年一月至六月，四川仁寿县农民为抗
议地方当局推行新税制、强行没收个人财产抵税发动暴动，暴动三起三落，最终被武警镇
压。一九九五年秋天，浙江富阳市民因政府发行彩票搜刮民财发动暴乱，感到受骗了的市
民群情激愤涌上街头，万人抢劫放火，省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戒严三日、以维持秩序，但
最终却抓不到一个“坏份子”。一九九○年四月，南疆穆斯林举行巴仁起义，“穆斯林圣
战军敢死队”号召穆斯林攻下巴仁乡、占领阿克陶、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起义被安
全部队残酷镇压，全疆有数千人被捕，有一个乡的男人全部被杀光。九五年十月一日，乌
鲁木齐市举行庆祝新疆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幕的瞬间一气球突然升空爆炸，
当场伤三十余人，其中七人重伤，当局称此乃穆斯林分离份子所为，而穆斯林却扬言要杀
尽与中共合作的内奸。据大赦国际和香港媒体报导，类似仁寿的农村骚乱，近年来大陆四
川、河南、安徽等贫困省份均有发生；据西藏通讯报导，尽管达赖喇嘛主张和平解决西藏
问题，但这一两年来西藏各地也一再发生自制炸弹攻击事件。看来，靠农民革命起家的中
共极权制度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暴力革命，新华社一九九五年第四十九期“内参选编”刊出
了“谢世强调：不要逼农民来反对你”的敏感文章，借现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之口道
出了中共统治阶层对爆发暴力革命推翻共产王朝的严重忧虑。
尽管暴力已不是今日文明社会所崇尚的目标，但是对于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靠残酷镇
压和愚弄欺骗自己人民来维持的二十世纪共产新皇权，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清楚认识到只有
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铲除封建法西斯极权制度、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才有可能获得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肯定的、人本来就应该享有的天赋人权。孙中山先生讲得好，
当今是君民相争、善恶相争、公理与强权相争的时代，君权愈专制，民知亦愈进步，君主
无道，人民不能忍受，自然起来反抗，民权时代就来临了。今日中国，为官穷凶极恶、社
会道德沦丧，那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贱命不值钱、充满怨气怒火的工人、农民、少数民族
，正在成为推翻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主导力量，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权时代的曙光正在冲破
黎明前的黑暗冉冉升起，召唤着中国广大民众为自由、为人权、为美好的明天、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向共产皇权发出最後一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