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民主运动应采用之战略与策略
                                                            * 高寒 *

   1、海外民运的公信力降低，最本质的原因应是：七、八年过去了，它并未交出
漂亮的成绩单！一个战绩平庸的球队，是不可能获得（更别说持续地获得）公众喝
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从民运的基本战略、策略上找原因了。这包括
：民运组织的角色定位，海内外民运组织的关系，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
关系，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的关系，如何把现今彼此分立的海外民运社团拧成一股
能以对中共极权造成威胁的有效打击力量，如何统一民主运动的宣传口径，如何选
择扩展民主运动的突破口，如何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台湾
、西藏、回族反抗组织结盟，如何筹措民主运动所必须的资金，....等等。
   2、无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国民运策略的人大都可能会联想到胡
平写的“中国民运的反思”。胡平经反思而得出的、并由其极力鼓吹的非暴力抗争
理论，对民主运动究竟有无指导价值在此姑且不谈，至少它并不逻辑地直接引向否
认非“法”的地下斗争。
    胡平的那本书，至多也只是谈到了“本应怎样做”或“应当怎样做”，但却没
有谈最根本的问题（是忽略？是遗忘？）、“只有由谁来这样做”才能最大把握地
导致某种预期的良性（选择）结果。须知，当民运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刻准
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领导、与由临时凑合而成的“菁英群体”七嘴八牙瞎指挥
，绝非同一码事。说白了，胡平的书只涉及棋谱（暂且不看该棋谱价值几何）而未
涉及棋手（队）。然而忽略了这後一环节，比赛的结果与那种棋谱、棋手两个环节
一概都不讲就要上场去与“专业棋队”对抗的赛事又有什么两样呢？其最终命运无
非是注定弈局必败罢了。同样道理，在一个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
均被剥夺殆尽的极权社会里，对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现场指挥机构的
背後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影响与运作，其结局肯定不会是一样的。俗话说“外行看
热闹、内行看门道”，在此我们如若把“看”改为“干”，那么“外行干热闹（干
得欢），内行干门道（抓成效）”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了“八九”民运进退失据
的真谛。
    人们之所以认为“胡平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关键就在于今日中国缺少一个平
时训练有素的、关键时刻能与共产强权针锋相对进行对抗的、强有力的秘密组织力
量。倘若民运组织继续坚持所谓的“合法性”、“公开性”（其代表性主张可参看
杨周“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分别载“北春”九五年一月号和“中春”九五年十
二月号），倘若民运组织继续采用胡平的乌合之众人人有份原则，那么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这种“民运组织”在大陆、甚至海外就只能是“荡然无存”了。如此一来
，即使历史再给我们十次民运高潮的机会，民主运动看来也只能是大伙儿“跟着感
觉走”，难逃被极权暴政残酷镇压、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厄运。
   3、眼下，许多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都感觉有一种紧迫感。一方面
，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权世代交替、并随时有可能突发政治危机的最敏感时刻；
另一方面，与这种随时有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形势相比，中国现有各
民运组织却很难说已具备了那种一遇危机即可迅即动员进入角色以影响政局发展的
基本素质。然而，政治组织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整体素质，又决非仅靠少数菁英的临
时发挥所能奏效。它多少有点象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那样，要靠平时有计划地培训与
演练。“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尽管人们已经论及了许多缘由，但当机遇降临时
，以一支临时凑成的业余棋手去挑战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棋手，恐怕应是失败的主
因之一。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那时在大陆内部、民主运动方面并无专业棋手队伍
。
    因此，相对于胡平的结论，我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应是
：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的“体
制外”民主运动还未成熟到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合“法”斗争这样的自觉程度（
请回忆一下，“六、四”以後的流亡菁英们对民联的“疑虑”心态；既使是当时的
民联本身，似乎对“地下组织”、“地下斗争”也绝不是毫无“疑虑”的）。抛开
八九不谈，时至今日，海内外民运的主流部分，难道对此就有所共识吗？
   4、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那多年来几乎已成了时髦名词的“民运低潮”，难道不可
以认为，导致这持续“低潮”的诸种因素中，也有民运自身的一份责任吗？难道不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我们被自己的那种以为离开了干“建设性合法反对派”便无事
可做的心态，束缚了手脚，从而使民运失去了好多历史机会吗？其实，政治高潮==
客观危机 +主观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运高潮是要靠民运组织积极有效地去促
成才可能到来的。因为尽管政治危机的积聚常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发则
往往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譬如：八九年春胡耀邦的猝然死亡）。更何况，历史的
机遇往往还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民运组织倘若没有靠平时多年积蓄、操演练就的捕
捉政治危机的敏锐素质，没有遍播于中国大地的民运种子，届时那就很难做到登高
一呼应者云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象胡平那样事後扼腕叹惜了。民运组织的
这种基本素质与形势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会又一
次失去历史的良机。远的不说，起码这次保钓运动，多么好的一次大发动的机遇啊
！当时本可借助中共的民族主义愚民宣传，掀起新一波反制中共极权、揭露其汉奸
卖国本质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就是因为民运在国内没有有力的、以地下状态存在的
组织，就是因为民运无法及时地进行本应积极进行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我们就只好
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眼皮子下溜失了。
   5、历史的机遇，对于有准备者和无准备者是大不一样的。八九年以胡耀邦死亡
为契机，一下子触发了惊天动地的全国性民主运动，这显然与此前胡、赵共产体制
多少能够容忍一点民主思潮有关，从而使各方民主志士能在运动前稍稍有所准备。
民主志士们千万不要忘记，“六、四”以後中共极权也在作“中国维持专制体制的
反思”。它大概由此也总结出了个八字诀：“剿灭萌芽，封死空间”。问题的要害
似乎并不在于中共控制的收紧，而恰恰在于中国民主力量只会跳一种舞步，它不能
及时地随着场景的转换而自如地变换步幅。倘若民运再这样自我设限下去，即使有
一天突然中共为邓小平奏起哀乐（本文发表时，中国民众已喜闻独夫归天），或中
共“改革派”中的某个代表人物辞世，甚至发生我们最不愿见到的民运心目中的某
个英雄不堪中共迫害而牺牲，以及中共发动侵台战争而内部自乱阵脚，....等等，
那我们都仍可能象这次骤然升起的保钓运动那样坐失这些难得的历史契机。如果说
八十年代中国民运排拒地下组织、最终导致了八九民运因不能向中共发出果断的一
击而惨遭失败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我们若仍继续排拒地下组织、地下活动，中国民
主运动在大陆很可能因丧失公开空间、而又无秘密空间能予填补，再也难于找到落
脚的根基了。
   6、与“民运低潮”论相对照，几乎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这边厢，无论是国内
国外，民运都倍感势单力薄、孤苦无援；那边厢，国内民众的自发抗争、此起彼伏
、延绵不断、缺少组织领导。今天，某些民运主要负责人已将其组织存在的意义缩
减到了“旗帜不倒、队伍不散....”（万润南语），或“三十七计撑为本”（徐邦
泰语），就足见其窘境了。然现时大陆各地民众自发的工潮、农潮、学潮，抗捐、
抗税，乃至暴力反抗却时有所闻。在这些反抗的背後，国人几乎很难找到一丝民运
的影子，尽管有些民运头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说是他们在国内有秘密组织，不便
公开。民运“精英”人物应该明白，民运若不同这些与老百姓日常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有着相当广泛阶层参与、现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并搞得中共焦头烂额的民众自
发抗暴斗争（有关报道可参见“争鸣”九六年十二月号）相结合，它又怎能获得大
陆百姓的认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气不足呢？
    造成这种局面原因，若探究起来，我以为可以追溯到“七九”民主墙运动时期
民运主导人物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其时，乃至该运动被镇压以後，中国的民主运动
就一直被一种“沙龙化”的倾向所主导。这种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鄙薄民众
，傲视平民百姓，尤其是视最下层的工农基本群众为群氓。“精英”们只看到民众
盲动的破坏性力量，却看不到民运应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动员全民参与的深厚伟
力。那些大声呼唤“中国应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朋友，似乎忘记了当年西方各
国那与封建贵族作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其实际上是
背靠着比他自身宽泛得多的第三等级，其实际上是作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而叱
咤风云的。可惜的是，我们的这些朋友却大都只把眼睛盯着自己那同质的小圈子，
盯着社会上层、盯着国际社会。他们把民运组织的运作，局限于知识分子群，把写
几篇发牢骚文章定为他们的最高目标，甚至危言耸听、声言中共政局出现乱象、中
国人将会遭殃。他们把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不切实际地寄托于中共上层的权争和共
产党的自杀行为。他们幻想世界各国的奥援和支持，殊不知民主国家的援助首先要
考虑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殊不知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同也受其本国
思维方式的局限。他们忽略了，甚至有意识地拒绝，本应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去投
入的、与国内民众之自发抗争相结合、并加以引导、使之升华为中国明日之希望的
、最实际的秘密组织工作。
    然而，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倘若自身没能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中共上层的
改革派凭什么要将自己的命运押在你民运身上？同理，外界（台湾、华侨、世界民
主势力）又凭什么要向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可见，中国民运得首先设法靠自己
的力量站起来。自己都站不起来的人，别人是无法帮、也帮不了的；没有相应的实
力，根本谈不上有吸引同盟者的资本。那么若问中国民运应该从何处去聚集起自己
的实力呢？在我看来，除了那遍布中国大地的老百姓，我们又还能从哪里去发掘到
那既深且厚、能让中共专制势力望而生畏、且可以持续地吸引到的、让外界认可你
、支援你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呢？所以，民运要走向高潮，就必须从“沙龙”的清
谈中走出来，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去同国内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抗捐相结合，去同几
乎任何公众场合都能听到的对官僚体制控诉、声讨的“牢骚”和“幽默”相结合，
去同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对中共专制制度的自发的不满与抗
争相结合。可以相信，由此民运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才能造成应有的声势，
才能对中共当局造成足够的压力，从而也才有可能结出民主运动的果实，迎来中国
民主、自由的未来。
   7、在我们民运队伍中，几乎大多数人都明白政治是实力的较量、是较量的艺术
。然而，民运队伍中，似乎只少数非主流人物才清醒地意识到：面对穷凶极恶武装
到牙齿的共产匪徒，如若不入行地下斗争，就谈不上酝酿、产生、保存和扩展民运
实力；如若不用非“法”斗争去推动合“法”斗争，也就谈不上较量的艺术；如若
不支持、不引导民众揭杆而起打击共产极权的暴力，更谈不上迫使共产土匪坐到谈
判桌上来、用和平方式接受共产政权的消亡。民主运动要作长期的韧性打算，就应
该考虑以地下斗争为枝干、以合“法”斗争为枝蔓、以非“法”斗争和革命暴力为
後盾，推行“长期潜伏、广泛交友、伺机而动、逐步推进、狠狠打击、推翻共产”
的方针，争取在国内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最终实现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
的民主革命的成功。为此，民主运动要结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急万民百姓
之所思、展开灵活多变的宣传攻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推动、组织民众进行各
种非暴力抗争，并瞄准时机领导民众开展武装打击共产土匪、惩治贪官恶吏的全民
游击战争；民主运动要建立各个层次、各种梯度的形形色色的合“法”的和半合“
法”的外围组织，用目标有限、范围有限的罢工、抗捐、集会、示威、上访、控告
、诉讼等各类合“法”、半合“法”行动来争取中间群众，诱导共产党内的开明力
量；民主运动要学会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决矛盾，适时地抓住某个时期、某个地
区、某个社会阶层民众情绪、舆论焦点，诸如对日索赔、保钓、外资企业建工会、
下岗工人请愿、乡镇直选、农民围攻恶吏、环境严重污染....等等，尽一切所能打
击中共现政权，与中共打一场大小不拘、范围不拘、层次不拘、色彩不拘、不分暴
力与非暴力的、形形色色的、遍地开花的（这一次，胡平也许说对了一半）、最终
能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全民有限战争。
    头脑清醒的民主运动志士仁人，与那些盲目崇拜合“法”斗争、公开斗争的投
降招安派朋友们的分歧，绝非在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之争，也绝非在于
主张“暴力”和反对“暴力”之争，而在于，也只在于，民运是否应自我设限、从
而将中国民主运动置于绝地，也只在于，某些“精英”人物是否有意无意地充当了
共产暴政扼杀民主运动的别动队。
   8、那些患合“法”性、公开性崇拜症悖论的朋友，之所以会认识不到开展民主
运动的策略与效果的同一性，是因为这些人的民主意识和思维方法出了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合“法”的反对派与公开的反对派原本只是民主制度的产
物，是我们所追求的民运成功的结果。而他们却因果倒置，将此种论点，当作自己
在专制制度下从事民运的前提。他们闭上眼睛不愿承认如下事实，即其那种非合“
法”性不干民运、非公开化不干民运的主张，在共产极权不向所谓民运反对派提供
丝毫合“法”空间的专制体制下，最终只会逻辑地导出取消民运的结论。
    其次，所谓合“法”斗争中的“法”这一概念，除了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外
，还理应包括释法（法律解释）。专制之为专制，独裁之为独裁，就在于一党、一
派、甚至一人垄断，集这诸多权力于一身。民运当然尽可以从暴露专制体制的角度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去开展合“法”斗争，而且还可将此干得有声有色、轰
轰烈烈，譬如王希哲直指江泽民公然违宪，郭罗基、许良英分别为魏京生、王丹写
辩护词，“八九”民运要求万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等等。但若据此
便以为专制制度下的“法”律真意仅仅只限于字面上的解释，那就未免太过书生气
十足了，未免太不天真了一些。对此，想必王希哲、郭罗基、许良英等都会有切身
体会的。
    再者，既然政治是从不流血的战争到流血战争的全过程；既然在强敌之下善于
隐蔽伪装是战争中的的一项基本常识；既然我们的对手在对付民主力量时各种现代
化武器和残忍的屠杀手段都用上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使用“秘密”、“
地下”“伪装”这一类保护性手段？为什么要反对并制止民众使用暴力反抗并打击
共产匪徒？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以不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的火力点为“耻”？又
有什么理由要以是否“公开化”、合“法”性，是否主张“暴力”、反对“暴力”
，去划分什么“民运”与“非民运”，甚至极尽所能地去分割、排斥自己的同路人
？
    最后，试问，“八九”民运被镇压後，那些主张作合“法”反对派、民运公开
化的什么“宪章”、“宣言”、“章程”、“声明”等等，又几曾在大陆合法传播
过？相反，它们中的哪一份，又几曾未通过非“法”的、不公开的渠道流传于大陆
民间？若是按照这些朋友的逻辑，人们甚至可以推理到王希哲、刘刚都不应该偷渡
流亡美国，为了公开化、合“法”化应该等着共产党去迫害、去屠杀，这种论点岂
非荒谬到了极点。
   9、所谓非暴力斗争，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合“法”斗争、公开斗争；非暴力斗
争实际上可以包含着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两个部分。所谓暴力斗争，
毋庸讳言，对共产暴政的私“法”而言，当然属于非“法”；但对受宰割的、为争
取平等、自由的民众而言，共产匪徒有杀人的自由，借助暴力保护自己、反抗暴政
自然也就合法了。更何况，惩治杀人犯的法，世界公认，比起共产党的私“法”来
要合法得多。由此看来，所谓合法、非法论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站不住脚的怪论。
因此强调非“法”的、秘密的地下斗争，在逻辑上并不否定暴力方式，尤其是考虑
到民运的地下活动还理所当然地应包括（甚至还应着重于）军（警）运领域，因而
与共产匪徒的军事对抗终难避免。胡平断言，当今之世，纯粹由民众发动的武装斗
争，与专业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当局武装对抗，几近以卵击石。但是，倘若民
运通过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运作政府军中立、乃至倒戈，局面就完全相反了。其
实，“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甚至中共的“八一南昌起义”、还有“罗马尼
亚革命”，都是靠倒戈的政府军打响反叛的第一枪的。再者，现代城市游击战争，
少数隐蔽的地下武装，置制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于被动挨打的战例也比比皆是，胡平
之论实乃书生危言耸听也。
    10、当然，民运的密谋斗争手段也绝非无一定的界限。最起码，从人道立场出
发，民主运动应当绝对地摒弃各种针对平民百姓的恐怖活动，在策划打击共产匪徒
时，应特别注意不要伤及普通民众。
    11、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已就在大陆建立地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取得共
识，接下来就应该理清海内外民运组织之间的关系了。提出此问题是基于：人们常
常听到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负责人、甚至是主要负责人谈论什么“要摆正海外民运
与国内民运的关系，不要过高估计海外民运的作用；要明确海外民运的角色定位，
它至多只能在整个中国民运中扮演配角”等等。诚然，这类议论，作为对一些人将
某个海外民运组织视为“影子政府”的不实际态度的回应，不失其积极的一面。但
，它的似是而非之处，又往往可被人误认为，那是在为海外民运组织的无所作为或
作为有限开脱、辩护。
    其实，从“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战场在国内”之说，并不能逻辑地推论出上述论
断。国父孙中山搞民主运动就是从海外开始的，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也是
在美国、日本成立的。上个世纪，欧洲各国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或改良党往往也都是肇始于国外，其后才随着形式势的发展逐步分出国外部分和国
内部分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还是“国外民运”主导“国内民运”，譬如俄国的
社会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就是长期在国外出版，并通过秘密途径偷运回国、指
导国内斗争的。俄共头目列宁，也是一直呆在国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潜回
俄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爆发时人还在美国，他是“国内民运”急电请他
回国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就连中共汉奸组织，实际也是俄国经由第三国际派人进
入国内帮助组建起来的。个中的道理十分简单，因为任何战斗组织、军队的指挥系
统，总会设立在相对较为安全的地带，其中枢机构甚至还设在远离战场、敌人力所
不及的大後方，要不然，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没法打了。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之所以
会出现政治流亡者，其原因就是该国的合法斗争受阻。显而易见，政治反抗团体的
诞生，当然只可能首先出现在专制压力最为薄弱之处，故本国专制体制鞭长莫及的
第三国自然也就成了反抗组织总部的首选之地了。
    结论很清楚，眼下海外民运组织的首要工作是，尽快帮助国内建立起地下民运
组织；海外民运组织现时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在一段的时期内，充当国内各地下组
织的指挥机构、后勤基地和安全休整营地。
    关于如何建立国内地下组织、开展国内的地下斗争的各类问题，欢迎有志于中
国民主变革的仁人志士们，一起来进一步深入探讨。
    12、由此又自然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国内那些已经暴露了的民运领袖、民
运骨干，应不应当暂时撤离国内战场而出国？譬如，拒说陈子明现仍拒绝出国治疗
，还有魏京生、王丹也似乎都曾有过类似情形。
    我们把胡平的下述说法引申：从民运的总体战略来看，政治不仅需要浪漫，而
且要谈功利。确实，民运不仅要算道义“账”，还应算成本账。我们应当摒弃，更
确切地说要用卓有成效的行动，去改变那种关于民运人士、尤其是民运领袖、只有
留在国内才可能对中国政治施加重大影响、才可能大有益于民运事业的、愚蠢而绝
对化的观点。这种绝对化观点的出现，与多年来海外民运的成效不彰有关，与那种
民运主流意识中对所谓合“法”斗争认识不清有关，也与潜伏共党特务为消灭民运
有生力量、有意识地误导民运思维有关。事情很明显，倘若民运斗争仅只限于合“
法”斗争、公开斗争，那么民运领袖的出国确有失去阵地之虞；但倘若大家一致认
同，中国民主运动应纵横捭阖于合“法”与非“法”两条战线上，那么这类顾虑就
可说纯属多余、庸人自扰了。
    若是民主运动的主流对此一观点能取得共识，吾人以为，民运应竭尽全力地说
服那些业已暴露于中共“火力”之下的民运领袖和骨干们，接受暂时撤离“流亡”
海外的方式。如果必要，甚至可为此与中共“合作”。当然，其前提条件是，中共
真的愿以民运领袖的“出国”作为释放他们“出狱”的交换条件。对中共来说，其
如意算盘是，民运人士流放出国後其国内影响力便可自然消解。不过，如民运已决
心改弦更张、与中共展开全方位的对抗，中共的如意算盘就会失灵，相反民运队伍
却会因之而发展壮大。
    13、面对共党新极权江泽民针对国内民主运动活跃人物所推行的“政治严打”
，民运对策应该是：已暴露的，撤离；未暴露的，坚持地下；居留海外的，匿名潜
入。
    在新一代务实的民运领袖对展开“民运地下斗争”形成共识之後，中国民运队
伍似乎应当形成这么一种组织格局：业已曝光、且又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民运人
士，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外组建中国民主运动的“总指挥部”、甚至“
民主流亡政府”；尚未曝光、且信念、能力相称者，可在国内组建地下的民运“前
敌指挥部”。
    14、关于海外民运重振公信力的问题，固然可以不失时机地借助一些从国内刚
出来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并有相当号召力的老民运战士来扭转公信力不佳的被动
局面，但更主要的是要检讨过去造成公信力丧失的自身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彻底
改变作风，以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崭新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要想重振
公信力，民运首先应清理自己的队伍，批判并淘汰那些借民运谋一己私利之徒的；
其次，民运各派力量应在推翻中共极权统治的大旗下，重新团结，组成严密的、能
与中共长期周旋的组织。当然，民运志士，瞄准时机、精心选择几个突破口，抓住
中共的薄弱环节，打它几个漂亮仗，借以鼓舞士气，激励民心，也是重振公信力不
可缺少的一环。
    15、从技术层面上看，今日海外民运丧失号召力、战斗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
，盲目地模仿西方民主政党的模式来组建中国的民运组织。精英们似乎没有想到以
民主制度替代专制制度为己任的民运组织，与以竞选执政为目标的、多元民主制度
下的政党之间，有着本质上的根本区别。今日海外民运这种错误的组织建设原则，
导致了其组织结构松散，纪律散漫、运作失灵、毫无战力。说句不好听的话，本来
应该是先知、先觉者的民运组织，有的竟被搞成了乌合之众打着民运旗号的谋利俱
乐部。毋庸置疑，无论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还是在某个民运组织内部，原则上都应
该容许公开的派别存在，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民运组织倘若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它就很难形成对专制极权政府的战斗力。更何况，中国民主运动所面对的共产党
是一个掌握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资源的、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屠杀民
众武器装备的、按照封建法西斯加黑社会组织原则层层严密控制建立起来的政党。
民运组织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民主目标，没有组织、纪律，没有权威的领导，没有
周密的行动计划，想要有所作为，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16、如果民主运动不再满足于“沙龙化”，如果民运人士不再满足于向中共提
交抗议信函、在中共驻外机构门前示威，如果民运精英不再用合“法”、公开之类
的怪论自我设限，那么统一指挥下的、组织严密的、对中共具有打击力量的民运组
织就会诞生，一套可供民运统一步调的战略、策略方针也将因运而生。在此一前提
下，民运组织与台湾结盟共同对付中共极权、共同携手为中华创建民主大业的问题
就具有现实意义了。
    人所共知，政治是实力的较量，物质力量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对此就
有透彻的了解，他们为在中国攫取权力，从一开始就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卖给了苏
联，心甘情愿为俄国佬充当汉奸，以换取俄国人的支持。国父孙中山，为光复中华
，也曾在海外创建同盟会，争取广大侨胞支持推翻帝制的革命。今日，中华民族，
唯一仅存、能与中共极权较量的力量在台湾。大家同是中国人，同负民主建国理念
，大陆民主运动有什么理由不争取台湾支持，有什么理由不和台湾结成统一战线。
一些有远见的民运人物清楚认识这一点，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希望将台湾“绑在
”大陆民运的“战车”上，希望能从台湾争取到足以支持全面展开大陆地下民主运
动的物质手段。
    17、社会发展的现实往往不尽人意，种种迹象表明，现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
其基本战略是放弃大陆，偏安一隅。台湾主张的“寻求民主基础上的统一”至少在
眼下是挂在口头上的。寻求两岸政权互不隶属、各自独立才是台湾政治家当前的真
正目标。
    现在问题焦点是，中共是否愿意让国民政府偏安。如若是，那民运与台湾谈结
盟就毫无意义了；如若否，台湾与民运迟早会结成同盟。今日时局发展的趋势，恰
恰是台湾想求偏安而不得，中共以它现时所占的优势，拚命打压台湾，从而为大陆
民主运动与台湾结成同盟创造了条件。在台海导弹危机前，国民政府还对中共抱有
极大的幻想（以为中共会默认其偏安）。那时，谈结盟，火候不到，条件尚未成熟
。但危机後，台湾人已多少有些清醒（虽然仍有幻想），民运和台湾商谈联手对付
中共极权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
    18、台湾方面对民运的态度估计还一下子转不过劲儿来，虽然被中共孤立的台
湾非常需要各方面的盟友，但现时它的眼睛还只盯在一些外国政府身上。在台湾政
治家眼中，大陆民运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要求施舍的流亡团体，实际上不能构
成对中共体制的威胁，而且某些民运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又实在有失先知先觉者的身
份，令人不肖与之交往。
    民运想要争取台湾支持并与之结盟，除首先要搞好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外，还应当能够交出一份能够让自己的盟友满意的答卷。任何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
的合作，并非仅仅晓对方以道义即可实现的，任何合作不可避免地都离不开双方共
同利害关系和近、远期利益上的妥协。
    眼下，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主运动，它可以向台湾开出的“利益支票”非常
有限。近期，看来它只能向台湾负债。但，中、远期，应该是可以满足台湾政治家
孜孜以求的战略利益的。这里所说的中期利益是指，大陆民运在台湾的支持下发展
、壮大，致使台湾有可能在与中共谈判时打民运牌、借大陆民主运动和中共讨价还
价。这里所说的远期利益是指，一俟大陆转变为民主政体，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
应承诺支持国民党政府以三民主义重建中华的理念，承诺赞同在中华民国旗帜下实
现全中国的统一，承诺完成中山先生之未竟事业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相信，台
湾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迟早会认识到，大陆民主运动无论有无外援迟早都会成功，
而台湾及早地介入大陆民主变革，或许有可能让明日中国避免重蹈俄国今日後共产
党劫掠期的覆辙。
    19、本来，大陆民主运动在台海危机後即应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台湾具体协商合
作事宜。令人惋惜的是，今日民运队伍四分五裂，不可能派出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人
物。尤其是目前浮在台面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鼠目寸光、唯利是图、胸无大志
，这些人盘算自己的蝇头小利多、为民运作宏观思考少。要这些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自己的人去游说台湾政治家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如打发叫化子去和百万富翁攀
亲，只能败事，哪能成事。
    20、但从中国民主运动的需要出发，尤其是从国内民主运动的困难处境着想，
寻求台湾支持之事，实属当务之急，不能不作。因此，倘若大陆各民运组织一时尚
无法就此事取得共识、派出合适人选，那么作为替代措施，应先考虑委托一、两位
代表去作先期的“务虚”游说。中国民主运动眼下似乎正需要这么一、两位“说客
”，他既超脱于海外各民运山头利益纠葛之外，而又可能为海、内外各民运组织所
接受，且本人又具备相当的宏观视野和坚定的民主理念。三国时有诸葛亮下江东，
凭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说服孙权合刘抗魏；战国时也有合纵、连横及伍子胥借
兵复仇的美谈。中国民主运动眼下正需要自己的诸葛亮和苏秦，相信民运队伍中应
该不乏能担当此任的人物。
    21、这项以寻求统一战线为目的的游说，不应以某一具体项目（如：办一份杂
志，举行一次会议等）寻求资助为目的，而应以寻求民运总体战略上的合作、支持
为目标。游说与力争实现的主要目标似乎应该是，1 ）开辟一条可直达台湾决策层
的对话渠道；2 ）摆出中国民主运动的当务之急和徵结所在，让台湾政治家（包括
在野党）权衡、思考；3 ）争取国民政府承诺全力支持大陆民主运动；4 ）建立常
设的民运基金，并为此确立一套科学、严格、高效、可行的基金管理制度；5 ）设
立民运地下运动的训练基地；6 ）建立大陆民主运动驻台联络机构。相信，台湾方
面一旦插手大陆民主运动，将有助于扭转目前民运团体山头林立的分裂局面，从而
促成中国民运界的大联合。
    22、为冲破中共对进入大陆的各种资讯渠道的封锁，为揭穿中共愚民宣传颠倒
是非、混淆视听的险恶用心，为鼓动大陆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抗击中共暴政，
大陆民主运动近期应要求台湾协助建立向大陆进行广播的电台和卫星频道，协助制
作可在大陆批量复制宣传品的软体材料。
    23、无庸赘言，要提升大陆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提高民运指挥中心的危机处理
能力，还是卓有成效地开展国内的地下斗争；无论是维持民运各级组织的运转和发
展，还是在大陆各省、市建立前敌指挥部，都无一不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或物资的
支持。因此，民主运动的资金筹集和管理至关重要，显然有必要设立一个信誉良好
、运作有序的民主运动基金会。其资金来源，除台湾之外，应该是多渠道、多方位
的。其成员，既应包括公信力良好、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作风清廉的民运人士
，也应包括负有监督责任的、由资助社团和律师组织派出的财务稽查人员。为了吸
取教训，有效地防止和杜绝曾经发生过的、某些人肆意挥霍浪费民运基金、甚至借
民运发财中饱私囊的劣迹重演，以保证民运基金能有效地用于大陆的民主运动，应
考虑按照国际上各类大型基金会的管理原则进行管理，甚至可以考虑让民运基金会
暂时独立于民运组织而存在。
    24、中共极权专制体制，与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极权体制不尽相同，它是一个
封建法西斯加共产极权加黑社会组织体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严重落后的环境下异
化滋生的多恶性孪生体。尤其是在苏联及东欧共垮台之後，它已从其中吸取了失败
教训，从而变得更狡诈、更凶恶。面对这样的法西斯庞然大物，每一个民主运动参
加者都应该有与共产专政体制进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从难、从严、认真思考中国
民主运动的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志于中国民主变革的志士仁人，当我们重
新团结一致向共产匪徒再次发起攻击之时，切实把握开展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和策
略至关重要。正确的、前瞻型的制共战略和策略，既关系到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也
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子孙的前途和未来。朋友，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等待着
我们，让我们为自己所参与的、拯救中华的豪迈事业自豪吧！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
                                                          于布达佩斯

  注：本文原题为“用强有力的地下组织推动中国民运走向新的高潮 ---- 兼谈民
运应将与台湾的结盟提上谈判日程”。鉴于该文论述面相当广泛，文章格式类似于
札记形式，为能更准确表达该文所要叙述的内容，故本刊改用“试论中国民主运动
应采用之战略与策略”为题予以发表。本文经中华评述编辑部稍加润色，为使文章
前后更加紧凑、叙述更加严密，少量文字曾略作删节和修饰，但仍忠实原作意图，
并未改动文章的总体结构和主题。本刊发表的是作者提供的全文，前哨杂志四月号
仅发表了该文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发表全文更能表达作者意欲向读者传递的信息
，值得民运朋友们认真思考、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