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民主革命 ·晓峰·
（一）进行民主革命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严密组织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行独裁专制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黑社会式的严密组织系统，
实行老大（党的主席）集权，全党唯党魁独尊，党魁一人有思想，全党服从之。共产党采
取的这种法西斯方式凝聚起来的力量是现代民主社会难与抗衡的。今天虽然世界潮流滚滚
向前，和平、民主、自由的信念已被世人所接受，共产世界已日薄西山，但中国的革命者
要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极权暴政，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通过四十多年的愚民教育，借助
于拥有庞大军队、警察的国家机器，牢牢地控制着十二亿中国民众。世界各大国虽然对中
共的极权暴政持批评态度，但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又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实际存在，甘愿与虎
为伴。一些短见的政客、文人、巨贾顶礼膜拜中共，向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输血，希图浑
水摸鱼捞取好处。人们不仿回忆一下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坐大的社会背景，与今日中国事态
发展是何等的相似。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之所以一次一次面对极权、暴力、战争
，原因就在于缺少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力量，在法西斯分子成气候之初有效地予以遏制
，在暴政走向穷途末路即将垮台之际有力地予以最后一击。也许这就是民主社会软弱的一
面罢。
中国的民主派如果坚信自己的信念必胜，就应该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在当前国
际、国内的这种大环境下，要敢于挺身而出、担负民族的重任。为此必须首先形成能与共
产党相对抗的严密的革命组织。在这方面有许多先例可以借鉴，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
、黄兴，法国覆亡后的戴高乐、今日活跃在两伊边境的伊朗和伊拉克革命者。目前在海外
跳来跳去的“民运精英”，我们姑且认定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就凭现在这样拉两杆大
旗，写两篇文章是成不了气候的，最多不过是鼓动别人去革命，自己躲在外国人的保护伞
下避难。共产党怎么会怕你骂呢？他们脸皮厚得很，他们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还一直恬
着脸说自己代表人民呢。也许“精英”们会说：我们在唤醒民众，我们在设计将来的中国
。那么你们想到过没有，共产党控制了一切资讯手段的中国大陆，有多少人能听到你们的
声音；你们设计好的蓝图，没有人去施工，又如何能成为中国的现实。
“六四”以后，经过几年的挫折、磨炼，“精英”们已经认识到为中国的民主化还是
做一些实事为好，甚至有人提出通过做一些实事让海外“民运”团结起来。你看这不又回
到组织问题上来了吗？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作为一个能做一些实事的组织，尤其是为中
国的民主变革需要做一些秘密工作的组织，象这几年的海外“民运”那样瞎吵吵、乱起哄
，显然是办不成事的。说得再简单一点，如果你想把<北京之春>、<中国之春>等民运刊物
送入国内，送到中国民众的手上，达到揭露中共、宣传民众的效果，显然就需要建立一条
畅通无阻的秘密通道。这就需要有人去组织、筹划；有人去运作、去担风险；有人去收集
回馈的信息，及时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文章。由此看来，民主派无论是主张改良也好，
主张革命也好，建立严密的能有效进行工作的组织势在必行。
“民运”中有一种错误的论调，认为我们搞民主，因此组织内部也要求绝对民主，你
当主席，我也要当主席，你说了算，我也要说了算，大家轮流作庄。吾人怀疑，难道这是
真正的民主？美国是民主国家，“精英”们都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政
党、美国的各种社会机构，当他们致力于某一事业、执行某一项任务时是象今日“民运组
织”这样民主吗？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中组织内部的统一指挥、一致行动仍然是必要的，
不能以此等同于共产党山大王式土匪组织。“民运组织”内部这种绝对民主的思潮必须批
判，否则将会变成“逃亡同乡会”。
要形成强有力的民主革命组织，首先要强有力的、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今日民运缺
少的正是这样一位有魄力的领袖。在革命之初，我想领袖绝不是选举的，也不是自封的，
更不是有钱老板捐助的，领袖人物只能在实际革命风浪中产生。“民运”精英们大可不必
为争当头头而劳神费力，有能力的话完全可以在为中国革命做一点实事的过程中比比高下
。谁成功了，谁赢得了中国民众的信服，领袖人物乃至真正的革命组织也就产生了。
要形成强有力的民主革命组织，还需要有能为革命献身的成员。今日海外民运的主要
成员都拿到了绿卡，有的已经在国外定居。万润南可能讲了一句真话：“这些人当中有多
少是愿意回国的，更有多少是愿意为自己国家献身的”。象吴弘达这样的人权斗士，拿到
了美国护照，却能冒着生命危险数次进入中国大陆，实在是凤毛麟角了。至于那些逃亡海
外、身分没有保障的成员，他们投身“民运”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为国家呢？还是为绿卡
？在海外争着和“民运精英”照相，以此去申请政治避难的人还少吗？显然民运组织有必
要纯洁自己的队伍，通过做一些实事把真正的革命者凝聚到一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哪怕
人数有限，我相信这个拳头一经形成，共产党乃至国际社会都会正视这个拳头所代表的份
量。
要形成强有力的民运组织，还需要有实力。实力表现在各个方面，组织的人数固然是
实力的一种，但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经济上、乃至行动上的实力。今日之世界政治完全是
强权政治。共产暴政之所以危害世界近一个世纪，依靠的就是军事强权。美国二战后之所
以成为民主国家的首领，依靠的是经济、军事实力。阿拉法特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他是恐怖组织的头头。邓小平之所以愿意和台湾、香港谈一国两制，因为这两个地区
有经济实力。今日“民运”有什么实力呢？“民运”没有实力，“民运”头头为了寻找实
力正在误导民运，他们为了招兵买马壮大自己，是人就可以加入民运。他们为了寻求资助
，可以搁置或出卖自己的信念，充当他国或他地区的马前卒。他们整日价地盼“平反”、
盼“招安”，希求共产党赐一杯残羹，充当什么反对派，搞什么共产党君主立宪，实在是
异想天开。
（二）参与民主革命，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献身精神
“民运”精英必须改弦更张，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必须认清形势。吾人不才，我以为中
国的民主派，无论是刘宾雁式的民主共产主义者，还是胡平式的民主改良主义者，抑或是
被称为激进的民主革命者，首先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必须建立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能以
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你的信仰连你自己都不能相信，那又如何说服别人呢？现在海外“
民运”刊物上真是百家争鸣，各说其道，其出发点都认为共产党已不可救药，对共产党的
各种弊端分析得头头是道，对共产党的腐败、丑恶也极尽暴露之能事，那么按照如此的推
理，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要有一点起码常识的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共产暴政必
须结束，中国只有推行民主政治才会有前途。奇怪的是“精英们”突然笔锋一转，对待共
产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为了避免动乱，要维持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天安
门学生过激，导致共产党开枪”，“邓小平的接班人最终会给“六、四”“平反”，那时
民运将班师回朝，充当名正言顺的反对派，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面对共产党的枪杆子，“精英们”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早已丧失了
信心，他们只剩下叫一叫的份了。
叫一叫总比当共产党的顺民要强。可悲的是这些不愿当共产党顺民的人，在海外为了
生存却要看拿钱老板的眼色行事。美国人说：“金色冒险号”上的偷渡者是蛇头所为，影
响美国社会安定，他们也跟着加以指责。他们拒绝给中国社会这些悲剧性的偷渡者提供任
何道义上的支援，他们不愿请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偷渡者负债三万美金，甘冒生命危险，出
逃的社会原因，他们更不愿意为这些出逃者指出自救的方向。美国说：“最惠国待遇和人
权问题脱勾”，“精英”理论家就站出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了，改革就加快了”。愚蠢
的决定，愚蠢的言论，把国内真正与共产党斗的精英再次投入了监狱。台湾政府不喜欢刺
激中共，要中共“和平演变”。他们就说：“要鼓励海外向中共投资”，海外资本家做了
中国工厂的老板，中国社会就改变了”。他们忘了五十年代共产党是如何把个人私有财产
一夜之间变成共产党独占财产的。顶顶大名的“中国人权”为中国人权所作的贡献举世公
认，然而他们对台湾、香港乃至中国周边国家虐待大陆逃亡者，甚至将一些大陆异议分子
强行遣返，送入共产党的魔爪，却装作不知，极少予以宣扬。即使是他们所声援的政治犯
，当其中一些人真正逃到国外时，他们的支援也是有选择性的。听说“民运”中还流传着
这样一种论调，“要注意大方向，别把朋友得罪了”。所以，今天，在台湾被打断腿的尹
进，逃亡海外，却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愿意为他申冤。
更有甚者，有些“民运精英”良心让狗吃了，为了争夺台湾的一点资助，不择手段互
相攻奸，有的为了自己发财竟做起贩卖人口的生意。本人有幸日前能一睹徐邦泰尊颜，这
位“民运”中有争议的人物，道出了一些民运发财的真相，实在令人吃惊。上万美金的“
六、四”捐助竟会被挥霍、被据为己有，谁人敢信。凑巧有人寄来了一本安琪的著作“痛
苦的民主”，现场的采访、真实的记录，怎能令你不信。岳武先生说得好：我出国之初，
本想投身民主革命，但是国外的现实，民运的现实，使得一些搭上民运车的人只能跟着混
“民运”。“民运”已经不是自豪的事业，而成了一种谋财之道。
今日海外“民运”把它理解为海外“文革造反派”也许更为恰当，也许你就会对海外“
民运”中所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不足为奇了。日前我看到一份“民运”朋友致刘宾雁、方
励之、王若望的公开信。公开信称：“我们是搞民主运动，要商讨如何推翻一个专制的社
会制度，需要讨论如何实现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新中国。但是，今天却有人拿着他人
的血汗之资，在豪华的西洋艇上消遥自在、高谈阔论。对此我们不觉得太无情，太残忍了
吗？既使有人声称愿意出钱，如果把这些钱用在大陆工作上，我们所获得的既使不是掌声
，也绝不是指责与讥笑。遥望故国神州，想一想那些在中共统制下为民主奋斗的战士，也
想一想吴弘达此时此刻身陷牢龙，我们感到惭愧和内疚，感到痛苦和彷惶。”是的，这位
朋友没有错。据我所知，瑞典的经办人拿到了一万三千美金的资助款，这笔款项究竟有多
少直接用于民运事业本身不得而知，但邀请信一开始即对参加者以“民阵”组织画线，“
民阵”组织成员六百克郎，非“民阵”成员一千二百克郎，截然不同得两种待遇，不知主
办者是想以此赚钱呢？还是资助者确认“民阵”高人一筹呢？
今天打着“民运”旗号的人太多了，干“民运”事业得人太少了。初到S 国，我慕名去
拜访一位“民运”英雄，据称她由于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参与“六、四”活动而被投入监
狱。我在她那里听到的竟是监狱管教如何通情达理，如何照顾她。今天她全家来到S 国，
她心满意足了，她盼望的是五年期满入籍S 国。当然，有时她也关心中国人权，但她关注
的是因此而得到的声誉。你看，她所乐道的是S 国电视播发了她的“六、四”演讲，“快
报”刊登了她的大副照片。对我劝她投入积极的民主活动，共产党的专用术语她竟会脱口
而出：“你是一个老反革命。”当你惹恼了她时，她竟会质问你参加过“六、四”没有。
说实在的，她还算是民运里面一位小有脸的人物呢！对这样的“民运”人物，你又会如何
地过高地要求她呢？如果读者在“开放”杂志上看到她所发表的一些花花草草的文章，你
就会对“民运”这类人物有所了解。
今日自称参加过“民运”、“工运”，借过去的（有的甚至是假借过去的）荣光兢兢业
业地在海外经营自己小天地的人确实不少。这些人过去饱受共产党的迫害，今天得到外国
人的帮助，想在海外安居乐业无可非议。但这些人偏要打着“民运”招牌在外国人面前硬
充好汉，也实在太没意思了。也许胡平愿意把这么一批人拉入“民运”。你听：“你得给
人家不英雄的人找出一条办法来，让那些对自由、正义有追求，但未必就愿意冒风险的这
种人有一个投入的机会。”这种人真的会投入吗？我想胡平先生在海外多年，他自己最为
清楚。
真正的民主派应该不同于这些人，他们不但要有坚定的信念，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去实现
自己的信念。哪怕你是一个民主共产主义者，你在津津乐道如何考虑穷人利益的时候，你
首先应该指出如何唤醒穷人认清自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进而为他们指出争取自己权利的
方法。当时机成熟时，更应该及时鼓动民众、组织民众，为获得自己应享有的权利而斗争
。海外“民运精英”恰恰正面临着现实的这一严竣考验。
（三）民主革命者的当务之急。
人们会说你的言论火药味太浓，你主张暴力。非也，读书人从来不会主张暴力。在强权
政治下，暴力是实际存在。尤其是共产党，以暴力起家，以暴力维持其政权，最终也必将
葬身于暴力之中。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国内反极权斗争，随
着共产党不择手段地镇压、掠夺愈演愈烈，暴力将不可避免。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对暴力的
出现有所准备。“民运精英”宣扬和平、理性，实际上是帮共产党麻痹民众的斗志。当民
众一旦觉醒、揭竿而起、埋葬共产王朝之时，“民运精英”也就只好灰溜溜地留在国外当
寓公了。
面对现实，“民运”中的真正革命者，是在革命理念下重新团结、另起炉灶、干一些实
事的时候了。本人以为有一些工作急待各方仁人志士去协力完成。
一、通过干实事甄别海外流亡者。按老百姓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如果一
个人只热衷于参加“民运”聚会，热衷于出风头、当理论家、当领袖，而不热衷于参加任
何打击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活动，遇到实际问题推三阻四、困难多多，这种人就让他去参加
民运同乡会好了。反正革命并不排除吹鼓手和摇旗呐喊者。真正的革命者有必要通过干实
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核心。在实干中各人的才华、能力都将显露无遗。通过与共产党
针锋相对的斗争，强有力的组织、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终将脱颖而出。
二、据笔者了解，中国周边国家各种形式的流亡者高达数百万人之多，其中以俄国为最
。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有待于组织。人们也经常听到诸多海外“民运”投奔者声称他们
跑出来是找“党”的，但偏偏海外“民运”不争气，让这些投奔者心灰意懒。显然，真正
的革命领袖有可能在海外流亡者中物色大批的实干家，壮大革命的组织。而革命组织对于
那些愿意为中国献身、愿意干一些实事的海外流亡者，有义务代为向国际社会呼吁，组织
有效的声援和营救。相反，对那些为一己私利不准备继续革命的所谓“政治难民”倒应不
予理睬。
三、与中共的愚民教育相对抗，海外的民主派急需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播进中国大陆
，影响十二亿中国民众。目前，海外有许多先进技术可资利用，诸如：卫星技术、国际电
脑网络等等，但最直接的手段还是建立海外与国内的秘密通道。中国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
，沿边有数百万流动的中国人口，只要实地去做，不怕海外的宣传品进不去。“六、四”
期间，有人能越境进入天安门散发传单；“六、四”镇压後，有人能组织“民运精英”逃
亡国外；今天，海外革命者组织新的秘密通道责无旁贷。海外通道一旦建立，除宣传品外
，革命者也可安全进出国境，受迫害者更可及时得到营救，那将是对共产党政权显示实力
的对抗。
四、只有在国内深受共产党迫害的民众才是最反共产党暴政的。据国内有人电话告知，
今年国内抢劫杀人案件发生率甚于往年，社会极不稳定，共产王朝末日症候群大量涌现，
人心思变，共产政权已难于控制。民主革命者更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国内建立地下组
织，鼓动民众、组织民众、加速共产王朝的覆亡。
五、民主革命力量目前急需金钱。革命者生存要钱，进行宣传要钱，组织活动要钱，营
救国内外受迫害者也需要钱。但民主革命者决不能为寻求金钱而出卖自己的信念。这些年
来“民运”组织、“精英”个人如果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公，就不会投身于李登辉
没有“台独”的“台独”闹剧，也不会出现安琪所说“三民主义大同盟”和“军情处”支
持下的“民运”团体内斗。革命者应该活得有骨气。国民政府现当权者如若真是孙中山先
生的继承人，为实现“总理”遗嘱，有义务慷慨解囊，支持大陆的反共民主革命。作为民
主革命者，也应该向中山先生学习，坚持自己的信念，以自己的高风亮节感动全球华人、
争取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资助。
六、民主革命组织所需要的资金不能单纯依靠资助，依靠自己的力量到共产党口袋里去
拿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年万润南四通起家，“挣”的就是共产党的钱。今天“民运”拥有
这么多的美国博士，懂技术、懂商业、有良好的海外关系，利用共产党的腐败，收买共产
党的官员，在北京建立合资企业，取共产党的不义之财，收集中共各种资讯，联络国内革
命志士，进而打击共产党，实在是一举多得。
七、对于那些贪足了、抢饱了、民愤极大的共产党官员，对于那些残害民主人士、穷凶
极恶的共产党警察、特务，革命组织有必要予以教训。据传，流亡尼泊尔的中国学生曾有
意刺杀李鹏。行刺之举是否妥当，另当别议。但把李鹏这个恬着脸公开声称自己家族没有
参与官倒的“六、四”元凶扣起来，让他在世界公众面前亮相、招认他家族的杀人、贪污
罪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将会是一大促进。
八、人们都知道，二次大战後，五十年的和平是在核对抗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的和平
演变也是美、苏实力对抗的最终结果。中共敢于“六、四”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却
不敢轻易向与之对抗四十多年的国民政府动武，显然是民众与共产极权制度之间缺少力量
平衡。辛亥革命的先辈孙中山、黄兴早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中国民众，要打倒极权，唯有武
装起义。虽然今天时代不同了，但我们今天所对付的仍然是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野蛮社
会的共产党徒，民主革命者没有武装，共产党就不会听见你的声音。建立城市游击队，惩
治共产党首恶应是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环。
（本文根据九五年八月作者在斯德哥尔摩对徐帮泰、万润南谈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