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運危机，“北京之春”乘机拉幫、撈錢
                                                                * 曉峰 *

  提前出版的九六年十二月號“北京之春”刊出通知，宣布要召開“全球第一屆中國
民主運動前途討論會”，討論會冠以“全球”、“第一屆”的牌頭，不知情的人肯定
以為走進了死胡同的民運“精英”們真的愿意檢討過去、重新團結、為中國民主前途
“從頭越”了呢﹗此前半月，王若望先生在電話中也曾提到，他和一些人正在籌划召
開民運會議，商討民運前途問題，并稱如能到美國來，可以利用此机會大家聚一聚。
然而，細看通知的內容，卻有如下的文字﹕“歡迎世界各地熱心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
并對此确有真知灼見的人士參加，會議采用自愿報名....籌備組審定同意....憑邀請
函參加會議”，讓人讀了實在不是味道。這种“自愿”、“審定”的方式，不正是共
產党“選舉”香港“特首”的假民意翻版嗎﹖不正是共產党在大陸偽稱人民可以選舉
“人民代表”的慣用手法嗎﹖懂得中共“民主”語言的中國人，自然對打著會議籌備
組名義行事的“北京之春”骨子里究竟要賣什么藥心領神會。不難想見，其所謂的“
熱心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确有真知灼見”，先決條件就是愿意納入我“北京之
春”所倡導的“民運”大旗麾下，否則就算不得“确有真知灼見”，更不屬于“熱心
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之列，自然也就成了經“北京之春”“審定”比共產党還可怕
、從而不受“全球”、“第一屆”歡迎的人物。
  不過，猜想歸猜想，實際歸實際，總不能以共產党“小人”之心度北京之春“君子
”之腹吧，說不定這次“北京之春”真的愿意為民運做點好事了，說不定“北京之春
”的先生們這次是無意識地使用了他們在共產党治下用慣了的共產語言，要是單憑個
人臆測，豈不歪曲了“北京之春”的“美意”。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拿起電話，撥通了
“通知”給出的唯一的聯絡電話，了解會議的真正目的。出乎意料，接電話的竟是倪
育賢先生。當我報出了名字、指出“北京之春”所發會議通知使用共產語言和籌備方
式時，倪先生赶緊解釋說﹕“歡迎你參加會議，你可以馬上傳真一個護照號給我，會
議指定我發邀請信，你參加不需要什么審批，我馬上給你發邀請﹔至于審批之說，那
是“北春”擔心美國這里有人會在會上搗亂”。我隨即發出了傳真，明确表示愿意乘
會議之机，見識見識民運界确有真知灼見的朋友們。不想，二十四小時以後，倪先生
即打來了電話﹕“曉峰先生實在對不起，薛偉說你參加會議的事要你直接和他聯系，
他說我只能發美國方面的邀請函，歐洲方面由薛偉自己決定”。看來，倪先生陷入了
尷尬的境地，拿錢老板薛偉有意見，讓倪先生弄了個兩頭不是人，只好打電話直言相
告個中原因。
  我這人就不信邪，倒要看看薛偉究竟想玩什么把戲，于是立即撥通了薛偉的電話，
以下是薛偉在電話中回答的要點﹕“我忙著發行雜志，沒時間跟你多談﹔....我從未
和倪育賢談過那樣的話，你要參加會議必須等到十二月二十日之後，經籌備組審定後
才能決定，我一個人作不了主”。真難為了薛偉，共產党還沒打倒，共產党的官腔卻
運用得嫻熟，那种盛气凌人的口吻，那种當面撒謊不紅臉的本事，直讓人覺得又是哪
個共產官儿在跟小民百姓談話呢﹗不過，薛偉的一番表演倒真正說明了“北京之春”
所謂的“歡迎世界各地....”實在另有企圖，那些民運頭面人物為之組成的所謂會議
籌備組只不過是“北京之春”拉大旗的傀儡而已。為避免薛偉事後賴賬、讓民運人物
能隨時了解薛偉的陰陽兩副嘴臉，我保存了薛偉的電話錄音，以備想見識見識薛偉陰
面的朋友們閑來無事尋開心之用。
  為了進一步核實“北京之春”的“全球”、“第一”到底是什么貨色，我又撥了几
個電話。徐幫泰稱﹕他們從來沒邀請過我們，也不會邀請我們，我們根本不知道開會
之事。王若望先生在電話中回答得更加巧妙﹕你可看見“北京之春”每期連續發表的
讀者來信，要多肉麻有多肉麻。
  王若望先生可能沒說錯，薛偉的言行、表現，實在不能不讓人認為他屬于“民運精
英”中那种自以為能和李鵬平起平坐、等著別人肉麻吹捧、借民運撈取經濟、政治利
益的不肖之徒。記得去年夏天，薛偉來瑞典開會，到了烏墨爾一趟。海外民運的几個
窮哥儿們原本想乘此机會和“北京之春”的這位經理好好談談，推動“北京之春”為
中國民主變革作一些實際的工作，沒想到他竟一頭扎進了他女朋友家中、稱病拒見任
何人，儼然是共產高官拒絕小民百姓“晉見”的派頭。朋友們從民運大局出發，在他
臨离開烏墨爾時，還是用小汽車把這位生了“官”病的“民運”經理接到了出來，希
望大家能開誠布公地坐下來交換一下看法。然而人們第一次見到的薛偉，竟然是一個
小毛澤東派頭，兩手叉腰、眼睛望著窗外、愛理不理地說了一句﹕“我只有十五分鐘
時間”，當時气得荷蘭來的兩位朋友甩手走掉了。薛偉沒料到在烏墨爾偏偏碰上了我
這個喜歡叫真章的，竟敢當著這位大經理的面一五一十地數落“北京之春”及“精英
”人物為一己私利而搞民運。搞得灰頭土臉的薛偉被迫乖乖地听了我一個多小時的質
問，坐在那儿屁股都沒敢挪動一下，最後一再表白﹕“北京之春”發任何文章都是三
票表決，我薛偉是堅決維護民運團結、堅決反對改良主義、堅決支持打擊共產党的，
但我只有一票，胡平他們不同意，故北京之春有些東西不能令人滿意。為了擺脫現場
的尷尬局面，薛偉還討好地表示，“北京之春”与“中華評述”可以互設鏡址，經常
聯系。然而對于薛偉這种言而無信的承諾，恐怕三歲小孩也不會拿它當真，讀者是永
遠不會在“北京之春”上找到“中華評述”鏡址的。
  共產社會脫胎出來的人物，滿腦袋的共產思維、處事哲學本不足為奇。民運“精英
”們只要骨子里把自己定位于借民運圖財、圖名，就永遠跳不出這种思維、處事模式
，永遠會臭味相投、互相吹捧。別看薛偉在烏墨爾稱“病”擺譜，卻愿帶“病”風塵
仆仆跑上四百公里去拜訪莫利花。何也﹖臭味相投、互相需要也﹗事也湊巧，在薛偉
來烏墨爾之前，我有幸拜會過這位茉莉女士。當時談起“北京之春”寫稿不給稿費之
事，茉莉花就惡狠狠地對我說﹕“寫信跟他們要，他們有老板給錢，每篇文章他們都
要按規矩開出稿費，你不領就進了他們自己腰包了，你沒看見薛偉房子、汽車都有了
嗎﹗我就不愿往北京之春投稿”。我表示人家不給，如何好意思開口要錢。茉莉花說
﹕“沒什么不好意思的，薛偉是什么東西，文化革命時期的強奸犯，他女朋友不跟他
好了，他把人家強奸了，共產党判了他的刑，他現在說他是受共產党迫害，你不跟他
們要錢白不要”。茉莉花的態度反映了民運“精英”間最典型的相互關系反映，他們
背後可以互相臭、互相拆台，而為了各自的名利需要，在公開場合又可以互相捧、互
相拍。君不見那個不愿在“北京之春”發表文章的茉莉繼續在“北春”發表一些于民
運不痛不痒的文章嗎﹔君不見“北春”仍在不厭其煩地采用茉莉這類人往自己臉上貼
金、而又不反共、甚至給共產党幫忙的文章嗎。
  “開放”雜志十二月號發表的龔小夏文章（第五十六頁），直言不諱地道出了這批
民運“精英”只圖名利、毫無理想可言的內心世界。請看龔女士的邏輯﹕“民主制度
不是千年王國的允諾，民主并不保証經濟發展，不保証國家強盛統一，不保証社會安
定，甚至不保証人民幸福，....民主只保証弱小的個人不被強大的國家所吞噬，公民
就任何政治問題信口開河（時沒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後顧之憂，....民主給予
大公無私的人与自私自利的人......以同樣的權利，....對個人權利的保障是民主制
度的出發點，....而個人權利總是等同与個人私利，....”，由此她推斷﹕“貶斥個
人目的高於一切的自私行為”是“專制政權向集体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尋求合
法性”的結果，從而得出結論﹕“中國大陸异議人士的悲劇正在于....偏要去充當一
個集体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角色”，并聲稱异議人士失敗的“最大教訓”起因于“异議
人士的共同政治心理”﹕“組織情節”和“國家情節”，進而責難這些以國家、民族
進步為己任的异議人士，“為什么民主運動就必須要有政治組織，為什么民主運動就
一定為國家的強盛和國家的統一服務﹖”龔女士在為民運“精英”的無恥圖利、吃“
六、四”人血饅頭的行為振振有辭地進行辯護後道出了其目的所在﹕“中國大陸民主
運動是大陸人自己的事，外人（龔女士顯然認為台灣國民党不屬于中國人范疇）可以
幫助（給錢），卻不得參与（過問錢的去向），....盡管（各民運組織）拿（國民党
的）錢基本上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秘密，....”，然而“民運人士....拿國民党的資助
，沒有人會加以指責”，因為民主制度保障允許民運“精英”不擇手段地發民運財。
龔小夏确實坦白得可愛，但“北京之春”召開“全球第一屆中國民主運動前途討論會
”的奧秘卻被她一語道破，薛偉等真不知道在背後會怎么罵這個多嘴的娘們呢﹗偏偏
在老子們另立字號招兵買馬的時候揭我們不為國家、民族的老底，偏偏要在老子們向
老板作秀要錢的時候胡亂放炮，這豈不是擋我“北京之春”的財路，拆我北京之春的
台。
  “北京之春”乃至民運“精英”無恥地發民運財，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海外華人
上過當的都心中有數，“中華評述”也接到過無數起舉報電話和信件﹔“北京之春”
乃至民運“精英”不擇手段向共產党求招安、為自己在美國揚名的不齒行為，也早就
不是什么新鮮事，國內蹲監獄的三位湖南墨水瓶英雄最有体會，魏京生、王丹等在監
獄中更會細細品嘗個中的味道。薛偉在電話中稱﹕“你說的都是你自己認為的”，那
么我可以再提醒薛偉們兩件事，也許他會跳腳罵娘，說我故意給“精英”抹黑。人們
不會忘記，數月前“北京之春”演過同樣一𢁉作秀發財戲，宣稱在荷蘭開什么“大陸
民族主義思潮國際研討會”，當本人電話詢問王鵬令他的“民族主義討論會”是否會
給共產党張目時，他不但不回答我的問題，卻開口問我能否給他找到一万美金資助。
去年全球學聯在瑞典開會，我也問過“民陣”的會議經辦人，國民党給的一万八千美
金有多少花在了民運事業上，答复竟是﹕“國民党愿意給錢，怎么花是我們的事，他
們管不著”。看來真要龔小夏說中了，這幫海外“精英”中的“有識之士”，确确實
實是在臉不紅、心不跳地大發“民運”橫財。
  如此“民運”，如此“精英”，民運怎能不走入死胡同。民運找不到出路，關心國
家興亡的异議人士怎能沒有危机感。有志者為之奔走、檢討過去、呼吁大團結在所必
然﹔一些正直的异議人士适時地呼吁召開“全球中國民主運動前途討論會”無可非議
﹔可怕的是會議再次被別有用心者利用，再次形成一個分裂民運、有利于共產极權制
度的不光彩的會議。為今之計，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有識民主人士，首先應該拯救
、批判或最終拋棄那些謀私利的不良“精英”，在海內外民眾中重建民運為國家、為
民族、為人民的信譽，組成具有堅定民主理念、能夠堅決与中共抗爭到底的嚴密而清
廉的組織，才是中國民運的唯一出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
                                                                于烏墨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