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危机，“北京之春”乘机拉帮、捞钱
* 晓峰 *
提前出版的九六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刊出通知，宣布要召开“全球第一届中国
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讨论会冠以“全球”、“第一届”的牌头，不知情的人肯定
以为走进了死胡同的民运“精英”们真的愿意检讨过去、重新团结、为中国民主前途
“从头越”了呢！此前半月，王若望先生在电话中也曾提到，他和一些人正在筹划召
开民运会议，商讨民运前途问题，并称如能到美国来，可以利用此机会大家聚一聚。
然而，细看通知的内容，却有如下的文字：“欢迎世界各地热心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并对此确有真知灼见的人士参加，会议采用自愿报名....筹备组审定同意....凭邀请
函参加会议”，让人读了实在不是味道。这种“自愿”、“审定”的方式，不正是共
产党“选举”香港“特首”的假民意翻版吗？不正是共产党在大陆伪称人民可以选举
“人民代表”的惯用手法吗？懂得中共“民主”语言的中国人，自然对打着会议筹备
组名义行事的“北京之春”骨子里究竟要卖什么药心领神会。不难想见，其所谓的“
热心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确有真知灼见”，先决条件就是愿意纳入我“北京之
春”所倡导的“民运”大旗麾下，否则就算不得“确有真知灼见”，更不属于“热心
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之列，自然也就成了经“北京之春”“审定”比共产党还可怕
、从而不受“全球”、“第一届”欢迎的人物。
不过，猜想归猜想，实际归实际，总不能以共产党“小人”之心度北京之春“君子
”之腹吧，说不定这次“北京之春”真的愿意为民运做点好事了，说不定“北京之春
”的先生们这次是无意识地使用了他们在共产党治下用惯了的共产语言，要是单凭个
人臆测，岂不歪曲了“北京之春”的“美意”。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拿起电话，拨通了
“通知”给出的唯一的联络电话，了解会议的真正目的。出乎意料，接电话的竟是倪
育贤先生。当我报出了名字、指出“北京之春”所发会议通知使用共产语言和筹备方
式时，倪先生赶紧解释说：“欢迎你参加会议，你可以马上传真一个护照号给我，会
议指定我发邀请信，你参加不需要什么审批，我马上给你发邀请；至于审批之说，那
是“北春”担心美国这里有人会在会上捣乱”。我随即发出了传真，明确表示愿意乘
会议之机，见识见识民运界确有真知灼见的朋友们。不想，二十四小时以後，倪先生
即打来了电话：“晓峰先生实在对不起，薛伟说你参加会议的事要你直接和他联系，
他说我只能发美国方面的邀请函，欧洲方面由薛伟自己决定”。看来，倪先生陷入了
尴尬的境地，拿钱老板薛伟有意见，让倪先生弄了个两头不是人，只好打电话直言相
告个中原因。
我这人就不信邪，倒要看看薛伟究竟想玩什么把戏，于是立即拨通了薛伟的电话，
以下是薛伟在电话中回答的要点：“我忙着发行杂志，没时间跟你多谈；....我从未
和倪育贤谈过那样的话，你要参加会议必须等到十二月二十日之後，经筹备组审定後
才能决定，我一个人作不了主”。真难为了薛伟，共产党还没打倒，共产党的官腔却
运用得娴熟，那种盛气凌人的口吻，那种当面撒谎不红脸的本事，直让人觉得又是哪
个共产官儿在跟小民百姓谈话呢！不过，薛伟的一番表演倒真正说明了“北京之春”
所谓的“欢迎世界各地....”实在另有企图，那些民运头面人物为之组成的所谓会议
筹备组只不过是“北京之春”拉大旗的傀儡而已。为避免薛伟事後赖账、让民运人物
能随时了解薛伟的阴阳两副嘴脸，我保存了薛伟的电话录音，以备想见识见识薛伟阴
面的朋友们闲来无事寻开心之用。
为了进一步核实“北京之春”的“全球”、“第一”到底是什么货色，我又拨了几
个电话。徐帮泰称：他们从来没邀请过我们，也不会邀请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开会
之事。王若望先生在电话中回答得更加巧妙：你可看见“北京之春”每期连续发表的
读者来信，要多肉麻有多肉麻。
王若望先生可能没说错，薛伟的言行、表现，实在不能不让人认为他属于“民运精
英”中那种自以为能和李鹏平起平坐、等着别人肉麻吹捧、借民运捞取经济、政治利
益的不肖之徒。记得去年夏天，薛伟来瑞典开会，到了乌墨尔一趟。海外民运的几个
穷哥儿们原本想乘此机会和“北京之春”的这位经理好好谈谈，推动“北京之春”为
中国民主变革作一些实际的工作，没想到他竟一头扎进了他女朋友家中、称病拒见任
何人，俨然是共产高官拒绝小民百姓“晋见”的派头。朋友们从民运大局出发，在他
临离开乌墨尔时，还是用小汽车把这位生了“官”病的“民运”经理接到了出来，希
望大家能开诚布公地坐下来交换一下看法。然而人们第一次见到的薛伟，竟然是一个
小毛泽东派头，两手叉腰、眼睛望着窗外、爱理不理地说了一句：“我只有十五分钟
时间”，当时气得荷兰来的两位朋友甩手走掉了。薛伟没料到在乌墨尔偏偏碰上了我
这个喜欢叫真章的，竟敢当着这位大经理的面一五一十地数落“北京之春”及“精英
”人物为一己私利而搞民运。搞得灰头土脸的薛伟被迫乖乖地听了我一个多小时的质
问，坐在那儿屁股都没敢挪动一下，最後一再表白：“北京之春”发任何文章都是三
票表决，我薛伟是坚决维护民运团结、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坚决支持打击共产党的，
但我只有一票，胡平他们不同意，故北京之春有些东西不能令人满意。为了摆脱现场
的尴尬局面，薛伟还讨好地表示，“北京之春”与“中华评述”可以互设镜址，经常
联系。然而对于薛伟这种言而无信的承诺，恐怕三岁小孩也不会拿它当真，读者是永
远不会在“北京之春”上找到“中华评述”镜址的。
共产社会脱胎出来的人物，满脑袋的共产思维、处事哲学本不足为奇。民运“精英
”们只要骨子里把自己定位于借民运图财、图名，就永远跳不出这种思维、处事模式
，永远会臭味相投、互相吹捧。别看薛伟在乌墨尔称“病”摆谱，却愿带“病”风尘
仆仆跑上四百公里去拜访莫利花。何也？臭味相投、互相需要也！事也凑巧，在薛伟
来乌墨尔之前，我有幸拜会过这位茉莉女士。当时谈起“北京之春”写稿不给稿费之
事，茉莉花就恶狠狠地对我说：“写信跟他们要，他们有老板给钱，每篇文章他们都
要按规矩开出稿费，你不领就进了他们自己腰包了，你没看见薛伟房子、汽车都有了
吗！我就不愿往北京之春投稿”。我表示人家不给，如何好意思开口要钱。茉莉花说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薛伟是什么东西，文化革命时期的强奸犯，他女朋友不跟他
好了，他把人家强奸了，共产党判了他的刑，他现在说他是受共产党迫害，你不跟他
们要钱白不要”。茉莉花的态度反映了民运“精英”间最典型的相互关系反映，他们
背後可以互相臭、互相拆台，而为了各自的名利需要，在公开场合又可以互相捧、互
相拍。君不见那个不愿在“北京之春”发表文章的茉莉继续在“北春”发表一些于民
运不痛不痒的文章吗；君不见“北春”仍在不厌其烦地采用茉莉这类人往自己脸上贴
金、而又不反共、甚至给共产党帮忙的文章吗。
“开放”杂志十二月号发表的龚小夏文章（第五十六页），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这批
民运“精英”只图名利、毫无理想可言的内心世界。请看龚女士的逻辑：“民主制度
不是千年王国的允诺，民主并不保证经济发展，不保证国家强盛统一，不保证社会安
定，甚至不保证人民幸福，....民主只保证弱小的个人不被强大的国家所吞噬，公民
就任何政治问题信口开河（时没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後顾之忧，....民主给予
大公无私的人与自私自利的人......以同样的权利，....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是民主制
度的出发点，....而个人权利总是等同与个人私利，....”，由此她推断：“贬斥个
人目的高於一切的自私行为”是“专制政权向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寻求合
法性”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悲剧正在于....偏要去充当一
个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色”，并声称异议人士失败的“最大教训”起因于“异议
人士的共同政治心理”：“组织情节”和“国家情节”，进而责难这些以国家、民族
进步为己任的异议人士，“为什么民主运动就必须要有政治组织，为什么民主运动就
一定为国家的强盛和国家的统一服务？”龚女士在为民运“精英”的无耻图利、吃“
六、四”人血馒头的行为振振有辞地进行辩护後道出了其目的所在：“中国大陆民主
运动是大陆人自己的事，外人（龚女士显然认为台湾国民党不属于中国人范畴）可以
帮助（给钱），却不得参与（过问钱的去向），....尽管（各民运组织）拿（国民党
的）钱基本上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秘密，....”，然而“民运人士....拿国民党的资助
，没有人会加以指责”，因为民主制度保障允许民运“精英”不择手段地发民运财。
龚小夏确实坦白得可爱，但“北京之春”召开“全球第一届中国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
”的奥秘却被她一语道破，薛伟等真不知道在背後会怎么骂这个多嘴的娘们呢！偏偏
在老子们另立字号招兵买马的时候揭我们不为国家、民族的老底，偏偏要在老子们向
老板作秀要钱的时候胡乱放炮，这岂不是挡我“北京之春”的财路，拆我北京之春的
台。
“北京之春”乃至民运“精英”无耻地发民运财，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海外华人
上过当的都心中有数，“中华评述”也接到过无数起举报电话和信件；“北京之春”
乃至民运“精英”不择手段向共产党求招安、为自己在美国扬名的不齿行为，也早就
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内蹲监狱的三位湖南墨水瓶英雄最有体会，魏京生、王丹等在监
狱中更会细细品尝个中的味道。薛伟在电话中称：“你说的都是你自己认为的”，那
么我可以再提醒薛伟们两件事，也许他会跳脚骂娘，说我故意给“精英”抹黑。人们
不会忘记，数月前“北京之春”演过同样一作秀发财戏，宣称在荷兰开什么“大陆
民族主义思潮国际研讨会”，当本人电话询问王鹏令他的“民族主义讨论会”是否会
给共产党张目时，他不但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开口问我能否给他找到一万美金资助。
去年全球学联在瑞典开会，我也问过“民阵”的会议经办人，国民党给的一万八千美
金有多少花在了民运事业上，答复竟是：“国民党愿意给钱，怎么花是我们的事，他
们管不着”。看来真要龚小夏说中了，这帮海外“精英”中的“有识之士”，确确实
实是在脸不红、心不跳地大发“民运”横财。
如此“民运”，如此“精英”，民运怎能不走入死胡同。民运找不到出路，关心国
家兴亡的异议人士怎能没有危机感。有志者为之奔走、检讨过去、呼吁大团结在所必
然；一些正直的异议人士适时地呼吁召开“全球中国民主运动前途讨论会”无可非议
；可怕的是会议再次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再次形成一个分裂民运、有利于共产极权制
度的不光彩的会议。为今之计，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有识民主人士，首先应该拯救
、批判或最终抛弃那些谋私利的不良“精英”，在海内外民众中重建民运为国家、为
民族、为人民的信誉，组成具有坚定民主理念、能够坚决与中共抗争到底的严密而清
廉的组织，才是中国民运的唯一出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
于乌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