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推翻中共极权暴政、才能拯救中国 
                                                              * 杨光 *

  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法西斯共产专政至今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此
起彼伏,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由于中共一贯使用铁血专政,对任何它所认为的出
格思想和言论都一律实行残酷的镇压,致使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非但没有丝毫改
进,反而更加恶化。致力于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有志之士,实在应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重新设计和制定在共产极权体制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式、方法。
  进行民主抗争的方式,无论是上街游行式的大民主还是写大字报式的小民主、甚或
是在报章杂志上、亲朋好友间发发牢骚,其基本前提是当政者接受民主与法治的原则
。对于一个不承认民主与法治、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随时都会发狂的法西斯统治集
团,跟它讲民主人权,谈什么和平、理性,实在是搞错了对像。历史上任何实行极权
专制的统治者,只要它政权和武力在手,都会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警察、监狱对付
手无寸铁以和平、民主方式与之进行抗争的民众。古往今来、海内海外,从无例外。
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以後,中国人之所以长期沉默,正是认识到了使用过去那
种民主抗争的方式对付中共法西斯专政毫无效果,与其在抗争中作无谓的牺牲,不如
暂时沉默、等待合适的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的那些民运秀才、“精英”,却不能认
识这一最简单的道理,还在鼓吹和平、理性、包容,做他们一厢情愿的美梦。在这种
错误理念的误导之下,从“六、四”到现在的七年中,又有无数民主志士被送进了共
产党的监狱,更加削弱了中国的民主力量。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共产和平演变说,起源与美国及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考量。今天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用以迷惑、愚弄百姓的那套原始共
产平均主义空头承诺在西方社会不但兑了现,而且每个人在享受起码的温饱之外,还
能得到现代科技水平提供的各项服务,让人真正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在这样的社会
中,政治家的所有决策,都会受到选票的箝制,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他们按照自己
的思维逻辑,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们对和平发展的需求,因而急于
和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做生意,更不希望自己人民的生命在战乱中牺牲、财产在炮火
中损失。以此为前提,和平演变共产制度成了西方世界对付共产强权的国策。尤其是
头号共产大国苏联自杀式的自我解体,更让西方的政治家们相信,和平演变共产制度
既能符合其国家长远利益,也能满足其国家近期的商业利益。西方这种和平演变策略
的牺牲品首先是中国人民,它根本不考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的中国人的眼前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西方政治家最近走马灯式地到北京朝贡,
共产党政府对国内民主人士迫害与镇压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猖狂了。和平演变政策的
设计者们不懂得他们和共产党人玩的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承认
西方的各种规则、制度,他们以最终推翻西方社会制度为己任,那么和平演变能否求
得真正的和平就是问题了。实际上西方政治家眼前推行的名曰和平演变实则向共产强
权乞求和平的策略是以牺牲其长远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的,这就像当年西方向希特勒
摇橄榄枝一样,最终得到的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灾难。西方政治家从未
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因此不可能有中国人对共产极权本质的深刻了解,只有当
他们的和平演变策略真正走入死胡同时,才会有可能醒悟。然而作为中国人、尤其是
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本国人民和本民族的利益,因此
学着西方政治家的腔调、跟着高喊不切实际的和平演变、而不去做一些实际推动中国
民主化进程的事情,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海外的民运“精英”之所以死抱住“和平演变”不放,天天要共产党为其平反昭雪
,天天要中国人“包容”中共极权体制,甚至千方百计为共产极权补锅,幻想共产党
内的开明派有朝一日放下屠刀、接受演变,是有其社会原因和思想基础的。他们之中
许多人是在共产愚民教育下长大的,这些人的头脑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有的
只是一个良好的民主愿望。他们同共产社会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共
产党还幻想多多,所以不可能成为彻底的民运斗士。他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使他们
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贪得无餍、权欲熏心、为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凶
残的土匪强盗。他们也不愿相信共产党说得天花乱坠的共产理想仅只是欺骗迷惑百姓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因此整日价幻想有个开明的共产皇帝会给他们民主与
人权。他们的思维模式,无法跳出中国古代百姓期盼圣主、清官的框架,因而也无法
进入自觉革命的境界,更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的只能是误导民众,使中国
的民主化运动造成更大的挫折。共产党正好利用了民运“精英”群这种软弱、无所作
为的现状,派出大量特务混入其中,进一步把水搅混,假某些“精英”之手,干共产
海外别动队之实。当今民运“精英”之所以不能形成共同的理念、建立团结一致能攥
起拳头合力打击共产极权的组织,而忙于各拉山头、争相表白自己和民主革命划清界
限,原因不外呼上述两点。
  中国人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民运“精英”根本就没想过造反,只是
共产党连发发牢骚的小百姓都容纳不了,硬是要将“精英”们列为谋反之列,即使精
英们口口声声告饶、要求平反招安一把,也坚决不许。这种共产定义下的秀才“造反
”,当然永远也不会成功,最後只能成鸟兽散。中国历代任何一个腐败封建王朝,从
来都不是秀才、精英推翻的,陈胜、武广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揭杆而起的大老粗才是
改朝换代的动力、才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二十世纪虽然是科技发达的文明年代,
但对付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社会产物 -- 共产法西斯强权,想要摆脱工农穷苦大众
武装反抗,单靠几个从来不想为国家民族做出牺牲的、呱呱叫的“精英”,推翻武装
到牙齿的共产政权简直是异想天开。中国虽然还有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活”,
但指望共产匪徒放下屠刀,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克林顿或哪位“精英”情愿把妹子
送给江泽民、李鹏之流做小老婆,恐怕也没办法将他们的共产坏水感化过来。中国民
众的武装革命,才能最终埋葬共产法西斯极权制度,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
民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于香港
                武装推翻中共极权暴政、才能拯救中国 
                                                              * 杨光 *

  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法西斯共产专政至今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此
起彼伏,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由于中共一贯使用铁血专政,对任何它所认为的出
格思想和言论都一律实行残酷的镇压,致使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非但没有丝毫改
进,反而更加恶化。致力于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有志之士,实在应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重新设计和制定在共产极权体制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式、方法。
  进行民主抗争的方式,无论是上街游行式的大民主还是写大字报式的小民主、甚或
是在报章杂志上、亲朋好友间发发牢骚,其基本前提是当政者接受民主与法治的原则
。对于一个不承认民主与法治、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随时都会发狂的法西斯统治集
团,跟它讲民主人权,谈什么和平、理性,实在是搞错了对像。历史上任何实行极权
专制的统治者,只要它政权和武力在手,都会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警察、监狱对付
手无寸铁以和平、民主方式与之进行抗争的民众。古往今来、海内海外,从无例外。
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以後,中国人之所以长期沉默,正是认识到了使用过去那
种民主抗争的方式对付中共法西斯专政毫无效果,与其在抗争中作无谓的牺牲,不如
暂时沉默、等待合适的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的那些民运秀才、“精英”,却不能认
识这一最简单的道理,还在鼓吹和平、理性、包容,做他们一厢情愿的美梦。在这种
错误理念的误导之下,从“六、四”到现在的七年中,又有无数民主志士被送进了共
产党的监狱,更加削弱了中国的民主力量。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共产和平演变说,起源与美国及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考量。今天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用以迷惑、愚弄百姓的那套原始共
产平均主义空头承诺在西方社会不但兑了现,而且每个人在享受起码的温饱之外,还
能得到现代科技水平提供的各项服务,让人真正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在这样的社会
中,政治家的所有决策,都会受到选票的箝制,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他们按照自己
的思维逻辑,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们对和平发展的需求,因而急于
和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做生意,更不希望自己人民的生命在战乱中牺牲、财产在炮火
中损失。以此为前提,和平演变共产制度成了西方世界对付共产强权的国策。尤其是
头号共产大国苏联自杀式的自我解体,更让西方的政治家们相信,和平演变共产制度
既能符合其国家长远利益,也能满足其国家近期的商业利益。西方这种和平演变策略
的牺牲品首先是中国人民,它根本不考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的中国人的眼前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西方政治家最近走马灯式地到北京朝贡,
共产党政府对国内民主人士迫害与镇压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猖狂了。和平演变政策的
设计者们不懂得他们和共产党人玩的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承认
西方的各种规则、制度,他们以最终推翻西方社会制度为己任,那么和平演变能否求
得真正的和平就是问题了。实际上西方政治家眼前推行的名曰和平演变实则向共产强
权乞求和平的策略是以牺牲其长远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的,这就像当年西方向希特勒
摇橄榄枝一样,最终得到的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灾难。西方政治家从未
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因此不可能有中国人对共产极权本质的深刻了解,只有当
他们的和平演变策略真正走入死胡同时,才会有可能醒悟。然而作为中国人、尤其是
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本国人民和本民族的利益,因此
学着西方政治家的腔调、跟着高喊不切实际的和平演变、而不去做一些实际推动中国
民主化进程的事情,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海外的民运“精英”之所以死抱住“和平演变”不放,天天要共产党为其平反昭雪
,天天要中国人“包容”中共极权体制,甚至千方百计为共产极权补锅,幻想共产党
内的开明派有朝一日放下屠刀、接受演变,是有其社会原因和思想基础的。他们之中
许多人是在共产愚民教育下长大的,这些人的头脑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有的
只是一个良好的民主愿望。他们同共产社会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共
产党还幻想多多,所以不可能成为彻底的民运斗士。他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使他们
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贪得无餍、权欲熏心、为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凶
残的土匪强盗。他们也不愿相信共产党说得天花乱坠的共产理想仅只是欺骗迷惑百姓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因此整日价幻想有个开明的共产皇帝会给他们民主与
人权。他们的思维模式,无法跳出中国古代百姓期盼圣主、清官的框架,因而也无法
进入自觉革命的境界,更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的只能是误导民众,使中国
的民主化运动造成更大的挫折。共产党正好利用了民运“精英”群这种软弱、无所作
为的现状,派出大量特务混入其中,进一步把水搅混,假某些“精英”之手,干共产
海外别动队之实。当今民运“精英”之所以不能形成共同的理念、建立团结一致能攥
起拳头合力打击共产极权的组织,而忙于各拉山头、争相表白自己和民主革命划清界
限,原因不外呼上述两点。
  中国人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民运“精英”根本就没想过造反,只是
共产党连发发牢骚的小百姓都容纳不了,硬是要将“精英”们列为谋反之列,即使精
英们口口声声告饶、要求平反招安一把,也坚决不许。这种共产定义下的秀才“造反
”,当然永远也不会成功,最後只能成鸟兽散。中国历代任何一个腐败封建王朝,从
来都不是秀才、精英推翻的,陈胜、武广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揭杆而起的大老粗才是
改朝换代的动力、才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二十世纪虽然是科技发达的文明年代,
但对付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社会产物 -- 共产法西斯强权,想要摆脱工农穷苦大众
武装反抗,单靠几个从来不想为国家民族做出牺牲的、呱呱叫的“精英”,推翻武装
到牙齿的共产政权简直是异想天开。中国虽然还有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活”,
但指望共产匪徒放下屠刀,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克林顿或哪位“精英”情愿把妹子
送给江泽民、李鹏之流做小老婆,恐怕也没办法将他们的共产坏水感化过来。中国民
众的武装革命,才能最终埋葬共产法西斯极权制度,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
民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于香港
                武装推翻中共极权暴政、才能拯救中国 
                                                              * 杨光 *

  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法西斯共产专政至今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此
起彼伏,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由于中共一贯使用铁血专政,对任何它所认为的出
格思想和言论都一律实行残酷的镇压,致使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非但没有丝毫改
进,反而更加恶化。致力于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有志之士,实在应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重新设计和制定在共产极权体制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式、方法。
  进行民主抗争的方式,无论是上街游行式的大民主还是写大字报式的小民主、甚或
是在报章杂志上、亲朋好友间发发牢骚,其基本前提是当政者接受民主与法治的原则
。对于一个不承认民主与法治、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随时都会发狂的法西斯统治集
团,跟它讲民主人权,谈什么和平、理性,实在是搞错了对像。历史上任何实行极权
专制的统治者,只要它政权和武力在手,都会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警察、监狱对付
手无寸铁以和平、民主方式与之进行抗争的民众。古往今来、海内海外,从无例外。
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以後,中国人之所以长期沉默,正是认识到了使用过去那
种民主抗争的方式对付中共法西斯专政毫无效果,与其在抗争中作无谓的牺牲,不如
暂时沉默、等待合适的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的那些民运秀才、“精英”,却不能认
识这一最简单的道理,还在鼓吹和平、理性、包容,做他们一厢情愿的美梦。在这种
错误理念的误导之下,从“六、四”到现在的七年中,又有无数民主志士被送进了共
产党的监狱,更加削弱了中国的民主力量。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共产和平演变说,起源与美国及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考量。今天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用以迷惑、愚弄百姓的那套原始共
产平均主义空头承诺在西方社会不但兑了现,而且每个人在享受起码的温饱之外,还
能得到现代科技水平提供的各项服务,让人真正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在这样的社会
中,政治家的所有决策,都会受到选票的箝制,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他们按照自己
的思维逻辑,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们对和平发展的需求,因而急于
和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做生意,更不希望自己人民的生命在战乱中牺牲、财产在炮火
中损失。以此为前提,和平演变共产制度成了西方世界对付共产强权的国策。尤其是
头号共产大国苏联自杀式的自我解体,更让西方的政治家们相信,和平演变共产制度
既能符合其国家长远利益,也能满足其国家近期的商业利益。西方这种和平演变策略
的牺牲品首先是中国人民,它根本不考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的中国人的眼前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西方政治家最近走马灯式地到北京朝贡,
共产党政府对国内民主人士迫害与镇压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猖狂了。和平演变政策的
设计者们不懂得他们和共产党人玩的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承认
西方的各种规则、制度,他们以最终推翻西方社会制度为己任,那么和平演变能否求
得真正的和平就是问题了。实际上西方政治家眼前推行的名曰和平演变实则向共产强
权乞求和平的策略是以牺牲其长远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的,这就像当年西方向希特勒
摇橄榄枝一样,最终得到的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灾难。西方政治家从未
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生活过,因此不可能有中国人对共产极权本质的深刻了解,只有当
他们的和平演变策略真正走入死胡同时,才会有可能醒悟。然而作为中国人、尤其是
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本国人民和本民族的利益,因此
学着西方政治家的腔调、跟着高喊不切实际的和平演变、而不去做一些实际推动中国
民主化进程的事情,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海外的民运“精英”之所以死抱住“和平演变”不放,天天要共产党为其平反昭雪
,天天要中国人“包容”中共极权体制,甚至千方百计为共产极权补锅,幻想共产党
内的开明派有朝一日放下屠刀、接受演变,是有其社会原因和思想基础的。他们之中
许多人是在共产愚民教育下长大的,这些人的头脑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有的
只是一个良好的民主愿望。他们同共产社会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共
产党还幻想多多,所以不可能成为彻底的民运斗士。他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使他们
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贪得无餍、权欲熏心、为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凶
残的土匪强盗。他们也不愿相信共产党说得天花乱坠的共产理想仅只是欺骗迷惑百姓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因此整日价幻想有个开明的共产皇帝会给他们民主与
人权。他们的思维模式,无法跳出中国古代百姓期盼圣主、清官的框架,因而也无法
进入自觉革命的境界,更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的只能是误导民众,使中国
的民主化运动造成更大的挫折。共产党正好利用了民运“精英”群这种软弱、无所作
为的现状,派出大量特务混入其中,进一步把水搅混,假某些“精英”之手,干共产
海外别动队之实。当今民运“精英”之所以不能形成共同的理念、建立团结一致能攥
起拳头合力打击共产极权的组织,而忙于各拉山头、争相表白自己和民主革命划清界
限,原因不外呼上述两点。
  中国人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民运“精英”根本就没想过造反,只是
共产党连发发牢骚的小百姓都容纳不了,硬是要将“精英”们列为谋反之列,即使精
英们口口声声告饶、要求平反招安一把,也坚决不许。这种共产定义下的秀才“造反
”,当然永远也不会成功,最後只能成鸟兽散。中国历代任何一个腐败封建王朝,从
来都不是秀才、精英推翻的,陈胜、武广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揭杆而起的大老粗才是
改朝换代的动力、才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二十世纪虽然是科技发达的文明年代,
但对付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社会产物 -- 共产法西斯强权,想要摆脱工农穷苦大众
武装反抗,单靠几个从来不想为国家民族做出牺牲的、呱呱叫的“精英”,推翻武装
到牙齿的共产政权简直是异想天开。中国虽然还有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活”,
但指望共产匪徒放下屠刀,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克林顿或哪位“精英”情愿把妹子
送给江泽民、李鹏之流做小老婆,恐怕也没办法将他们的共产坏水感化过来。中国民
众的武装革命,才能最终埋葬共产法西斯极权制度,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
民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