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中共极权应从缉凶和全民忏悔做起
* 晓峰 *
今天，对于中共统治中国大陆近五十年的极权暴政史，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
都在不同程度上持否定态度，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连中共自己也在高唱“改革”
的赞歌，“改革”者要改变过去的错误政策也。自邓小平上台伊始，尽管中共不愿彻
底抛弃毛皇的 法西斯“思想”，毕竟还是承认了毛泽东有三分错误，把毛的惨无人
道的暴政一股脑儿算到了江青、林彪身上。现在在中国大陆，不管你走到任何一个角
落，询问任何一个“文革”过来的中共干部、知识分子或城市居民当初他干什么去了
，听到的回答通常都是：“我蹲牛棚了”、“我下乡插队了”，总之都是中共极权迫
害的“受害者”。当今中国大陆正在掀起一股“老三届”热，文革时造反、下乡、失
业、返城、耗尽了青春、眼下又挤不上中共“金权政治”班车的老红卫兵们，现在则
三两相聚、兴办以“老三届”为名的餐馆、晚会、公司，写老三届、唱老三届、画老
三届....怀念他们的青春，倾诉他们曾遭受的苦难，希望借此博得社会的同情，希望
以此向财源滚滚的太子爷们分一杯残羹。无独有偶，民运“精英”却在这个时候借研
究文革为题也抛出了诸多奇谈怪论。诸如：“造反派市民真心反对刘、邓、陶”（北
京之春九六年九月号二十九页杨小凯语）；“文革初期民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主要由
于共干对民众的压迫”（北京之春九六年六月号第九页刘国凯语）；“政治地位低下
....的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歧视、反对压迫”（北京之春六月号二十页胡平语
）。他们要人们相信：全民性暴力迫害发展到骇人听闻程度的共产“文革”，还有反
极 权造反的一面，还对中国民主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造就了一批当今富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中坚分子。鉴于此，“精英”们配合大陆的“老三届”热，连
篇累牍地回忆他们年青时代“峥嵘岁月”的“最辉煌”时刻，要求人们理解“许多群
众参与文革，....是通过革命以实现自己”（北京之春六月号二十三页胡平语）。言
外之意是要告诉人们，“精英”们早在娘胎里就已经是民主斗士了，是绝对正装的白
皮白芯白萝卜。
人们不禁会问，今日中国人，从共产当权者到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从屈从共产统
治的工农大众到先知先觉的民运“精英”，不是受害者就是当年潜在的反体制斗士，
那么近五十年来，中共虐杀七千万同胞、使亿万中国人惨遭斗争、迫害的罪行，又都
是谁具体干的呢？难道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几个坏蛋自己干的不成？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现在人们都清楚，在毛泽东掀起的每一次群众斗争浪潮中，法西斯极权统治者之
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火中取栗、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残害中国民众，就是利用了这
一批“受害者”整另一批“受害者”。今天那些声称蹲过牛棚、修理过地球、高喊要
对中共宽容的人们，如果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好好查一查他们当年的表现，恐怕有一个
算一个都难逃其咎。当年遍全国为毛执行迫害、屠杀任务的那些大大小小专案组成
员，当年拿着钢丝鞭照人脑袋上猛抽的那些红卫兵杀人凶手，当年纠集队伍、大搞武
斗、誓死捍卫毛泽东路线的那些文革英雄，当年成帮结伙上门抄家、抢劫的那些革命
造反派，当年在历次运动中拚命斗争地、富、反、坏、右、知、资、以向中共表忠心
的那些积极分子，当年将奄奄一息的受害者推出医院大门、负有救死扶伤使命的那些
医生们，当年天天跳忠字舞、向毛神早请示晚汇报、父母子女相互批判、检举、斗争
的亿万个家庭，当年红海洋中发狂般地崇拜毛神、山呼万寿无疆的善男信女们，当年
集体户中男女群居、偷鸡摸狗、撬门扒车、精神颓废的小知青们，当年响应大串联号
召、跑偏全国白吃白喝、为毛皇推行法西斯制度张目、冲击每个中国家庭安定的那些
失去理智的狂热学生们，实际就在每个中国人的身边，甚至也许就是你本人。随着时
代洪流滚滚向前，人们的地位变了，在社会上充当的角色也变了，当年的丑陋行径竟
然被人为地“遗忘”了。昔日的他们，有的成了当官的太子爷们，为保既得利益、财
源滚滚，表面高唱改革、实责乞灵于红朝极权苟延残喘。昔日的他们，有的仍然是小
民百姓和最没地位的知识分子，慑于极权暴政和共产贫穷，生怕这次又搭不上新一班
共产车、再受二茬罪，于是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变着法儿的投机谋利。昔日的他
们，有的成了标榜批判共产极权的改良“精英”，为争取跟共产党平起平坐，扭扭捏
捏地不愿接受打倒共产暴政的口号，把“民运”当成了他们发财致富、成名成家的手
段。今天，谁人还愿意检讨过去的丑恶灵魂，谁人还愿为中国人过去的苦难承担一份
责任，这就是今日中国事态发展的可悲之处。
今天，在大陆政界商界显赫扬名权倾朝野、或者越洋出国到西方花花世界享福的太
子党人，哪一个手上没沾上当年文革杀人的血迹，哪一个没有当年参与“联动”打、
砸、抢的劣迹。文革时一度当过中共中央付主席的宋仁穷女儿宋彬彬是当年毛泽东接
见“八一八”红卫兵时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经毛授意，改名宋要武，以北京中学红卫
兵的名义首先发难，是将文革武斗、杀人、打砸抢推向全国的罪魁祸首。这个十七岁
起就用皮鞭抽死七条人命的杀人凶手，现在却逍遥发外，住在美国享受美国政府恩准
的民主待遇。当年北京中学红卫兵董必武的儿子董梁翮、王稼祥的儿子王冒铭、华北
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之钱等杀人如麻的魔头，文革後都被中共放过，後来升官的升
官，出洋的出洋，发财的发财，至今无人追究凶手的法律责任。人们不禁要问，全世
界对残杀犹太人的凶犯，五十年後还在追究，中国人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值钱呢？如果
中国人至今不能忘怀二战期间日本人残杀我同胞的世仇，那又怎能忘却文革中残杀自
己同胞、手段较之日寇更加凶残的杀人凶手呢？显然，缉拿凶手归案，追究其法律责
任，才能还中国社会以公正，才是彻底清算中共极权暴政的开始。
当今，江泽民新极权班子中，正浮现出所谓“跨世纪人才”，这又都是些什么人物
呢？姑且简单分析之。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四十余岁，福建省长刘明康、近
五十岁，中共上海副书记陈良宇、四十余岁，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青林、五十岁
，北京市副市长段强、四十岁左右，....，这批人是目前海外和中国的民运改良主义
者看好的中共新一代政治家，认为他们比中共第一、二、三代当权者年青、有文化、
又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然而，这批人，大多都属于老三届背景，文革时曾为毛的疯
狂推波助澜，其後又曾被毛发配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文革後利用各自的关系背景成
了中共的第一批速成大学生，有的还趁着中美关系复苏，到美国镀过金。这种矛盾的
成长经历，不测政治风云的历练，使他们学会了中共政治中所有的奸诈权术和阴谋鬼
计，有本事在尔愚我诈的中共官场呼风唤雨。比起江泽民这一代，他们虽年青却老谋
深算；他们虽不动声色却能量丰富、适应政治气候的千变万化；他们的知识虽与其学
历不相称却富有现代意识和开创精神。西方和中国改良主义者们看好的正是中共这批
“跨世纪人才”的“开创精神”，期望他们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需要，会对中共政权
做出较大胆的反叛。然，西方政治家和中国改良主义者可曾考虑过当这么一批缺乏理
念而把个人政治利益置于首位的变色龙们一旦获取中共最高权力时的后果。那时，俄
国那种混乱与新极权恐怕就是明日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更加遥遥无期
。
五十年的中共史说明，中国趋炎附势的知识份子是中共暴政肆虐的吹鼓手，他们即
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又是中共政权迫害自己同胞的同路人和帮凶。人们熟悉的马屁
经郭沫若丑态百出的表演暂且不去管他，我们只要看看中国大陆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
，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就会感概良多了。我有一个同父异母名叫庆娥的姐姐，三十年
代初，她跟着自己母亲离开爸爸走了，四十年代她为了上大学又追到重庆找爸爸读大
学，五十年代她嫁了个共产党干部成了中共圈内知识份子，当时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
中共才授予讲师职位，她却成了中共第一代讲师，享受了中共高级知识份子待遇。在
六十年代中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她跑来找爸爸，首先炫耀的是中
共给了她高干待遇，继而告诉爸爸她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因为她男人是贫农出身（中
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成分和出身）。我当时就感到奇怪，你好端端
城里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贫农。我当即告诉她，既然你是来划清界限
来的，为什么还要到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来，你可以马上滚出去。就这样，一
直到文革爸爸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月十八元生活费、每天给研究所扫大门，十多
年她没再来看过爸爸。毛泽东死後没几年，她又跑来了，这回她不再唱高调了，说什
么咱们书香门第子女还得念书，因为她在军事医学院工作的关系，他的两个女儿都成
了文革後第一批大学生，接着又夸耀了一番她老公的地位和能量，不过这次她再也不
提她是贫农出身了。当中共把第一批留学生送往美国时，听爸爸说，她的两个女儿也
去了美国。今天她的女儿们又沾了“六、四”的光，拿到了美国人赐与的绿卡，可以
永居美国了。庆娥虽仅是中共治下千万个失去灵魂的知识分子之一，但却是中国知识
份子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典型。对这么一批没有灵魂的人，如果不从思想深处彻底
进行批判、令其忏悔过去，又怎么可能把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予他们及受他们潜移默化
的後代呢！
今日民运“精英”人物的心态并不比中国大陆那些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要好到那里
去，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对昔日行为的表白，就可见一斑了。胡平在“北京之春”九六
年十一月号“巴县之行”（四十三页）中写道：“一位北京同学建议我们到附近的巴
县去一趟，....我们正呆在重庆没事干，好象成了旁观者，如今有了直接参与的机会
，于是便欣然前往。....自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我对文革的意义有了新的理
解，因而我比先前更积极更主动”。这些主动、积极参与过中共各项政治运动的“精
英”人物，之所以後来背离中共体制，其原因无非是个人或家庭成了中共打击的对立
面、中共推行的阶级路线限制了他们在中共政治层面脱颖而出的机会、妨碍了他们个
人的发展。对此，曾积极参与过中共人民代表选举的胡平，在他的文章中就曾多次流
露过这种心态。杨小凯发表于“北京之春”一九七六年九月号的的文章中（二十七页
）也提到：“我父亲是老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周小舟时的秘书，毛泽东把周小舟和
我父亲打下去後....我当然对共产党有了仇”。民运“精英”与中共极权体制这种千
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他们清算共产暴政时的局限性。这也许就是今日中国民运改良
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这很可能也是人们只听见“精英”喊平反、招安而无所作为
的原因。人们还是等待着，希望精英们有一天会从屡遭挫折的民运现实中吸取教训，
在灵魂深处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与共产极权体制彻底决裂，真正成为中国新一代负
有历史使命感的民运斗士。
前已提到，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发动二战，国际法庭还要惩处战犯，至今德国
政府还一再表示悔罪；今日南共挑起波黑战争，屠杀上万波斯尼亚人，国际法庭发誓
要把刽子手捉拿归案，南共也只好签字画押；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历届政府拒
绝忏悔二战罪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始终不依不饶，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而与此对照，中共杀人元凶毛泽东、李鹏之流，乃至中国七千
万人死难的直接责任者，从来没听说过国际法庭要予以制裁，更没听说过哪一个中国
人有忏悔的表示，有的只是毛御医、许社长、赵智囊、刘记者等这些对自己过去遮遮
掩掩的新英雄，这岂非咄咄怪事。在这里，中国的问题和德、日、波斯尼亚稍有不同
，它缺少国际因素，仅只发生在中国国内，国际力量不易介入，情有可原。然作为中
国人本身，尤其是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借口改革、安定而继续维持极
权暴政，借口“受害”而掩饰过去、回避责任，借口批判极权而贩卖改良主义私货、
误导民众、美化自己，无人愿意自省，无人愿意忏悔，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的民主前
途感到忧心忡忡。置此世界共产体制日薄西山之际，唯独中共法西斯极权迟迟不能彻
底清算，唯独中国民主化化进程如此多灾多难，真正的原因恐怕就是这批以老三届为
代表的、由共产社会培养出来的、对共产权术和政治阴谋潜移默化的人物继续左右着
中国社会朝野两方面政治生态的结果。这种政治生态若长期延续下去，要想清算中共
极权暴政，要想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简直是天方夜谈，充其量只能在世界大气候
逼迫下、出现俄国那种脱掉共产党外衣的共产党人假民主幌子推行的新极权。由此看
来，呼吁全民彻底清算极权暴政的为虎作伥者势在必行，呼吁全民彻底批判、检讨、
忏悔为极权暴政吹喇叭、跑龙套、献忠心的丑陋行径的势在必行。只有彻底打破旧有
的共产思维模式，真正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国家民族民主大业为己任的
社会公民和觉悟知识分子才会在中国大地大量涌现，中国社会真正彻底的民主化才有
可能实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于乌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