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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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華　　評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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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PS9605. ［總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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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人團結起來，一切非共組織、派別聯合起來，
　　　　　　　在中共体制內外開展共同行動，合力推翻中共极權暴政，
　　　　　　　　　　　　建設科學、民主、自由之新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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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9605)目錄

                  今日中國的皇權与人權
                          ----- 兩种水火不相容的社會現實

        前言﹕皇權与人權問題的提出
        鄧、江時代皇權仍無所不在
              一、二十世紀中共開創共產皇權
              二、中共十二大堅持毛後新皇權
              三、毛後時代党治是實、法治是假，鄧、江新皇權實實在在
              四、民主幌子下的人民代表大會 ---- 新皇權的遮羞布
              五、封建宗法制的傳承体制，絕對的共產新皇權
              六、鄧小平主義，确立新皇權的理論基礎
              七、共產皇權搖搖欲墜，儿皇帝妄圖回歸毛時代
        皇權体制下的人權謊言
              一、如此生存權
              二、刺刀下的政治權利
              三、為法西斯獨裁服務的司法制度
              四、共產皇權之下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
              五、法西斯极權制度使民族問題日趨嚴重
        皇權与人權水火不能相容
              一、共產皇權之下絕不允許有人權
              二、君權愈專制、民知愈覺醒，封建法西斯皇權必須徹底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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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國的皇權与人權
                              ----- 兩种水火不相容的社會現實

                                 * 前言 *
                           皇權与人權問題的提出

                                                             * 曉峰、讓娜 *

  人權，作為我個人的理解，應該是﹕人在他所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層
面所應該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應該是﹕人在他所參与的各項社會活動中所應得到的社
會及他人對其人格尊嚴的尊重，和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力。人權是人生來就天經地義應該享
有的權力，它不屬于政治范疇，應該与政治無關。但是，人權的某些具体內容，如﹕民主
權利、言論自由權利等顯然又受到人為建立起來的各种政治制度的制約﹔人們在人權方面
的某些要求，如﹕勞動條件、生活水平等也可能會受到社會環境、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限
制，因而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故意倒因為果、誤導民眾，或用人權美化自己的開明統治，
或借口政治需要扼殺天賦人權。
  皇權，我個人認為，那只不過是封建宗法制度所遺留下來的過去時代的產物。在封建社
會，皇帝一人獨大，權力至高無上，操万民生、殺大權，行一人之獨裁專政﹔皇權可以父
子、師徒私相授受，万代傳承，并被認為天經地義，無可質疑。按中國人的說法，皇帝權
力之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因此，皇帝說話被視為金口玉言
，其旨意被尊為圣旨，小民不得有違。皇帝為了蠱惑百姓，保証其權力永不受到質疑，無
一不借口皇權神授，宣揚血統高貴，不同凡人﹔中國人視皇帝為上天下凡之龍种，代上天
統治地上眾生，因此皇權与神權往往不可分割。
  神權，我個人以為，那是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人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解決生存
問題過程中，遇到無法理解、無法解決的難題時，迷信心理作祟臆造出來的能夠創造宇宙
万物、決定事物發展、而又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偶像，所具有的至高無上權力。因此，
當人們遇到不能解決的困難、或遇到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時，總是要祭祀、祈禱、求拜神
的幫助，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問題。人不能自信而迷信的這一弱點，使皇權和神權自
然地結合到了一起，成了封建時代懸在人們頭上難于擺脫的達摩克利思劍。
  隨著科學的發展，社會文明的進步，皇權早已被大多數人拋棄，神權也已弱化成了少數
人尋求精神寄托的信仰。現今，誰要是直接兜售皇權，一定會為人們所不齒，於是，那些
迷戀皇權、整日价做皇帝夢的法西斯极權主義者們，推出了各种版本的二十世紀新皇權。
今天，被冠以各种好听名目的獨裁皇權，諸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中文譯音納粹，
或中國人慣稱的法西斯主義）、列宁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党的民主集中制、毛
澤東思想、金日成朝鮮的主体思想，等等，等等，可謂花樣翻新，各种名堂應有盡有，視
各國國情而异，視各個极權獨裁者需要而定。雖然，所有的獨裁者們從來都不承認這一點
，但還是万變不离其宗，皇權思想的本質﹕強權、獨裁、權力私相授受、公然蔑視人權都
被實實在在地全盤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了。昔日的皇帝們，若地下有知，真是要自愧不
如了。
  正因為人權被人為地与政治聯系到了一起，因此對于人權的認識，各個不同時代、各种
不同制度，各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甚至各個不同組織或個人，為了各自的意思形態、制度
或需要對人權的概念、范疇及所包括的內容都會有不同的解釋，甚至干扰人權、無視人權
、侵犯和破坏人權。人權問題的這种不正常發展，關心人權的組織和個人應當認真對待，
适時予以揭露。目前，中共在大陸推行法西斯极權獨裁統治，其人權現狀已成為國際社會
關注的焦點，中共為了遮人耳目，正是借口“國情需要”、“文化不同”，在人權問題
上玩弄騙人把戲，它一方面聲言維護人權，另一方面又极盡破坏人權之能事，故此本文選
擇中國的皇權与人權進行討論，希圖圍繞中國社會的人權現狀，說明皇權下面絕無人權。
為了更好地深入討論此一問題，我們不妨先來看一看与中國有關的几种不同的人權觀點。
  一九四八年的三十條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簽字承認，中
共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國人權白皮書”上也宣稱對該宣言給予“高度評价”，
認為它作為第一個人權問題的國際文件，為國際人權領域的實踐奠定了基礎。“宣言”開
宗明義、直接了當地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認可此一原則乃是
今日世界自由、正義与和平的象征，并希望每一個會員國給予普遍、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宣言”條款大致包括如下內容﹕人人有權享有生命，其基本生活應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
障﹔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未經公正和公開的審判証實有罪前應被視為無罪﹔任何
人的榮譽和名譽不受攻擊，其私人生活不得干涉，法律應給以保護﹔任何人有權享有財產
，其私人財產不得任意剝奪﹔人人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選擇職業
、信仰宗教、接受教育的自由﹔任何人都有平等机會參与國家治理和在普遍、平等的原則
下進行選舉的權利。聯合國這一人權憲章，寫出了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
，也為极權統治下的所有受迫害者捍衛自身的人權指明了方向。這樣一份簡單明塜的人權
宣言，如果真能象聯合國秘書長通知中所說的那樣“使之廣為流傳、展示、閱讀及闡述，
不因各國之政治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別”，則共產极權制度可能會稍加收斂，大陸中國人權
狀態或許也會有所改善。
  今天，在世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中共的人權防線已經打開了缺口，他們開始從原來的
拒不承認中國有人權問題、堅持談人權問題就是“干涉”中國內政的蠻橫立場後退，表示
愿意接受外國“干涉”內政，愿意和世界各國坐下來討論中國的人權現狀，這對深受共產
极權制度迫害的中國人來講，雖還遠遠不能解決問題，但畢竟是一個好的跡象。前面提到
的中共“人權白皮書”，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大气候下，中共拋出來、為其被動的人權外交
進行辯解的一份杰作。在這份文件中，中共宣稱，在它治下的中國人享有諸多人權，而生
存權是中國人的首要人權。文件稱，生存權是中國人在其領導下經過長期斗爭所取得的，
由于它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因而生存權也就基本解決了。中共夸口，它賜与了中
國人廣泛的政治權利。文件強調，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适合中國國情，中國共
產党的領導地位是中國人的歷史性選擇，在其領導下，人民除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外還有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及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等多种保証公民參与國家管
理的公民權利。這份文件還列出了中共承諾給予中國人的其它權利，諸如﹕公民有受教育
權、人人享有勞動權利、宗教信仰自由及嬰儿、殘疾人均受國家保護等等。單從“白皮書
”的字面上看，中國共產党确實給了中國人不少權利，即使這些人權規定与聯合國人權宣
言還有許多不相吻合的地方、還有不少差距，按照“白皮書”的邏輯，國際社會也該承認
中國大陸人權問題已經獲得基本解決了。然而，懂得共產党宣傳套話、官話的中國人都清
楚，在強調了“共產党領導、共產党代表人民”的任何許諾後面，人民的含義早已被偷梁
換柱，任何不愿成為共產奴隸、甘當共產党馴服工具的中國人，早已被共產党排除在人民
范疇之外了。因此，其所承諾的人權，只不過一紙空文而已。關于這一點，在此暫不多敘
，本文下面會專門談到。
  孫中山先生至今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尊為國父，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無一不以標
榜繼承中山先生思想來宣揚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關于人權有許多精
辟的論述，在我們討論中國人權問題時，回味一下中山先生有關人權的若干論點，或許大
有裨益。孫中山稱人民管理政事就叫民權，民權主義要求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中山先
生認為，當今是君民相爭、善惡相爭、公理与強權相爭的時代，這個時代君權愈專制，民
知亦愈進步，君主的無道，人民不能忍受，便起來反抗，便有了民權時代。孫中山認為，
民權思想中國古已有之，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孔子四海一家的民權
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就是古代的君輕民貴思想。中山先生認為，中國應采用民
權主義，因為民權主義順應世界潮流，而且可以化除封建主義想做皇帝的思想。中山先生
強調，不平等是帝王蓄意造成的，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受教育机會等各方
面人人都享有平等地位才是真正的平等，民權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人為的不平等，實現
大家的真平等。今天人們拿中山先生半個多世紀前提出的人權觀點來對照中共治下的人權
現實﹕共產党建政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多次出現的极權与民主之爭﹔共產党領導高於一切
、老百姓只能做馴服工具的連篇累牘宣傳﹔共產党人為划分階級、制造特權、不斷推行各
种等級制度的事實，對改善中國人權、推動大陸爭人權的斗爭，仍然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
  世界知名的中國啓見人士魏京生，特別提醒國際社會注意极權主義者強加于人權的意識
形態概念。他說，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与不尊重人權的專制制度，其根本區別就在于构筑
社會模式的意識形態不同，以及產生這些意識形態的基礎价值觀念不同。一切專制主義者
的价值觀念，只能產生以國家或社會的名義取消或壓倒個人權利与自由的意識形態，希特
勒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而毛澤東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他指出，所
有不尊重人權的專制奴役社會模式，無一列外的都是靠暴力、欺騙和不講理來維持的，在
這种借助武力維持的專政下面，所謂“人民的選擇”，只不過是欺騙的成果輔之以刺刀坦
克威脅下的言不由衷而已﹔共產党政權所強調的“各國有選擇自己社會制度的權利”，僅
只意味著“政府及其官員有選擇社會制度的自由”，而淪為政府及其官員奴仆的人民，早
已永遠地喪失了自行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對于中共的此种論調，國際社會不應予以承認
，以防損害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拖長中國人遭受法西斯极權蹂躪的時日。魏京生的話清
楚地闡述了一切專制制度排斥現代人權概念的社會現實，值得關心中國人權現狀的人們認
真對待，更希望主持正義和公道的國際社會密切關注。
  從以上几种人權觀點不難看出，雖然大陸中國政府今天也接受了人權概念，承認賦予中
國人應該享有的人權，但它對人權憑空捏造的“共產党代表人民”、必須“党”來領導的
神話，顯然与舉世公認的天賦人權概念大相徑庭。為了徹底揭穿中國共產党在人權幌子掩
蓋下推行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實質，闡明共產皇權与人權原則水火不能相容的道理，本文從
中共執政以來處于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現實、尤其是毛後時代鄧、江新极權頑固堅
持极權制度的社會現實入手，結合介紹當今中國人遭受迫害的各种事實和揭露中共“人權
白皮書”面對世界輿論撒下的彌天大謊，通過詳實而細致的敘述、分析、論証，指出只有
徹底改變共產极權制度才能徹底改變今日中國人悲慘的人權現狀。

                       * 鄧、江時代皇權仍無所不在 *
一、二十世紀中共開創共產皇權

  皇權可能是中國人的先天遺傳。兩千年來的中國革命，始終是王朝更迭，朝代換了一個
又一個，但皇帝及其特權階層所建立的极權制度從來沒有改變過。反之，隨著人類文明的
進步，獨裁者們又給皇權注入了各种新的荒唐含義，愚弄百姓效忠新极權，頂禮膜拜新獨
裁。
  一九四九年共產党取得中國政權，毛澤東，一個來自湖南鄉下野心勃勃的土包子農民，
被共產党推上了皇帝寶座。經過八年外族入侵、三年匪禍戰亂懵懵登登的中國人，突然被
告知，國民党稱之為共匪頭目的毛澤東，竟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四九年十月一日，
經過三個月的強制排練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演出了登基大典，百万人參見龍顏、山呼万
歲，其威風胜過歷代任何一個皇帝。
  自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起，為了實現其超越“秦皇、漢武，唐宗，
宋祖”等歷代帝王的野心，他就一直不停地折騰著中國百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導演了一
幕幕令中國人膽顫心惊的惡作劇。在毛治下二十七年，整人的劇目花樣翻新，別出心裁，
鎮反、三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一𢁉接𢁉，最後一直發展到毀滅中國文化傳統、
摧毀中國人靈魂的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真可謂世界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大奇觀。在保衛毛澤東無產階級司
令部和靈魂深處繼續鬧革命的口號下，中國的普通百姓，乃至共產党自己的高級官僚、御
用文人，一個個都成了毛澤東掌中的玩物。那時節，封建帝王的万壽無疆、欽定皇位傳承
、皇帝金口玉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等封建制度下的一切愚民玩藝儿，在共產极權制度
下都有了新的突破，中國人實際淪落為共產皇權下的新奴隸。那時節，宗教、迷信貫用的
讀經、忏悔、禮拜、祈禱等各种傳教手段都被發展來宏揚毛皇思想，毛澤東竟然變成了超
越皇權的共產神。如果你還記得當時的中國人，每天都要拿著紅色毛語錄敬祝“万壽無疆
”、跳“忠字舞”、實行“早請示、晚匯報”的話﹔如果你還記得當時的紅衛兵，人人手
持毛語錄批斗、抄家、殺人、奪權的話﹔如果你還記得當時的國家憲法，竟荒謬到明文規
定林彪是毛澤東的皇位繼承人的話﹔如果你還記得當時所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接
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下，被驅赶到鄉下接受變相勞改的話，你就會承認，毛時代，
那是地地道道的皇權加神權的法西斯极權，希特勒、斯大林的法西斯獨裁只不過是小巫見
大巫罷了。
  可怜的是，當時的中國人，受盡蹂躪、還要三呼万歲。當官的，被毛作為走資派打倒、
關進監獄、甚至迫害至死，還信誓旦旦地向毛表衷心、作檢討、檢舉他人。普通愚民百姓
，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拉去槍斃，也要高喊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如果此刻有人告訴中國人，人人都有生存權、人人都有受人尊重的人權，文革蔑視人權、
宏揚皇權，我想，當時無論中國政府還是那些愚昧的受迫害者都會异口同聲回答，保衛毛
澤東思想是最大的人權。

二、中共十二大堅持毛後新皇權

  人所共知，共產國家執政党的代表大會，歷來都是當代最嚴密組織力量的顯示。在那儿
，人們可以看到許多意念的自負与教條的判斷，看到權力的不斷分配和合法化。共產党代
表大會無与倫比的權威性使西方國家議會相形見拙。
  毛澤東實現其獨裁統治，成為凌駕于共產党之上的眾王之王，正是通過共產党的最高權
力机關全國代表大會最終合法化的。現今沒有一個共產党人不承認，一九六七年舉行的中
共九次代表大會在國際共運史上都是空前絕後、荒謬絕倫的。然而在那次代表大會上，毛
澤東卻制定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綱領，鼓吹“念念不忘階級斗爭”，聲
言要把實行紅色恐怖、瘋狂迫害群眾、摧毀中國人靈魂的文化革命多次進行下去。那次代
表大會的另一奇跡就是，一貫聲稱信仰無神論的共產党代表竟也愚昧到了极點，他們參加
代表大會，都不是來討論党和國家大事的，而是來崇拜毛、向毛表忠心的，有如西藏喇嘛
朝拜布達拉宮的活佛、基督徒見到了圣靈降臨一般狂熱。在那次代表大會上，在“毛澤東
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頂峰”、“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的口號下，在代表們對毛的狂熱歡
呼聲中，中國人被告知，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万句”，“听懂的要執
行、听不懂的也要執行”，而且執行起來要“立竿見影”。在那個年代，江清公開宣揚“
假話說一千遍就成了真話”，共產党、毛澤東的不講理成了真理﹔誰要是敢不跟著毛澤東
指鹿為馬、實事求是地說上兩句真話，馬上就會變成滅門九族的現行反革命﹔甚至連沉默
、不表態也犯思想罪，哪里有什么言論自由。在那個年代，毛成了中國人的“共產神”，
中國人的命連毛澤東的一張畫像都不如，誰要是不小心玷污了毛像，法院可以侮辱領袖罪
判你死刑，紅衛兵可以現行反革命罪把你亂棒打死。
  七十年代後期，鄧小平登上了共產党權力頂峰。為了緩和過去二十多年被毛推向爆炸邊
緣的社會矛盾，為了拯救被共產党极左蠻干搞得瀕臨破產的中國經濟，更主要的是為了重
新确立失去了毛神後共產党一党專政的合法地位，鄧謹慎地開始了“撥亂反正”的非毛化
過程，開始了謀求推行現代化改革政策的過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一九八二年秋，中
國共產党召開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中共十二大，鄧小平稱之為四五年七大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胡耀邦則在他的報告中
稱﹕“此次大會是對歷史性偉大轉變的總結”、“要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
面制定戰略和策略”。十二大對建立在鄧小平“黑貓白貓論”基礎上的中共務實体制做了
充分肯定。它首先是一反毛時期全面突出政治的傳統，把“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高漲
”提到了大會議事日程上。胡耀邦在談到農民抵制“人民公社”建立起來的農村生產責任
制時說﹕“責任制必須長期堅持，決不能違背群眾意愿輕率改變，更不能走回頭路”，這
無疑是對毛推行的把億万中國農民變為二十世紀新農奴的“人民公社”制判處了死刑。但
是，胡耀邦對“人民公社”卻只字未提，實際上是回避了對“人民公社”的正面批評。十
二大同樣繞過了對毛本人的直接譴責，在再次确認“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對毛澤東以
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而蓋棺論定，顯示出為了共產党特權集團的根本利益，十二大根本不
准備把非毛化進行到底。
  相對毛澤東的正統路線而言，中共十二大實在是毛生前所預言的“修正主義”大會。在
斯大林死後，蘇聯共產党逮捕貝利亞、驅逐馬林科夫、平反冤案，召開二十次党代表大會
扭轉斯大林体制﹔赫魯曉夫在該次大會上作了秘密報告，嚴厲抨擊“個人崇拜”，開始了
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自由化運動。毛澤東因此把這次代表大會斥之為修正主義大會，并
把其後推行此次代表大會所定政策、方針的蘇共領導人罵作修正主義者。歷史就象和人開
玩笑一樣，毛澤東死後，中共逮捕江清、驅逐華國鋒、平反毛澤東所搞的歷次冤獄，開始
了鄧所謂的“撥亂反正”，其相似之處，真是令人稱奇。然而，鄧小平卻不想成為赫魯曉
夫，面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必然，表現得扭扭捏捏、裹足不前。為什么﹖以後的事實
証明，共產党還需要毛澤東玩貫了的“為人民服務”、“集体主義”、“雷鋒精神”、“
政治挂帥”、“忠于共產党、相信共產党”、“共產党一貫正确”、“反党即反人民、即
背叛祖國”等視民眾為草芥的愚民把戲，以維持由毛澤東發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共產党一
党專政、党老大個人极權獨裁的專制制度。十二大摹仿八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腔調，
給中國人制定了一個“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高度文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時期總任
務，選舉了名義上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新中央委員會，實際卻是建立了一個由鄧小平一言
以定天下事的“垂帘听政”体制。誠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有著
本質上的區別，然而中共的專制体制并無本質上的變化，人民仍然是阿斗，一切都還得由
共產党來代為設計，人們的言論思想自由仍然受到共產党的嚴密控制，只不過在新形勢下
控制和鎮壓的手法不同于毛時代罷了。

三、毛後時代党治是實、法治是假，鄧、江新皇權實實在在

  中國在打倒“四人幫”以後，人民通過大量的血淚控訴，強烈要求結束無法無天的個人
專制，建立一個現代的法治体制。剛剛從毛澤東監獄里跑出來的共產党新貴們，也曾信誓
旦旦向百姓許諾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有一段時期，中共党報上還連篇累牘地議論法治的
重要性。到今天為止，中共极權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否真的實現了法治，迷信一党專政的中
共產權貴們是否有心實行法治，實在值得人們認真研究探討。借此，或許可以進一步說明
，皇權之下絕無人權的道理。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四人幫”首惡、江清案審理的前前後後。作為毛澤東的夫人、在文
革中替毛澤東打先鋒的江清，顯然對中國這場慘死兩千万人的十年浩劫負有直接的刑事責
任。就憑她殘害成千上万中共開國元勛致死、和制造全國各地群眾組織武斗使無數生靈涂
炭這兩點，中共高官乃至黎民百姓無一不要求殺江清以謝天下。然而，中共的頭頭們，在
江清案審理之前，就早已定好了調子。七九年十月華國鋒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四人幫
不會判處死刑”﹔稍後，鄧小平也說﹕“不殺江清，否則讓她成了烈士”﹔三年後就江清
死緩問題，胡耀邦又對法國記者談到﹕“會減輕對江清的判刑”。顯然是在中共政治局的
直接干預和“領導”之下，中共特別法庭任由江清在法庭跳腳大罵，按事先定好的調子，
僅只判處江清死緩﹔兩年後，八三年一月，中共高等法院又違反“死緩期滿，如确有悔改
，減為無期徒刑”的法律規定，以“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為由”改判江清無期徒刑。隨後
，不知何年何月，江清又被悄悄地安排了保外就醫，直到九一年江清在其女家中自殺身亡
，人們始才得知，江清不知何時早已被釋放的消息。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最近北京官場連續發生的几宗經濟大案。從九五年初起，鄧小平工業
樣板首鋼董事長周冠五倒台，与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合組香港中資公司“首長四方”的周冠
五之子周北方鋃鐺入獄，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因貪污案敗露畏罪吞槍自殺，政治局委員兼
北京市長陳希同“請辭”後被軟禁，尉健行接掌北京市委後張百發亞運工程貪污案呼之欲
出，中共建國以來層次最高、涉嫌貪污款額最大高達一百六十三億人民幣的經濟罪案，一
個接一個地在公眾面前曝光、露餡，國人聞之無不群情激憤。九五年四月，北京大學生在
校園內貼出大字報，要求嚴懲貪污犯、追查中共更高層的政治責任﹔對中共官場的腐敗、
黑暗痛恨得咬牙切齒的北京市民，更是私底下紛紛議論，認為不槍斃這幫喝人血的貪官不
足以平民憤。然而，對這樣大案的處理，大喊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照例是由中
央政治局直接定調、通過中紀委緊緊控制事態發展，法院、監察院需听命于江澤民的最后
表態才能開展工作。到此文落筆時為止，貪污案被揭露已經一年多了，遵照政治局穩定高
於一切的安排，周北方案被無限期擱置、陳希同被隔离保護、鄧質方無人敢于問津、張百
發逍遙法外京官照當。
  對于政治犯和可能出現政治問題的地方，共產党制造冤獄、嚴厲控制從來都是不手軟的
。張志新，共產党一個基層的女宣傳干部，文革期間因為對中央文革提出質疑，一九六九
年被逮捕，一九七五年由十五年徒刑改判為死刑。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她被槍斃時，因為
怕她在刑場上喊叫，預先割斷了她的喉管，才把她拖赴刑場槍斃示眾。文革過去了，共產
党的老干部從新當權了，別看他們不想處決四人幫，可文革期間反對四人幫的五十五名政
治犯卻經這些老干部批准，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即四人幫垮台後七個月，被拉到刑場槍斃
了。八○年，鄧小平在党內地位穩固後，首先打擊新生的自由化運動，宣布共產党自己倡
導的大字報為非法，封閉西單民主牆、逮捕北京之春參与者，魏京生因此被判刑長達十五
年。到了八九年，鄧小平更超越了四人幫，動用坦克開槍掃射和平靜坐示威的學生，徹底
拉下了所謂社會主義法制的假面具。此後，全國各地開始了大規模的通緝、逮捕﹔劫後余
生的大學生們，被逐個要求寫思想反省材料﹔与學生聯系密切的所有青年教師，又仿照文
革方式被送往基層“鍛煉”改造﹔北大、清華新錄取的大學生入學，均被強迫送往兵營軍
訓一年，舉國上下再次籠罩在新的紅色恐怖之中。
  面對日益強烈的國際人權輿論，人權問題成了共產党對外處理外交事務的籌碼，對內加
緊控制人民的藉口。八九年九月，亞運期間，共產党藉口首都安全，北京市民被強制赶回
家中看電視，不許出門。也是亞運期間，所有外地人進入北京，必須要有省、市一級的通
行証，否則車到丰台，一律驅赶下車。每年“六、四”，天安門和大學校園軍警、特務密
布，所有已釋放的政治犯均會遭到秘密拘押，以防范當局所擔心的“意外事件”。為了爭
取北京市二○○○年奧運主辦權和最惠國待遇，自己國家的政治犯可以拿來和外國人討价
還价。中共奧運主辦國落選、克林頓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脫鉤，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又
一個個地被共產党以“法律”的名義重新收進監獄。
  至于對待小民百姓，共產党更無法制可講。為了驅赶流入城市的“盲流”，共產党有一
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突然出動大批警察、便衣，包圍城市公共場所，突擊搜查。那些
平日出門閑逛的城市居民，往往會因為隨身沒帶証件，在收容所惡臭的拘留室中，和小偷
、“盲流”一起被不明不白地關上一兩個晝夜，實在是叫苦不迭。共產党在各城市均設有
少年管教所，平日一代接一代培養出成百成千的小偷、流氓，任其与警察勾結危害社會。
一旦党的頭頭們腦袋發熱、認為政治需要，政治局就會宣布嚴厲打擊一批，美其名曰“整
頓社會治安”，實際上是殺一批鎮嚇小民百姓，以維持其极權統治的權威。八三年鄧小平
提出要“嚴打”，小偷、流氓變成了屢教不改的慣犯，被處死刑者超過万人。今年四月起
，江澤民又搞“嚴打”，六個星期里處決了五百人。如果加上今年春節處決的人數，被殺
者已超過三千。
  凡此种种，人們不難看出，中國社會仍是人治，決非法治。所謂人治，歸根到底就是党
治﹔按共產党的規定，党治即党委領導之治，也即党老大王者之治。在中國，地方有地方
之王、中央有君臨天下之皇，獨裁寡頭生殺大權在握，隨心所欲從無法律可言，更不可能
有民權之說，此非共產极權制下的新封建皇權，何也﹖

四、民主幌子下的人民代表大會 ---- 新皇權的遮羞布

  共產党建國後宣稱，它所賜給中國人民的民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從五四憲法到八二憲
法都庄嚴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地方是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机關，它有立法、任免國家首長、決定戰爭与和平等重大職權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應該是“一國之君”，應該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然而世人皆知，中國的最高權力并不在人大手中，全國人大甚至連最低權力也不擁有。
中國的憲法還規定了﹕要有共產党領導、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于是在“集中”、“領導”、“專政”的運作下，人民的含義被偷梁換柱了。毛澤東就
是利用高喊“人民万歲”，把自己變成人民的化身、駕臨于人民之上，推行法西斯獨裁，
實現其皇帝夢的﹔鄧小平也是藉口民意，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幌子下，打倒他在
党內的一切對手後，登上今日垂帘听政寶座的。也是在“集中”、“領導”、“專政”的
推理下，共產党建立了一個現今中國無人不曉、無人不懂、而又無人敢于向暴政質疑的荒
謬邏輯﹕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實行專政。按照這一荒唐邏輯，
人民的呼聲全部被封殺了，共產党及其老大堂而皇之地成了它憲法中的“人民”，而真正
的人民卻變成了党所要求的馴服工具和螺絲釘。今日江澤民更進一步將這种荒謬邏輯引深
為﹕反党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即背叛國家，當然背叛國家的反革命更是罪
在不赦、不得亂說亂動、必須實行專政了。中共在其發表的“人權白皮書”中之所以矢口
否認中國有政治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值得研究的是，共產党及其党魁以什么方式和手段控制著人大﹖它究竟控制到什么程度
﹖以及它又如何利用人大實現其极權統治﹖顯然，只有徹底弄清這几個問題，才能真正說
明共產党虛偽民主下的獨裁現實。
  几乎每次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之前，共產党都要舉行一次中央會議，對人大的議事日程、
主題報告、經濟計划、國家領導人人選等重大國務問題作出審定和指示。對此，共產党從
不諱言，反美其名曰“体現党的領導”。召開所謂“協商會議”或預備會達成“統一”意
見是共產党控制人大的另一种方式。在預備會上，經過傳達党中央事先策划好的建議後，
通常只需几分鐘，不經投票表決，即可通過預先擬好的會議議程和大會主席團及秘書長名
單。主席團一經產生，立即召開主席團第一次會議，“選出”副秘書長和大會常務主席，
具体分工他們每一個人按政治局意圖掌控大會的職責。這种沿用至今的會前准備和控制方
式，按共產党的話來說，保証了人大成為“全國大團結的象征”，体現了社會主義集中指
導下民主的优越性﹔實際是使人大百分之百地不偏离共產党預先确定的軌道，使党魁孤家
寡人的任何旨意都能順利地合法貫徹。
  法國大革命後，頒布了一部“共和八年憲法”，這是一部名義上實行議會制、實際上极
權力于“第一執政”的憲法。該憲法規定法國議會實行四院制，第一院草擬法案﹔第二院
討論法案﹔第三院表決法案，不得議論，被稱為“啞巴議會”﹔第四院批准法案。中國的
全國人大与此相似，也是多院制，它由三院組成。第一院是一百余人組成的全國人大常務
委員會﹔第二院是近三千全國人大代表組成的全体會議，它僅只是一個表決机器﹔第三院
是按一百多個地區分開舉行的小組會。作為第二院的全會，實際是一個“准啞巴議會”，
每年只開几個半天會，會上除大會主席團預先安排好的几個人可以發言外，其它百分之九
十九點九的代表不能發言。全會上，每當主席宣讀完某項決議草案或某項法律草案付諸表
決時，主席照例會征求代表意見以示民主。不過，此刻誰要是敢站出來當眾陳詞表態，誰
就會冒被全國人大除名的危險。四十多年來，僅七屆人大出了個黃順興敢于這樣做，于是
人們在八屆人大代表名單中就再也找不到黃順興的名字了。被分割成一百多個小組的第三
院，處于大會主席團的嚴密監控之下，相互之間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的溝通，僅由大會
主席團安排的一名副秘書長專門負責小組間的信息交流。一百多個小組，每天流出的信息
被划分成兩類，一類允許在小組間流動，被選入簡報傳閱﹔另一類直接報告中共中央政治
局，党魁和政治局借此得以牢牢地控制、駕馭三千人的人大會。
  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
成”﹔選舉法又規定﹕省和全國人民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而四十多年來的現
實是，無論哪級人大代表，都是由共產党組織提名候選人，交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等額選
舉產生的。由此，人們可以清楚看到，所謂人民代表根本不具人民性，充其量不過是由指
定的一批低級共產党官僚、信徒、花瓶選出的另一批指定的高一級共產党官僚、信徒、花
瓶。八屆人大新增的十三名香港代表的產生過程亦是如此，他們是由北京港澳辦和香港新
華社商定，然後交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等額選舉產生的，既不代表香港民意，在香港社會
也不具代表性。
  七十年代末以來，縣以下的人民代表開放了直選，然而這樣的選舉，仍然是由党組織提
名，群眾只能在候選人名單上划圈。雖然，目前的選票上留有空白，允許選民填寫另外的
候選人，很難相信，在人与人缺少相互了解的今日中國，自發提名能夠沖破共產党對選舉
的嚴密控制。
  共產党歷來以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來標榜他得到民眾的擁護，這更是
欺人之談。在基層投票選舉之日，共產党居民委員會的老大媽們會全体出動，上門催叫，
甚至坐在你家不走，死拉活拽非要你去投票不可。誰要是真敢不去投票，派出所的底帳上
早已記上了一筆，總有一天，要跟你算思想反動的帳。最近，共產党又花樣翻新，把同一
單位的職工集中在同一選區投票，鼓動職工投本單位領導的票，美其名曰﹕增加本單位在
政權机關的發言權，實則對選舉人又增加了行政監控和經濟壓力。要知道中國人最怕得罪
單位領導、砸掉飯碗，投票之前誰又能不因此多想一想呢﹗
  今年二月二日，中國爆出了一條別具諷刺意味的特大新聞，屬于“國家級領導人”的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被共產党派給他的十九歲武裝警衛謀害了，据說僅僅是因為
剛入伍沒一年的小兵圖財害命。人們不禁會問，在等級森嚴的共產党社會，怎么派給李沛
瑤的僅只兩個衛兵，而且還是剛剛入伍的新兵。解答只有一個，作為擺設的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本來就不重要，而李沛瑤又是以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擔當副委員長的，他在
共產党眼中根本算不上什么“國家級”，充其量只不過統戰花瓶而已。李沛瑤的死，再次
用事實告訴人們，人民代表大會決非今日中國之最高權力机關，那只不過是中共虛偽民主
的遮羞布罷了。

五、封建宗法制的傳承体制，絕對的共產新皇權

  由皇帝或獨裁者欽定繼承人的權力傳承制度，是封建宗法制的精髓。共產党國家的權力
傳承從來都是撇開民眾在權力核心秘密進行的，而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共產党中國和朝鮮
，在權力傳承上，更是全盤繼承了封建王朝的宗法制度。垂暮之年的大獨裁者，在其昏昏
沉沉的彌留之際，卻可以為億万百姓指定新家長，此非二十世紀新皇權，何也﹖
  朝鮮的金日成，公然毫無顧忌地傳位予子，非本文討論重點，我們暫且擱置。中國人印
象最深的傳位繼承鬧劇，恐怕要數毛澤東時代的文革了。在文革時代，毛澤東先是指定林
彪作法定繼承人，毛澤東的皇權和林彪的王儲地位竟然也能寫入憲法，真可謂是延續了兩
千年的中華王朝在二十世紀的新版本。那個時代，人們不僅要仿照歡呼歷代帝王的式樣整
日呼毛“万壽無疆”，還得仿照歷代歡呼王儲“九千歲”的方式呼林彪“身体健康”，家
家如此，天天如此，中國人真是被折騰苦了。林彪被毛指為“搶班奪權”折戟沉沙後，毛
澤東在彌留之際，又選中了從湖南湘潭一直到中央伺侯了他十多年的山西土包子華國鋒。
七六年，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臨終前寫的几個歪歪扭扭大字﹕“你辦事，我放心”，毛
的王位就算傳給華了。在官方的指令下，代替“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國人又
唱起了“中國出了個英明領袖華國鋒”。科學發展到宇航時代的中國民意竟會如此被共產
党愚弄，不是皇權至上，又是什么﹖
  共產党權力的新頂峰鄧小平并沒有從毛的傳位問題上接受教訓，以農民革命起家，視“
打天下者坐天下”為不二法門的當今中共老大鄧小平不但全盤繼承了毛的接班理論，而且
敢于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動，讓共產皇權的繼承制度更加花樣翻新。中國人都知道，秦始皇
之所以用“始”字為號，是想著秦朝的万世基業，他的儿、孫可以接下去稱二世、三世皇
帝。鄧小平垂暮之年，想的也是共產党的万世基業。八二年九月，鄧在共產党內提出了梯
隊接班理論，聲言為使“政治局年青化”、保証共產党“政策的延續性”、使共產党江山
象毛設想的那樣“永不變色”，他要建立中共接班的“二梯隊”、“三梯隊”、乃至“四
、五梯隊”。霎時間，中國大陸那些毛時代宣揚“老子英雄儿好漢”封建血統論的權貴子
弟，一個個都按年齡排號成了法定的梯隊接班人﹔由此，中共培養了一批近十多年來權傾
中共朝野、有如昔日王朝太子党人的新貴族。如此現實，誰人能說，今日共產政權不是中
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繼續﹔而在如此皇權之下，又哪里允許中國民意質疑共產制度。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加高明的是，他不要毛澤東的“主席”、“總書記”皇冠，他要學慈
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廢黜主張維新的光緒皇帝，迎來三歲小皇帝溥儀作清朝末代之主﹔
鄧小平兩次罷黜他一手指定的第二代接班人胡耀幫和趙紫陽，加封第三代江澤民為“江核
心”、以維持中共搖搖欲墜的專政局面，中國的帝王史又何其相似。八七年，胡耀邦被認
為容忍和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遭廢黜﹔八九年，趙紫陽面對反官倒的示威學生，因主張
對話，而在坦克聲中被驅逐。鄧對接班人尚且如此無情，怎可能允許民眾有任何思想异化
，“六、四”槍聲是封建极權制度的必然，皇權底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就是共產党賜与中國人的人權。

六、鄧小平主義，确立新皇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大陸經過了毛澤東近三十年的殘酷專制統治，在人性被蹂躪、信仰被摧毀、民眾對
共產党的信心喪失殆盡之後，比較講求實際效益、信仰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路線應運而生了
。出版鄧小平選集，是中國共產党推出鄧小平主義，力圖在政治思想上重新統一和控制全
党、全國的杰作。人民日報在“鄧選”出版時寫道﹕“學習這本書，就能澄清一些人的糊
涂認識，從而更好地統一思想，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請注意﹗關鍵就在“同中央
保持一致”，在要求人們“保持一致”的約束下，毛澤東推行法西斯獨裁的私貨再次箍到
了中國人民頭上。在此，本人將鄧選的主要精髓敘述如下，人們不難看出，鄧小平主義与
毛主義實在是一脈相承，并無本質區別。
  鄧選在談到党的領導地位時，一方面承認今天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不能适應“四化”需要
，承認四千万党員中有相當多的不合格﹔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四個堅持，即﹕堅持党的領導
、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這里，鄧小平在党員素質上、在
党的基本建設上兜了個大圈子後又繞了回來，還是要人們接受党的絕對領導。為了要人們
相信党領導的必要，鄧小平不止一次斷言，“沒有共產党的領導，天下肯定大亂，肯定四
分五裂。”鄧小平忘了正是党領導了文化革命，中國才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而他
本人也不得不因此兩次下野、前往江西接受改造。鄧小平更忘了海峽對面的台灣，那里沒
有党的領導，卻出現了經濟起飛的奇跡。不過共產党人的思維邏輯是不能以常理來判斷的
，在他們的概念中人民沒有、也不允許有思想，這也就是為什么鄧選繼續鼓吹毛澤東超國
家一党專政极權的原因所在。
  鄧選在強調維持共產王朝万代基業方面，使用的腔調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年年講、天天
講如出一轍。雖然它也批判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擴大化，許諾不再搞政治運動，但還是象毛
那樣動輒就煽動說，要注意“江山變色”、“人頭落地”，為共產党有朝一日實行紅色恐
怖作思想准備。在為他上台以來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進行辯護時，他危言聳听地告誡党員和
對共產党愚忠的追隨者們，要防止“犯大錯誤”、小心“亡党亡國”。按他的話講，幫派
分子不肅清會“亡党亡國”﹔不批葉文福在北師大的講話會“亡党亡國”﹔机构不精簡會
“亡党亡國”，不按他的路子搞改革開放也會“亡党亡國”，一切的一切，都被提到了“
亡党亡國”的高度。他利用人民對文革苦難記憶猶新的心里，動輒就指責反對他的人是“
造反派搗亂”，不能容許他們“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种語調，中國人是如此耳熟
，毛澤東不也曾用“資本主義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傳挑動過中國人嗎﹖這种
煽動的手法，在那法西斯猖狂的年代，歐洲人不也都領教過嗎﹖顯然“亡党亡國”是鄧小
平揮之不去的心病，鄧選在字里行間早已泄露天机，未來任何動搖共產王朝基礎的跡象，
他都會毫不留情地采取极端手段對付，以后發生的“六、四”鎮壓便是明証。
  鄧小平抨擊毛的“家長制”、“一言堂”，卻又強調新的中央极權，強調“高度的統一
集中”，更強調“特別重要的是全党服從中央”。說穿了，鄧是要人們順情順理地接受從
毛大家長的獨裁過渡到鄧大家長的獨裁。在共產极權体制下，為了确立党魁一人獨裁，歷
來都是借助個人崇拜神化党老大，所以當發生權力更替時，從神位上拖下老神換上新神，
一直是共產党宣傳感到棘手的一個難題。鄧小平打算确立自己的獨裁体制，當然也會遇到
同樣的問題。為了証明鄧一貫正确，人們可以看到鄧選喋喋不休地敘述國家几年來的重要
決策都是來自鄧小平一人的思維，反复吹噓這些決策如何地“行得通”、如何地“受歡迎
”、又如何地“國家有幸”。歸根到底一句話，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加一貫正确。因此，今
日中國，無論人民利益、無論國家安危，都必須由他這個新獨裁者代為思想了。
  新獨裁合法了，獨裁者的凶相也就原形畢露了，請看鄧選對思想解放中出現的言論問題
是怎么說的﹕“絕不允許宣傳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絕不允許任何人背著党同這些人發生聯系”﹔“在這樣的問題上，人們從來就沒有“放”
，當然也談不上“收”。什么時候我們說過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活動﹖”（
鄧選二一八頁）你看，要多霸道有多霸道，完全是法西斯獨裁者的邏輯。要知道，按照中
共的法律，反革命分子人身自由早已被剝奪，哪來的言論出版自由﹔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
，依法當然有言論自由，只有讓人家說完了，你才能判斷是否反革命，那又怎么能不允許
呢﹖人們讀鄧選，只要邊讀邊思考，一定能透徹了解中共法西斯獨裁的本質。
  鄧小平不愧為中共當代的總設計師，他懂得隨著新時代全民現代意識的攀升，在中國再
想推行毛澤東農民意識的愚民政策已經行不通了，於是在提倡精神文明的口號下，鄧時代
的新雷鋒運動產生了。針對八○年以來的“三信”危机，中國的宣傳媒体大張旗鼓、聲勢
逼人地開展了樹立新雷鋒張海迪的運動。這次，在總設計師的指導下，中共的宣傳机器學
乖了，毛時代那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笨拙宣傳不見了，推
出來的是對共產党“三熱愛”、為“四化奉獻”一切的新英雄。老戲法新包裝，維持共產
皇權哪能輕易拋棄愚民教育，鄧選中清楚地寫著﹕共產主義的一套精神是“不需要多么好
的物質條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水平”就可以建立的，從延安到北京就是靠它過來的
（鄧選三二六頁）。鄧選也公開指責，有人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這些庄嚴的革命口號”進行“荒唐的批判”，要求人們加以抵制。現在中國人
都知道，“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毛澤東要老百姓做党馴服工具的同義語﹔“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是共產党造就黃繼光、董存瑞式堵炮眼英雄的大騙術，鄧小平的愚民目的豈
不躍然紙上，其堅持共產皇權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
  作為實用主義者的鄧小平清楚地了解，堅持共產皇權与維護极權統治利益不可分割，所
以當人們接触到批毛問題時，鄧就對此定出了嚴格的框框。他規定批毛“要粗不要細”，
給毛定性要“三七開”，并對毛的評价定了許多限制，諸如﹕要多講毛正确的東西、毛是
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給毛抹黑就是給党和國家抹黑、錯誤大家有分，等等。鄧小平
講得明明白白，評毛要對“整個國家形象、整個党的形象”有利﹔對毛的“錯誤意見要硬
著頭皮頂住”，“這樣站得住腳，益處大”﹔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就“否定
了党的光輝歷史”。在這里，鄧選毫不含糊地告訴人們，捍衛共產皇權的形象，關系到极
權体制的存亡，為此共產党是不會作絲毫讓步的。

七、共產皇權搖搖欲墜，儿皇帝妄圖回歸毛時代

  八九年“六、四”運動，全民公開挑戰共產极權体制的合法性，風雨飄搖、危机深重的
共產政權用坦克給中國人送來了儿皇帝江澤民。在當時的共產党高層，論資歷、論功勞、
論能力、論權力基礎，都無論如何數不上江澤民來當皇帝。但這個按共產党家規，其合法
性、正統性都成問題的江澤民，卻偏偏被鄧小平一把抓來黃袍加身、抱上了皇帝寶座。為
了鞏固江澤民的地位，鄧小平敕封了他一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雅號，接著又授予他中
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頭銜，江澤民擁有了毛澤東曾享有過的中共党政軍一切
大權。
  五年以後，鄧小平變成了活僵尸，儿皇帝自覺羽翼丰滿，於是九四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
會上，江澤民的獨立宣言出籠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党的建設几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宣
布﹕“必須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江澤民是在利用党代
會宣告鄧小平垂帘听政的机會主義政策已經改變，他正下決心回歸毛時代的正統共產极權
体制。為了配合他所宣告的改變，江澤民主持編輯的“列宁、毛澤東和鄧小平論民主集中
制”出版了。該書二十三万字，其著眼點在維護江“核心”反复聲稱的“中央權威”，新
華社電訊稱該書出版是“配合學習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精神”。
  宣布獨立自主後的江澤民，力圖仿效毛澤東建立個人獨裁的絕對權威。四中全會剛過，
江澤民將全會上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十几名中央委員安排到京西賓館，強制組織學習班
，責令提高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思想認識，并提醒他們“少數人意見在党的會議
上被否決後，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接著，江開始了一系列鞏固自己獨裁權
力的行動。在党內，安排上海親信曾慶紅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直机關工委書記﹔在軍
內，繼排除楊家將後，又借授上將軍銜收買軍頭效忠，并提升遲浩田、張万年為中央軍委
副主席，制衡總要向江擺擺老資格的張震、劉華清﹔在政府內，江原先在上海的人馬一個
個上調進京，從國務院到中央各部都安插有坐直升飛机上來的江澤民嫡系，被中國人戲稱
為“新上海幫”﹔在地方，上海浦東新區成了比深圳等經濟特區還要特的特區，給百姓樹
起了江記開放政策新形象。封建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事物的發展永遠如此，一朝天子、一
朝臣，人民只有當順民的義務，絕對沒有對國事發表意見的權力。
  刮左風、抓意識形態斗爭是中共极權獨裁者鞏固權力的拿手好戲，江澤民自然也不例外
。九五年九月，在中共五中全會上，江首先提出“講政治”，刮起了回歸毛時代的左風。
江澤民在內部講話中提到﹕領導干部要講政治，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要反“西化”, 
要堅決反對“泛經濟主義”。接著，一本旨在批判鄧小平路線、文革腔調十足、由左王鄧
力群搞出來的第二個致江澤民万言書，開始在北京廣為流傳。万言書全面系統地批判了中
國目前的改革路線，提出了一整套它所謂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策，聲言中央若
不重視万言書的警告，中國將會發生大亂。無獨有偶，另一本介紹新加坡獨裁專制、宣揚
樹立個人權威、由左將徐惟誠編撰的“新加坡精神文明”也在北京出版。鑒于該書從資本
主義角度，為標榜改革開放的江澤民提供發展個人權威的理論依据，自然倍受北京官方贊
許。在這樣的政治气候下，大陸文壇左派筆杆賀敬之、李准、巍巍等也上書江澤民要求展
開第三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矛頭指向自由主義作家，責難他們混淆階級觀念，政治
傾向敵我不分。為了加緊思想控制，當局同時收緊了對媒体的管制，中央明令要管緊大報
、控制小報、不辦新報，聲言對報刊主管要撤一批、調一批、補一批。大陸刮起的這股凜
冽的意識形態寒流，有如毛制造文革輿論一般，正在為鞏固儿皇江的中央极權主義推波助
瀾、保駕護航。
  縱容太子党為所欲為中飽私囊以籠絡權貴，借用“穩定壓倒一切”嚴厲打壓异見人士以
維持無上權力，是今日王朝末日新獨裁者的新特點。据九四年末北京銀行調查，私人存款
超億元的共有十七戶，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十五戶。近年來北京流傳有超級四大家族之說
，所謂超級四大家族者，即﹕鄧小平、王震、榮毅仁、李灝家族。這些人權傾朝野，斂財
不擇手段，大有王朝末日、撈足了遠遁他國之勢。据傳，鄧三公主鄧榕為外商解脫一艘在
湛江港被扣的貨輪開价竟高達三百万﹔原深圳市長李灝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項就
進賬三千万。与此相對照，國家統計局宣布，九五年全國月工資水平，最低不足三百元﹔
加上目前大陸近半數以上國營企業關門，工人失業被迫流落社會自謀出路﹔億万農民迫于
苛捐雜稅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尋找出路，共產王朝，已經是風雨欲來風滿樓，搖搖欲
墜了。
  和任何法西斯獨裁者一樣，迷戀毛皇极權的江“核心”當然也迷信特務政治和鐵血鎮壓
。在此，我們暫且不提世人皆知的魏京生二度入獄和九五年“六、四”前和平簽名的發起
者被捕之事。人們只要回憶一下，九五年秋世界婦女大會上，共產党特務到處干扰、破坏
大會的情景，就可想見中共特務對普通人民的迫害了。這里，有一個說明中共特務無所不
在的具体例子。九五年六月四日早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娛樂新干線”開播，節目主持
人朱惠明在廣播中說了下面一段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總有好多紀念的日子。今天是
什么日子﹖是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天。今天紀念什么﹖請听眾朋友不必問，也不必猜。下面
就請听台灣歌星齊秦唱的紀念日。”就這么几句話，立刻犯了中共的大忌，歌曲沒播完，
廣播立即被停止了。隨后，朱惠明被國安局隔离審查，廣播電台的負責人受到追查，特務
政治控制到如此嚴密程度，共產皇權下的言論自由究竟如何，就不難想象了。至于血腥鎮
壓，這里也有一個例子。今年四月，香港報紙報導了解放軍特別軍事法庭開庭審理一二、
六反革命案的消息，在大興縣某軍事基地內審理的一起軍內异見人士案件，僅因有反革命
綱領而無反革命行動，就有多達三十九名中、高級軍官被判死刑。這一案件的審理，再次
告訴人們，希圖效法毛皇、重新強化共產皇權的江澤民，對敢于向共產党獨裁政治提出的
任何挑戰，都會象毛、鄧一樣毫不手軟地堅決鎮壓。

                         * 皇權体制下的人權謊言 *

一、如此生存權

  九一年十一月的中共“人權白皮書”稱，生存權是中國人民長期爭取的首要人權，沒有
生存權，其它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它引述了“世界人權宣言”人人有權享有生命的論點
，列舉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至中共當政前中國人因帝國主義侵略和“三座大山”壓迫死于戰
亂、貧窮、飢餓的一連串數字，聲言只有在共產党領導下中國人才擺脫了貧困，基本解決
了溫飽問題，獲得了生存權。“白皮書”列舉的數字包括﹕一九○○年八國聯軍塘沽屠城
五万，天津屠城九十万﹔一九三七年起的日本侵華戰爭殘殺中國人一千万﹔一九三七年十
二月南京大屠殺三十万﹔一八五二年販賣汕頭華工致死八千人﹔日本占領東北害死華工七
十多万﹔一九三一年華東大水死亡三百七十多万﹔一九四三年河南餓死三百万﹔一九四六
年全國餓死一千万。這些触目惊心的死亡數字确實令中國人不寒而栗，可以激起中國人對
共產党指稱的“三座大山”的仇恨，昔日共產党奪取政權，此類宣傳确實起過不小的蠱惑
人心的作用，今天或許還能為中共指稱外國人談人權是干涉中國內政幫點小忙。
  奇怪的是，夸夸其談生存權、而又英明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如此“歷史性”成就的中
國共產党，自其當政以來，從來都沒有公布過被其迫害、屠殺致死或在其發動的歷次運動
中不正常死亡的人數。下面一些中共無法否認而又不愿讓其公諸于眾的數字，很值得人們
比較、回味、思考。据中國“左禍”根据党史資料記載，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
造成大飢荒，三年餓死及非正常死亡四千万﹔据中共內部文件透露出來的顯然偏低的數字
顯示，文革死于迫害和武斗的人數為一百四十五万﹔据大赦國際提供的資料顯示，一九八
三年鄧小平以嚴打為名，大開殺戒，拘捕近兩百万人，有九十六万慘遭殺害﹔至于八九年
“六、四”屠城的死亡人數，至今說法不一，有說逾万，有說千人左右，但無論多少，總
歸是自認能領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党步老外后塵、屠殺自己人民的“英明”創舉。中共
還有許多屠殺自己治下人民的記錄，至今不愿公布，例如﹕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
不顧抗戰結束、全民要求休養生息的意愿，急于奪取政權，在蘇聯支持下發動三年內戰究
竟死了多少中國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共產党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又處決了多少
人﹔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整肅知識分子和算歷史舊帳又處決了多少人﹔一九五七年反右運
動中，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又有多少含冤而死。中國人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中共自
建政以來，在其統治下四十多年被迫害致死及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七千万，此數字大大
超過了中共公布的鴉片戰爭後一百年內外國人屠殺中國人的記錄。人們不禁會問，中國共
產党是中國人還是漢奸，為什么它對自己本國人民如此凶殘。
  香港報刊在報導中共“人權白皮書”的同時，并列發表了一起中共治下深圳官僚草菅人
命、無視公民生存權利的殺人案例，指出“白皮書”的所謂生存權純屬謊言。該案受害者
，大學生唐日成，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深圳人民南路熙龍大廈七樓G 室，被官辦
的黃河實業公司辦公室主任韓德濟帶人活活打死，而深圳市公安局在案發後不到七天即作
出結論說，黃河實業公司聘請社會人士代公司收回房產，唐遲遲不開門，這些人由于气憤
才用鐵棍擊其頭部，造成誤傷致死。死者妹妹向中共當局伸冤，市委書記李灝說，深圳這
么大，中國這么大，哪天還不打死几個人，打死人也來找我，我哪有時間管這种事﹖這就
是中共官方在具体案例上對生存權的態度，“人權白皮書”那些漂亮的為中共政權遮羞的
言辭，他們哪里還曾記得。
  九五年世界婦女大會期間，記者安琪以世婦會听不見哭聲為題，報導了另一樁因違反中
共計划生育政策、產院拒絕救護、造成母子兩人不治死亡的案例。報導說，九三年貴州市
醫院婦產科病床上躺著一個慘叫了三天兩夜待產的孕婦，渾身水腫，已休克多次，情況极
度危險，但由于是第二胎，被認為“非法”生育，醫院視而不救，任其自生自滅，直到孕
婦停止呼吸，才施剖腹產術，結果胎儿因臍帶繞頸窒息死亡，母親也因搶救不及時丟命。
中共的一個強制性計划生育政策，斷送了兩條人命。此時，醫院卻為脫過了一起“非法”
生育事件心安理得﹔而家屬因為是“違法”生育，不敢追究醫院責任，人命大事就此不了
了之。這就是中共強權政治下中國人的生存權，這就是共產党恩賜給中國人的生存權。
  也許中共官員會說唐案屬于民事糾紛、超生屬于違反中共家“法”，都不屬生存權范疇
，那么請看自一九九三年起就開始向外界披露的上海儿童福利院殘殺孤儿事件。此事由于
該院醫生攜孤儿艾明出逃，今年初在國際上轟動一時，大量一手材料顯示中共無視生存權
，本應代表人類社會給孤儿以溫暖的福利院卻成了殘殺孤儿的場所。据揭露出來的資料顯
示，八九年至九一年該院共有四百七十八名孤儿非正常死亡，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六。
据福利院職工透露，該院有一种被稱為“就地解決”孤儿的方法，即﹕由保育員挑選一些
院方認為難于護理又不受管教的孩子，停食、停水，任其活活餓死。上海市共產党自己的
人民代表高君珠等三人，九一年十月二十日秘密察訪該院時發現，福利院停尸房中停放著
七具童尸，全身赤裸，均系在十二小時內被凍、餓而死。對如此重大的与生存權有關的人
權問題，九二年四月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幫國指示，不得公開福利院虐孤事件，不准再對上
海福利院作負面報導，記者手中有關福利院的材料全部上交市政府。其後揭露福利院虐孤
事件的該院工作人員被調离工作，參与調查的十四名人大代表在九三年春中共控制的換屆
選舉中全部落選，指控福利院院長犯強奸罪的孤女仇慰被送往精神病院監禁。這就是當今
登上共產党權利頂峰的上海幫對待生存權的態度，這就是今日中國的生存權現實。人們可
別忘了“人權白皮書”正是上海幫掌權後中共炮制出來的，由此不難看出，當今的共產极
權主義者實際上同其前輩一樣，根本不關心中國小民的生存權。他們之所以在“白皮書”
上反复強調生存權為首要人權，只不過是想以共產党慣用的一邊倒証据証明“共產党領導
”是“人民的歷史性選擇”，從而推定共產党“集中”代表“人民意志”，為它所許諾給
中國人的政治權利，規定必須接受“共產党領導”的先決條件罷了。

二、刺刀下的政治權利

  “人權白皮書”稱﹕全國人民獲得了真正的民主權利，人民當家做主是中共民主政治的
實質，中共憲法賦予了公民廣泛的政治權利，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适合中國國
情，“人民”“滿意”，能夠保証人民充分享有公民權和行使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白
皮書”又說﹕憲法規定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即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和對人民的敵
人實行專政。請注意，“民主”前面的“社會主義”字樣，它已經明白告訴人們共產党的
民主与眾不同，共產党歷來都不否認它要實行在它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請再注意，中共所
指稱的人民敵人，有非常大的隨意性，中共從未明文規定過它所謂敵人的界限，有時候連
共產党自己也搞不清楚。人們如果不健忘的話，總還記得中共自己的國家主席，文革時一
夜之間變成了人民敵人的天大笑話。顯然，今天在中共治下，誰也不知道，哪一天會惹得
自命“人民”化身的中共頭人突然不“滿意”了，從而變成“人民”的敵人、專政的對象
，丟掉了中共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今天中國大陸，共產党利用极權主義者慣用的強盜邏
輯、偷換人民概念、打著人民的旗號殘酷地迫害人民的騙人把戲，在人民代表大會制是新
皇權的遮羞布一節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在此不再作過多分析。
  事實胜于雄辯，鄧、江時代以來，中國各地連續不斷爆出的聞所未聞的迫害和鎮壓事件
，無一不說明中共所承諾的政治權利，确實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實屬子虛烏有，噩運隨時
可以降落到任何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頭上。這方面的例子，枚不胜舉，這里僅就新聞自由和
保障檢舉人權利來說明本文的論點。
  “白皮書”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公民依法享有著作權、發表權﹔公民用什么觀點
撰寫什么著作，選擇什么出版社出版都是個人自由。然而八九年五月，現今中共党魁、當
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卻宣布，暫停“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并派出工
作組代表党政机關對“導報”作出版前檢查。隨後不久，“導報”又被永久性關閉，該報
工作人員或失業賦閑、或調离新聞出版行業，不但失去了寫作自由，而且連起碼的勞動權
也喪失了。九一年四月，欽本立病情惡化，上海市委又派人至其病榻前宣讀對欽“錯誤行
為”處理的共產圣旨，實際上等于促其加速死亡。這還沒完，欽死後，中共當局又禁止其
生前好友舉行公開的追悼會，真可說是赶盡殺絕到家了。這种連死人出儐的權利都要剝奪
精光的法西斯党，你能相信它所承諾的政治權利嗎﹖
  “白皮書”稱，“憲法”規定對于任何國家机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
有關國家机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确實，為了兌現這條規定，共產党政府也裝
模作樣地設立了不少信訪辦公室。這种接待上訪民眾的机關，各城市都有，北京最多，不
過往往要在僻靜的小胡同里才能找得到。北京市民經常可以看到信訪辦公室門口穿得破爛
不堪、背著行李卷形同叫化子的上訪民眾，他們有的整夜蹲在上訪辦公室門口，等候中共
官員的接待，希望得到中共官員的滿意答复。然而，答复他們的往往是北京市的清理整頓
。這時候公安局會開來囚車，把這些人一股腦儿抓進收容所、強行遣返原籍。“憲法”之
外，共產党還有一條狠毒的內部規定，即﹕任何控告、檢舉材料，都會通過所謂組織渠道
轉回到被告人手中，讓被控官員得以肆意報复檢舉人。今日中國，民告官，越告罪越大，
越告受的迫害越深。“中國左禍”介紹了一個十六歲的云南小“右派”李日垓，因為按中
共規定他不夠被定為右派的法定年齡，而且他又确實沒說過什么批評共產党的話，於是他
接二連三地上告，結果他從勞動教養一直告到了三次被判徒刑，在監獄里呆了整整二十年
。
  民告官沒門儿，官告官同樣沒門儿，從轟動全國的殷正高事件，人們可以更清楚了解共
產党所許諾的政治權利後面隱藏著的殺气騰騰的專政。殷正高八十年代岳陽市副市長，按
照岳陽市民的要求，八八年他向湖南省紀委寫了一封檢舉岳陽市長譚照華貪污受賄的信，
當然檢舉信又按共產党的老規矩轉到了譚的手上。譚在市委領導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拿著
這封信得意洋洋地譏諷殷﹕“省里讓我們市里來處理，你看怎么辦好﹖”在譚的介入下，
湖南省委決定﹕對殷正高停職審查。殷被停職審查的消息激怒了岳陽市民，群眾上街游行
，新聞界准備將此事向全國報導，事情鬧到了中央。中央和譚同是一丘之貉，中宣部長王
忍之立即下令禁止新聞机构報導殷正高事件，禁止任何新聞工作者私自采訪殷正高。可中
國還是有那不怕事儿的筆杆子，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聞訊只身赴岳陽調查訪問，隨即寫成
長篇報告文學“活祭”發表于八九年五月號“報告文學”月刊。中宣部發現此事被捅出去
，立即責令“報告文學”停止發行，可民情已無法控制，湖南民眾將“報告文學”在各學
校、机關廣為散發，長沙、岳陽兩地群眾打著“還我殷青天”的標語上街游行，事情越鬧
越大。圖窮匕首見，共產党的猙獰面目最終露出來了。八九年十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
導中共中央對殷正高的處理﹕開除党籍，撤銷副市長職務，開除公職，并指責他目無組織
紀律、破坏党的團結。与此事有關的民眾，許多被以反革命罪判處重刑，最高達十五年，
其中包括岳陽師專副教授、教師、學生和岳陽市的机關干部。至于現在的殷正高，自然也
就永遠失去了共產党所許諾的生存權和勞動權，成了共產社會的無業游民，只好靠妻子儿
女來養活了。
  關于共產党所許諾的空頭政治權利這里僅僅舉了兩個帶有普遍性的列子，至于中共“六
、四”屠城，兩次逮捕魏京生、迫害救助“六、四”死難者的丁子霖教授等劣跡，已是眾
所周知的事例，這里不再多述。對于共產党刺刀下的政治權利，文革後良心發現、曾以整
人出名的“文藝沙皇”周揚說了一句話﹕“古有王道和霸道，社會主義如果不講民主，就
是霸道﹔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講民主，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可怕。”周揚的現身說法，不僅
是對共產党极權統治的莫大諷刺，而且也恰如其分地點出了中共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實質。

三、為法西斯獨裁服務的司法制度

  “白皮書”稱，中國司法工作的宗旨和任務是，依照法律保護全体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
和自由，維護社會秩序，保証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听起來實在冠冕堂皇。但
如果人們真正接触中共公安、司法体制的各個側面、并多少了解其內幕的話，你就會對這
种土匪流氓混淆視听、欺騙輿論的說法感到惡心和憤怒。中國人有句口頭禪﹕“自古官匪
一家”，共產党當然也不例外。五十年代共產党在各地建立公安干校，其學生的主要來源
就是各城市中學中無法升學、能打會偷的地痞流氓，以后這批人成了今日中共的公安骨干
﹔其後，軍隊每年复員轉業，許多會鑽營的不務正業的兵痞也陸續進入了共產党的公安、
保衛、甚至司法部門，成了當局對付中國人民的爪牙。這批人坏事干盡，無惡不做，諸如
﹕伙同黑社會作案分贓、借緝私之便公開走私、利用權力大肆敲詐勒索、乘掃黃和守監之
机嫖妓、玩女犯人，今日大陸爆出的社會丑聞，哪一件离得開中共的公、監、法。叫這么
一批官匪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簡直是天方夜談。可是，請注意，共產党養這么一批爪牙
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其真正目的，如“白皮書”所說，是保証“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
進行”，也就是按共產党的需要隨時行動、保証共產王朝政權的穩定。
  本文以湖南省近年發生的鎮壓事件為例，說明共產党既無“法律為准繩”之意，更無“
以事實為根据”之愿，有的僅只法西斯獨裁者的旨意。這篇發表于港刊的唐柏橋親身經歷
披露﹕八九民運以來，每逢國內外發生重大政治事件，中共當局都在全國范圍內打擊“反
革命活動”，逮捕民運份子，湖南也不例外。他寫道﹕有位名叫段平的永州人，“六、四
”期間被指控上街散發傳單、參加抗議活動、判了兩年勞動教養﹔九一年他剛獲釋就赶上
了蘇共垮台，因為講了兩句牢騷話，公安部門不經任何審理就又判處他三年勞教，將其送
往長沙新開鋪勞教所服刑。唐又介紹說﹕羅馬尼亞獨裁者被人民處決，中南工業大學院牆
上所有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語都被學生涂成了花臉，政府立即派出大批軍警進入學校，按照
中共內部文件“加強清查、該抓的毫不留情”的要求，已經被處理過的民運份子再次被判
刑，其中中南工大教師雷少軍、曾明分別被判管制兩年、徒刑六個月，湖南大學學生鐘華
被判刑三年。九○年五月一日長沙火車站出現大字報，大字報揭露中共政治斗爭黑幕，指
責共產党假改革之名、行獨裁极權之實，於是長沙公安武警處于一級戒備，已經結案的原
長沙“工自聯”財務部長柳毅等多人以書寫反動標語罪名再次被捕。唐也介紹了亞運前夕
長沙的情況，他說﹕中共為給亞運制造祥和气氛，嚴打、掃黃、除六害各种運動接踵而至
，僅在長沙就槍斃了五十人，全國上下人心惶惶﹔与此同時，反和平演變的各項政策也不
斷下達，要求各地密切注視并打擊与海外反動勢力勾結的民運份子的活動。在此种气候下
，“高自聯”成員、湖南大學學生李少軍、魏楠僅因同海外同學通電話即被拘捕。雖然唐
所介紹的僅僅是一個省的情況，但還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共警察的一切鎮壓行動并不依
照法律，而只听命于中共中央下達的各种指示。
  在談到鎮壓時，人們有必要了解中共勞改隊對犯人慘無人道的非人待遇，因為那里是中
共對所謂“專政對象”實行專政的地方。如果說當年希特勒的集中營曾引起世人關注法西
斯暴行的話，那么當你了解到中共控制下的勞改營情況時，恐怕就會對中共這個二十世紀
末的是新法西斯有所認識了。隨著民運份子被關進凌源勞改城，一座位于遼西荒涼山區、
關押著數十万勞改犯、被中共司法部評為“打擊反革命動亂先進單位”的中共古拉格黑幕
開始透露出來了。在那里，警察可以剝光犯人的衣服，任意用高壓電棍擊打“犯人”頭部
、腹部、甚至私部。傳出來的消息稱﹕前長春第一汽車厂工人冷万寶，因受刑時咬住牙不
喊叫，警察竟撬開他嘴巴把電棍塞進去將他擊昏﹔因參加八九民運被判二十年徒刑的長春
第一汽車厂工人唐元鼐受刑時，四、五根電棍的電都用光了，警察還不解气，又用皮靴踢
斷了他兩根肋骨。“六、四”二十一名通緝犯之一的清華大學學生張銘，三年刑期將滿時
，勞改隊教導大隊長楊國平用五万伏高壓電棍把他打得渾身電烙傷疤，由于張不肯告饒，
第二天楊又借故把張毒打了一頓。在凌源監獄，中共獄警喝罵犯人慣用的語句是﹕“反革
命有什么人權﹖我給你，你就有，我不給你，你就得老老實實﹔小小犯人有什么人格尊嚴
，我不給你面子，哪儿有你的尊嚴。”中共監獄獄警打罵犯人在共產党眼中實在是小事一
樁，他們最損的辦法是叫犯人頭收拾犯人。蹲過中共監獄的人都知道，獄警總是指定一些
常蹲監獄的流氓地痞替他管理犯人，每當獄警想收拾某一不服“管教”的犯人時，就示意
這批人行凶。被收拾者有被打殘的、也有被打死的，事後獄警謊稱不知，推說犯人自相斗
毆了事。清華大學學生、“六、四”第三號通緝犯劉剛，在凌源監獄就曾受到過此种待遇
。劉因在獄中頗受獄友尊敬，警察為了摧殘他的意志，給他戴上十八斤重的腳鐐、并用高
壓電棍擊他生殖器，然後又將他關入“嚴管隊”讓刑事犯虐待、凌辱他。為了警告犯人服
從管教，監獄里還有更絕的一招，那就是把犯人集合起來，四周支上机槍，然后拖出所謂
“頑固与人民為敵的抗拒改造者”，當場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就在眾目睽睽之下，
“抗拒改造者”當眾被打個腦漿迸裂，這叫做向犯人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在你讀到
“白皮書”說“在中國，罪犯服刑期間的應有權利，依法受到保護”時，如果聯想到獄警
所宣稱的“我給你，你就有，我不給你，你就得老老實實”，朋友﹗你會有什么感受﹖或
許你會得出這么一條規律﹕天下的法西斯不但都善于撒謊，而且謊撒得越好听，其獨裁專
政的手段就越殘忍。
  “白皮書”稱﹕中國沒有政治犯，有的只是反革命罪，反革命不但有推翻國家政權和社
會主義制度的目的，而且有刑法所列舉的犯罪行為。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簡直是睜著眼
睛說瞎話。眾所周知，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是把反對專制极權統治者的行動稱之為革命
，頑固地不放棄极權統治的獨裁者才被稱之為反革命，這是最起碼的常識，而共產党卻要
把對其統治提出質疑或好心地向它提建議的人稱為“反革命”，那“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又是什么呢﹖。這里我們暫且不談共產党連最起碼的什么叫反革命的常識都不懂，也不去
考慮共產党是不是從來就是正話反說的負面人組織，我們只著眼于“白皮書”強調的“犯
罪行為”，先來看看它所稱的“反革命”份子究竟有沒有這种行為，如果不存在“反革命
”行為，“反革命”罪也就不成立了。九五年二月，“六、四”學生領袖王丹會同另外二
十五名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聯名發表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開信，要求保障人權、保障言
論、出版、宗教信仰自由。信件發出後，中共當局以王丹已被剝奪政治權利為由拒絕接受
這封二十六人聯名的公開信，并對王丹進行跟蹤、恐嚇、甚至秘密拘禁，至今王丹下落不
明。顯然王丹等二十六人的行為并未超出中共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疇，更沒有什么“反革
命”行為，那么共產党當局有什么理由對王進行迫害呢﹖而又有什么理由剝奪其他二十五
人向全國人大提出合法訴求的權利呢﹖九五年“六、四”前，在北京，除王丹被秘密逮捕
外，劉曉波、劉念春、李海、徐永海等异議人士，也是在沒有任何理由、不履行任何法律
手續的情況下被關押，強調“依法”行事的中共當局，又為什么會突然把自己的法律也給
忘了呢﹖理由很簡單，今日中共已經窮途末路，為了鎮壓顧不得那許多了，只能不擇手段
了。
  中共治下的“反革命”，确确實實就是中共治下的政治犯。面對國際輿論的壓力和國內
無法遏制的人權呼聲，頑固堅持法西斯鎮壓的中共當局，開始對使用“反革命”罪迫害人
民有所顧忌了。於是為了混淆視听，中共又使出了更加卑劣的伎倆，即給政治犯冠以莫須
有的刑事犯罪名。据中國人權和亞洲人權觀察報導，九四年以來几乎所有的的异議人士都
是被中共以刑事罪名逮捕的。該兩人權組織列舉了如下事例﹕畢誼民，北京應用科技研究
所所長，九三年十月被以挪用公款罪逮捕，實際是他在職權范圍內向陳子明、王軍濤支付
了本應支付的生活補貼﹔童屹，魏京生秘書，九四年四月被以私刻公章罪逮捕，實際是她
向外國記者通報了魏被捕的消息﹔張林，原清華大學學生，“學自聯”成員，“六、四”
後曾被判刑兩年，九四年五月在北京被捕，押回安徽原籍後被中共以他和妻子“非法同居
”罪判處兩年勞動教養。据中國人權收集的資料顯示，在“六、四”鎮壓中被捕、其後被
關壓在北京第二監獄九中隊的六百二十六名北京市民都是以刑事罪被判重刑的，當局稱該
中隊為“暴徒”中隊。從中國人權披露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中共明确指示北京、上海等
地律師，在為“動亂、暴亂”案件辯護時，要政治立場堅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應
和檢查人員爭誰贏了論証、要當作宣傳工作指導公民認罪伏法。迫于強權，律師們害怕犯
政治錯誤，不是拒絕為被告辯護，就是幫助法院誘使被告認罪。如此黑暗的司法制度，如
此蠻橫不講理的极權統治，朋友﹗你會有什么感想呢﹖看來結論再清楚不過了，必須徹底
扒掉中共司法制度偽善的畫皮，讓其為法西斯獨裁服務的本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世
界輿論共討之，令中國民眾共誅之。

四、共產皇權之下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

  暴力鎮壓和愚民宣傳從來都是法西斯极權主義者的兩手策略，崇尚共產皇權的中國共產
党更加不能例外。中共歷來喜歡吹噓它的社會主義制度無比优越，夸耀自中共建政以來人
民生活如何大幅度提高，當然也忘不了它老生常談的共產主義教條“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
度，在歷史上第一次使全体勞動者獲得在經濟上平等發展的權利”，其結論自然就是共產
党的領導如何無比英明、正确、偉大，要人們承認共產党的“合法”极權統治。為了适應
宣揚鄧、江新极權的需要、強調鄧比毛更加英明，“人權白皮書”也沒有忘記贊揚鄧的“
改革開放”政策促使中國經濟迅速度發展，更沒有忘記美化鄧“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的諾言，奢談社會“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裕”，“避免了兩极分化而使社會陷入對抗
”。未曾經歷過共產社會的人們，听到如此美妙的描繪，一定會把共產党統治的中國看成
今日世界的世外桃源，“世界人權宣言”所勾畫的极樂世界了。
  在共產党中國生活過來的人都心里明白，共產愚民宣傳慣用兩套手法﹕一曰“向後比”
﹔二曰“撒大謊”。“撒謊”前面已經講過很多了，這里不再多敘。“向後比”實際上是
共產党慣用的詭辯術，毛澤東時代的“憶苦思甜”，強制人們品嘗日本占領時代中國人吃
的“橡子面窩頭”，年長的中國人都還記得，其目的就是要中國人相信，今天不吃“橡子
面窩頭”是共產党的大恩大德，因此要老老實實做共產党的馴服工具，接受共產极權統治
。鑒于此，共產宣傳從來不愿意同今日世界社會發展的先進水平比，否則共產主義制度优
越性就看不見了﹔鑒于此，共產宣傳也從來不愿意和同文同种的香港、台灣比，否則英國
殖民者和國民党會變得比共產党更加英明、偉大了。今天“人權白皮書”使用的就是共產
党宣傳慣用的老套子，列舉舊中國的比較數字、列舉五十年代的比較數字、列舉落後國家
的情況比較，試圖讓好心的人們相信中國大陸在中共領導下“重視國家、民族、個人的經
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權利”。在“白皮書”這种不切實際的浮夸宣傳掩蓋下，共
產极權社會不公正、不講理、不平等所造成的黑暗和丑惡全被掩蓋了，人民的苦難看不見
了。
  其實，今日共產体制下人民大眾的苦難正是其刻意制造并由其專政机器暴力維持的相互
敵視而又界限分明的不平等制度造成的。這种制度人為地划分貴族和賤民，有意識地制造
對立面，無休止地讓它樹立起來的某一部分人去斗爭它要打倒的另一部分人、以便共產党
火中取栗、分而治之，确保其一統江山的皇權統治，确保共產新貴享有無可爭議的特權。
象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宣傳為优等民族、鼓動德國人去排斥猶太人一樣，共產党進城伊始
就宣布﹕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其同盟軍，地主、資本家是要打倒的階級，歷史反
革命是要專政的對象，而共產党是高於一切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於是，斗爭的對立面确立
了，一切社會矛盾都被引向了共產党指定的敵對階級，共產党公開操縱這場斗爭，其特權
和領導地位穩固了。那些財產早已被搶光、四十年來一直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所謂歷史反革
命、地主、資本家，被剝奪了一切“平等發展的權利”，委屈地在共產社會苟且偷生，接
連三代人無法翻身。被共產党搞得家破人亡逃亡德國的遇羅錦描述了她家庭所受的苦難，
她寫道﹕當年她父母為了抗日憤然离開日本，又因為不滿國民党的腐敗毅然留在了大陸，
可是從五三年“三反”運動起災難就落到了她們家頭上。父親被認為有歷史問題又是資本
家受隔离審查，几十個“打虎”隊員強行住進她家、硬要她家的人互相檢舉揭發，做大師
傅的老胡因為檢舉不出什么、被威脅“出身”有問題嚇得上吊死了﹔五四年公私合營，父
母被迫交出了全部財產、包括自家的住房，淪為既無財產又無社會地位的賤民﹔五七年“
反右”，父母雙雙成了右派，她和哥哥變成了右派崽，學校里強迫她們和父母划清界限，
而且無論如何品學兼优學校檔案也得給你打上“出身”烙印，讓你在社會上永遠找不到出
路﹔“文革”風暴中，父母進了紅衛兵的土監獄，親友皆因“出身”問題被抄、被打、被
關、被殺，哥哥因寫“出身論”被槍斃，臨刑前還要挖出眼珠給共產党的“勞模”作眼角
膜移植。
  在中共法西斯极權統治下，整個中國大陸象遇羅錦那樣被搞得家破人亡的家庭何止百万
、千万，到文革結束為止，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國人都被共產党整到了。共產党人為划
分等級、制造相互敵視對立的手段，又何止階級斗爭理論一种。中共統治中國的各個時期
、各個階段，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乃至共產党內部，這种人為制造的不平等等級制度無
所不在，其造成的災難、給中國人留下的傷痕隨處可見。人們不健忘的話，可以數出許許
多多五花八門、令人作嘔的等級規定，諸如﹕農民被划分成富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和
雇農，而一無所有的貧、雇農被認為斗爭最堅決、是農村中中共的依靠力量，於是在中共
的領導下，農村中人与人的對立、斗爭一直延續至今﹔知識分子被划分成左、中、右，被
划分成接受共產党改造的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於是四十年來知識界無休止的
批判、整人一直延續至今﹔共產党及其軍隊內，從土包子進城時的吃小灶、中灶、大灶之
分，發展到与軍銜制、政府机關工作職務平行的多達几十個級別的軍人、干部等級制，以
致最終形成今日之太子党特權和皇權梯隊接班制，於是利用這种封建宗法制度推波助瀾，
法西斯共產獨裁体制得以延續、維持，獨裁者一言定乾坤、壓制民主、無視真理的蠻橫行
徑愈演愈烈，而且至今仍然危害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至于适用小民百姓的等級規定更
是名堂十足，什么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之分、什么直轄市戶口、城鎮戶口和
農村戶口之分、什么吃工業糧和吃農業糧之分、什么重點照顧對象和普通群眾之分，花樣
繁多、面面俱到，把中國人箍得死死的，只有服服帖帖做共產順民的份，絕無“平等發展
”之理。在中國大陸就連學生們考大學也不平等，大學統招的錄取分數線有好几种，北京
、上海的高中生進大學最易，省城的錄取分數線要高一些﹔最倒霉的是農村孩子，同樣的
分數，北京學生能進北大、清華，農村學生只能進三流的“中專升級”大學。招工也是一
樣，城市戶口可以接父母的班進厂工作，農村戶口想進厂招工，必須是吃工業糧的、還得
交上几千塊錢的保証金。今天，在“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幌子下，新的
歧視平民百姓的不平等規定還在一個接一個地陸續出籠，而農民已經被踩到了社會的最底
層。
  “北京之春”九五年十二月號報導了深圳“上陸事件”。位于蓮花山、有一百二十三名
深圳打工崽孩子上學的“上陸教學班”被深圳市政府下令取締，九五年十月七日推土机無
情地推平了孩子們上學的校舍，孩子們不得不含淚坐在荔枝樹下上課。深圳市政府對此的
解釋是﹕“上陸教學班”未經教育部門批准，校舍系違章建筑，孩子父母都是沒有戶口的
外地打工崽。該雜志指出，關鍵就是其父母沒有戶口、是外來人員。然而今日深圳的三百
万人口中，有二百二十万是沒戶口的“黑”人，象“上陸”這樣的學校，深圳至少有三十
多所。由此，該雜志質問，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規定，深圳市能保証“上陸”悲劇不再重演
嗎﹖外來打工崽的子女究竟有沒有權利獲得上學的机會﹖
  近十几年來，力圖擺脫農村桎梏的億万農民，形成了一浪高過一浪沖擊中國大陸的民工
潮，共產党稱之為“盲流”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總數高達億万人的民工潮現象成了
當今大陸獨特的社會問題。民工們擠在勞動條件惡劣的厂房里工作，得不到合理報酬，沒
有勞動保護，女工們甚至受到人格侮辱，成了“改革開放”体制下的新“包身工”。据大
陸媒体報導，僅九三年發生的三起火災，就奪去了二百一十九名民工的生命，而原因都是
工人宿舍被反鎖，火災發生後民工無法逃生。迷信強權壓制的中共當局，那里還記得他們
宣揚的“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裕”的許諾，對民工采取了管、卡、限制的一系列強制
性措施，諸如﹕發放“就業許可証”，下令堵截民工進入城市、出動警察收容并強行遣返
民工等等，致使當局与民工的矛盾更趨激化。九五年十二月，在深圳龍崗筑路的民工，因
和當地保安人員發生沖突，地方勢力竟招來武警開槍彈壓，造成民工兩人死亡、六十余人
受傷的慘劇。龍崗事件清楚表明，“白皮書”所謂“避免了兩极分化而使社會陷入對抗”
只不過是极權主義者一廂情愿的夢囈而已。難怪九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
也不得不兩次公開表示﹕工人有問題“上訪”，不能動不動就指為“鬧事”﹔設立工會維
護打工者的權益，确實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作為“領導階級”的大陸國企工人，情況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目前三分之二的國營企
業虧損，按共產党新規定的破產法，虧損嚴重者將被宣布倒閉，而只要党權和极權的“先
鋒隊”現在又為了“先富起來”干脆拋棄了“領導階級”，使得原來吃鐵飯碗的國企職工
正面臨著失業威脅。向工人轉嫁危机，是目前大陸國企的普遍做法。据“前哨”雜志九六
年四月號報導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陸七成以上國企都不同程度地拖欠職工款項，拖欠內容
包括﹕工資、獎金、醫療費及各种債券等，某些企業還出現了給職工打白條代替應付款的
現象，直接損害了企業職工的利益。四川省長蕭秧九五年三月公開承認，四川約有四十万
國企工人拿不到工資，生活已無法保障。轉嫁危机的另一种辦法是要求部分職工“下崗”
，“下崗”者企業只付部分工資作為下崗津貼，在目前通貨膨脹為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的
大陸社會，被迫下崗者生活根本無法維持。盡管中共頭頭江澤民一再呼吁保持社會“穩定
”、并以鎮壓“鬧事”相威脅，盡管靠警察、軍隊維持的共產极權制度今年四月起又開始
了新一輪“嚴打”，盡管大陸大多數工人面對中共強權感到無奈又無助，但那些被逼到快
要走頭無路的人們已經不再考慮後果、鋌而走險。据大陸傳出的可靠消息﹕九五年頭三個
月，大連、沈陽、北京、重慶等主要大城市，都曾發生過工人的小規模罷工和請愿事件，
极權制度的“穩定”正面臨著嚴重考驗。

五、法西斯极權制度使民族問題日趨嚴重

  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族問題總是和宗教問題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割清楚，例如，回族、維
吾爾族和他們信奉的伊斯蘭教，藏族和他們信奉的藏傳佛教，但“白皮書”在討論宗教信
仰自由和少數民族權利保障時有意識地將其分割開來，企圖否認宗教与民族問題的同一性
。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今日少數民族与中共极權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往往起源共產
党對少數民族宗教事物的干預与控制。前已敘述，中共把毛澤東神化為共產神，強行向中
國人灌輸共產主義，其所采取的傳播共產教義的手段完全模仿宗教，可以說是集世界一切
宗教之大成、外加法西斯。作為虔誠信奉本民族宗教的少數民族又如何能夠容忍在他們信
奉的真神之上以党領導名義強加上一個凡夫俗子的共產神呢﹖今天，舉世矚目的西藏問題
看來与此不無關系。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民族，口口聲聲聲稱“各宗教團体
和信教公民在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下，獨立地組織宗教活動和履行宗教教務”的凡人組織共
產党，卻硬要凌駕于藏人信仰、崇拜的活佛之上變成西藏的神上之神，怎么能不招來藏人
的反感，又怎么能不受到活佛達賴的抵制。強調人權問題要适合中國國情的“白皮書”在
這里就顧不得西藏地區的民情了。
  近一年多來，中共圍繞班禪轉世靈童導演的一幕幕政治鬧劇，是當今法西斯新皇權無視
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最好明証。据中共西藏電台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報導﹕一年多前被
中共秘密逮捕的恰扎仁寶齊因喪失“愛國人士的基本原則和政治立場”已被撤銷西藏自治
區政協副主席職務。這位中共自己任命的“班禪轉世尋訪小組”組長之所以遭此厄運，轉
眼之間從共產党的座上客變成階下囚，僅僅是因為他按照藏傳佛教習俗在尋找班禪轉世靈
童上与達賴進行了聯系，就被共產党視為喪失“愛國原則和政治立場”、強行送進了共產
集中營。与此呼應，共產党組織了“一一八”行動，于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京西賓館
集中七十多位藏區活佛，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宗教局及地方高級官員的監護下，不允許活
佛們与外界聯系，甚至不許打電話、不許外出，強行要求他們批判恰扎、否定達賴認定的
班禪轉世靈童更登秋吉尼瑪、准備隨時出席中共安排的“金瓶掣簽”确定新靈童。九五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拉薩街頭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中共國務院代表羅干率統戰部及宗教
局官員“押解”著在京喇嘛抵達西藏首府。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昭寺在軍警包圍下舉行“金
瓶掣簽”，寺內達賴喇嘛照片全部被摘除，原大昭寺人員由一些陌生僧人取代，中共國務
院代表羅干、中共宗教局長葉小文、西藏自治區主席江村羅布正中高坐，監視著藏傳佛教
這一神圣的、而由共產党預先做好手腳的“金瓶掣簽”儀式。共產小班禪誕生後，十二月
八日舉行坐床大典，中共國務委員李鐵映賜封“金印、金冊”，小班禪站在下面聆听李宣
讀“金冊”內容、領受江澤民“護國利民”題詞，儼然是一代共產新皇向西藏小番下達圣
旨。可笑的是，當今共產皇連昔日皇帝的肚量都沒有，被指定的共產班禪堅贊諾布坐床之
後即被帶回北京、連同他的父母一起軟禁于怀柔縣王寶森自殺的別墅中，同樣沒有逃脫達
賴認定的六歲班禪秋吉尼瑪被關押的厄運。今日藏人把共產班禪叫作“漢班禪”，一般藏
民均珍藏達賴認定的班禪照片，西藏地區普遍的反映是﹕“藏族太可怜了，連選擇自己宗
教領袖的權力都沒有”。（詳見香港“九十年代”九六年三月號刊登的發自大陸的報導）
  共產党每談西藏問題都津津樂道“舊西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藏人是依附于官家、貴族
、寺院的農奴”，指責舊西藏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等九級，并通過
“挖眼、割舌、砍手”等酷刑來維持這种不平等的農奴制，從而得出結論﹕“共產党的民
主改革使世代受壓的少數民族人民獲得了人生自由、人格尊嚴，爭得了基本人權，第一次
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然而，“白皮書”卻絕口不談文革時期廣西發生的人吃人悲劇。
正是在共產党宣揚的人類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共產党官員的指令下，一批表示效
忠毛澤東的人竟把被中共迫害的人吃掉、以表示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其殘忍程度甚于
它所描述的西藏農奴制百倍、千倍，由此人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在中共法西斯极權統治
下，中國人第一次失去了生存權。了解中共宣傳的中國人無一不知，“白皮書”在這里只
不過沿用了共產党慣用的宣傳伎倆而已，其真意是要為共產党的法西斯极權統治的合法性
作辯護，根本無意維護少數民族的人權。不信，請看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鎮壓的有關
記錄。据西藏通訊九六年五、六月號報導﹕九六年四月五日中共宣布對西藏各寺院進行整
頓後，以武警、公安為主的工作隊隨即進駐拉薩葛登寺，五月七日為強制僧侶摘除達賴畫
像，工作隊与手無寸鐵的僧侶發生沖突，當場開槍打死兩人、打傷四人、逮捕四十余人。
亞洲人權組織九五年十二月公布的報告稱﹕九五年西藏人權狀況日趨惡化，僅年初的几個
月內中共就逮捕了一百二十三名持不同政見的西藏人﹔特別是九五年五月，為确認班禪轉
世靈童一事，在扎西倫布寺一次就逮捕了四十八名活佛和僧侶。“北京之春”九六年四月
號報導﹕九四年中共新极權江澤民視察青海安多前夕，有多達六十余名藏族青年學者和藝
術家被捕并受酷刑拷問﹔九五年十月南海州興海縣多人因被控參与“拯救西藏”組織而判
刑，其中三十二歲的康樂項刑期長達十四年。“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根据現場目擊和
他獲得的中共文件統計﹕八九民運前几個月，中共在拉薩宣布戒嚴、對藏人大肆鎮壓，當
時有四百多人被屠殺、上千人受傷、三千多人被逮捕。達賴喇嘛在美國耶魯大學講演時指
出，在中共統治下，有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于飢餓和迫害，相當于每六個藏人就有一個异常
死亡。九四年十月十六日，“蒙、疆、藏人權國際會議”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与會者發
言指出﹕中共建政以來，新疆地區有二百五十万人受迫害致死、五十万人被強迫勞改﹔內
蒙現有的兩千万人口中，蒙古人只剩四百万，而文革中就有十五万蒙古人被迫害死亡。
  “白皮書”稱﹕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實現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是中國對待民族
關系的基本原則，然而中國大陸現實情況并非如此。人所共知，新疆原住居民以維吾爾族
為主，中共為改變新疆人种結构、強化其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控制，自四九年以來，仿照古
代屯墾制，在新疆到處建立生產建設兵團，有組織地向新疆大量移民，至今漢人已上升到
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成了新疆的第二大民族。新疆地下礦藏丰富，中國擁有的一
百五十多种礦藏新疆就有一百二十种，其中蘊藏量占首位、二位的有近二十种，然而中共
經濟發展政策向東南傾斜、忽視大西北，致使新疆發展緩慢，經濟至今仍然落後。新疆石
油蘊藏量可与中東第一大產油國沙特相媲美，不少維吾爾人認為，若非共產极權限制其獨
立發展，他們單憑開采石油就可以像沙特那樣富裕。最不得人心的是中共把核實驗場放在
新疆，自一九九一年以來已經在那儿搞了十多次核試暴，嚴重破坏了新疆的生態平衡，根
本無視新疆少數民族的生命安危。內蒙古的情況也好不到那儿去，僅存的四百万蒙古人几
乎都被擠到了山區，只能与牛羊為伍。內蒙煤產量丰富，年產約一億吨，但煤礦上百分之
九十是漢人天下，蒙古人想當工人都難。更有甚者，八七年中共從西德買進大量核廢料，
全部傾倒在內蒙西部，受害的當然又是那里土生土長的蒙古人。至于西藏，中共的控制近
年來更趨嚴厲。据“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報告﹕中共對西藏制定了新的宗教政策，要求停
止修复未經批准的寺廟、要求限制年青人出家入寺、要求加強對寺廟及其活動的管制。又
据西藏通訊九六年五六、月號報導，九五年糧食收獲季節，中共派出軍警配合的征糧隊，
以私人儲存糧食不衛生為借口，在西藏各地挨家挨戶強行搜查、征購西藏農民的糧食。征
購規定每藏克地平均要交售三百五十斤糧食，并且打場時必須先交足征購糧、余糧才能進
倉，而政府的糧食收購价只有市价的一半，其征購手段蠻橫霸道可謂達到了极點。由此，
人們不難看出，“白皮書”所謂的少數民族平等發展、共同繁榮，實際只是企圖蒙蔽國際
輿論、逃脫輿論譴責的騙人之說。
  今天，中共當局“從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推行的無視少數民族自決權利的同化、鎮壓
政策，不但沒有取得“白皮書”所說的“積极成果”，反而招來了少數民族弟兄為爭取民
族自決權利而進行的激烈反抗。六月十五日，德國波恩舉行了“第二屆世界支持西藏大會
”，達賴喇嘛在會上再次告誡中共，西藏的民族自決權應受到尊重，中共當局豈能不聞。
最近新疆頻傳暗殺事件，面對蓄勢待發的新疆伊斯蘭分离運動，回想當年南疆巴仁起義，
中共當局心有余悸、如坐針氈。綜觀中國少數民族人權狀況，當今少數民族离心傾向之加
劇，實乃中共法西斯极權統治之惡果，蘇聯和南斯拉夫极權制度崩潰後民族沖突升級的陰
影正籠罩著中國大地。

                           * 皇權与人權水火不能相容 *

一、共產皇權之下絕不允許有人權

  綜上所述，今日中共法西斯极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中國的人權既無“廣泛性”、也無
“公平性”、更無“真實性”，有的只是盜用人民名義的共產新皇權，對此“人權白皮書
”實際并無隱諱。“白皮書”在敘述中國人權時，自始至終貫穿著一根黑線，那就是﹕“
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是共產党“建立”的、共產党有超越法律的
“領導地位”、它“集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任何中國人只要稍有違反共產党“利
益和意志”的表示必定不屬于“人民”范疇、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任何關注自然也就“
干涉”了共產党行使“國家”統治權力的“主權”。人們如果再翻一翻共產党党章的有關
規定、回顧一下共產党的歷史、品味一下共產党黑社會式的嚴密組織形式，就會發現，在
“民主集中”制的幌子下，國家的一切權力最終都操縱于可以世襲傳承的党魁一人之手，
党魁即今日中國集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于一身的共產皇帝。皇帝一人成了人民的化身，
只容許皇帝個人意志的皇權之下那里容得下億万百姓的人權，於是真正的人民只能在“馴
服工具”与“反革命”之間進行選擇了。充當“馴服工具”就得甘愿放棄人格和尊嚴，認
命做唯唯諾諾的共產奴才﹔被打成“反革命”就會被剝奪包括生存權在內的、一切做人的
起碼權利。兩种選擇皆無人權，只是程度不同、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這种皇權体制下的
社會現實，古今中外一脈相承、大同小异，任何一位對封建皇權体制、對希特勒法西斯极
權制度稍有認識的讀者想必都能理解。
  最可悲的是那些逆來順受甘當順民的小百姓，既使他們整日价小心翼翼，在中國也難逃
共產极權專政之災。嚴正學現年五十歲，浙江省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九三年七月二
日他在北京与一公共汽車售票員發生爭執，欺負慣了外地乘客的售票員招來了警察，他就
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海甸區一個派出所拘留了。在派出所，警察不問青紅皂白即對嚴進行拷
打，手拷、電警棍全都用上了，直到深更半夜才將他扔到了大街上。嚴被路人救起送往醫
院，經西苑醫院檢查發現，嚴頭部、背部、雙手、陰部多處受重傷。此事經新聞媒体曝光
，面對輿論，中共法庭被迫將其中一名行凶打人的警察張馳判處一年徒刑、緩刑一年執行
。九三年九月，警察的報复馬上落到了嚴正學的頭上，嚴被控“偷”自行車，而北京市政
府的一個委員會未經核實竟据此判處嚴兩年勞動教養。共產极權社會發生的事就有這么荒
唐，就有這么蠻不講理，這絕非危言聳听。因為在皇權体制下，那些維護皇權的走狗、爪
牙被授予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只要他們不触及极權統治的根本利益，濫用權力侵犯人權者
不但無罪，甚至反會因宏揚皇權有功而受褒獎。嚴正學案件在中國絕非偶然，而是具有普
遍性。
  在今天人類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紀，任何一個奉行极權、獨裁的統治者都明白，皇權要依
靠法律來确立、支持，踐踏人權也要借助法律來掩蓋、并使之合法化，推行法西斯獨裁專
制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党當然也不例外。為了剝奪每個中國人應該享有的天賦人權、為了
封住中國百姓的嘴巴、壓制不同政見，共產党制定了無數可以供其隨意運用的法律、法規
，作為其鎮壓平民百姓的工具。請看中共“刑法”條款中的“反革命”罪，它規定凡是“
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一切行為皆為“反革命”。按照這一
規定任何表達不同意見的個人和團体均可被中共視為“反革命”，而對“反革命”的處罰
五花八門直至死刑。請看“國家安全法”及其“實施細則”，它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
由限制人的言論、出版、結社、宗教信仰等基本自由。按照此法凡是當局“認為”會威脅
現行政治秩序的一切行為均要受到處罰，這樣無形中賦予了國家安全机關無所不包的權力
。再請看“收容審查”和“勞動教養”，中共稱之為用行政手段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這是共產党特有的無須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即可關押平民百姓并強制實施勞改的恐怖手段
。利用“收容審查”，警察可以毫無理由地無限期關押“犯人”，直到審查清楚為止。借
助“勞動教養”，當局除強制“犯人”每天進行十多個小時慘無人道的“勞動改造”外，
還可借口安排“就業”將“犯人”終身留在“勞教所”內（“犯人”稱之為二勞改）。請
注意，這里所指的“犯人”并非真正犯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共產党自知無法向社會大眾
交代清楚的良心犯、宗教犯、少數民族、逃避貧窮的“盲流”等等，故此有意繞開法律程
序，美其名曰“人民內部矛盾”。然而，“收容”、“勞教”對付“犯人”的殘酷程度，
有時較之判刑更甚。朋友，當您了解到中共极權制度這些公然踐踏人權的法律規定時，當
您听到或看到共產皇權下中國人的种种不幸遭遇時，您也許就會認識到共產皇權是根本不
允許任何人講人權的。

二、君權愈專制、民知愈覺醒，封建法西斯皇權必須徹底鏟除

  八九學生運動是一場共產极權体制內的憲政民主運動，學生的口號是擁護共產憲法、擁
護共產党的改革、幫助共產党推進民主、要求以法治國、反對特權、反對腐敗，并沒有超
出共產党憲法允許的范疇，更沒有要反對共產党的專制极權政体。然而，共產党卻無法容
忍學生這場有限度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運動，共產党的元老們把它定性為“否定共
產党的反革命動亂”，動用坦克殘酷地鎮壓了。
  八九學運以后，一些知識分子對共產极權体制有了初步認識，開始提出憲政改革。阮銘
在為“六、四”五周年而作的專欄文章“人權与憲政”中寫道﹕過去的問題主要是一個主
義、一個政党、一個領袖凌駕于憲法、國家和人民之上造成的，所以首先要确立憲法的權
威，樹立憲法、法律至上的新觀念，廢除毛澤東、鄧小平理論至上的舊觀念。對于如何推
動憲政改革，阮銘一方面希望有地方力量和國際社會對中央政府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又主
張以共產國家体制為出發點、反對另起爐灶。与阮銘同時，嚴家其等人搞了一個“中國人
權九十九條”，希望通過法律條文的方式限制极權主義者及其爪牙濫用權力、切實保障中
國人權。九五年二月末，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王丹將他們憲政改革的理念再次付諸行動。
前已敘述，他征集了國內二十五名有影響力的人士聯名致函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求
政府切實保障人權，而他得到的結果卻是跟蹤、恐嚇和秘密逮捕。看來主張憲政改革的知
識份子和學生一樣單純，他們可曾想到過如果共產党接受憲政改革、接受法律對其權力的
制約那還是迷信強權的共產党嗎﹖那還會有共產党的法西斯极權專制王朝嗎﹖极權主義者
難道真會自動放棄權力、放棄既有特權嗎﹖
  民眾在覺醒，面對殘酷鎮壓，中國人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斗爭持續不斷，鼓舞著
後來者總結教訓、繼續前進。請看中國大陸傳出來的消息﹕張京生，湖南韶光電工厂工人
、八九期間長沙工自聯顧問，他曾敦促工人罷工，并發表“緊急聲明”號召反抗“六、四
”鎮壓，其後他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十三年。一九九一年，北京的陳宴彬和張亞非因印
發政治刊物“鐵流”、組織中國革命民主陣線，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成立反革命集團
罪分別判處十五年和十一年徒刑。一九九二年初，中國自由工人工會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散
發傳單，鼓勵工人成立自由工會、要求建立“公正的、有人權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工籌
會負責人之一劉京生、北京通縣化工厂工人，被控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刑十五年。
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語言學院講師胡石根因成立中國自由民主党并起草“關于中國人權
問題的聲明”被逮捕，隨後被判刑二十年。一九九二年，湖北武漢逮捕了張敏鵬等十四人
，原因是組織共和党、要求在中國實現多党制，張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一九九四
年三月，保護勞動者權力同盟的一批人在北京被捕，其中有該同盟的創始人，北京大學法
律講師袁紅冰、律師周國強，同盟章程主張成立法人社團保障勞動者權利、建立仲裁机构
解決勞工糾紛。一九九四年五月，上海計算机開發公司工作人員、上海人權協會主席李國
濤，因向警察遞交要求舉行示威游行的申請書被捕，該協會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一直存在，
中共始終拒絕給予注冊。一九九四年六月，上海醫學院的鮑戈致函中共政府要求建立“人
權之聲”組織，未經審判即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所有這些報導都表明，中國人已經開始
懂得只有利用有組織的集体力量，才能從中共法西斯极權統治手中爭得人權。上述組織之
所以暴露，其原因不外乎某些成員幻想中共政權會讓其合法存在，或者某些成員喪失警惕
讓中共特工混入了剛成立不久的組織內部，但能夠走上有組織地与中共极權抗爭的道路畢
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偏僻城鄉和少數民族地區在中國大陸受极權統治的壓迫更深，那里人民為爭取和維護自
身權利斗爭的消息通常被中共當局嚴密封鎖，但透露出來的信息說明這些地區爭人權的斗
爭更加激烈，令中共极權主義者心惊膽顫。一九九三年一月至六月，四川仁壽縣農民為抗
議地方當局推行新稅制、強行沒收個人財產抵稅發動暴動，暴動三起三落，最終被武警鎮
壓。一九九五年秋天，浙江富陽市民因政府發行彩票搜刮民財發動暴亂，感到受騙了的市
民群情激憤涌上街頭，万人搶劫放火，省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戒嚴三日、以維持秩序，但
最終卻抓不到一個“坏份子”。一九九○年四月，南疆穆斯林舉行巴仁起義，“穆斯林圣
戰軍敢死隊”號召穆斯林攻下巴仁鄉、占領阿克陶、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起義被安
全部隊殘酷鎮壓，全疆有數千人被捕，有一個鄉的男人全部被殺光。九五年十月一日，烏
魯木齊市舉行慶祝新疆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大會，大會開幕的瞬間一气球突然升空爆炸，
當場傷三十余人，其中七人重傷，當局稱此乃穆斯林分离份子所為，而穆斯林卻揚言要殺
盡与中共合作的內奸。据大赦國際和香港媒体報導，類似仁壽的農村騷亂，近年來大陸四
川、河南、安徽等貧困省份均有發生﹔据西藏通訊報導，盡管達賴喇嘛主張和平解決西藏
問題，但這一兩年來西藏各地也一再發生自制炸彈攻擊事件。看來，靠農民革命起家的中
共极權制度正面臨著一場新的暴力革命，新華社一九九五年第四十九期“內參選編”刊出
了“謝世姹強調﹕不要逼農民來反對你”的敏感文章，借現任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姹之口道
出了中共統治階層對爆發暴力革命推翻共產王朝的嚴重憂慮。
  盡管暴力已不是今日文明社會所崇尚的目標，但是對于迷信槍杆子里出政權、靠殘酷鎮
壓和愚弄欺騙自己人民來維持的二十世紀共產新皇權，愈來愈多的人已經清楚認識到只有
從中國這塊土地上徹底鏟除封建法西斯极權制度、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才有可能獲得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肯定的、人本來就應該享有的天賦人權。孫中山先生講得好，
當今是君民相爭、善惡相爭、公理与強權相爭的時代，君權愈專制，民知亦愈進步，君主
無道，人民不能忍受，自然起來反抗，民權時代就來臨了。今日中國，為官窮凶极惡、社
會道德淪喪，那些被壓在社會最底層賤命不值錢、充滿怨气怒火的工人、農民、少數民族
，正在成為推翻共產极權專制制度的主導力量，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權時代的曙光正在沖破
黎明前的黑暗冉冉升起，召喚著中國廣大民眾為自由、為人權、為美好的明天、團結一致
、眾志成城向共產皇權發出最後一擊。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