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後时代党治是实、法治是假，邓、江新皇权实实在在 中国在打倒“四人帮”以後，人民通过大量的血泪控诉，强烈要求结束无法无天的个人 专制，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体制。刚刚从毛泽东监狱里跑出来的共产党新贵们，也曾信誓 旦旦向百姓许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有一段时期，中共党报上还连篇累牍地议论法治的 重要性。到今天为止，中共极权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实现了法治，迷信一党专政的中 共产权贵们是否有心实行法治，实在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探讨。借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 ，皇权之下绝无人权的道理。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四人帮”首恶、江清案审理的前前後後。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文 革中替毛泽东打先锋的江清，显然对中国这场惨死两千万人的十年浩劫负有直接的刑事责 任。就凭她残害成千上万中共开国元勋致死、和制造全国各地群众组织武斗使无数生灵涂 炭这两点，中共高官乃至黎民百姓无一不要求杀江清以谢天下。然而，中共的头头们，在 江清案审理之前，就早已定好了调子。七九年十月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四人帮 不会判处死刑”；稍後，邓小平也说：“不杀江清，否则让她成了烈士”；三年後就江清 死缓问题，胡耀邦又对法国记者谈到：“会减轻对江清的判刑”。显然是在中共政治局的 直接干预和“领导”之下，中共特别法庭任由江清在法庭跳脚大骂，按事先定好的调子， 仅只判处江清死缓；两年後，八三年一月，中共高等法院又违反“死缓期满，如确有悔改 ，减为无期徒刑”的法律规定，以“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为由”改判江清无期徒刑。随後 ，不知何年何月，江清又被悄悄地安排了保外就医，直到九一年江清在其女家中自杀身亡 ，人们始才得知，江清不知何时早已被释放的消息。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最近北京官场连续发生的几宗经济大案。从九五年初起，邓小平工业 样板首钢董事长周冠五倒台，与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合组香港中资公司“首长四方”的周冠 五之子周北方锒铛入狱，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案败露畏罪吞枪自杀，政治局委员兼 北京市长陈希同“请辞”後被软禁，尉健行接掌北京市委後张百发亚运工程贪污案呼之欲 出，中共建国以来层次最高、涉嫌贪污款额最大高达一百六十三亿人民币的经济罪案，一 个接一个地在公众面前曝光、露馅，国人闻之无不群情激愤。九五年四月，北京大学生在 校园内贴出大字报，要求严惩贪污犯、追查中共更高层的政治责任；对中共官场的腐败、 黑暗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北京市民，更是私底下纷纷议论，认为不枪毙这帮喝人血的贪官不 足以平民愤。然而，对这样大案的处理，大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共当局，照例是由中 央政治局直接定调、通过中纪委紧紧控制事态发展，法院、监察院需听命于江泽民的最后 表态才能开展工作。到此文落笔时为止，贪污案被揭露已经一年多了，遵照政治局稳定高 於一切的安排，周北方案被无限期搁置、陈希同被隔离保护、邓质方无人敢于问津、张百 发逍遥法外京官照当。 对于政治犯和可能出现政治问题的地方，共产党制造冤狱、严厉控制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张志新，共产党一个基层的女宣传干部，文革期间因为对中央文革提出质疑，一九六九 年被逮捕，一九七五年由十五年徒刑改判为死刑。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她被枪毙时，因为 怕她在刑场上喊叫，预先割断了她的喉管，才把她拖赴刑场枪毙示众。文革过去了，共产 党的老干部从新当权了，别看他们不想处决四人帮，可文革期间反对四人帮的五十五名政 治犯却经这些老干部批准，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即四人帮垮台後七个月，被拉到刑场枪毙 了。八○年，邓小平在党内地位稳固後，首先打击新生的自由化运动，宣布共产党自己倡 导的大字报为非法，封闭西单民主墙、逮捕北京之春参与者，魏京生因此被判刑长达十五 年。到了八九年，邓小平更超越了四人帮，动用坦克开枪扫射和平静坐示威的学生，彻底 拉下了所谓社会主义法制的假面具。此後，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通缉、逮捕；劫後余 生的大学生们，被逐个要求写思想反省材料；与学生联系密切的所有青年教师，又仿照文 革方式被送往基层“锻炼”改造；北大、清华新录取的大学生入学，均被强迫送往兵营军 训一年，举国上下再次笼罩在新的红色恐怖之中。 面对日益强烈的国际人权舆论，人权问题成了共产党对外处理外交事务的筹码，对内加 紧控制人民的藉口。八九年九月，亚运期间，共产党藉口首都安全，北京市民被强制赶回 家中看电视，不许出门。也是亚运期间，所有外地人进入北京，必须要有省、市一级的通 行证，否则车到丰台，一律驱赶下车。每年“六、四”，天安门和大学校园军警、特务密 布，所有已释放的政治犯均会遭到秘密拘押，以防范当局所担心的“意外事件”。为了争 取北京市二○○○年奥运主办权和最惠国待遇，自己国家的政治犯可以拿来和外国人讨价 还价。中共奥运主办国落选、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脱钩，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又 一个个地被共产党以“法律”的名义重新收进监狱。 至于对待小民百姓，共产党更无法制可讲。为了驱赶流入城市的“盲流”，共产党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突然出动大批警察、便衣，包围城市公共场所，突击搜查。那些 平日出门闲逛的城市居民，往往会因为随身没带证件，在收容所恶臭的拘留室中，和小偷 、“盲流”一起被不明不白地关上一两个昼夜，实在是叫苦不迭。共产党在各城市均设有 少年管教所，平日一代接一代培养出成百成千的小偷、流氓，任其与警察勾结危害社会。 一旦党的头头们脑袋发热、认为政治需要，政治局就会宣布严厉打击一批，美其名曰“整 顿社会治安”，实际上是杀一批镇吓小民百姓，以维持其极权统治的权威。八三年邓小平 提出要“严打”，小偷、流氓变成了屡教不改的惯犯，被处死刑者超过万人。今年四月起 ，江泽民又搞“严打”，六个星期里处决了五百人。如果加上今年春节处决的人数，被杀 者已超过三千。 凡此种种，人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仍是人治，决非法治。所谓人治，归根到底就是党 治；按共产党的规定，党治即党委领导之治，也即党老大王者之治。在中国，地方有地方 之王、中央有君临天下之皇，独裁寡头生杀大权在握，随心所欲从无法律可言，更不可能 有民权之说，此非共产极权制下的新封建皇权，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