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统一迷思、中国的大一统与大统一
* 学者心谈 *
* 楔子
“中国”，原指文化意识的中国，而非政治范畴的中国，所谓“内诸夏、外夷狄
”便是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方式来说明“文化中国”的。“大一统”，是
指春秋大其一统，“大”者，期许也；“一”者，连续也；“统”者，起点与过程
，而非总结也。大一统的意义就是指“对于由多元而自然浑合而成一个整体的推许
”。而所谓“大统一”，则是指秦汉大统一，指的是“政治上的整齐划一”。二者
之区别概言之：大一统强调“多元而一统”，大统一则强调“一元而专一”；大一
统强调高层次“文化中国”，大统一则强调低层次的“政治中国”。文化中国是政
治中国之本，前者为“道统”，后者为“政统”，道统在政统之上，理论上道统优
于政统，但实际上则是政统凌驾道统之上，并自称为道统的拥护者。结果，文化层
次的道统与现实政治层面的政统合而为一，在政体上造成严重的“单元式专制”。
* 前言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
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统一。末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
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
如此者，便是社会上的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典刑，无
力则加以消极的抵抗。因此，两岸若视“统一”，仅为单纯之朝代更迭政权转移，
或形式之地理合并；甚或以“朕即国家”的心态来求中国统一，“不仅抹煞了由历
史积累而来的山川人民的客观存在，而这种抹煞是一种罪恶。”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制国家，这种依附于“帝制”的权威主义所建立起来的
“天下为私”的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政治五千年来“分裂”、“分治”的主因。
五千年来，“分裂”、“分治”多起于帝王权威的削弱。总的来说，在一个特定“
朝代”的末期，由于“朝代”的统治机器已经老化，而在其自身又缺乏更新的机制
时，便出现了诸侯割据、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各种反帝权的现象。
诸侯割据是“分裂”、“分治”的前奏，诸侯割据的前提在于至少在口头上仍承
认一个“统一”的帝权。但诸侯割据再向前发展，即当他们连“统一”的帝权都不
再承认的时候，他们就将主权完全“自我化”。主权自我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
主权“分割”与多元化的过程，如此即形成所谓“分裂”、“分治”的局面。
专制制度由于缺乏对权威的有效制衡，而使权威在权力的腐蚀中挖异化，这种异
化逐渐积累，便导致权威的削弱。此时，社会的政治机制除了寻求新的权威外，并
没有其它的路可以走。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引发一个多种政治势力争夺新帝权的
局面，而正由于帝权具有强烈的独占性与排他性，使得“分裂”、“分治”复归于
“统一”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摆定主从关系”。在过去，解决办法不外
乎通过战争或慑于对方实力，不战而降两种；而现今，由于“双蠃理论”颠覆了传
统“独蠃观念”，国际间解决纷争的手段，则增加了所谓“谈判”这个手段。
近代中国的分裂，源于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中共诉诸武力，而非采取民主方式
夺取政权，即使是双方领导人并不承认，但事实上，海峡两岸分裂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中华民国”两个截然不同的“特殊国家”，双方相互宣称拥有对方领土
与主权，却都不曾实际统治过对方所“占据”的土地与人民。五十年来，两岸从五
十年代的剑拔孥张、兵戎相向、八十年代的有限和睦交往，到九五年后的文攻武吓
、恶言相向，似乎始终突破不了那虚假、空洞、狭隘的“朝代”观念。本文谨就历
史及现实的角度，探讨未来中国之何去何从，期能抛砖引玉，提供两岸一个抛弃那
虚假、空洞、狭隘“中国大统一”观念的另类思考空间，为我苦难的中国略尽书生
报国的一点绵薄之力。
* 中国五千年的统一迷思
一、中国的大一统与大统一
分裂与分治是历史中国独特的政治现象，五千年来中国一直不断循环演义着这个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政治分割或整合，国家分裂或统
一，都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奋斗史
，其间虽然历经起伏变化，但却经常保持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政治形态（历史王朝
），虽有分有合，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仍以合之时期为长。秦之统一中国出现
，为历史上的大转变，从秦起迄今约二千年二百年，其中统一的时间约一千六百多
年（春秋、战国仍尊周朝，魏、蜀、吴三国仍尊汉室，民国肇建时之南北分治与中
国共产党的瑞金及延安苏维埃政权，名为分裂实为分治），以仁政王道治国的统一
时间最为长久。分裂的时间仅东晋南北朝约三百年。五代南宋约二百年，共约五百
多年，而所谓分，仅是形式，实质上仍是合，因为中国仍是一个民族文化单位，精
神是一致的。
分析中国之所以能“统一久”而“分裂暂时”的原因，不外乎：1.各族间互相依
存和团结的密切；2.各地域经济生活的依存及其统一性；3.民族生存及国防需要的
完整领土之统一性；4.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等四点。
二、共产中国的历史迷思
中国自鸦片战争始，经历了一个以“自强”为中心且相当痛苦的“改革”、甚至
“革命”的过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取代“中华民国”的过程中，
“革命”惨烈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中国和中华民族都为了这场“
革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但是，“革命”的结果除了成全了一个“朝代”的
更迭外，并没有将中国政治从其帝权的专制内质中脱颖而出。综观中国近代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五十年，中共究竟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和中
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相比，优劣如何？从积累历史的经验得知，在本质上，中
共并未脱出和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帝权专制体制，它和历代王朝所不同的只不过是
它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包装和改造，使得这个帝权的专制制度变得更具现代性、伪
装性和欺骗性。而具体表现则为：1.把“家天下”的帝权继承关系改变成“党天下
”的帝权继承关系；2.把中国政治以“天下为私”的核心伦理道德做了词汇上的全
新包装。
中共建政五十年，他的政治制度究竟有无帝权的存在？这一点相信是不必论证就
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曾毫不讳言地说他就是“皇帝”，邓小平是隐晦地采取“垂帘
听政”方式掌权，而江泽民则集党政军于一身，其权力实质超过了当年的毛泽东。
中共和历代王朝间最大的差异是把帝权的继承“现代化”了，从以往的“家中举才
”改为“党内举才”。毕竟，在“党”之中比在“家”之中更能在政权的巩固与承
续上，延揽更多的人才；而且，“党天下”比之“家天下”，能把更多的人纳入利
益的共同体之中。
其次，中共为利于在现代社会生存，把中国古代政治“天下为私”的伦理道德在
“词汇”上做了全面的翻修：把中国人对“皇帝”的忠，变成“对党”、“对人民
”和“无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的忠。毛泽东将“皇帝”隐藏于“主席”之中
（江泽民则将之隐藏于总书记之中），又将“主席（总书记）”与“人民”和“无
产阶级”划上等号，以致把帝权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作了故意、完全和等同
的混淆。这种狡诈的文字游戏，对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显然起了极大的蒙蔽作用
。更有甚者，十余年来，他们更把维护“总书记”的利益、“党”的利益变成了维
护自身的利益。愚民，乃是中共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陆得以横行暴虐数十年的一个最
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人民目前所存在的认知上的最大盲点。
三、中国统一的新时代意义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分”、“合”的历史，而在这“分”、“合”的过程中，
所形成的“国”与“国”关系，其实都是属于“一个中国（文化中国）下，特殊的
国与国”关系。当我们在承认“分裂”、“分治”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历史事实时
，无庸置疑地所有的“分裂”、“分治”现象并没有导致“一个中国”的消失。
五千年的中国，分分合合，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 一个超主权的概念：
即，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不能把中国和主权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概念，是一个文化
、民族与疆域的概念，而不是西方国家的主权概念。毕竟，中国的政权自夏商周以
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以“中国”的名义行使“中国”主权的政权，它们都是
在一种叫“朝代”的流程中更替的。当若干“朝代”并存时（例如：春秋、战国；
魏、蜀、吴；民国肇建时之南北分治与中共的瑞金及延安苏维埃政权），中国的主
权就趋于分裂状态和多元化，一个单一的主权就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了。
近代中国的分裂（应称为分治），主因在于内战延续未止的结果，内战则导因于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叛乱。中共成立于民国十年，最初由苏联所扶持，并与中国国民
党及国民政府有长期合作，斗争的经验。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积极发展实力；抗战
结束，内战即爆发。此时，国民政府已历长期战乱的消耗，元气未复；加以当时外
力（美、苏）的介入，中国遂陷入分裂（治）的命运。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于北京成立；同年十二月国民政府退据台湾，中国的“政权”再次分
裂（分治）成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着大陆地区；中
华民国政府，统治着台澎金马地区。双方各自拥有完整的外交权、法律管辖权、行
政权和经济自主权，彼此间完全不存在任何的隶属关系。在国际社会里，双方都是
事实存在的，而且都参与国际活动。
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对照中共“一国两制”的统
一模式，其最大的差异是“一国两制”致力于统一后的“特殊关系”，“特殊的国
与国关系”则致力于统一前的“特殊关系”，二者高下立见判别。在台湾的中华民
国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社会多元化的国家，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则是一党专政、经济半集中与社会压抑的国家，因此在两个不同体制下的所谓“一
个中国”，只是一种虚构而已。
“一个中国”代表着两岸对未来的盼望（或是远景），如果在现状之下要实现“
一个中国”，只有“暴力的统一”与“形式的统一”两种方法，而这两种方法既对
中华民族造成巨大伤害，又不能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因此一般西方学者多以为，
只有中共学习台湾经验，推行民主化，才是和平实现“一个中国”的唯一正途。所
以，国家统一的前提是民主，中国人当今的要务是“实现民主、巩固和平、追求统
一”。
什么是中国统一的新时代意义？简单的说就是要在自由、民主、均富原则之下完
成中国统一的目标，亦即就是要促使中国在未来统一之时，同时蜕变为一个民主、
自由、均富的国家，一个成熟且对国际社会更有贡献的新国家。因此，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均应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建构两岸互动秩序，并积
极促成台海形势的长期稳定，然后经由民间全面交往建立彼此间的共识，在民主自
由、互信互惠基础上，协商中国统一，创造双蠃局面，方能谋求全体中国人之幸福
，开创中华民族之光辉。
* 中国统一问题的症结
一、谁是“中国”的代表者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杭亭顿说，民族国家存在之前，文明早就存在了，文明塑造
历史的力量通常比民族国家的力量大得多。诚如前述，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并没
有一个“国家”或“朝代”是以“中国”为名，“中国” ---- 代表的是一个历史
文化，代表的是一个地理区块，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个“祖国”。
今天要谈统一，就不应只从纯法律上自然疆界和国际法所界定的民族国家的观点来
谈，“中国”最主要的内涵是必须代表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一九一一年就
存在的“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九年后即无法代表中国。即使是中共所谓“联合国
大会第二七五八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
人民共和国”依然不能代表中国。毕竟，那只是一个“人为组织”内的“代表席位
”，决议文并未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而就历史而言，仅有五十年历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它的立国文化取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无关。尤其积累历史的教
训，在共产党统治的大半期间内，它都在尽力的根除中华文化，哪怕是所谓“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骨子里依然冠上了“四个坚持”。因此，今天
中共滚滚诸公一再大言不惭地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正是在“
瞎蒙”吗？！
二、统一模式与方法之争辩
台湾认为：两岸问题最令人苦恼的症结，是中共仍然维持一贯的旧思维，中共领
导人思考的方式和台湾不一样，完全不符合时代的潮流、环境和现实。中国的统一
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和平统一”应诉诸由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愿来
决定，亦即“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统一问题应由中国人
自行解决”，“中国的统一应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意愿为基础”。
关于中共的立场，则是“一国两制”。在此方针中，最主要的条件，即统一后中
华民国政府要放弃主权，降格成为地方政府。对这种不平等的和谈条件，台湾当然
是不可能答应的。
目前，影响中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在于：
1.中共所提出的统一条件，亦即“一国两制”模式，刻意矮化中华民国的地位，
令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2.中共持续威胁对台用武，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排挤台湾的作法，台湾当局认为有
违“和平”统一之原则。
3.两岸生活水准的巨大差异，政经制度的截然不同，及意识型态的冲突，均会延
缓中国统一的进程。
4.中共的“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
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框住了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心愿，更严
重地影响到两岸的统一。
中国统一的目的，是要使得中国更好，使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强。如果统一的结果
是“落后的统一进步的”、“贫穷的统一富足的”，那么即使统一也必不会长久。
传统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好”的观念，只有往进步的方向走，未来中国是否能完成
统一，实有赖于主客观环境变化而定。如果两岸能继续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迈
进，使更多的整合条件获得满足，则统一终可成为事实。自古以来，追求更幸福的
生活，是人类的通性，也是人类的共识。中国传统“大一统”的观念，强调文化的
、历史的、民族的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中国人根深柢固的“一代要比一代更
好”观念五千年来深深影响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中国要更好，中国要统一，中国必
须是要更好的统一。
* 两岸整合□统一的模式
博奕理论中有“纳许均衡”（Nash Equilibrium）现象：对弈双方中的任一方，
欲单方面改变原有僵持状态的结果，均将是得不偿失的（即任一方改变均衡状态所
需付出的代价，均大于均衡状态改变后该方所得到的收获）。因此，双方在各自执
行各种改变现况的尝试后，乃发现原来的“不满意”僵局，仍是在客观环境未改变
下，唯一被对方“可接受”的状态。换言之，两岸当前的政治关系（包括主权与外
交等），在双方无法沟通合作（或协商建成妥协）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最佳策略
，就是保持原有的虽不满意但却可勉强（或无奈）接受的现状。此一“僵持性”均
衡情况，亦可诠释为双方在现存环境（主客观条件）下，均已选择了最佳策略。因
此，只要大环境维持不变，参与对局者即无法再因改变其策略而获得任何实质的战
果。
一、截长补短开创历史新局
海峡两岸在互信基础还脆弱，双方善意响应都未能具体互动之前，订定一个讲求
阶段、寻求渐进、而且富有弹性处理的交流政策是有其必要性。今年三月十八日陈
水扁先生当选第十届中华民国总统，此一选举结果当然出乎中共官方主流的预期，
因此中共中央在对台的政策上，采取了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的强硬政治立场，
并一再扬言要求台湾新领导人必须明白放弃两国论的主张与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否则两岸关系难有宁日，中共将采取对台斗争到底的非和平手段。
陈水扁先生在六月二十日就职满月记者会中表示，他愿诚挚邀请大陆领导人江泽
民，在不拘形式、不限地点和不设前提之下，坐下来握手和解，创造像南北韩一样
历史性的一刻。六二○就职满月演说，凸显了四项意涵：
1.两岸可学习两韩高峰会的对等与尊重精神，在不预设前提与不拘泥形式下，降
低敌意、轻松对话，以营造两岸和谐气氛，启双方对话与协商；
2.强调两岸两会九二年原有“一个中国各自口头表述”的共识，以达成“双方对
‘一个中国’有争议”的共识，亦即“没有共识的共识”，因此并无中共所谓台湾
推翻“一个中国”共识的问题；
3.台湾愿推动两岸致力追求能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一个中国”涵义，包括促成
两岸领导人会晤即可针对“一个中国”的意涵进行沟通与对话；
4.重申两岸三通或小三通，仍须以恢复对话与协商为前提。
平心而论，陈水扁先生六二Ｏ演说与答询充分体现追求两岸的善意和解、积极的
合作及永久的和平之旺盛企图心，尤其愿意进行两岸高峰会、踏出和解与复谈的第
一步，甚至期盼透过对话与谈判寻求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一个中国”涵义，已彻
底体现开创两岸双蠃新局的精神，当为各方所肯定与乐见。
诚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六月二十日所言，美国强烈支持台海两岸恢复对话
的立场，而此一对话的基础与方式应由北京与台北共同决定。六月二十二日访问北
京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更当面敦促江泽民“把握时机”与台湾进行和解商谈
。可见，美方认为两岸若不对话，将很难降低台海紧张情势，因此惟有双方把握时
机、展开对话，方有突破僵局的可能。惟江泽民坚持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
则，才能恢复两岸对话与协商，似乎短期内两岸仍无法突破僵局。
从“历史”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验我们了解：西欧各国因为通过经济和其
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降低敌意与猜忌，淡化主权的意识，并强化互相之间的依
赖，从而促进了西欧国家的整合。“欧共体”国家中人们选择整合的原因是因为期
待整合将会带来某些共同的好处。人民乐于参与整合的几个原因无非是：1.对于未
来利益的期待；2.相信整合乃是共同原因的利益；3.民族上的相互认同感等。
同样地，台海两岸的人民对于“中国的统一”也有着种种原因的期待，它包括可
以名留青史，认同民族情感，获得商业经济文化利益，亲人可以团聚，疏解各自内
部的政治难题（例如：淡化台独意识及转移大陆人民对于共产独裁专制所衍生之贪
污腐化的不满），以及追求和平统一等等。台海两岸在某些方面具有整合的条件，
某些方面则仍需再加强。未来中国是否能完成统一，实有赖于主客观环境变化而定
。如果两岸能继续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迈进，使更多的整合条件获得满足，则
统一终可成为事实。
二、对等互惠创造双蠃局面
两岸对峙五十年，在交往的十二年中，可以明显看到，两岸间缺乏互信机制，无
法互助合作。因此，唯有彼此在对等互惠基础上，才能获取“双蠃”的目标。
在面对两岸基本利益冲突与不同时，两岸当局和民众都要注意彼此基本利益间的
关系。两岸各自基本利益是相辅相成、互为整体的有机构成，任何一项原则都不能
被孤立地强调而与整体相割裂。两岸各自的基本利益在一定的层面上，似乎是两个
不同的利益系统，但在更高层次上，是一个互为交集的有机整体。两岸间的基本利
益，是密切相联、息息相关的。如：台湾的经济繁荣或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都与
大陆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直接相关；而大陆的基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台湾。
尤其正值台湾民进党执政，在处理审视台海两岸关系时，一定要有一种“全盘战略
意识”，要理清两岸基本利益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两岸当局或在野党提出任
何一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政策时，一方面要从自身的基本利益出发，另一方面亦
要注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政策，都会对对方基本利益造成影响，
反过来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身利益。
从两岸的基本利益的相互交错、难分难解的关系来看，两岸实际已形成了一种共
存共荣的关系，即一损皆损、一荣俱荣。大陆如由于台湾问题而变得更民族主义，
僵化保守、对抗西方，延缓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台湾的基本
利益反而会造成实质上的损害。台湾不仅会在经济上失掉大陆的市场，而台湾的周
边环境亦会永无宁日。
从台湾与大陆的基本利益出发，双方如果能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用渐进过程来换
取激进目标（“急统”与“急独”），不失为一种真正能保障其自身最大利益的战
略方式。台湾最大利益是要能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要做到这一点，
光用对抗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同样，大陆的最大利益是现代化，但急于中国统
一将引起冲突对抗，反而影响其最大利益。
为了真正保障各自的基本利益，两岸都要注意重视对方的基本利益。如有对立冲
突，双方都不能用“零和游戏”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在两岸相互依赖的关系框架
内，一方单方面地只顾自身利益而完全否认对方的基本利益，最终会伤害到自身的
最大利益。因此，在处理台海两岸关系时，双方都应有“全球、历史、未来和整体
”的意识，要将民族国家置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思考，要历史地看待两岸共享的
语言文化、伦理关系、思想传统及血缘关系，要将两岸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放在
未来的时间坐标内来审视。而两岸在独、统问题上的分歧，要以两岸整体基本利益
作为解决此问题的出发点。这样，两岸关系才能建立在真正“互惠、互利”的基础
上，才能开创“双蠃”的局面。
三、和平对等共建中国未来
由于民进党在台湾以不到四成的得票率取得了执政权，两岸为“一个中国原则”
的争议趋向白热化。然而，历史大巨轮终究不会静止不动的，中国的分久必合也将
是历史的必然，两岸所面对的繁难课题，并不会因为单方面的愿望而遽然改变。换
言之，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两岸势必还是要理性解决接踵而至的课题。面对未来
中国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谨列举若干建言，期待两岸的领导人再度发挥政治智能
，为两岸黎民百姓，缔造最大的福祉与远景。
首先，两岸今日的种种发展，皆承续过往历史的轨迹，缅怀昔日百年中国的沧桑
，也都写下过艰困与奋进的一页，这期间任谁都不能自外于这个进程；同样的任谁
也都不能轻率地切断这个进程。两岸今日的种种努力，都应在这个进程中，寻求缔
造更好的未来。因而，两岸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刻去执着于过去的纠葛、猜忌
与对立，双方都应在下世纪为生民、为子孙缔建更大的福祉。如果两岸主事者一味
在彼此过往言辞论述中搜寻异见，怀疑彼此良善的动机，扩大彼此的立场差距，将
智能心力耗费在无谓的口角争端上，则必然猜忌日深，裂痕愈大，要在未来历史的
进程中捐弃成见共创光明的未来，恐怕将相当困难。
其次，基于民族情感，两岸要能秉持包容而务实的胸襟，既要体察彼此的切身感
受，也要顾全对方的信念尊严。大陆方面要有以大事小的仁者风范，台湾方面则应
发挥以小事大的智者能力，毕竟两岸各有历史道统，各有理念坚持，除彼此体谅，
求同存异之外别无他途，尤其是当前最需要的是化解对立，而非升高敌意。
第三，则是期盼两岸当局，效法“韩、朝两金”的“相互理解，发展关系，实现
和平统一”，以中国人自己固有的智能来解决彼此的纷争，切莫轻率援引甚至依恃
外力作为扩大对立的筹码。冷战的世纪毕竟已然消逝，崭新的国际新秩序则尚未完
全成形，然而全球霸权竞逐的情势依旧，每个强权都企图以自身的最大利益，重写
全球势力分配版图。海峡两岸处此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切莫各自沦为特定强权牵
制彼此的杠杆。
第四，寄语两岸，务必以缓和渐进的智能，处理彼此的分歧，解消彼此的对立。
两岸毕竟已隔离长达半世纪，重启互动对话，亦不过才十余年，其间固然基于文化
血脉的相系相伴，使得两岸的民间交流得以迅速发展，但多年隔阂所成的误解猜忌
，却也伴随诸多因素滋生蔓延，两岸未来若要寻求融合，除了从扩大交往中逐步建
立互信互助的同胞感之外，恐怕也是别无他途。革命的年代已经远去，大陆方面从
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应能体会真正踏实的成果，是缓步务实的努力所获致
，而非激情革命所能促成，历史的事证也说明，后者通常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与悲
剧。
总之，就以目前引发两岸立场对立的所谓“一个中国”问题来看，说穿了，海峡
两岸的盲点还是“面子问题”。朱熔基日前在欧洲回答意大利记者关于“一个中国
”和“一国两制”的区别时表示：“一个中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指的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一国两制是说给台湾人听的，台湾的一国两制将比香港和澳门的宽松
，中央政府不会派驻军队，台湾领导人可以到中央政府当第二把手。”朱熔基这种
不切实际、不合乎世界民主潮流、充满“家天下”（国家名器私相授受）的狭隘观
念，就远远不如钱其琛六月十三日会晤台湾媒体负责人访问团时说的：“一个中国
并不是非彼即此，两岸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即可，而不必在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或中华民国打转”，来得务实些。
台湾民意在历年的民调中都清楚表示支持有独立法统、历史传承的中华民国，而
不支持台湾的独立。中共一再在“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国论”中打转，并将其无
限延伸以作为重启对话的主要障碍并无必要。邓小平倡议，两岸谈判，国旗、国号
都可以讨论，事实上就是看清了两岸存在的分治现实。因此，两岸只有在对等的合
理谈判中，才能获致双方对“一个中国”理想体制的共识。
“一个中国”为两岸统一的目标，应期许两岸于“客观条件成熟时，依据海峡两
岸中国人的公意，研讨国家统一事宜。”总之，我们力求以“民主自由”模式来统
一中国，似乎可将中国统一问题提升至主义、制度、生活等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而
不是单纯的党派间政权之争。事实证明：“全民利益优于阶级利益，民主宪政优于
独裁专制，社会均富优于公有财产”。因此，此一模式可以说是未来中国“和平统
一”的最佳模式，它是强调以“自由、民主、均富”为中心架□的模式。无庸置疑
“民主与自由”，乃是达到“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的最佳模式。它是一种
“以全中国人的自由意愿为依归”的“终极模式”，是与“一国两制”所表现的“
过渡型模式”截然不同的。
* 结语
用“一个中国”的框架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方式。北京和华盛
顿采用“一个中国”政策，台北也不反对讨论“一个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
中国”的内涵和定义是什么？台湾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的地位和权利是什么？北
京不能仅用“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压迫台北，而是应该用“一个中国”的具体内容
来吸引台湾百姓，这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
中共领导人时常说，他们的法统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他们洗涮了中国过去耻辱的记
忆，但是矫正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毒害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战结束时，
“中华民国”是胜利的世界五强之一，和列强分庭抗礼，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
创始会员。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政府争来的疆域，不但没多一平方公分，反倒是少
了许多。国民党被打败后流亡到台湾，已经学到了教训，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繁荣
、教育普及、民主的社会。台湾所继承的中华文化在过去提供了台湾丰富的灵感泉
源，让现在更富足。现代化的基本制度 ---- 民主、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市场
经济、尊重人权 ---- 这些都证明是既有普遍性与中国化的。相反的，中共紧抓着
的一党专政体制所依据的意识型态并不是源自本土，也无助于激发出中华文化最好
的一面。中共常说外国的评论家将中国贪污腐败的程度夸大了，这是中共搞错了重
点。问题不只是钱，而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明白共产主义
是死胡同，可是却还得假装共产主义社会一片美好，结果使说谎成了中国普遍接受
的生存技能。把公款挪到私人帐户还只是广泛道德败坏中比较轻微的表现，不论在
道德还是金钱方面，贪腐都不可能根除，因为没有几个人不被沾污，甚至连宪法本
身都很虚伪，因为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也被践踏惯了。
中共当然知道，海内外许多华人都和共产党疏离，因为共产党不能代表大中华文
明 ---- 中华文明有接纳和包容的传统，虽然过去这一千年，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
间是被传统各异的非汉族少数文化统治，但中华文明仍在。而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
却是排外和偏狭的，由于这个党的狭隘心态造成了中国大陆的贫乏。其次，由于中
共这种无法超脱“胜利”、“征服”与“招降式”的冷战零和思维，不但脱离现实
，脱离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共存、互惠互利非零和的主流价值，更违反了
民主自由的信仰。
台湾人民应该有权利在自由意志下决定他们未来和大陆的关系，绝大多数的台湾
人民都反对此时此刻和大陆进行快速的政治整合，他们对于目前“共产式统一”既
无胃口又无兴趣，对中共那一套共产思维与统治现状怀着高度的疑惧，其中包括了
：中共仍是一党专政的威权政体，人民的思想、言论、宗教信仰、参政权等等有关
人权的尊严与保障严重不足，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虽有初步成效，但距离中等发展国
家的水准则言之过早。而大陆情势日益严竣，政治改革的困难、社会的脱序、环境
的污染、传统共党理想价值式微所引发的政治信仰体系真空等等，这些都将让中国
大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和中国保持安全距离”，是台湾目前最
好的选择；尤其最让台湾人民反感的就是中共采取一种结合“霸道”与“威权”式
的对台政策逻辑，视台湾为其“地方政府”的自大心态，颐指气使台湾，伤透台湾
人民的情感。
中国的未来，端视两岸领导人如何化解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五十年共产文化间的冲
突。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殆无疑问，不清楚仅是过程会否平顺或者动乱。北京需
要的是勇敢、有远见的一代领袖，能摆脱过去五十年的幽灵魅惑，把国家带回中华
文明的主流。台湾则应引导北京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真正的根源上，避免宣扬台湾独
自的文化定位，也不要暗示可能要独立，那些都是行不通的政策。统一的实现可以
比许多人预料的还要快得多，条件是共产党真的做到愿意把中国的利益置于一己的
私利之上。这，对共产党而言，无疑是艰巨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柏格要求北京对台湾问题更有耐心、弹性和创意，指的就是要
在“一个中国”的题目上下功夫。个人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副总理钱其琛与海协会
会长汪道涵先生的思路来思考“一个中国”问题 ---- “一个中国”原则，即“既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两岸人民现在共同努力建立中的一个
统一的中国”，台湾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这一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的“一个中国
”的基础上，制定架构，建立联系，设立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序，则一个统一的、富
强的新中国才会出现契机。
总之，两岸的症结主要在双方政治意识型态的差异，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根
本出路在于大陆要推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化，使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和思想道德水平逐渐接近，消除双方的恐惧和隔阂，和平统一也才能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二○○○年八月十二日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