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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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華　　評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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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PS0010 ［總第五十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華人團結起來，一切非共組織、派別聯合起來，
　　　　    　在中共体制內外開展共同行動，合力推翻中共极權暴政，
　　　　　　    　　　建設科學、民主、自由之新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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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評述存放于﹕http://www.obbit.net/~chps/docs
              電子郵件地址﹕  ch8783@obb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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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兩岸政治) 目錄

                     証益春編寫﹕台海兩岸政治關系通俗講話

                            一、台海兩岸關系三原則

                           1.“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

                         1)兩岸同文同种、同是華夏子孫
           2)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是地方政府、中共國既不合法也不唯一
      3)中共應順應潮流放棄惡劣的打壓政策、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4)歷史鐵証中共制造“兩國”、兩岸恩怨應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尋求化解

                           2.“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

                              1)要和平、不要戰爭
          2)“台獨”無罪、各省區的獨立運動將使中國大陸迸發出勃勃生机
                 3)中華民族必須走出戰爭的歷史局限性和歷史誤區
            4)用和平的力量制止中華民族的敵人發動血肉橫飛的台海之戰
              5)消除戰爭、中共党必須對昔日的戰爭罪惡深切表達忏悔
                 6)啟動民主机制防止和抑制戰爭狂人發動台海戰爭
        7)台海戰爭挽救不了紅朝滅亡的命運、奉勸專制主義者用理智保全狗命
                 8)武力犯台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人權与正義必胜
              9)克服偏安心理、開放中華民國國籍、握手言和兩岸雙贏

                           3.“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

           1)中共必須放棄鴕鳥政策、建立互信机制、消除戰爭于萌芽狀態
            2)兩岸民間應建立相互理性的交往、揚棄政治干扰和政治宣傳
          3)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台灣應該享有自己應得的國際地位
          4)以民族大義為重、用和平理念取代意識形態仇殺、化干戈為玉帛

         4.堅持台海關系“三原則”、希望的曙光將蕩滌中華民族痛苦的歷史

                 二、陳水扁當選為台灣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意義

        1.台灣選舉開中華民主政治之先河、多党競選制必將取代一党獨裁暴政
         2.台灣經驗宣告了獨裁者的“亞洲价值觀”、“中國特色”徹底破產
           3.有一國兩制必有一國N 制、國民發党和平交權值得共產党學習
                         4.沒有“槍杆子”、照樣出政權
                           5.競爭出效率、競爭出活力
                6.和平爭取領導權、和平轉移領導權、中華民族幸甚
                    7.“顛覆”就是發展、“發展就是硬道理”

       三、堅持六點原則、化解台海危机、領導中華民族大家庭走向和平与繁榮

                              1.以理性對待非理性
                           2.以善意化解惡意乃至敵意
                   3.要求大陸政府忏悔歷史沉冤，實行政治改革
         4.以台灣經驗作向導、要求大陸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
     5.以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為基礎、以自由祖國為號召、全力支持大陸民主運動
              6.肩負起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促進中華民族現代化

           四、台海和平取決大陸政治民主、中國領導人必須作出慎重抉擇

                        五、台海兩岸關系未來的可能走向

                   六、盡一切可能堅決制止中共發動對台戰爭

                                  七、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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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兩岸政治關系通俗講話
                                                              * 証益春 *

  台海兩岸中國人，無論是居住大陸的也好，還是居住台灣的也好，都應當以新的
思路看待兩岸關系，都應當以新的方法處理兩岸關系。要以二十一世紀的前瞻性視
野克服狹隘而封閉的夜郎自大的小農經濟思想及其導致的一系列非理性的、非人道
的、野蠻而無恥的表現，要聰明地而不是愚昧地、要胸襟寬廣地而不是苟苟且且地
解決好中華民族自身的悲劇歷史所遺存下來的現實問題。有鑒于此，特制訂台海兩
岸關系綱要。
  台海兩岸關系綱要的主要之點則是在審視兩岸各政治勢力、各党派、各民眾團体
、各有識之士的不盡相同的和莫衷一是的意見、建議和設想等等的基礎上提出具有
更大包容性，也更有利于解決台海兩岸關系的新思路、新方法，以期達成兩岸人民
最大程度的共識，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以期實現兩岸人民良性互動之發展
，优勢互補，相互謙讓，相互祝愿，相互妥協，相互關愛，相互支援，相互進步，
相互發展﹔以期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理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和繁榮
。為了達成所有這些良好的愿望，有必要确立台海兩岸關系的三個原則。

  一、台海兩岸關系三原則

  1.“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

  “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乃是包容性极大、涵蓋性甚廣的一個原則。中國大陸
可以接受，台灣可以接受，香港可以接受，澳門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說，每一個中
國人都可以接受，每一個有著“中國心”的人都可以接受，每一個炎黃子孫都可以
接受。
  “中華民族大家庭”是個旗幟，是個綱領。作為旗幟，旗幟鮮明，大陸可以站在
這面旗幟下，台灣也可以站在這面旗幟下，只要站在一個旗幟下，那問題就好辦得
多了，那就沒有什么難關是不可以克服的，那就沒有什么誤解是不可以消除的﹔作
為綱領，綱舉則目張。
  只要“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綱領得以确立，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奶同胞，都
是兄弟姐妹，還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呢，還有什么不可以坐下來談一談的呢﹖難道
非得要武力相向，大打出手，拼得個你死我活、鮮血淋瀝、尸体橫陳、雞飛蛋打、
勞民傷財不成﹖難道非得要搗蛋（導彈）主宰台海兩岸的季候風、主宰世界的輿論
、主宰中華民族的人心不成﹖

    1)兩岸同文同种、同是華夏子孫

  要明确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我們都是中國人，都姓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姓，
都說中國話，都念中國文，都背負著五千年蒼桑的歷史，都滿怀著民族親和力的企
盼。海峽兩岸不羈奔涌著的、翻騰不已的海浪莫不是相互思念的骨肉之情的淚水，
海峽兩岸互相吹動的長風莫不是殷殷切切、凄凄慘慘的千呼万喚﹖我們共同生活在
同一片藍天之下﹔我們共同享受著同一輪太陽的普照、同一彎月亮的清輝、同一簇
星光的漂洒﹔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叫做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我們共同生活在一
個叫做地球的家園里。
  從歷史上看，我們同宗同祖，軒轅黃帝是我們的祖先。到了明朝，民族英雄鄭成
功率大軍收复被外強擄掠的台灣失地。台灣与大陸，尤其与福建沿海一帶沾親帶故
，一衣帶水，鄉里鄉親，不分彼此，乃至同宗同姓，風俗同一。從近代來看，一九
四九年國民政府從大陸搬遷台灣，歷精圖治，百折不撓，确實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偉
大奇跡，成為世所稱羡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從現實來看，台灣人民也仍然認為
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盡管他們常常自稱為“台灣人”，但“台灣人”也是中
華民族值得自豪的优秀儿女。

    2)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是地方政府、中共國既不合法也不唯一

  對于中國大陸而言，有一個“台灣問題”﹔對于台灣而言，也有一個“大陸問題
”。這兩個問題同樣重要，同樣需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名義下得到合情合理
的解決。誠哉斯言，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大陸也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盡
管它是較為廣大的一部分﹔依此可以同樣認為，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
一部分﹔而十二億五千万中國大陸人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盡管它是較為廣大
的一部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中國台灣，無論是中國大陸
的大陸人，還是中國台灣的台灣人，都脫离不了“中華民族大家庭”，都是中華民
族大家庭里的一個或大或小的平等的一員。
  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現在存有兩個政府，正像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曾經存在過几十個
、上百個乃至几百個政府一樣。這兩個現存的政府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叫做“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定都北京，統治中國大陸﹔“中
華民國”定都台北，統治台灣以及澎湖、金、馬列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成立之日起迄今尚未統治過台灣一尺一寸的土地，可
謂寸尺無功，但卻聲言﹕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
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台灣是地方政府”。現在則反复提出“一個中
國”原則，意欲迫使台灣縮小其國際活動空間，并要逼使台灣無所适從地歸順“中
華人民共和國”自稱的中央人民政府。
  然而事實是﹕台灣從來都沒成為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但它卻是中國領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沒派軍隊駐扎台灣，二沒有派代表進駐台北，三沒有与台
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任何官方往來之關系，所以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亦即“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是中國台灣人的台灣，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統治的台灣。
  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主權完整”云云，是与台灣沒有任何瓜葛的，是与
台灣的領土風馬牛不相及的。“台灣的領土、主權完整”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所能考慮的，更不是它所能關心的勢力范圍，用“鞭長莫及”這個成語來形
容實不為過，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所應考慮和所應關心的問題。
  既然有兩個政府，既然有兩個政府所統轄的兩個不同的區域，那么，就不能越俎
代　地、自作多情地對另一個政府所能處理的事物橫加干涉，說說倒是可以的，亦
即批評倒是允許的，但倘若作為一种政策，尤其是否定對方現實存在而一意孤行的
政策，那就是有悖于事實的，也是不合情更不合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對台灣的一切可謂沒有寸尺之功，又何言“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乃大言不漸也，此乃不知羞恥二字也﹗
大陸媒体喋喋不休地宣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實乃是北京當局忽
視客觀現實存在的鴕鳥政策所導致的极其主觀也极其武斷的一個結論。台灣既然不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而只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當然也就決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省”。如果把台灣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上的一個省，那只不
過是大陸政府的一廂情愿而已，那只不過是与現實政治的版圖完全不相符合的自我
規定而已。
  既然中華民國在台灣，那么台灣就必然是一個政治實体﹔既然台灣沒有与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任何官方的政治上的往來關系，那么台灣就必定是個獨立的政治實体
。作為獨立的政治實体，它就不能是也不可能是隸屬于某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個
省份或一個地區，因為獨立的政治實体是自立自主自為的存在。而隸屬于某個中央
政府領導的一省則不是自立自主自為的存在，因而這樣的省份也就不能被稱之為獨
立的政治實体。台灣的情況与中國大陸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情況是根本不同
的，是完全相反的，是不可同等對待的。因此，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
省”是完全有悖于客觀事實存在的，是极不妥當的，是极不嚴肅的。
  咬住“台灣政府是地方政府”，這是北京當權者打壓台灣、排擠台灣、渺視台灣
、忽視台灣并進而剝奪台灣一切權益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這种說辭，似
乎頗有市場，原因在于台灣地域确實不甚廣大，可以說除了一個大島之外，就剩下
几個附近的小島了，總共也不過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二千三百万人。就地
理面積來說，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灣是不可能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陸相提并
論的﹔就人口資源來說，台灣二千三百万連十二億五千万的大陸人口總數的零頭都
排不上。然而由此武斷地認定台灣政府是地方政府，認定大陸政府必定包容台灣政
府實際享有的權力，實屬大謬也﹗
  不同政府的存在并不以其所轄區域之大小來划分，而是依据其政治獨立性來划分
﹔不是依据其所轄人口之多寡來划分，而是依据其行政權力之行使來划分。大政府
，例如北京政府，有其統治權行使的特定區域，倘若它超越了這一特定的區域，那
就是某种越權的行為，除非該特定區域之外的地區發生了違反人權、迫害人權的重
大的惡性事故，才可能遵循“人權高于主權”的國際适用原則，有權加以制止。与
大政府等同，小政府也有其統治權行使的特定區域，例如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在台灣及其附近島嶼行使其行政管轄權。在大陸政府尚未進入台灣及其附近島
嶼行使其行政管轄權、或曰統治權之前，在中華民國對于台灣及其附近島嶼尚未公
布其行政管轄權的放棄聲明之前，就不能認定台灣的“地方政府”無權從事一切有
益于自身的各种內政的和外交的活動。
  從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觀點來考慮，自稱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北京政府也是一個地方
政府，亦即管理或統治著它所轄治的面積較為廣大、人口較為眾多的中國大陸。北
京地方政府常常打著“中央政府”的旗號迫使另一個地方政府，亦即台灣政府必須
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這种自我認定、自我標榜、自我炫
耀的表達是漠視歷史事實的，是混淆視听的，是完全排斥另一個政府，亦即“中華
民國”地方政府的根本利益的。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中華
民國”的存在就自然而然地被取締了，因為“唯一合法”就已經說明了一切。這個
“唯一”再明确不過地宣判了“中華民國”政府的無關緊要、無足輕重，再明确不
過地宣判了“中華民國”政府的不能存在，因為這個“唯一”，按照北京政府的解
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還有所謂的“合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地方政府倘若是“合法的”，那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被剝奪了
“合法”的資格，也就變成“不合法”的政府了。那么，到底是誰規定北京政府為
“合法”的呢﹖是根据哪一個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的文件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為“合法”政府，并且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呢﹖沒有﹗
  如果把占有聯合國席位看作“合法”政府標志的話，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也不過是在七十年代中葉才變成稍為名正言順地“合法”的，而從四九年建政
到七十年代中葉擠進聯合國代表大會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只能被合邏輯地
認定為“非法”存在。相反，“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也長期合法地存在
于各种國際組織中。在被非法地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七二年之前，“中華民國”一
直是合法政府。對這一點，任何一個稍有現代史知識的人都應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
  如上所述，所謂的“唯一合法”的提法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作為
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自我貼金的自我表達，而且由于不能被中國的另一個地方政府
，亦即台北政府，或曰“中華民國”政府所認定、所贊同，因而只能成為北京政府
唱獨角戲的自言自語，乃至于胡言亂語。其“唯一合法”的自我標榜是既不“唯一
”也不“合法”的，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据、完全沒有事實根据的彌天大謊，是欺詐
輿論，誤導國際視听的毫不新鮮的技倆，是繼續損害中華民國的內耗十足的陰謀詭
計。對此，倘若不予以徹底揭露与徹底批判，那將遺大害于中華民族走向复興与走
向文明与統一的千秋偉業的。
  “一個中國”原則，据說是北京政府就台海兩岸關系确定的一個底線，也是針對
台獨勢力所建立的一道不可愈越的屏障。台灣新當選領導人、總統陳水扁先生認為
可以把“一個中國”作為議題而不是作為原則來考慮、來談判。北京說﹕你不把“
一個中國”作為原則我就不跟你談﹔把“一個中國”作為議題就是變相搞台獨，就
是与“一個中國”原則背道而馳的，而這，乃是不能被允許的。
  就“一個中國”是原則還是議題這個形式或口號問題，兩岸領導人開始捉起了迷
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北京領導人認為，你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不
搞台獨，就是默認了兩岸統一的基本前提，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談判“一國兩制”，
“台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享受比澳門、香港更寬松的政策，可以保留軍隊，可以
保持台灣的政治制度不變，中央不派一兵一卒，台灣可以實行高度自治”，換言之
，北京政府就可以拉開架勢，實行兵不血刃的收編工作，就能夠以中央王國政府的
名義在國際上根本取締台灣的任何活動空間而用不著像現在這樣辛辛苦苦地無所不
用其极地打壓台灣了。有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有第二步，就會有第三步，直到
有一天，台灣的“中華民國”會身不由已地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義勇
軍進行曲”，在台北的“總統府”（那時台北的“總統府”將成為“台灣省”人民
政府或中國共產党台灣省委員會）將高高飄揚起鮮艷的五星紅旗，而二千三百万台
灣民眾都能夠當家作主地對著新近從北京派來的省長或省委書記頂禮膜拜且感謝親
人解放軍解放台灣的救命之恩，像藏民們拿出青棵酒和酥油茶抑或哈達敬獻給殘酷
的征服者一樣，美如水的阿里山的姑娘也會跳起高山族优美的舞蹈，犒勞因一九八
九年平叛北京市民与大學生自由表達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而被鄧小平授予“文明
之師、正義之師”的解放軍英勇無畏的赤膽衷心熱愛党的三軍將士，而李登輝、連
戰、宋楚喻，還有為了和平而不得不舉起白旗的陳水扁、呂秀蓮、唐飛等人都被冠
以“陰謀破坏祖國統一”，“死硬的台獨分子”，“一小撮反華勢力”，“外國資
本主義走狗”，“陰謀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莫衷一是的和五花八門的罪名被新
近對症下藥地設立的量体裁衣的特別法庭予以嚴正的審判和宣判。像大陸中國民主
党領導人被關進大牢里十几年一樣，台灣領導人也得被判它個十年八年的，乃至十
几年以上，因為“分裂祖國”，“反華”，“台獨“等等也的确是台灣領導人推御
不掉的恰如其分的罪名，不判它個十年以上能行﹖按照共產党的法律，是得終生監
禁，乃至被處以极刑的。這是毫不含糊的“一個中國”原則的非常明确的要求。
  什么是“一個中國”原則﹖按照北京政府的理解，“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把北京
政府當作“一個中國”中央政府來理解、來認識、來行事的原則。北京政府乃是中
國共產党的政府之謂也。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共產党的中國政府終將成為
台灣人民必須低頭承認的別無選擇的現實選擇。不承認中國共產党的一個中國，就
是要搞台獨，就是要搞分裂，就是要成為外國殖民主義的附庸國，因而這是決不許
可的。
  中國共產党能不能代表中國﹖按照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說法，中國共產党肯
定是代表中國，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的。然而，江氏的這种說
法卻不無自吹自擂、恬不知恥之嫌，也有點矯情偽飾，招搖過市的味道。實際上，
中國共產党是不可能代表中國的，它只能代表中華民族應當唾棄的所有的肮臟与無
恥的暴力与血腥，只能代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當銘記在心并堅決揖別的屠戮
人權、破坏民主、圍殲自由、拋棄法治的各种各樣的凄慘悲劇，只能代表我們必須
徹底擺脫的愚昧、無知、落后与蒼白，只能代表作為封建王朝輪回不已的基本特征
的專制、獨裁、非理性的獸性、喪心病狂的窮兵黷武、刺刀与坦克与導彈的草菅人
命等等的歇斯底里大發作，只能代表法西斯蒂的橫行霸道与無所顧忌的濫用權力与
濫施淫威。
  中國共產党怎么能夠代表中國呢﹖它是与中華民族，包括十二億五千万的中國大
陸人民相矛盾、相沖突、相异化的政治集團，它是中國大陸人民必須推翻的一股貌
似強大、實則虛弱至极的苟延殘喘的一幫烏合之眾，它是內外交困而毫無英明舉措
的僵而不死的一條百足之虫，它是業已病入膏肓而只能進行最后的垂死掙扎的腐朽
反動的罪惡勢力，它是一股窮凶极惡的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災難性力量。
它代表中國，中國則毫無光明的前途可言﹔它代表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就只能連綿
不絕地陷入悲劇之中而不得自拔﹔它代表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中國最先進的生產
力也會大踏步地落后，中國的各項事業就只能以裹足不前的可笑姿態沾沾自喜于自
己那可怜而卑微的存在。
  中共不能代表中國，中國也不應當由中共來代表。中共代表中國，是中國的悲劇
﹔中共代表人民，是人民的恥辱﹔中共代表大陸，是大陸的絕望。而且，作為一個
党的中國共產党，是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因為党畢竟是由一部分人組成的
，一部分人的意志無論如何是不應當也不能夠永恒地成為全体人民意志的理所當然
的天然的合法的并且是唯一的毋庸置疑的代表的。党不是國家，國家不是党﹔党不
是人民，人民不是党。党不是中國，中國不是党。
  如果党与國家同一，那要國家干什么﹔如果党与中國同一，那要中國干什么﹔如
果党与人民同一，那要人民干什么﹖有鑒于此，可以認為，中國者，非中國共產党
之中國，而是全体中國人之中國，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國，這正如“天下者，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是一樣的。即使是“一個中國”，無論作原
則也好，作議題也好，還是作其他的什么名目也好，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名稱不
應當成為問題，形式不應當成為問題，重要的乃是究竟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之問題
。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
  我們不可否認，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無論大陸的大陸人也好，
還是台灣的台灣人也罷，對這一點基本上是有共識的。我們都可以在中華民族大家
庭的原則下，研究并探討出一個适合于兩岸共同發展与共同進步的一個原則，無論
這個原則被叫做“一個中國”抑或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或者是“中華聯邦”，“
中華邦聯”，等等。
  退一步說，如果“一個中國”原則，也可以為兩岸政府与兩岸人民共同追求、共
同商定、共同建立。那么，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中國﹔一個
中國就必定是一個自由的而不是獨裁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人權的而不是
党權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
一個富裕的而不是赤貧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中國﹔
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開放的而不是閉塞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一個先進的而
不是落后的中國﹔一個中國就必定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兄弟姐妹和睦相處、喜笑顏開
的中國。她，絕不應該是一党專政耀武揚威、凶煞惡极地蠻橫無理的中國。

    3)中共應順應潮流放棄惡劣的打壓政策、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要民主的中國而不要專制的中國﹔要自由的中國而不要獨裁的中國﹔要人權的中
國而不要党權的中國﹔要法治的中國而不要人治的中國﹔要富裕的中國而不要赤貧
的中國﹔要文明的中國而不要野蠻的中國﹔要開放的中國而不要閉塞的中國﹔要先
進的中國而不要落后的中國﹔要繽紛多彩的中國而不要紅色的中國。這些道理是不
言而喻的，是盡人皆知的。
  沒有民主，就是什么都沒有了﹔沒有自由，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人權，就什么
都沒有了﹔沒有法治，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富裕，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文明，
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開放，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先進，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
繽紛多彩，就只能成為一片蒼白，哪怕這种蒼白与荒涼以血淋淋的紅色作為標志。

  沒有一切人世間的美好，卻有一切殘暴的丑陋﹔沒有兩岸人心的歡愉，卻有默默
低泣的淚水﹔沒有生命的凱歌高昂，卻有死亡的陰影籠罩。這种反人類、反文明、
反現代化的可怕的罪惡不應當再次降臨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不應當成為每一個中國
人不得不直接面對著的現實存在。良知應當吶喊，正義應當警醒。
  誰要是搞專制而壓制民主，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搞獨裁而消除自由，誰就沒
有好下場﹔誰要是搞人治而漠視法治，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死守皇權而鎮壓人
權，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因無能領導而形成赤貧的現狀，誰就沒有好下場﹔誰
要是堵塞信息而剝奪人民的知情權，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搞一党專政而不實行
政治透明与公開，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執迷不誤地繼續堅持所謂光榮、偉大、
正确的領導，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一意孤行地、一如繼往地作秀而置中華民族
的歷史進步与社會發展于不顧，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在本是同根生的情況下，
急于相煎相逼，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否定“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并沿襲以
往的思維方式把台灣人民當作异類而加以污蔑和加以打擊的，誰就沒有好下場。
  中國大陸應該重新調整對于台灣的長而久之地打壓的不良政策。這种政策已經遭
到了明顯的失敗。這种政策既沒有給大陸自身帶來任何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利益，
也沒有帶來文化上的利益，而是縮小和窄化了台灣的生存空間，這實在是一种得不
償失的勞而無功之舉，也是中華民族共同恥辱的表証。
  台灣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理所應當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政治權利、經
濟權利、文化權利、外交權利等等。台灣的發達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驕傲，台
灣的進步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喜悅。大陸政府對此所應采取的態度無疑是樂觀
其成，而不是惡向膽邊生地從事打壓、破坏，倘若這樣做，那也未免太卑鄙、太狹
隘、太猥褻、太不夠交情了吧﹖更遑論骨肉同胞、同宗同祖的親情呢﹖
  台灣參与國際組織，為什么對于大陸政府來說竟象是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終日乃
至竟成怏怏如喪家之犬似地必須除之而后快呢﹖這究竟是何道理﹖難道台灣人不是
中國人﹖難道對別的地區、別的國家可以禮讓三分、可以握手言歡，對台灣就不能
禮讓三分、就必須咬牙切齒地勢不兩立、非得搞它個魚死网破不成﹖這种表現是不
是有些“宁与友邦、不贈家奴”的味道﹖一口一個“骨肉同胞”，又每每把台灣逼
到走投無路的死胡同，一當台灣參加什么國際組織或什么地區性會議，不是頒發外
交照會、表示遺憾，就是大放厥詞地毫無情義地進行抗議。這种种表現是應當對“
骨肉同胞”施与的嗎﹖這難道是正常而合理的嗎﹖
  對同宗同祖的台灣、對同是中國人的台灣，為什么就不能謙讓呢，為什么就非得
死抱著毛澤東、周恩來的教條，不准許台灣以地區身份或其它的什么身份哪怕以國
家的身份參加國際組織呢﹖台灣的參加難道損害了大陸的什么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
了嗎﹖難道侵害了大陸的政治利益了嗎﹖如果沒有什么損害，那為什么要苦苦地相
逼、無所不用其极地打壓、勢不兩立地非得要“有他沒我，有我沒他”地進行全方
位地外交封鎖呢﹖
  可見，這里面有相當濃郁的小農經濟思想，亦即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的陳腐觀念
在作祟、在作怪。這是專制极權主義在處理台灣海峽兩岸關系中的突出表現，也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匱乏民主觀念之一的寬容性的自我暴露。這同時也是貽害
中國大陸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和殘酷的党內路線斗爭在台海兩岸關系上的合
邏輯的外延与強化。這种內耗似的思維慣性仍然發揮著不容低估的毀滅性的災難作
用，從而使得“雙贏“的美好愿望不能不受到极大程度的阻遏。
  由于台灣跟中國大陸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光榮的一員，所以就沒有任
何理由對台灣實行毫無道理的外交封鎖与打壓，就沒有任何理由對于台灣的生存空
間加以空前嚴苛的限制。台灣為什么就不能自由地与其他國家進行交往，台灣為什
么不能有一個自我發展的良好的國際環境﹖台灣的二千三百万中國人為什么就不能
追求他們自我認定的美好未來﹖
  更有甚者，對于台灣領導人的出國訪問，無論有無官方背景，無論是采取學術訪
問抑或以其他的什么名目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如臨大敵，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都坐臥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几乎毫無例外地進行封殺﹕不許被訪問的
主權國家給台灣領導人發簽証，不許主權國家領導人接見并宴請台灣領導人，不許
台灣領導人到處走動、拜親訪友，不許台灣領導人造訪該主權國家的政府組織。總
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不許台灣領導人干這個，也不許干那個，而
只許台灣領導人老老實實地呆在台灣島內，卻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地到其他國家旅游
參觀、參加會議或從事一切他們本應有權從事的一切活動。
  獨立的“中華民國”領導人卻要每時每刻地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
擺布、指揮与調遣，那么是問，台灣領導人的自主權何在﹖台灣領導人的自我价值
何在﹖難道台灣領導人連出國訪問的權利都要被北京政府剝奪淨盡了嗎﹖如果台灣
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北京政府領導人，例如江澤民或李鵬訪問其他國家一事發表
抗議聲明或要求被訪問的主權國家不給江澤民或李鵬發簽証，不允許他們前去訪問
，或對受訪國政府說什么“不要做出傷害台灣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請問北京政
府有何感想﹖將心比心，請問這樣做适合嗎﹖
  北京政府何以要威脅、要挾被訪國并大言不慚地稱之為“影響中美兩國關系”，
“影響中日兩國關系”，“影響中X 兩國關系”，“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到
底傷害了誰的感情﹖恐怕是傷害了獨裁者的感情是真，而卻根本傷害不了中國人民
的感情。況且，作為擁有十二億五千万人口的泱泱大國，卻要營營苟苟地計較被稱
之為“地方政府”的某個領導人的出訪，實在是心胸狹窄、卑鄙齷齪到無以复加的
地步了，連這么一丁點儿的自由都不給，實在是于情于理不符，更与一個大國應有
的气度相差得十万八千里，同時也是對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悠久歷史的現實嘲弄
与自我貶低。
  北京政府應該從這种老大自居的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應該從這种封
閉狹隘的和卑鄙無恥的中央王朝的核心權力中解脫出來，應該允許并鼓勵台灣領導
人勇敢地和充滿信心地走上國際舞台，應該支持并提倡各國政府放下包袱地接待同
是中國人的台灣領導人，應該讓台灣領導人獨立自主地和自由自在地行動，而不是
采取打壓、封鎖与圍剿的可恥可悲也可怜的反動政策。
  要給台灣以出路，要給台灣領導人以出路，要給我們的骨肉同胞、給我們的兄弟
姐妹們以出路。因為這個出路不是給別人，而是給同是中國人的台灣人的，是給中
華民族大家庭里的光榮一員的台灣的，這實在是毫不過份的正常之舉。
  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台灣，對待台灣人民，對待台灣領導人。“已所不欲，勿施
于人”。況且，台灣還是中國美麗的寶島，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風光秀麗的旅游
胜地，台灣人民也与大陸人民一樣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台灣領導人也与大陸領
導人一樣同是一個炎黃的子孫。
  所以，海峽兩岸只有以相互平等，相互提攜，相互關愛，相互幫助的態度看待對
方，才能夠逐漸地消除由于長期的分治与隔膜而產生的各种誤解。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辭，台海兩岸的問題是“中國內政”，既然是“內政”
，那為什么還要到處游說各個主權國家就台灣問題進行表態﹖這里面難道怀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嗎﹖難道在國際舞台上逢人就講所謂的“台灣問題”就能顯示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屋建瓴的戰略思想与遠見卓識嗎﹖難道祥林嫂
似地甚或比祥林嫂還要祥林嫂似地喋喋不休于台海兩岸關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的政策，就不是一种十分明顯的失態﹖難道就不是一种令人恥笑的滑稽之舉嗎﹖
  北京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每到一個國家訪問，都要把台灣問題挂在嘴邊上，都要
讓被訪國的領導就台灣問題表態，都要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
土”這种業已重复了成百上千遍的与事實嚴重不符的陳詞濫調。或者外國首腦訪問
北京，也如此這般地照貓畫虎地重新演練一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
領土”這出并不精彩的無聊之戲。
  他們，一方面在各种宣傳媒体上大肆批判台灣領導人“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并
稱之為台灣搞獨立的所謂“企圖”或“陰謀”，另一方面卻又情不自禁地和自導自
演地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實在令人不可思議，這种悖論也許只
有在北京政府這里才變得那樣地協調一致，那樣地順理成章，那樣地荒謬絕倫。
  更為荒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竟要讓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台灣是地方政
府”等等的所謂原則和种种莫名其妙的規定。這种做法本身就不打自招地表明，達
賴喇嘛作為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乃是獨立的西藏之領袖，乃是不屬于中國的西藏
之領袖。因為，按照北京慣例，只有外國首腦才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所
制訂的有關台海兩岸“一個中國”原則的殊榮。達賴喇嘛無疑具有這种殊榮，也理
當應有這种殊榮，只不過這個殊榮是北京政府無意中把不情愿給的東西給了達賴罷
了。

    4)歷史鐵証中共制造“兩國”、兩岸恩怨應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尋求化解

  從一九九九年六、七月份開始至今，在中國大陸掀起了大批雙李的運動。兩個李
，一個是李洪志，亦即法輪功的創始人。中共中央稱法輪功是“邪教”，稱李洪志
為邪教的教主，所以要大批而特批，要批倒批臭，并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另一個是
李登輝，李登輝是“兩國論”的創始者。所以對李登輝也要大批而特批，也要批倒
批臭，也要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當大陸的批“雙李”運動蓬蓬勃勃地展開之際，亦即各种媒体，包括報紙、雜志
、廣播、電台、電視台連篇累牘地和眾口一詞地憤怒聲討之際，中國大陸的廣大听
眾和觀眾并沒有听到被批判者的任何申辯，并沒有得到任何來自于不同方面的不同
信息。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輿論一律，一天到晚總是那么几句干巴巴的論調，足
見喪失了客觀性和全面性的宣傳攻勢哪怕再凌厲，也仍然是毫無生命力的、是有如
過眼云煙一般地不能長久的。
  在此，我們不妨先簡單地回顧一下民國史。中華民國是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以推
翻滿清王朝為目的的民族主義革命并在革命成功之后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創立的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后，蔣介石統一了中國大陸。在抗日戰爭中，國軍積极
抗戰，堅持正面戰場阻擊日本侵略軍，經過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中華民國贏得了
抗戰的最后胜利。即便是与蔣介石長期作對的毛澤東，他在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時
也帶頭高呼“蔣委員長万歲”的口號，以表達全國人民對國民党堅持抗戰并贏得光
复的的崇敬之情。
  然而，就在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國共談判之前的几天里，在延安一次中共党內高級
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卻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其內容是布置全面內戰，并把發動全
面內戰的責任嫁禍于國民党政府，試圖轉移人們的視線，迷惑國際、國內輿論，而
毛澤東的重慶之行則把這种迷惑和這种欺騙推向了高潮。從重慶返回延安之后，毛
澤東又連續召開了若干次党內會議并頒發了諸多文件，強調要准備打一場決定中國
命運的內戰。
  國民党政府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由于抗日戰爭中的過渡消耗，已經元气大傷，与當
時的長期遵循中共中央制訂的政策，即“一分抗擊日軍，二分應付國軍，七分發展
自己”的八年自我膨脹与自我擴張的中共領導下的武裝力量相比，呈現出勢力均衡
、勢均力敵的狀態。這時，內戰由于毛澤東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可恥欲望而大有一
触即發之勢，“雙十協定”也挽救不了這一悲劇場面。因為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國
軍已經基本上沒有什么戰斗力了，都已經消耗在對侵略日軍的若干次重大的會戰之
中了。當然，毛澤東自己的所謂抗日武裝力量是沒有一兵一卒參加的，是采取坐山
觀虎斗的戰略方針的，最后還是要“魚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
中國共產党就是這個漁翁。但是，毛澤東卻反咬一口，指責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
政府是摘桃派，是要把抗日戰爭的胜利果實据為已有的強盜。這就把真實的歷史統
統地抹去了，這也确實迷惑了當時廣大的中國人民，更使后來的中國人民茫然不知
所措。
  在中華民國政府試圖重振業已元气大傷的國力民气之時，在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
軍隊尚未恢复正常的狀態之時，內戰終于爆發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虛与
國軍委蛇，東奔西跑作鼠竄狀，美其名曰“運動戰”。后來，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
聯共產党把蘇軍占領的廣大的滿州資源和繳獲的几乎全部的日軍戰略戰術物質包括
被蘇軍俘獲的四十万滿洲國的偽軍統統地交給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國
共兩党的軍事實力對比驟然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共軍顯然占有优勢，國軍顯然處于
劣勢。由林彪作主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即以四十万滿洲國的偽軍作主要
构成的東北解放軍，圍堵長春國軍已達數月之久，餓死城中守軍与百姓几十万人，
無异于制造了另一場“南京大屠殺”﹔攻打四平，亦即史稱的“四平戰役”，把整
個城市打得片甲不留，尸体橫陳，慘不忍睹，一片荒涼之景況﹔后又聲東擊西，包
抄錦州，圍錦打援，在黑山、大虎山、彰武等地阻止從錦西、葫蘆島和沈陽方向馳
援的國軍，并進行了現代戰爭史上最為酷烈的塔山阻擊戰。在把錦州這座古城完全
徹底地推毀并夷為平地之后，在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紛紛倒斃之后，生擒守城
國軍總司令范漢杰，終于使這座荒涼得不能再荒涼、悲傷得不能再悲傷的破敗之城
落入了中共的手中，即中共所謂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以錦州戰役取得全胜的所謂“遼沈戰役”為始端，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乘胜追
擊同是炎黃子孫的國民党軍隊，又接著發動了“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對于
本來就不富裕而民生凋蔽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极其脆弱的生產力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巨
大破坏。已經在抗日救國戰爭中元气大傷的國民党軍隊卻在共軍“宜將剩勇追究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向全國進軍的浩蕩之流中只能是且戰且退，徒有招架之象征
，決無回天之能力。兵敗如山倒，有如決堤之洪水，更象泱泱喪家之犬矣。蔣介石
目睹了所有這一切，揮淚別大陸，攜同殘部和隨從，敗走台灣，重演了一把關羽走
麥城的令人扼腕的歷史悲劇。
  在民國政府被迫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而退居澎湖金馬列島和台灣時，毛澤東
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正式宣告“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此時的“中華
民國”正在廣州行使其合法的政府職能。中共以建國為標志，只是一廂情愿地否定
了它自認的“反動”政府，但在國際上卻沒有也不可能取締“中華民國”的實際存
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視“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仍
然視國民党執政的“中華民國”為唯一合法的國家。此為歷史，無可更改，更不能
視而不見。雖然一個新的時代，亦即毛澤東時代開始了﹔雖然一個新的王朝，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王朝終于在世界的東方、在中國大陸誕生了。
  對于歷史的追溯可以得知，中華民國成立在先（一九一二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在后（一九四九年年）。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通過非法的武裝暴
動、武裝起義，亦即農民武裝革命的手段，采取先農村、后城市并以農村包圍城市
的方針策略，經過血腥的二十八年垂死掙扎，終于推翻了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合法的
中華民國政府。
  根据現代法學理論表述，審判程序的非正當性所導致的判決結果必然無效，亦即
非程序的過程及其導致的結果均為非法。同樣地，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長
期從事的所謂的打家劫舍式的痞子運動，亦即農民革命和農民暴動在中國廣大的農
村以及廣大的城鎮均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歷史罪過。更國號而登基，行欺騙而成王。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所作所為，無一件不令人發指，無一件不触目惊心
，無一件不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樁樁罪惡。
  在從毛澤東登基到他在任內自然死亡的禍國禍民、民不聊生、大陸沉淪、冤獄遍
布、草菅人命、殺人累累、內斗外斗其樂無窮的瞎折騰、胡折騰、亂折騰的二十七
年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卻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隨后的蔣經國
先生又開放党禁報禁，順應了當今的民主之大勢，疏通了民情渲泄的渠道，為台灣
走向全面而徹底的民主化委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李登輝更是通過民主選舉和
民主競選的方式走上了台灣行政管理的最高職位，成為選民投票選舉出來的台灣第
一位民選領袖。
  這种被中國大陸現有的統治階級，亦即中國共產党稱之為“領導人產生方式的改
變”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現時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訴求，恰恰表明了台灣業已從專制
、集權的領導人產生方式向著民主与法治的領導人產生方式轉移的歷史進步，恰恰
証實了台灣的政治制度遠遠地胜于領導人產生方式絲毫也不變動、也不轉化、更不
新穎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台灣民主而大陸專制，台灣文明而大陸野蠻，台灣自
由而大陸獨裁，而不自由，而反自由。台灣的競選和選舉制度正以其眼花繚亂的莫
衷一是，顯示出民主与自由的本質特征。這正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极為欠缺
的，這正是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急需彌補的。台灣的民主化應當成為中國大陸
民主化學習的楷模，台灣經驗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寶貴財富。
  在業已過去的一九九九年接受德國記者的一次訪問中，李登輝作為台灣民選的行
政首腦，亦即“中華民國”總統，稱台灣与中國大陸的現狀為五十年來各自分裂、
各自主政的現狀，并稱這种現狀至少是“特殊的國与國關系”。于是乎，中國大陸
由一党所嚴格控制的媒体，不厭其煩地、連篇累牘地、密集火力般地炮轟李登輝的
“兩國論”。其手段与斷章取義、無限上綱上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体
，別無二致，簡直如出一轍，大有“打倒李登輝，解放台灣島”的蠢蠢欲動之勢，
非得要把李登輝這個中華民國的民選總統，這個通過競選的方式走上國家行政管理
崗位的現代政治家斗倒斗臭，且踏上一万只腳 ---- 似應按照江核心的意思改成“
踏上億万只腳” ---- 讓他遺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且不說李登輝指稱的是史有鐵案的雷打不動的事實，至少也反映了因分裂五十年
而与中國大陸頗為生疏的台灣民眾的民情，就是李登輝确實有過什么錯誤的乃至照
共党看來“反動的言論”，似乎也用不著如此地大動干戈，大興討逆之舉，大有剿
滅异類之勢，大有把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一鍋端的毫邁气概。
  更何況，李登輝所提的“特殊的國与國關系”，誠如李登輝自己所言，也只不過
是要爭得与中國大陸平等的談判地位，正如當年存在過的東德与西德，現在存在著
的南韓与北朝鮮一樣。然而，毛澤東以及其后的鄧小平、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
產党長期以來對台灣卻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神圣領土”，并且干脆赤裸裸地以叛逆的一省“台灣省”相指稱。
  台灣這塊風景秀麗、气候宜人、民情純朴、天然無雕飾的風水寶地，台灣這個被
“中華民國”的歷任總統治理成的“亞洲四小龍”這一神奇的自由島，台灣這個全
面走向開明政治、透明政府与多党競爭的現代民主社會，台灣這個孕育著中華民族
极其丰富的制度創造力和文明發展的巨大潛力的玲瓏剔透的明麗而璀燦的珍珠，与
中國大陸在自封的英明、偉大、光榮、正确的獨裁党魁的領導下所導致的滿目瘡痍
、滿目赤貧、滿目荒涼的鶯歌燕舞的壇花一現相比，有如西施比東施，天鵝比賴蛤
蟆，總之是具有天壤之別的，是無法相提并論的。如果說“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
明天”這句話已經為蘇聯共產帝國的解体而應當顯示其現實的應有价值的話，那么
“台灣的今天就是中國大陸的明天”恐怕更能接近我們生活的實際，更能說明中華
民族的偉大的人格是決不能讓動物化的生存權所可能涵蓋得了的，更能顯示現實的
中國人民，亦即包括港、澳、台、海外以及大陸的全体炎黃子孫在內的所有的以黃
皮膚、黑眼睛為民族特征的中國人自我創新、自我革命、自我認同、自我發展的生
生不息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一切其他各种潛力，更能弘揚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
走向文明化、走向全球化的堅定不移的意志与不可“消除于萌芽狀態”（江澤民語
）的昂揚不屈的信念。
  “中華民國”与“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兩個名號不同、制度
不一，但實質上卻有著千絲万縷的血脈相連的有如兄弟姐妹一般親切的不同區域、
不同地點而已。這兩個不同區域因其政府的不同而長期敵視，長期隔膜、長期分治
、這兩個地點因其政見的差异而距离遙遠，并且不能縮小而呈現出愈來愈大的趨勢
。這是很不理想的狀態，也是大多數甚或每一個有覺悟的中國人不愿意看到的悲慘
局面。
  一九七一年當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与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會面時，當美國
當代著名的權謀家基辛格与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策划确定美、中、台的戰略關系
時，美國拋棄了自己多年的戰略盟友“中華民國”而認同北京政府關于台灣的有關
條文，其中稱之為美方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表述。但這种注意后來卻成為克林頓總統的赤裸裸的承認了
，這种轉變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美國政府對于台海關系無能為力的尷尬之處。
  由于七十年代初美、中共因對付蘇聯而結成的戰略聯盟，由于美國出于全球戰略
意義的考慮需要利用中共牽制蘇聯，而中國大陸也需要利用美國牽制來自北面的蘇
聯的危脅，中共、美簽署了具有划時代意義的“上海公報”。這個所謂的“划時代
”就是﹕一方面中共、美之間的締約牽制了蘇聯，從而維護了國際政治勢力的均衡
，另一方面為中國大陸逐漸了解因封閉多年所造成的對于外部世界、尤其是對西方
發達國家的情況打開了一條十分有限、十分狹小同時也是十分寶貴的一條縫隙。但
是与此同時，卻是以忽視台灣利益、忽視中華民族二千万台灣同胞的利益作為慘痛
的代价的。由于毛澤東、周恩來從不把國民党長期控制的台灣看作一個獨立的政治
實体，而只是看作為与“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抗衡、相敵對的叛逆的“一省”，所
以在外交政策上就极其偏狹地并且是不無武斷地同与台灣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斷交
，而只同与台灣斷絕外交關系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從毛澤東、周恩來及其領導的
中國共產党的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更為廣大的國土和人口更加眾多
的臣民，還有的是具有一個掌控整個社會、整個意識形態、整個大陸資源和整個國
際活動空間的“中央人民政府”，更有一個曾經打敗過國軍的強大的武裝集團，亦
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理當是國之中央﹔而台灣人口只不過區區兩千万而已，領土面
積不過那么一點點的蛋丸之地而已，有什么資格与泱泱紅朝大國之君平起平坐，有
什么可能与大陸平等地分享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資源﹖
  這种大國之君的丑態，這种毫無平等之心、更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的惡習，這种
視非領屬之地為蠻夷之地的封閉思路，無疑是十分适應于毛澤東慣有的思想方式，
亦即小農經濟鼠目寸光的思路的。毛澤東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就像清朝末年的慈禧
，從不把臣民、亦即廣大的人民群眾當回事儿，更不把台灣國民党“反動派”及其
領導的廣大的台灣人民放在眼里。真乃指點江山且揮斥方遒的“全無敵”也﹗真乃
“數風流人手、還看今朝”的毛澤東先帝之圣明也﹗
  話說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對台灣中華民國的圍追堵截在國際舞台上取得
了赫赫戰果，先是挑唆一幫子曾得到過毛澤東大批經濟援助的非洲貧窮与落后國家
和地區提議，后又游說西方國家，以違背聯合國憲章的方式令人匪夷所思地驅逐了
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接著縱恿与中華民國建交的諸多國家与台灣的“
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系，而改為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緊接著，
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毫不客气地在國際社
會上极盡打壓台灣之能事，處處擠兌“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使得中華民國在國
際事務中几無立椎之地。
  鄧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后，通過宮庭政變的方式掀掉了擁有“党主席”寶
座的、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政治
衣缽，也對台灣展開了外交打壓，也依然毫無變化地指稱台灣的中華民國為非獨立
的政治實体，雖然在外交上更講究所謂的“策略”。
  到了江澤民主政的時代，對台政策也仍然以打壓為主，仍然以圍剿為主，仍然脫
离不開毛澤東、周恩來所制訂的對台政策的巢臼，仍然恪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絲毫不見有什么創新，絲毫也顯示不出隨著時
代的變遷而變遷，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更多一些的新思維、新路子、新政策。
  要說沒有一點變化，也不現實，中共或許正在不情愿地把“解放台灣”變成“和
平統一”台灣。根据毛澤東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偉大的戰略布署
，中國大陸人民，亦即中共的愚民長期以來愚蠢地認為自己是人類的解放者，卻不
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乃是經受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普照、在偉大、光榮、
正确的一党專政領導下的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大陸的十億人民。政治上受盡壓迫、
經濟上貧窮之至、文化上一片蒼白，這就是中國人民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
后迄今半個多世紀以來必須面對的直接現實。
  從人均收入來說，台灣這個被中共稱之為“反動派”的地方竟是中國大陸的二十
七倍之多。是我們窮苦人解放富翁，還是富翁解放我們﹖是落后解放先進，還是先
進解放落后，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嗎﹖
  更有甚者，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根据李登輝的“兩國論”認定台灣執意
要獨立，執意要分裂中國，執意要破坏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不僅口誅筆伐，
大加聲討，而且還要以武力攻台作威脅，以打壓台灣作號召，以統一台灣作口矢，
以窮兵黷武的血腥的戰爭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手段。陳兵廈門，導彈瞄准台北
及台灣的其他大城市，聲言決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而且在一党嚴格掌控的新聞媒
体上連篇累牘地、不厭其煩地大肆鼓噪与李登輝的“兩國論”作斗爭和必欲置李登
輝于死地的莫各其妙的批判之言辭。
  台灣民進党領導人陳水扁通過競選于二○○○年三月十八日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
之后，副總統呂秀蓮也因其“遠親近鄰”，“如果中國是指中共，那台灣人就不是
中國人”等言論而被大陸的党辦媒体指責為“台獨的死硬分子”，也遭到了全面而
徹底的批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党的喉舌說呂秀蓮“
數典忘祖”，“是中華民族的叛徒、賣國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舉
。不是潑婦罵大街，胜似潑婦罵大街。把呂秀蓮罵得個狗血噴頭，呂秀蓮儼然成為
中華民族不可饒恕的千古罪人。
  批呂秀蓮只不過是敲山鎮虎，指桑罵槐之伎倆也。呂秀蓮只不過說出了她的那种
擔心和憂慮而已，只不過表達了台灣民眾的具有相當市場的心理而已，并沒有什么
值得大惊小怪的，尤其不值得如此地大動干戈、大有蕩平阿里山之勢、大有炸沉台
灣島之勢、大有不把呂秀蓮等緝拿歸案勢不罷休的雄糾糾、气昂昂的當代梟雄之派
頭。
  別說台灣當選領導人尚未宣布台灣獨立，就是台灣當選領導人确确實實地宣布台
灣獨立了，宣布台灣成立了一個類似于“共和國”的新國家，那也不應該以台灣為
敵，那也不應該以台灣人民為敵，那也不應該以台灣領導人為敵，因為根据“中華
民族大家庭”這一原則，台灣還是中國人的台灣，台灣仍然沒有也不可能有脫离中
華民族大家庭的可能性。台灣人民已經注定了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不可或缺的一
個組成部分，已經注定了的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亦即軒轅黃帝的子孫后代，這
是一點含糊也沒有的，即使台灣人自己也得承認這個現實，也得面對這個現實，也
不可能否認這個事實。
  堅持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原則，有助于台海兩岸、兩岸人民和兩岸領導人重新審
視自己的施政綱領、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有助于理智地、智慧地解決歷史上遺留
下來的爭端、分离以及隔膜，有助于消除彌漫于兩岸人民心頭的种种誤解和狂熱，
有助于通過有效的渠道進行應當著手進行的全面而深入的政治交往、經貿交往与親
情交往，并化解一切有害于兩岸人民福祉的形形色色的危机。如果可能，要把這种
危机轉變成服務于兩岸人民各自利益的有利時机，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貢
獻出兩岸人民應有的全部智慧、能力和潛力，等等。

  2.“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

  “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的确立，是基于對沉痛歷史的考量，對兩岸現實的分析
与判斷以及對兩岸未來的明确瞻望。倘若不能确立這個“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
那我們就不能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之林，那我們就只能別無選擇地走上一條
自我毀滅的死亡之路。

    1)要和平、不要戰爭

  只要談判，不要打仗﹔只要辯論，不要動武﹔只要握手，不要流血﹔只要笑臉相
向，不要兵戈相見。總之，要和平、不要戰爭，乃是二十一世紀文明人的共同訴求
，也是華夏子孫的共同心愿。
  戰者，兩敗俱傷﹔和者，雙贏共榮。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偉大旗幟下，兩岸之間
還有什么問題是不能和平地解決的呢﹖為什么非要搗蛋（導彈）相向，并威脅用核
子武器毀滅台南的陳水扁“台獨”選民呢﹖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綱領統帥下，兩岸之間還有什么一已之私不能往后放一放，
還有什么針鋒相對的仇視不能得以消除或至少弱化一些，還有什么宿怨不能被拋棄
、還有什么悲憤不能被擱置、還有什么憤怒不能被平抑呢﹖
  人類的偉大力量不在于發動戰爭而在于締造和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在于締造
和平、保持和平而不在于發動戰爭和保持戰爭狀態。戰爭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正
像殺人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一樣。發動戰爭就是開動殺人机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
韙而肆意妄為地涂炭生靈、草菅人命，其所造成的惡果則是血流成河、尸体橫陳、
滿目瘡痍，更談不上什么人類的文明、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了。所有的人性之
美好都統統地不見了，所有的獸性之丑陋都凶相畢露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心
惊膽顫的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憂心忡忡的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失魂落
魄的了。
  要防止戰爭，要排除戰爭于萌芽之中，要徹底根除戰爭的各种形式的隱患，要反
對以各种名義甚至以某种所謂崇高的名義發動的各种形式的大小不一的戰爭。戰爭
除了人類自相殘殺的自我証明之外，什么也証明不了﹔戰爭除了人類走向毀滅的自
我証明之外，什么也証明不了﹔戰爭除了人類大規模死亡的自我証明之外，什么也
証明不了。只有喪失了人性的戰爭狂人才能對造成累累白骨的戰爭喜不自胜﹔只有
缺德至极的野獸般的國家領導人才能對戰爭机器的發動感到由衷的欣慰﹔只有歇斯
底里的偉大領袖才能對血流成河的陰暗的戰爭進行貌似正義的大肆鼓吹﹔只有龍袍
加身的皇權掌握者才能以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人民的死亡換取他統治區域的擴
大、他极權寶座的高升与穩定。無論以什么名義，哪怕以所謂崇高的名義，殺人總
是不好的，殺人總是罪惡的，殺人總是与人性完全地背道而馳的。
  為了保持主權而殺人、為了領土完整而殺人、為了國家的統一而殺人、為了保持
江山社稷而殺人、為了保衛党中央這個紅色王朝而殺人、為了保衛偉大領袖這個新
時代的皇帝而殺人、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殺人、為了“十二億五千万中國人
民”而殺人，等等、等等，總之各种殺人目繁多，都似乎很正當、都似乎很正義，
但有了一個殺人，有了一個戰爭，有了一個殺人的戰爭和戰爭的殺人，卻都顯得那
么的卑鄙齷齪，那么的不可思議，那么的不正當，也不正義。
  人權高于主權。主權是什么﹖主權不就是一個國家的名份嗎﹖怎么可以用主權的
名義草菅人命呢﹖主權必須以人權為基礎、為方向、為目的。沒有人權或否定人權
的主權是毫無意義的，是必須加以推翻的，是必須加以更正的。在中國大陸，領土
只不過是一塊或大或小的皇權控制地，是統治者据以進行統治的勢力范圍。這樣的
王國領土怎么可能比人權、比人的生命權重要，怎么可能比人的生存价值更寶貴﹖
真乃無稽之談﹗
  中共統治者，為了它所建“國家”的統一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种統一又有何
意義﹖又有何价值﹖与其有這樣殘暴的漠視人權、否定人權和圍殲人權的統一，莫
不如沒有這樣的統一，莫不如實行尊重人權、愛護人權和保障人權的獨立。
  共產党的核心，為了江山社稷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那么請問，這樣的江山社稷
到底有何作用，到底有何意義、有何价值﹖与其有這樣視民如草芥的大一統的江山
社稷，莫不如沒有這樣的江山社稷，莫不如從根本上取締這种非人道的江山社稷的
存在。
  為了保衛党中央這個紅色王朝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除了給中華民族造成不應
有的极其巨大的損失和災難之外，是什么也不可能獲得的。我們所獲得的只能是連
綿不絕的悲劇，只能是不絕于耳的嘆息和滔滔似黃河、長江的淚水。
  為了偉大領袖這個新時代的皇帝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是歷代封建王朝和社會
主義王朝的拿手好戲。皇恩浩蕩，需要黎民百姓去血洒疆場﹔廣大的愚民則必定以
血染的風采去裝璜那万人朝拜且山呼万歲的高高在上的龍椅。
  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是一种并不高超的但卻每每行
之有效的詭辯術，這是一种欺騙人民、詐騙社會的彌天大謊。所謂“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就是党的權貴們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國家行政官僚們念念不忘的和須臾
不可或离的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權力。我們听慣了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實際只是
專制獨裁統治者津津樂道且把玩不已的徹頭徹尾的騙局。
  “為了十二億五千万人民”而殺人、而發動戰爭，為了渲泄民族主義者的無知狂
妄的心理之滿足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根本就是毫無道理的事情。除了拉大旗、
作虎皮、搞搞虎假虎威的那一套哄哄小孩子的鬼把戲之外，還能說明什么呢﹖“十
二億五千万人民”不需要戰爭，十二億五千万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和平、和平﹗有
戰爭，就什么都沒有了，因為戰爭是通往死亡的最佳捷徑。沒有和平，就什么都沒
有了，就沒有幸福康樂的生活，就沒有适合于經濟建設的良好的環境，就沒有現代
化所需要的資金、人才以及各种各樣的物資，就沒有或必然喪失与國際社會的正常
的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經貿交往、科技交往等等，更主要的則是沒有了道義、沒
有了正義、沒有了同情与理解。
  有鑒于此，每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每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外國
人，每一個人，無論是男人、女人，無論年少、年長，都要大聲疾呼地反對戰爭，
反對以各种名義發動的戰爭、反對以“統一”的名義發動的戰爭，反對以“反對獨
立”的名義發動的戰爭。因為戰爭即野蠻，戰爭即恥辱，戰爭即罪惡。誰要是膽敢
發動戰爭，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膽敢發動台灣海峽的戰爭，誰就沒有好下場。
發動戰爭的人，必定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發動戰爭的人，必定是邪惡的戰爭魔
王。

    2)“台獨”無罪、各省區的獨立運動將使中國大陸迸發出勃勃生机

  “台獨，就沒有和平﹔台獨，就意味著戰爭。”這句話初听起來像是有理，台灣
獨立，脫离大陸了，這就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了，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開戰。听
起來像是合理的，仔細分析起來就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就可能不合理了，就
可能變得荒謬了。
  獨立，是一個中性詞。獨立的含意是自主。自主，也就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
論、自由地行動，總之是擁有自我決策和實行自我決策的權力和權利。不獨立，也
就是不自主。不自主，也就是具有依附性，也就是不能自我決策和實行自我決策，
也就是必得听命于他人或其他組織，等等。
  當一個人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他已經獨立了﹔當一個組織擁有自主權時，
這就意味著這個組織已經獨立了﹔當一個地區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這個地區
已經獨立了﹔當一個國家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已經獨立了。但獨立
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獨立的程度与自主權的大小成正比。
  當自主權較多時，獨立的程度就比較高，這一點可以通過舉例說明來理解﹕奴隸
是沒有什么自主權可言的，所以其獨立的程度就比較低，甚或根本就沒有任何獨立
性。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人，說到底就跟奴隸差不多，甚或根本就是
奴隸﹔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組織，只能是類似于奴隸的組織﹔一個不
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地區，只能以其巨大的依附性、只能以其奴隸般的順從
听命于上峰的安排与籌划﹔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國家，只能是宗主國
的一個附庸而已，這個附庸國也就必然成為宗主國的奴隸一樣的哈巴狗。
  依据此种分析，可以認為，向蘇聯一邊倒時侯的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實在是一個比
奴隸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的附庸國家，而只是一味地听命于蘇聯共產党老大哥的中
國共產党也無疑是成組織的一幫奴隸而已。從現實的角度看，十二億五千万中國大
陸的人民又有多少人可以自我肯定地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自主權，自己已經卓然
不群地獨立了呢﹖只要在中國共產党的英明領導下，要想擁有自主權，套用李白的
話來說，那就是類似于登蜀道，一個“難”字即可說明，甚至于“難于上青天”。
所以，尚未獨立的十二億五千万的中國大陸的人民，其實全都是可以喘喘气、可以
走路、可以吃飯或吃不上飯的擁有生存權的奴隸，全都是打上了紅色烙印的貨真价
實的党國奴隸。
  而台灣与台灣人民就不是這种情況，他們擁有极大的自主權。沒有自主權，哪來
的經濟騰飛的奇跡﹔沒有自主權，又如何能夠改天換地進行全民直選﹖前者需要經
濟自主權，后者需要政治自主權。兩种自主權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現實的台灣人民擁有比蔣介石時代更多更大的自主權。思想有自主權，言論有自
主權，行動有自主權。總之，台灣人民是自主的、是獨立的，這是台灣人民相對于
台灣政府而言的自主權，亦即獨立性。
  相對于大陸而言，台灣實質上也是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我認定為“中
央政府”，而把台灣稱之為應當歸屬于自己領導的“地方政府”，假如确實如此，
台灣政府應當每年都給“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稅收、每年都應該向“中央政府”
呈遞財政報表，并受中央政府的指揮、統籌与調譴。因為，這些作為地方政府的義
務和責任是各省根本就推脫不掉的，也是必須如此這般地去做的。但是，台灣半個
多世紀以來卻從來沒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府上繳過一分錢，也沒有給所謂
的“中央政府”呈遞過財政報表，同時也沒有受到過中央政府的任何指揮、統籌与
調譴。台灣已經完全喪失了作為行政區划分的一個省的資格，台灣只能以中央政府
尚未管理的地區自行其是、自我管理、自我籌划、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所以，台
灣在本質上是獨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
  台灣不但在政治上獨立，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不但在經濟上獨立，在文化上也
是獨立的﹔在科技上是獨立的，在教育上是獨立的，在軍事上是獨立的，在社會生
活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都是毫無疑義地獨立的。由此可以實事求是地得出一個再
清楚不過的結論﹕台灣是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所在地。台灣新任總統陳水扁先生所
說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說是指出了客觀實情的。
  實際上已然獨立了的台灣，其實用不著修改憲法，用不著全民公投，用不著重打
鼓、另開張，只要以台灣人應有的智慧，去全方位地尋求自我發展之路，光明是屬
于台灣的，也是屬于台灣人民的﹔未來是屬于台灣的，也是屬于台灣人民的。
  對于大陸政府而言，倘若台灣人民确實宣布自己獨立，例如成立一個叫做“台灣
共和國”的新的獨立國家，公然与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
北京政府就真的需要采取強悍的武力加以干涉并派譴海、陸、空三軍攻占台灣嗎﹖
如果這樣，那就太得不償失了。台灣的獨立，實際上只不過是取了個新的名稱而已
，無論叫做“台灣國”，“台灣共和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人民共和國
”，“台灣中央人民政府”，等等、等等，無論起什么名稱，名稱畢竟是名稱，而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某個核心的英明領導下發動全面的台海戰爭，一鼓作气地去攻打
台灣，去大量地勞民傷財并且送死，為的究竟是什么﹖難道就為改變一個名稱，改
變成一個令党中央的核心面子過得去的名稱，一個令全党歡心、全軍歡心、全國各
族人民都歡心的名稱嗎﹖這种可怕的戰爭僅僅為一個名稱竟可以動用全國的武裝力
量、可以動用全國人民都參加的物資支援大軍，竟可以血肉橫飛地冒著兄弟姐妹的
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這是哪家子的戰爭，這是多么荒唐的戰爭啊﹖
  獨立有什么不可以的﹖獨立，亦即擁有自主權，又有什么不好﹖獨立与自由是緊
密相關、相輔相成的。獨立是自由的旗幟，自由是獨立的根基。從某种意義上說，
沒有獨立，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堅實保障。
  二百多年前，在美洲大陸十三個州掀起了掙脫英國殖民政府的獨立運動，故而才
有現在空前自由的國度 ---- 美利堅合眾國，才有人類文明發展光輝典范的現代美
國。
  獨立不是賣國，獨立不是非正義﹔獨立是愛國，獨立是正義﹔擺脫專制而獨立，
是對于民主的追求﹔擺脫獨裁而獨立，是自我解放的胜利﹔掙脫奴役而獨立，是人
權空前的覺醒。如果皇權不能根除，如果极權仍然肆虐中華大地，獨立又有何妨﹖
自由又有何妨﹖
  与其有專制的統一，莫不如有民主的獨立﹔与其有獨裁的极權，莫不如有自由的
獨立。破除极權的獨立，既是愛國，也是正義﹔既是正義，也是愛國。獨立是破除
大一統專制极權的有力號角﹔獨立是消除皇權罪惡、追求人性完滿的嘹亮凱歌。
  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之后，湖南獨立、湖北獨立、四川獨立，隨后獨立
的聲浪遍及中華大地，滿清王朝大一統极權統治的根基迅速土崩瓦解，從而結束了
清王朝長達三百年的專制統治，創立了以孫中山先生為領導的亞洲第一共和國 ---
- 中華民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讓中國大陸各省都先獨立起來，以早日促成共產
极權体制的覆亡，并沒有什么不好。
  民國确立后，革命的胜利果實很快就被北洋軍閥袁世凱所篡奪，這位具有中國特
色的看風使舵者，這位自稱革命家的投机鑽營者，以逼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
了“總統”權柄，而后又貪心不足蛇吞象，竟大搖大擺地作起了洪憲皇帝的美夢。
如果沒有討袁護國的獨立運動，如果沒有掙脫獨裁与專制的獨立運動，那袁世凱的
皇帝夢豈不是又要繼續做下去﹖由此可見，獨立于封建獨裁專制，是絕對的好事。
  討袁護國運動首先發端于云南，蔡鍔將軍輾轉潛回昆明，召集同事与部下，先期
舉起了与以袁世凱“總書記”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脫离的獨立大旗
，隨后跟隨的有南方各省、直隸各省，北方各省，以致使袁世凱在四面楚歌、走投
無路的情況下只好以嗚呼哀哉的死亡謝罪于天下。据說，從當皇帝到一命嗚呼，歷
時不過八十三天而已。可見，偉大的獨立運動是對于皇權、對于封建王朝的頗具震
撼力的致命的一擊。沒有獨立，就沒有人權的站立。獨立，是消滅皇權的兵不血刃
的斗爭﹔獨立，是使王朝陷落的一片汪洋大海。
  假如每一個人都獨立，那么中國大陸將迸發出何等生机勃勃的偉力﹔假如每一個
省都獨立，那么中國大陸將是一片怎樣繁花似錦的歡樂景象。与其有皇權的統一，
莫不如有人權的獨立﹔与其有党權的一致，莫不如有人權的獨立﹔与其有人治的一
体，莫不如有法治的獨立。秦王贏政搞統一，是以誅滅六國為代价的，是以焚書坑
儒為代价的，是以毀滅中華民族的人權為代价的，是以取締自由為代价的，是以強
權的濫施淫威為代价的，是以草菅人命為代价的。其代价，不可謂不大﹔其弊端，
不可謂不巨。与其有秦始皇的統一，莫不如有各行其是的如意﹔与其有偌大的蘇聯
，莫不如有可以不加盟的獨聯体﹔与其圍繞著某個昏庸無能的核心轉，莫不如放開
手腳地各奔東西。与其做統一的奴隸，莫不如做獨立的自由人。与其實行專制獨裁
的統一，莫不如宣布民主自由的獨立﹔与其維持渾渾噩噩的僵化，莫不如激發各顯
其能的活力。
  如上所述，從強權下掙脫出來而實行獨立，有何過錯﹔擺脫專制的奴役而成為自
主權的擁有者，何罪之有﹖

    3)中華民族必須走出戰爭的歷史局限性和歷史誤區

  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你殺我亡、我殺你亡、互相屠戮、兩敗俱亡的歷
史，基本上是歷代政權壓迫人權、圍殲人權和消滅人權的歷史，基本上以農民起義
、農民暴動和農民武裝斗爭串連起名稱不盡一致、本質上卻又是如此雷同的王朝興
衰不已的歷史，基本上是實行人治并在人治的基礎上實行嚴刑峻法而草菅人命的歷
史。這樣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殺人如麻而尸骨成堆的歷史，也就是一部
以彌漫的烽火硝煙山呼“殺”、“殺”、“殺”而赶盡殺絕的歷史，也就是以某种
正義的名義而發動戰爭并使戰爭不斷升級的連綿不絕的血腥与暴力的戰爭史。
  除了几次短暫的間歇之外，戰爭基本上主導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各种各
樣的乃至一切的社會資源都毫不顧惜地運用到殺人的游戲，亦即戰爭之中。而戰爭
，亦即殺人的游戲，則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衰退或至少是原地踏步的停滯不前。
這一點可以用下列的事實予以証明﹕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的毛澤東及其領導
的中國共產党的紅色王朝時代，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不如一千几百年之前的宋朝
，而据說將近兩千年前的唐朝貞觀之治的時代要比毛澤東的時代好得多，亦即普通
民眾的生活水平處于唐朝的要好于處于毛澤東的共產王朝的。千年的風雨，千年的
悲涼﹔千年的歷史，千年的浩嘆。
  几千年如一日的你爭我殺，几千年如一日的打、砸、搶、燒，几千年如一日的殘
酷無情的屠殺，給中華民族制造了几多災難、几多憂傷、几多悲憤﹖
  a)二千七百多年前，中華大地君主叢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据“左傳
”記載，春秋時共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每個諸侯國都怀抱著一統天下的美好理想
，每一個君主都為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而絞盡腦汁、盡心竭力地奮斗不已。于是，
戰事頻仍，烽火連綿，喊聲陣陣，　殺正緊。一個又一個諸候國在血流成河的千里
赤地上化為烏有。每一個諸侯國都要以自己作為中央之國，每一個諸侯國都要求、
甚至強求別的諸侯國對自己俯首稱臣并划歸為自己的版圖。
  這种理念，不能不形成風起云涌的殘忍屠殺之狀態。“獨立，就意味著戰爭”。
你不歸屬我這個諸侯國的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你不認同我這個“中央人民政
府”的唯一合法，那么就必須對你進行征服，就必須對你進行戰爭，就必須把你殺
得個人仰馬翻、雞飛狗跳，直到你以自我的滅亡而換取對我這個“中央人民政府”
的承認為止，直到你這個被指定為“非法的”存在對我這個“唯一合法”的王國頂
禮跪拜為止﹔或者我被你征服，遍体鱗傷的我就以你為“核心”，按你的指示辦，
任勞任怨地圍著你轉。
  b)通過相互殘酷的自殺和他殺，通過連綿不絕的野蠻的戰爭，有的諸侯國被解放
了，有的諸侯國則成為不可一世的解放者，成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廣大地
域的擁有者。被解放了的人民又听命于另一個新主子的召喚而走上對新主子俯身稱
臣和喪失自我權利的不歸路，他們所獲得的不過是一個變化了的名稱，其實質仍然
是照舊不誤的奴隸。
  如此殺戮与解放循環，与其被專制主義者解放，不如干脆就不讓專制主義者解放
。專制主義者的解放与其說是“解放”，不如說是“上刑”。這些只知道給自己的
臣民們“上刑”的專制主義統治者們口口聲聲要“解放”被壓迫的其他諸侯國的臣
民，于是惡虎相斗、互相屠戮、打來打去，到了公元前四六七年，就剩下了七個國
家，這七個國家也由于戰亂不止，相互混戰，所以被叫做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
  這一段的風云變幻、合聯縱橫而生生滅滅的春秋戰國時代，真可謂是一片又一片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以殺人為樂事，以殺人為能事，人權是根本就沒有的，
主權倒是隨處可見的。那時候，“主權高于人權”，只要是“党中央”（王朝）和
“偉大領袖”（君主、國君或大小諸侯等被稱之為“主公”的，類似于現在的“核
心”、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一聲令下，便“全党共誅之
，全民共討之”地浩浩蕩蕩地開赴解放其他諸侯國人民的偉大戰場。
  c)秦王贏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終于建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
朝。如果說中國的建國始于何時，毫無疑問，這個贏正王朝的成立就是開端。但秦
王朝的統一卻是殘暴血腥的統一，是專制獨裁的統一，是民不聊生的統一，這种統
一不僅沒有好處，相反倒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于是，為反抗秦王朝的專制血腥統
治，于公元二○九年，便爆發了大規模的陳胜、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后又爆發了
楚漢之戰。楚漢之戰是由項羽、劉邦為爭奪王位而進行的大規模的內耗之戰，當然
所打的旗號也是為了“保持江山社稷的統一”云云。
  楚漢之戰以及一切類似的農民起義、農民暴動与農民戰爭，給當時的中華民族造
成了無以彌補的損失，形成了民生凋蔽、生靈涂炭、啼飢號寒的可悲場面，使社會
生產力不但沒有得到促進和提高，相反倒形成了大規模的倒退与衰敗，使社會時間
遭到了無以彌補的普遍的浪費。如此等等的消极作用，使得中華的古史典藉也蒙受
著過多的血淚悲劇的浸染，除了那些宮庭的應景之作不計之外。中國歷史上几十次
著名的、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和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農民起義、農民暴動都是遲滯
社會生產力發展并使之得以极大破坏的根本原因，都是中華民族蒙昧、愚蠢与無知
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現，都是中華民族難以愈越的歷史局限性的特殊標志。
  只有走出戰爭的歷史局限性和歷史誤區，中華民族才能爭取到永久持續的和平，
才能克服蠻橫霸道的一切不良之表現，才能不致于遭到炮火連綿的滅頂之災。戰爭
還是和平，何去何從，必須謹慎決擇，必須英明決擇，必須正确決擇。
  d)中國歷史上從政的頭面人物，亦即人們所稱謂的的政治家，大部分是以戰爭作
為舞台而有聲有色地導演出自己威武雄壯的歷史話劇的。除了善搞權術而适應宮帷
的神秘而肮臟的權力交易之術者之外，有的時候倘若成為傳統政治家，還必須“宮
帷”与“戰爭”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因為，兩者都很重要。沒有宮帷之權術
，就不能為朝庭所重用，就不能高官厚祿地成為几品几品的頂戴花翎的擁有者﹔沒
有“戰爭”能力，也就不會殺人、也就不會為了“國家的統一”、為了“江山社稷
”、為了“偉大領袖”或“領導核心”的英名圣主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就沒
有武功，也就不能顯示自己的价值。因此，在兩种“文明”，亦即“宮庭之術”与
“武力征服”都需要的情況下，社會的現實生活如果能夠保持長久的或較為長久的
和平，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多么地不可思議的奇怪之事。
  諸葛亮輔佐劉備三分天下，劉備之后又輔佐幼主“阿斗”治理“蜀國”。但這位
被稱作“智多星”的善搖羽毛扇的“蜀國宰相”卻不事蜀國黎民百姓的休養生息，
卻不管蜀國的農業生產和水利建設等等。總之，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反倒是
以打仗為中心，以征服為中心，以“階級斗爭”和“國家統一”為中心，以戰爭為
中心，要不怎么還能有“七出祈山”地遠征曹魏的系列壯舉呢，更不用說在這之前
為了關羽的一個人的性命之損失而親率大軍遠征東吳了。
  這位給后人留下過聞名遐邇的前、后“出師表”的蜀國宰相“出師未捷身先死”
，也算死得确實是到時候了，要不然不知又有多少無知而英勇的將士在這位英明領
袖的英明領導下為了蜀國統一的千秋大業而拋尸沙場，成為肢体离散的冤死鬼了呢
。

    4)用和平的力量制止中華民族的敵人發動血肉橫飛的台海之戰

  戰爭，作為毀滅人類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行為方式，是為戰爭魔王所津津樂道的，
也是為一切有良知的人類所堅定不移地反對和堅定不移地制止的。希特勒、墨索里
尼和東條英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他們的教訓實在應該記取，他們的
劣跡實在應該不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凡是想以什么名義、以什么方式肆
意挑起戰爭的人，都應該想一想希特勒的命運，想一想墨索里尼的命運，想一想東
條英机的命運，都應該想一想這些戰爭發動者的可恥可悲与死無葬身之地的應有下
場。
  當時的不可一世已經風光不再，窮兵贖武的戰爭狂囂已成笑談，刺刀大炮坦克飛
机的輪番進攻已成遙遠的回憶，血肉橫飛的殘忍場面已經化作歷史的云煙，這种种
場景難道還要在台海兩岸之間進行嗎﹖難道還要讓業已消失在世紀遠方的暴虐与無
恥在兩岸中國人之間重現嗎﹖
  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誰就是大陸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台灣人民的敵
人，誰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全人類的敵人﹔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
戰爭，誰就是文明的反對者，誰就是野蠻的集中体現，誰就是追求歷史的倒退和排
斥社會的發展﹔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誰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破坏者
，誰就是造成滿目瘡痍之悲劇的最大禍根。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中，從以往歷次的世界性
的、地區性的抑或國家內部戰爭的教訓中，應該看到戰爭的血腥、無恥与肮臟，應
該看到某些戰爭狂人的無比陰暗的心理和卑鄙齷齪的動机。
  從中國歷史上所有替天行道地討罰逆賊、平抑叛逆的興師動眾和連綿不絕的起義
、暴動与武裝斗爭的血淚凝成的教訓中，應該看到中華民族本身具有的十分顯著的
非理性地、野蠻地爭強好胜、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惜代价搞內耗的种种弱點，應該
看到中華民族的某些積重難返的劣根性，尤其是專制主義的思想已經像難以治愈和
難以根除的病菌一樣地浸入我們的骨髓，尤其是官本位觀念已經深深地毒化了我們
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有如原始部落一樣地貧困潦倒而又自我感覺良好的大陸，尤
其是家長制一樣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自主權、像封建大家長确立以自我為核心的權
力构造一樣地不容存在任何的違逆之舉。
  要結束戰爭的輪回，要以和平的力量制止一切形式的戰爭。戰爭即恥辱，戰爭即
悲劇，戰爭即罪惡。台海兩岸應當永恒地處于和平之中，兩岸人民有權利也應當享
有陽光的溫馨、月光的如水之柔靜，還有那春風化雨般的甜言蜜語，而不應當經受
可惡的刺刀的殺戮、子彈的抨擊、導彈的呼嘯与飛机扔下的炸彈的洗禮。

    5)消除戰爭、中共党必須對昔日的戰爭罪惡深切表達忏悔

  要消除戰爭，就必須勇敢地面對可恥戰爭的過去﹔要追求和平，就應當拿出忏悔
以往罪惡的勇气。倘若不能清算以往罪惡戰爭的根源，那么戰爭的陰影一定是揮之
不去的，戰爭還會以新的面目、以新的名義絞殺我們的靈魂，也絞殺我們的身体﹔
絞殺我們的身体，也絞殺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生命無以逃遁，我們的希望就會落空
，中華民族浩蕩的悲劇還會以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浩蕩不已。
  大陸的中國共產党應該以老大哥的姿態向台灣國民党忏悔，雖然中國國民党實際
上是中國共產党的老大哥﹔台灣的中國國民党也應該向在大陸的中國共產党忏悔，
忏悔那不堪回首但不得不回首的過去。
  國民党應該檢討自己，共產党也應該檢討自己。這兩個党都背負著中華民族悠久
歷史的沉重的包袱，都舉步維艱地經歷過流血犧牲、屢敗屢戰直到贏得各自的光榮
和各自的胜利。
  兩個名稱不同但都同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党，沒有理由刀劍相向、沒有理
由互相排斥、沒有理由你死我活。總之，沒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沒有理由不忏悔過
去的歷史，它們應在此基礎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礎上，在互謙互讓互諒的基礎上，
達成新的妥協、達成新的框架協議、達成新的備忘錄，并向著和平的目標勇敢而豪
邁地進發。
  中國大陸應當向台灣忏悔，中國大陸人應當向台灣人忏悔。中國人應當向中國人
，亦即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忏悔，現實的中國人應當向過去的中國人忏悔，疲憊的心
靈應當向受到打擊的心靈忏悔，受到打擊的心靈應當向疲憊的心靈忏悔。大陸与台
灣應當互相忏悔。在忏悔中不斷地覺悟，并使靈魂得到應有的升華。這是十分正常
的正義之舉，這是走向永久和平的康慶大道。
  況且，忏悔是文明的自我表証。忏悔是淨化靈魂、消除罪孽的美好過程。忏悔是
一場不動聲色的自我革新与自我革命。中國共產党領導或曰統治的中國大陸和大陸
人民應當鄭重其是地向中國台灣和台灣人民忏悔如下﹕
  a)不應當以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名義，于一九二四年初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國民党
全國代表大會上把“民主集中制”寫進中國國民党章程，致使國民党從民主型政權
轉變成威權型政權，轉變成一党專政的政權。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b)不應當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舉行兵變叛亂，脫离國民党軍隊而宣布獨
立，從而造成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武裝叛亂，給當時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了執政
的困難，也使中華民族的苦難雪上加霜。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c)不應當在一九三一年于江西瑞金建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是与合法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分庭抗禮的非法之舉動，這是造成中華民族血淚
悲劇的重大事件。未經中華民國民政部批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屬非法。對
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d)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攻占蘆溝橋事變之后，全國軍民轉入全面抗
戰，中國共產党不應确立有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指示精神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
、七分發展”的錯誤的乃至反動的私利政策﹔不應策動“諫蔣兵變”的“西安事變
”，從而使抗日力量在一定的時間內喪失了自己領袖的指揮，并造成了全國的一定
程度的混亂﹔不應与日寇虛与委蛇，一見日軍就免子一樣地撒丫子地逃跑，實屬犯
下了逃跑主義的戰略錯誤﹔不應在抗日中搞小動作、搞磨擦，影響國軍在正面戰場
上阻擊日軍侵略的戰略戰術部署﹔不應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自己的武裝力量為“國民
革命軍第八路軍”之后，不听從中華民國政府首腦蔣介石的指揮与調遣，公然破坏
中華民族的抗日大業。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e)不應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實行“土改”，從而破坏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農村經
濟政策，從而使先富裕起來的農民發財致富的愿望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受到了阻
撓、破坏与圍剿，這實在是對于中華民族自我發展的极其缺德的搗亂之舉，這實在
是對于中國社會正常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規范的全方位的顛覆与毒化。對此，中國共
產党表達忏悔。
  f)當國軍經過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尤其因在正面戰場与日寇作戰而使國軍喪失
了將近万名國軍將領和三百多万中華民族的优秀儿女之后，即國軍精銳大都已為國
捐軀疆場、國民政府本應該休養生息、重振國家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際，中國共
產党卻乘机摘挑子，并肆無忌彈地挑起罪惡連綿的所謂“三年解放戰爭”，從而使
八百万中華儿女 ---- 國軍將士死的死、亡的亡，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和世界近代史
上最大規模的慘案。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g)不應把國民政府攆往台灣﹔不應使廣大的國軍將士 ---- 這些當年英勇阻擊日
寇的民族英雄和大量的知識分子顛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故土不能歸﹔不應使他們
以漂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身份客死异鄉，也不應使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返回他們夢魂
縈繞的中國大陸。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h)不應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開始炮擊金門并使這种破坏兩岸關系的炮擊延
續達二十年之久。這种炮擊無异于中國人的自相殘殺﹔這种行為無疑是十分可恥的
，也是可悲的。這是毛澤東長官意志對于台灣人民的戕害，也是中國共產党的罪惡
的組織体系對于毛澤東的決策必須執行的罪惡結果。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i)不應破坏并阻撓一九九六年的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發射導彈進行恐嚇，并企
圖以此改變台灣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選擇自己國家的領導人，是毫無道理的。共產思
維習慣了王朝式的官爵分封制這一產生官僚的方式，自然就無法理解台灣人為什么
還要費盡心力地競選。中共領導人既然認定專制是愚民們別無選擇的選擇，自然就
不能接受民眾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如果民主真的成為人民的選擇，那么鄧小
平偉大的禪讓制豈不是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了﹖那么中國共產党的權力私有制、
中國共產党的黑箱政治、密室政治等等豈不都立不住腳了﹖所以，他們以導彈恐嚇
台灣，以強大的威懾力不允許台灣人民自由地選擇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如此蠻橫的
武力恫嚇，本身就証明了共產党思維的腐朽与落后，更不用談什么對先進与文明的
奢望了。中共政治局的頭頭們明白，台灣領導人民主產生的方式延續下去，對大陸
必定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大陸政府得威脅、得嚇唬、得讓台灣那邊知道，導彈（搗
蛋）這玩意可不是好惹的。大陸的導彈多，雖然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上不去，但
搗蛋卻是能夠、而且一定能夠上去的。共產党人這种陰暗而偏狹的心理，實在是螳
臂當車、不自量力，遺笑天下，最后不得不沒趣地自行收場。對此，中國共產党表
達忏悔。
  j)在二○○○年台灣舉行第二次全民直選時，不應以中共國務院對台辦的名義發
表“台灣問題白皮書”，不應對台灣同胞進行威脅与恐嚇，不應對台灣人民的心理
造成不應有的損害，不應以中央政府的名義不平等地對待台灣﹔不應打壓李登輝發
表言論的自由，雖然不同意李登輝的觀點，但要堅決捍衛他說話的權利﹔不應打壓
呂秀蓮發表言論的自由，雖然不同意呂秀蓮的觀點，但要堅決捍衛她說話的權利。
這种讓人說話的觀點，才是民主的觀點。而專制主義的輿論一律和不許別人說話的
惡劣風气，确實是必須加以改進的，是不改進堅決不行的一种缺德之舉。對此，中
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6)啟動民主机制防止和抑制戰爭狂人發動台海戰爭

  要避免戰爭，要保持台海兩岸的和平，就必須實行民主，就必須發揮民主机制防
止和抑制戰爭的不可忽視的偉大作用。
  從國際上來看，大凡發生戰爭的總有一方是專制國家，或者雙方都是專制國家。
而雙方都是專制國家的，發生戰爭的比率相對來說要高一些。与此相反，民主國家
之間通常就不易或不能發生戰爭。為什么會產生這种情況，即專制是戰爭的策源地
，而民主則是和平的保護神呢﹖
  這是由于不同的運行机制所導致的必然不同的結果。專制總是以代表人民無商量
的態勢無所顧忌地濫用權力、濫施淫威，總是以領導者的獨斷專行和盛气凌人來頤
指气使地實現他那貌似崇高的狼子野心。更主要的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使其擁
有者就像脫僵的野馬一樣必然給其所轄治的臣民帶來難以挽回的災難。而民主卻是
一种充分協商的過程及其結果，是自我尊重也尊重他人的机制，是自我保護也保護
他人的机制，是增進人類文明价值而不是削弱人類文明价值的机制，是在人權的基
礎上實行無差別地人格對待的机制，是“已所不欲，忽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机制，是善待生命甚至敬畏生命的机制，是充分尊重
多數人的意愿也同時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的机制，是兼容并蓄、廣納博收而不是萎萎
縮縮的机制，是開放透明的而不是黑箱操作的机制，是各种意見充分涌流、各种思
想充分交鋒、各种方案充分比較、各种情緒充分表達的机制。
  只有民主，才沒有戰爭，但卻有爭辯﹔只有民主，才不會有暴力，但卻有溫馨与
宁靜﹔只有民主，才能抑止狂妄与獸性，但卻客觀而公正，并能顯示勃勃生机的人
性及其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只有民主，才能有持久、穩固、全面的和平。

    7)台海戰爭挽救不了紅朝滅亡的命運、奉勸專制主義者用理智保全狗命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專制王朝都通過發動戰爭來轉移人們對自身悲慘命運的注
意力，都轉嫁人們對于王朝的無能、昏庸以及腐敗等等腐朽特征的注意力﹔甚至仇
視、甚至憤怒，也通過戰爭而消解于無形。在王朝以任意的名義所發動的戰爭里，
王朝的臣民們通過帶給他人以巨大的痛苦和悲傷而淡忘了自己所處的痛苦与悲傷的
境遇，通過淡忘自己的悲劇人生而弱化了對于統治自己和壓榨自己的王朝的積怨。
于是，王朝的本應衰敗乃至消亡的命運卻可以在硝煙彌漫中苟延殘喘且巍然屹立。
這正是所有王朝的共同的戰爭綱領，心照不宣的陰謀，長盛不衰的維他命。換言之
，王朝就是屠戮，就是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就是或大或小的戰爭。王朝以及皇權，
乃是連綿不絕的戰爭策源地。皇權的掌握者，亦即皇帝和他領導下的或以他為核心
的中央王朝，就是用戰爭的方式、用創造人類巨大悲劇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至高無
尚的權力寶座、龍袍以及權柄或王璽的。這很明顯﹕正是戰爭，才是所有王朝賴以
活命、賴以苟延殘喘的不可或离的養料。可以說，是成千上万的尸体和血流成河的
悲劇喂大了王朝的，也喂飽了皇帝或類似于皇帝的總書記、主席的肥碩的身軀的。
  戰爭，是王朝轉嫁其內政外交之困境的一棵救命稻草。對這一點，必須引起高度
警惕。當前的中國大陸，宛如得了晚期癌症的病患一樣，前途堪憂。要求民主的祈
求，長期遭到打壓﹔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的顯形失業者与成百万上千万乃至上
億的隱形失業者，亦即被叫做下崗大軍的人，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社會救濟保障﹔
貧富兩极嚴重地分化，早已超越公認的警戒線了。貪污受賄，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政
治体制運行的潤滑劑﹔腐敗成風，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習以為常的不屑一顧的小事一
樁﹔司法不公正，比北洋軍閥政府為甚，比蔣介石政府為甚，比清朝政府為甚，比
明朝政府為甚。普通民眾沒有講理的地方，有冤無處伸，有苦無處吐，只好啞巴吃
黃連地吞進肚子里。司法腐敗，吏治腐敗，警匪一家，儼然黑社會。巧取豪奪，坑
崩拐騙，等等、等等，這些在在顯現出世紀交替之際中國大陸全方位的破敗景象。
  上述所有這些問題，現在的北京政府解決不了，更解決不好，也毫無解決之方案
，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思維是前所未有地僵化，只
知道舉小旗、舉小旗、再舉小旗。毫無政治智慧的創造力、想象力可言，毫無別開
生面地沖破禁錮的海闊天空的意境可言。听民主，則聞風喪膽﹔看自由，則心有余
悸﹔對人權，則取鴕鳥政策﹔談法治，則緘默無語﹔連一個像模像樣的維持會也算
不上，也根本就維持不下去了。到處是抗議，可謂民怨沸騰﹔到處是斥責，可謂老
鼠過街。現實的中國人民已經不是歷史的中國人民了，現實的中國大陸已經不是歷
史的中國大陸了。欺騙不再有市場了，謊言不再有市場了，專制不再有市場了，獨
裁不再有市場了，束縛不再有市場了，暴力不再有市場了，血腥不再有市場了，殘
忍不再有市場了，獸性不再有市場了，缺德不再有市場了。總之，強權不再有市場
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胡折騰、亂折騰、瞎折騰，中國大陸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能夠
認清點什么、辯別點什么、總結點什么嗎﹖
  人民的自我覺醒又正是專制獨裁的政治体制所深深地恐懼的，也是它所不情愿看
到的。專制主義最害怕人們的自我表達、自我覺悟、自我獨立。在市場經濟愈益發
達的現實的中國大陸，人們已經能夠自我覺悟而排斥謊言的強加，已經可以穿透層
層的封鎖而進行自我表達，盡管這种表達具有极其嚴苛的限定，但已經可以實現自
我獨立從而与大一統的專制极權相分离。
  當共產王朝為轉嫁難以解決的國內矛盾而無恥地發動台海戰爭時，那正是紅色江
山分崩离析之時，那正是專制魔王壽終正寢之日。戰爭不但救不了他們，不但救不
了他們的權柄、玉璽、龍袍和龍椅，也同樣救不了他們沾沾自喜的卑鄙齷齪的陰暗
的心理。毀滅必將是他們無可逃脫的可恥下場，死亡必將是他們恰如其分的政治命
運。
  在這里有必要嚴正警告一切敢于違逆中華民族和平之千秋大計的位高權重之人，
不要做出任何喪失理智的喪心病狂的事体來，不要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無比可恥的
現代戰爭，不要去做中華民族億万人民唾罵的千古罪人。如是，方可有專制主義者
的狗命可以保全﹔否則，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愿君三思，愿君保重。

    8)武力犯台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人權与正義必胜

  這里必須重申﹕無論發生什么事情，動武總是最不理想的舉動，動武總是最可恥
的舉動。勞民傷財且不說，更主要的乃是影響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將
會大大地阻止中華民族和睦与統一的現實發展。台灣既便是叫嚷嚷地鬧獨立，既便
在“憲法”上明确規定是個什么獨立的“台灣國”，從本質上說，那也是中華民族
的一部分，那也是不可能獨立得了的，因為炎黃子孫這一點是任誰也否認不了的。
  如果因為台灣在名義上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獨立的“台灣國”就興師討逆的話，那
不是太不尊重歷史了嗎﹖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多少生生死死的有如過
眼云煙一般的國家呢﹖可以說數不胜數。孔夫子之前的二千七八百年前戰事紛紜的
是諸侯列國，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這是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再后來是孔夫子生活
的那個時代，叫做“七國爭雄”，亦即史稱的戰國時代，這個局面被最有實力的秦
國所打破，亦即秦國打敗了六個國家而最終形成了統一，故有秦王贏政為始皇帝一
說。那么，始皇帝以后難道就永遠的一統天下，就永遠的沒有違逆統一的事情發生
了嗎﹖情況絕非如此。
  “三國演義”這本長篇小說開宗明義地說﹕“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曹操、劉備、孫權三足鼎立，均分天下，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勢力均衡﹔后來
又有五代十國，也不是統一的局面。都有十個國家了，怎么能稱之為統一﹖但誰能
說這五代十國不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誰能否認這种不統一的歷史不是中華民
族漫長歷史的一部分﹖
  國家可能不止一個，但中華民族大家庭卻是一個﹔政府可能有好几個，但中華民
族大家庭卻是一個。由政府所代表的國家或由國家作區域統治權的政府有如走馬燈
似地一會儿上台或一會下台，一下子被推翻了或又一下子成立了，但中華民族大家
庭的本質并沒有隨著政府的倒塌而倒塌，也沒有隨著政府的成立而成立。中華民族
仍然以其默默的堅忍、刻苦耐勞和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方式走過了千年之久，直
到現在也一如既往，照舊不誤，如此這般。既然中華民族大家庭沒有任何變化，作
為過眼云煙的政府或由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多一個、兩個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非得
要大開殺戒不成﹖難道非得由一個自封為正宗的國家來代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不
成﹖這不是“朕即國家”的陳腐觀念在對台政策上的反映嗎﹖
  要允許并提倡同是兄弟同胞的台灣在各個方面（包括國際外交空間）獲得盡可能
极大的發展，難道我們看了台灣的發展就坐臥不宁、寢食難安﹖就非得牙根恨得痒
痒的，非得要置之于死地，乃至死無葬身之地不可嗎﹖這還有點人性嗎﹖曹植有詩
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啊，我們都有同一個祖宗，我們本是同根生
，我們何必時時處處對兄弟姐妹的自家又打、又壓、又圍剿、又互不相讓呢﹖看到
台灣，看到同是中國人的台灣能夠活得自自在在，瀟瀟洒洒，看到台灣的中國人能
夠自由、民主、富裕地生活，我們除了高興，應該還是高興才對，這才是我們應有
的做為。應該把胸襟放得寬些，再寬些﹔應該把眼光放得遠些，再遠些。要看到中
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整体利益，要以寬容之心，悲憫之心看待有如我者的台灣人民
，台灣的父老鄉親，台灣的兄弟姐妹。
  要反對以任何理由，任何托辭對台灣的武力進攻。中華民族的目標是實現自身的
現代化，因此任何有悖于此項目的的所作所為都均屬胡作非為。對自家人發動武裝
進攻的事例在歷史上還見得少嗎﹖難道還不應當汲取什么有益于我們現實的深刻的
歷史教訓嗎﹖
  武力攻台，即便把台灣給“解放”了，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台灣此時將會因為
連綿的炮火而被夷為一片狼籍的廢墟，台灣將成為一座荒蕪的孤島。但這种毫無意
義的攻台之舉，可能有助于中國大陸內外交困的執政者轉移積重難返的深刻的國內
矛盾，例如日益加劇的貧窮、愈來愈多的下崗工人和失業農民、日益膨脹的怨聲載
道、無法阻遏的對于民主的訴求，等等。由于非程序化的決策過程，亦即黑箱作業
的方式所產生的某項決定，通常以非理性，隨意性和隨机性，以領導者拍腦門的方
式產生出來，說不定大動干戈、興師問罪、替天行道、誅討逆賊的歷史上屢見不鮮
的遠征，甚至御駕親征的壯觀場面就會在現時代威武雄壯、有聲有色地再現出來。
但現在的儿皇帝江某某卻可能比古代的先輩們舒服得多了，因為他可以按一下電鈕
，就可以把只殺人而不損物的中子彈發射到美麗的寶島台灣，從而造成一种比墳瑩
還要凄慘的場面。
  大陸的武力犯台，勢必導致台灣國軍、台灣人民的奮勇抵抗与反擊。因為台灣人
民已經習慣了自由，讓他們再遭二茬苦、再受二遍罪，恐怕不是容易之事。獨裁与
專制畢竟不是自由人民的所愛，更不是追求自由人民的選擇，哪怕這种獨裁与專制
通常打著“為著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著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為著世
世代代中華民族的幸福”、“為著偉大、光榮、正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領導”等
等、等等的花言巧語、巧舌如簧的共產党宣傳口號和鼓動綱領，台灣人民是不大會
受到這种妖言蠱惑的些微影響的，台灣人民自有其自由价值的是非判斷標准。
  台灣人民已經看到了民主的好處，已經有了民主的真正的体驗，已經非常珍視來
之不易的民主權利了。所以，大陸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則是中國共產党的党衛軍
，倘若以其翻江倒海式的進攻試圖摧毀中華民族的這一民主制度的堡壘，試圖威逼
台灣人民放棄民主而走向极權的統一，走向統一的极權与獨裁，就必將陷入島內全
民奮起抗戰的汪洋大海，就必將遭到大陸人民的全面抵制，就必將面臨全世界人民
的憤怒聲討。其結果如何，不難判斷。民主的堡壘恐怕仍然屹立，專制的大旗恐怕
就給扔到海里去對鯊魚和王八行使其至高無上的權威了。
  沒有人不喜歡民主而喜歡專制﹔沒有人不喜歡自由而喜歡禁錮﹔沒有人不喜歡百
花齊放的花園、山清水秀的大自然而喜歡鐵絲网籠罩的監獄、沉重的腳鐐和使人難
以忍受的手銬﹔沒有人不喜歡台灣以競選的投票箱選舉的政治制度而喜歡大陸中國
共產党的密室操縱的王朝式的官爵分封的政治制度﹔沒有人不喜歡相安無事的和平
而喜歡罪惡叢生的戰爭。在大陸武力攻打台灣的過程中，國府的防衛力量也必定有
所行動，也一定會進行力所能及的反攻。大陸往台灣扔導彈，台灣也“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之策，也會往中國大陸的各大城市扔導彈，往香港、上海、廈門、
廣州、南京、北京等地扔導彈，這不是中華民族的浩劫与毀滅、不是中華儿女的自
相殘害、自相殘殺又是什么﹖這不是讓中華民族再歷煉一次自我毀滅的万劫不复的
死亡又是什么﹖
  如果中國大陸的海軍攻擊台灣寶島，輔之以空軍的配合，那也逃不脫被重創的悲
慘命運。台灣的海軍与空軍實力相當強大，遠非大陸的“党衛軍”所可能比擬，也
更不是台灣空、海軍的對手。所以，共產軍自我毀滅恐怕是不可避免之事。
  倘若大陸“党衛軍”，亦即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登陸台灣本島作戰，搶占灘頭，
擴大陣地，并向島內縱深發展，那無疑將遭遇到台灣軍隊的殊死抵抗，也將遭到台
灣人民的全面抗戰。這時，大陸的“党衛軍”，亦即中國共產党領導的中國人民解
放軍，將由于后續增援的遲滯和后勤供給的匱乏而陷入被全部殲滅的危險境地，大
量傷亡不可避免、全軍覆滅极有可能。此前，一九四九年，金門一戰，共產軍登陸
部隊全部被殲已有先例。
  在這种徒勞無功的“統一”圣戰中，在距血肉橫飛的戰場几千里之外，在一個叫
做中南海的戰爭司令部里，戰爭狂人們也可能會毫不計較、毫無關心傷殘多少人、
死亡了多少人。他們會一個勁儿地叫囂“拿下台北、拿下高雄、拿下台南、拿下阿
里山高地、拿下整個台灣島、拿下整個東南亞、拿下整個世界”，他們的狂妄無知
有如痴人說夢。
  台灣政府、台灣人民是不會就范于中國共產党的，是不會就范于中國共產党的所
謂的“人民政府”的，正像中國大陸人民打心底里也不肯就范一樣。台灣政府、軍
隊和人民一定會不懼強暴地反擊、反擊、再反擊的，在台灣的反擊下，發動台海戰
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能是自作自受地“偷雞不成蝕把米”，賠
了夫人又折兵”，既受到台灣人民的异口同聲譴責，又受到國際輿論的同聲譴責。
更有可能的是，在台海戰爭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會根据美國“加強台
灣安全法”和“美日安保條約”的有關規定，以“人權高于主權”的理念，向肆意
發動台海戰爭的、喪失理性的北京政府宣戰。
  北京政府實在承受不了對美作戰的戰爭重負，雖然它可能承受得了對台作戰爭的
戰爭負擔。盡管在中共建政五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北京政府展現了各种各樣新型的
戰略戰術之武器，足以讓國內被封閉了信息的愚民們歡呼雀躍，但那些不過是向、
或僅僅是向國內人民耀武揚威的糊弄小孩子的家什而已，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
達國家的軍事裝備相比，至少要落后二、三十年。倘若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介入台
海戰爭，那么戰爭的主導權就決不可能操持在北京政府手里了，戰爭的主導權就一
定會操持在主持人權、主持正義、主張和平的力量之手。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決不會坐視台海戰爭的硝煙密布而坐視不管，決不
會讓民主的台灣被強權獨裁的北京吞噬而袖手旁觀，決不會為了自己短暫的經濟利
益而對流氓政府之胡作非為、為所欲為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起碼，制止戰爭乃是
每一個稍有良知的政府必須從事的緊要的工作，更遑論還有“人權高于主權”的尚
方寶劍呢。
  正義的力量是尊重人權、實行人權并捍衛人權的力量﹔非正義的力量是漠視人權
、否定人權、壓迫人權、排斥人權并毀滅人權的力量。台海關系說到底也不過是尊
重人權与漠視人權之爭，是否定人權与實行人權之爭，是毀滅人權与捍衛人權之爭
的關系。正義的力量終究要戰胜非正義的力量，雖然非正義的力量有時貌似強大，
有時看起來難以被戰胜，但非正義是遲早要由正義力量所取代的。因為，這個正義
乃是人權的正義，這個力量乃是人權的力量。
  人權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的，人類文明的任何進步，都是人權得到尊重、
得到實現、得到保障的結果。對于人權的忽視、否定、排斥、打擊、鎮壓乃至取締
，是所有肮臟的卑鄙勾當的基本表現，是一切獸性，包括戰爭獸性的青面獠牙、張
牙舞爪的發揚光大，是造成人類各种悲劇、包括中華民族深重悲劇的總根源。武力
犯台，就是反對民主、自由、人權，就是提倡獨裁、專制、獸權、野蠻﹔武力犯台
，就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屠殺。台灣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員，台灣寶島是全
体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任何人都無權破坏﹔武力犯台，就是
破坏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現代化需要建設而不需要內耗似的無端破坏，現代化
需要中國大陸与台灣協起手來，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的千秋偉業。台海兩
岸休戚相關、唇冷齒寒，本應互致祝福，遙寄祈愿﹔武力犯台，就是犯下反人類的
滔天大罪。在和平業已成為全球社會主旋律的今天，有人竟敢昌天下之大不韙，一
意孤行地企圖建立統一霸業的一文不值的所謂的丰功偉績，企圖在其無能的有生之
年再造滅絕人類的大事變﹔武力犯台，就是犯有反文明的屠殺之罪。無論內政還是
外交，都要采取和平的而非暴力的、談判的而非戰爭的、商榷的而非專制的、平等
的而非頤指气使的和居高臨下的方式去解決相關問題，殺戮總是反文明的野蠻之舉
。因為殺戮是与文明的本質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性的基本要求完全地背道而馳的。
因此，必須停止武力犯台的一切准備活動，必須停止武力犯台的一切可能，必須保
持和平的現狀而堅定不移地反對以任何借口和任何名義對台灣發動的一切形式的武
力進攻。

    9)克服偏安心理、開放中華民國國籍、握手言和兩岸雙贏

  台灣島上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人民應當改變目前由于長期的習慣而形
成的偏安一隅的狹隘的与無所作為的心理。對大陸人民的關照，尤其對大陸人民爭
取民主与自由的任何道義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各方面的關照，是台灣“中華
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獲得安全与良好的生存環境与生存空間
的最佳方式。如果大陸十二億人民不能獲得民主，那么台灣的民主就勢必受到威脅
，台灣的自身發展就不可能具有無比廣闊的空間﹔如果大陸十二億人民不能享有自
由，那么台灣的自由就必定受到相當大的乃至极大程度的限制，甚至遭到可以預料
的阻撓与破坏，台灣的自由度也必將因為中國大陸人民的不自由而喪失自身极其寶
貴的自由﹔如果大陸十二億人民不能走上富裕之路而仍然貧困潦倒、食不果腹、衣
不保暖、居者無其屋，甚至還有三億多人仍然在貧困線以下的環境中苦苦地掙扎、
苦苦地煎熬、苦苦地等待，那么台灣的富裕就不一定會那么舒坦、那么心安理得，
台灣的富裕也就可能被大打折扣，台灣人民的生活就必定會受到大陸人民的悲慘生
活所可能和必然造成的不良影響。
  因此，位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沒有大陸的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富強，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強就會不同程度地受到
威脅、受到阻礙、受到打壓。要使台灣真正地成為民主之楷模、自由之領地、富裕
之寶島，台灣就必須為中華民族的另一部分，亦即范圍廣大的疆域 ---- 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統治著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著
的十二億五千万臣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可以考慮向大陸民眾開
放台灣“中華民國”國籍，并且是無條件地全面開放，亦即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的大陸人，經過申請，可以立即成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估計中
國大陸的十二億人口中能有七成到八成的人民可以立即成為擁有“中華民國”國藉
的人士。“中華民國”政府不費一分一文，就可以爭取到熱愛自由与民主、熱愛富
裕生活的廣大的大陸人民的認同、支持与贊成，何樂而不為﹖
  對于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講，有一個“早日解決台灣的問題”﹔然而，對
于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來講，也有一個問題，即“早日解決大陸的問題”。不是說要
用民主統一大陸嗎﹖為什么不能十分簡單地給所有申請加入“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所有的希望掙脫專制与獨裁鎖鏈的大陸人不离土也不离鄉地派發“中華民國”國
藉的一個由几頁紙所訂制的小本本呢﹖可別小視這個“中華民國”國藉的小本本，
這是推廣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等理念的一個頗有說服力、頗有意義
的載体，這是一种誘發人們心底里藏匿已久的欲望和祈愿的千言万語也難以盡訴的
偉大號召，這是推動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的英明舉措，這也是位居台灣的“中華民
國”政府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對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應盡的義不容辭的和當仁不讓
的責任和義務。
  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應當本著中華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員之理念，本著共存共榮
、共謀中華民族千秋大計之發展的理念，坐到談判桌上來，以容忍、妥協、謙讓之
精神，以中華民族几千來積聚而成的极其丰富的政治智慧，以中國人生來具有的慈
悲為怀的良知和心理，切實有效、合情合理地解決好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分离問題。
什么都可以談，以什么方式談都可以。談得成，很好﹔談不成，沒關系，下次再談
。只要談判，只要溝通，只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下，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
問題，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沒有征服不了的困難。退一步，天高地遠、海闊天空
﹔讓一分，各得其便、利莫大焉﹖所以，兩岸、兩岸人民之間、兩岸政府之間要做
到﹕只要談判，不要打仗﹔只要辯論，不要戰爭﹔只要握手，不要流血﹔只要笑臉
相向，不要兵戊相見。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的
理解、同情与支持，中國人才能受到國際社會的真正的重視与尊重。

  3.“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

  第三個原則，即“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台海兩岸人民其實從來都沒有間斷過
相互的交往，只不過由于不堪回首的戰爭和意識形態等原因而不得不長期停止大規
模交往罷了。明目張膽的交往不可以，那偷偷摸摸的交往總是不可避免的吧。不能
在大陸与台灣兩地交往，通過第三地，例如通過香港、澳門或者日本等地，不是也
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嗎。哪怕是在大陸方面閉關自守地把門關得死死的時候，也仍然
阻擋不住台海兩岸之間的交往，尤其是民間交往，親情交往，學術交往，科技交往
等等。這些交往總還是有一些的，不過不能算多。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台海兩岸的交往就變得更加
頻繁，并呈現出加速度發展的態勢。其中台商愈來愈多地來到大陸投資建厂、辦公
司、辦企業。在對外開放政策的引導下，愈來愈多的台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
作企業等在神州大地的東、南、西、北、中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尤其是在福
建東南沿海一帶，憑借祖宗的蔭庇，台商來得更多、台資投得更多。可以說，台商
和台資，無論在內地還是沿海，都与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發生著愈來愈緊密的千絲
万縷的聯系，都在發揮著促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愈來愈大的現實作用。有鑒于此
，有必要确立台海兩岸之間的“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

    1)中共必須放棄鴕鳥政策、建立互信机制、消除戰爭于萌芽狀態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基礎上，大陸与台灣都要以平等一員的身份參与中
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全体中國人的共同事業，不但包括大陸，也包
括台灣﹔不但包括台灣，也包括澳門、香港等地。所以，從事經濟建設，乃是當務
之急。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當然也离不開文化建設、政治建設，也离不開兩岸人
民的思想認同或感情的逐漸靠攏，進而達成相互的理解与支持。
  要做到這一切，兩岸、兩岸人民、兩岸政府就必須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流、交往。
沒有交往，就沒有相互溝通的渠道，就很容易產生隔膜与誤解，就自然而然地也是
必然地產生疏离感，而有了交往，誤解就可以通過相互的溝通与理解得以消除，隔
膜感、疏离感与陌生感就會很容易地予以消散。所以，交往很重要，不能沒有交往
。台海兩岸之間只有不斷地加強交往，才能夠產生相互的理解，才能夠尋求共同發
展的良好机遇。
  由于長期的意識形態困扰，大陸与台灣大約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是“老死不
相往來”，雖然你來我往的都是以消滅對方的存在作為行動的基本指導，例如五七
年、五八年的大陸炮擊金門事件和蔣介石一九六二年反攻大陸等等，這類交往都是
軍事上的交往，都是消耗對方也消耗自己的內耗似工作，因而從中華民族大家庭的
角度來看，從現實的中國發展實際來看，它們都不能不存在著极大的歷史局限性，
都不能不存在著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負面影響。
  現在台海兩岸之間所要建立的交往應該是在“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基礎上實行
互惠互利的交往。這個交往不但有利于大陸，也要有利于台灣﹔不但有利于台灣，
也要有利于大陸。總之，有利于中國人，有利于中華民族，有利于中華民族的現代
化。
  現在主要進行的是經濟上的交往，例如投資辦企業、辦公司，搞各种各樣的經貿
活動﹔學術交往有一些，但還遠遠不夠，科技交往也要加強。總之，台海兩岸之間
應該建立全方位的、深入而持久的交往。如此下去，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兩岸之間
就可以進行開誠布公的政治交往了。
  要清楚地認識，“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這項規定的危害性。民間都交往了，
党派之間為什么不可以交往，官方之間為什么不能進行交往﹖有什么樊篱不能折除
，有什么險阻不能沖破﹖所謂的“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說法乃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北京政府長期以來在中華民族內部實行的封閉政策。這是七十年初与美國
建交之際以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北京政府為了在國際上全面封殺當時的國民政府
所做出的一項危害中華民族利益的政策規定。這一規定符合作為小農經濟思想之大
成的毛澤東思想，亦即“對敵人就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地殘酷無情”，對敵人要“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要“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敵人”
，也就是把人分成“不是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而對敵人，那就要進行
全方位的圍剿、打壓，并使之不能尚存有一息喘息之机。
  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觀念，在外交政策上、在對台政策上，反映了他极端狹隘
而驕橫的、乃至不可一世的帝王心態，反映了他“不与番屬之地交往”的大國君主
陰暗心里，反映了他“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可恥可悲的卑鄙政策。
  為什么不能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難道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
個國家都建立官方關系，而獨獨与台灣、与同是中國人的台灣不能建立官方關系﹖
難道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就足以証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而台灣
就不是唯一合法了﹖難道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現在是
分治狀態，一個在大陸，一個在台灣﹖中華民族具有寬廣無比的胸襟，可以排斥另
一部分居住在台灣的人民為异類，可以把中華民國以視而不見的方式排斥掉﹖這樣
做，豈不是顯得過于荒唐了﹖顯然，“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是中國大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鴕鳥政策，是完全漠視台灣政治的客觀實際的錯誤政
策，是阻礙中華民族相互融合并最終達成諒解与統一的反動政策。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統一与團結，就必須拆除各种類型的樊篱，包括“不与台灣建
立官方關系”的巨大樊篱与阻礙。与台灣建立官方交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与台
灣建立官方關系，只能有利于加強兩岸政府間的溝通与聯系，只能有利于兩岸官方
人士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協調，只能有利于兩岸政府制訂出更加符合大陸
与台灣的客觀實際的相應政策。
  “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又有什么好的呢﹖這樣做對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北京政府真的就沒有任何損害嗎﹖難道北京政府仍然要執迷不悟地恪守毛澤東
和周恩來那些已被歷史証明為腐朽不堪的反動的內外政策﹖難道卑鄙齷齪的偏隘心
理和鼠目寸光的內耗政策竟是北京政府對台方針的別無選擇﹖
  放棄“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陳腐教條，放棄“朕即國家”的無知狹隘的陰
暗心理，放棄中央王國之君的丑態，放棄一切不符合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的有悖社
會進步与歷史發展的反動政策，是中共政治局頭目們最后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不但需要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官方關系，而且還
要建立很好的官方關系、緊密的官方關系和相互信任的官方關系，這樣才能符合現
時代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需要，才能創造出兩岸祥和溫馨的和平之气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陸官員可不可以到台灣中華民國的所在地台北去作公務性訪
問呢﹖理所當然是可以的。反過來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員也可以到北京做公務
性訪問。不同級別、不同部門的兩岸政府間的互訪應被視為正常的例行公事，而不
應該受到無端的指責与痛斥。愈來愈多的兩岸官方之交往將會產生出難以估量的政
治利益，其中之一就是通過這种交流与交往的有效通道消除兩岸之間的戰爭隱患。
  只有交往才能取得互信，只有互信才能消除戰爭，只有消除戰爭于它的萌芽狀態
，才能使兩岸之間的和平得以有效的保障。這，正是處理台海兩岸關系“互惠互利
的交往”原則的題中應有之意。由于國民党在二○○○年總統大選中敗選，使得中
國共產党的對手在無形中消失殆盡，所以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兩岸敵對狀態已經
自然而然地自動取消，這樣一來也可能更有利于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通過新
的“國共合作”而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也可能應了一句老話，叫做“
不是冤家不聚頭”，國民党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可以到北京中南海來找共產党的魁
首們共同商討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歷史進程等相關議題。當然，國民党也可以跟新近
當選的台灣民進党一塊儿到中南海來，讓江澤民以七十四歲的老邁之軀恭迎年僅四
十九歲的、年富力強的台灣新總統，或者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或台灣廳敘
談敘談，可以無所不談，這就叫做暢所欲言嘛﹗

    2)兩岸民間應建立相互理性的交往、揚棄政治干扰和政治宣傳

  中華民族的內部交往，亦即台灣与大陸的互惠互利的交往，不僅僅指的是台商到
大陸投資，台灣人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大陸，而且也指的是中國大陸人可以自由地
進出台灣，可以到台灣去并同哪里的人民進行各种形式的交往。
  這個道理很清楚，中國人的台灣為什么不可以讓中國人自由地出入，就像回到家
里一樣地回到台灣，就像見到兄弟姐妹一樣地見到台灣人，還有什么比這更愜意，
更正常的嗎﹖為什么中國的公安部門對中國人訪問中國人的台灣還要限制叢叢、手
續繁雜且終于不能成行呢﹖
  有個說法叫做“祖國大陸”，這是北京政府的一個說法，內含深刻的孕意，既然
是“祖國大陸”，既然大陸是祖國，那么台灣就是所謂的“游子”，“游子身上衣
，針針細密縫”，北京政府就是母親，所以作為游子的台北政府就只有乖乖地投進
母親的怀抱喊北京政府一聲“媽媽”了。
  其實，“祖國”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包含著比大陸本身更加廣闊的地域的，可
以說中華民族的“祖國”乃是有几個地區組成的，除了大陸之外，台灣算一個，香
港算一個，澳門也應該算一個。只要有中國人群居的具有更大自主權的地區或國家
，都可以叫做中國人的“祖國”。依据這种理解，“祖國台灣”這個提法也是應該
成立的，也是頗有道理的，相對于“祖國大陸”，亦即北京政府的這种自我認定的
表達，為什么就不能有一個“祖國台灣”的、明确的、同時也是頗有意味的表達呢
﹖
  只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旗幟下，無論是“祖國大陸”也好、還是“祖國台
灣”也罷，都不過是証明了中國人的居住地而已，都不過是証明了中華民族所應擁
有的不同地區的廣闊地域而已。這是對于現實的比較客觀也比較清醒的理解与判斷
﹔這同時也有利于“祖國”兩岸的相互理性的交往。

    3)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台灣應該享有自己應得的國際地位

  中國大陸与中國台灣都應該以自己的行動為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与穩定、為維護
世界的和平与穩定作出各自應予作出的不同的貢獻。為此，台灣無疑應當參加或盡
可能地參加有關地區性的或國際性的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TO 、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亞洲太平洋國際會議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組織机构。至于聯合國，那就更應
該恢复中華民國的席位，而不應該任由中共阻攔，將愛好和平、熱愛民主自由的二
千三百万台灣人排斥在世界大家庭之外。
  台灣，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有權利爭得自己應予爭得的國際地位。她應
當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一道，共同為締造人類文明的新發展而同心協力
。

    4)以民族大義為重、用和平理念取代意識形態仇殺、化干戈為玉帛

  台海兩岸之間的愈來愈多的廣泛而深入的交往，必將導致和平基本的和完全的實
現。在兩岸人民、兩岸領導人都能夠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基礎上信守“永
不開戰的和平”原則之際，台海兩岸“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才能夠真正地造福于
台海兩岸的中國人民，才能夠給中華民族帶來普遍的和長遠的利益，才能使中國的
現代化事業在良好的環境中健康、持續、穩定地發展。
  和平的環境要求傾最大的注意力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要求把有限
的資金應用于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相關項目的建設中，要求所使用的資金盡可能
地獲得最大的效益或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要求大量的資金不要毫無意義地應用在窮
兵贖武准備戰爭和發動戰爭以及維持戰爭机器的運轉上。只有當台海兩岸所有的資
金都能夠毫無例外地應用在民用設施的建設上，應用在社會發展的項目上，應用在
人民群眾的福利上，應用在丰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上，而不是應用在相互敵視的
戰爭上、不是應用在對于同是炎黃子孫的中國人的屠殺上，那么中國現代化的偉大
事業就必然贏得了可靠的成功之保障。然而，現實的台海兩岸的情況，可以說是与
上述理想狀態完全地背道而馳的，是很不理想的，是令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能
不痛心疾首的。
  大陸的軍費每年都相當可觀，理由無非是為了保衛祖國，為了祖國統一，為了“
穩定壓倒一切”的江山社稷。据說，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占當年國民生
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的GNP 之比。花大筆資金購買俄羅
斯淘汰下來的巡洋艦，花上十億美元從以色列等國購買預警戰斗机，買坦克、買大
炮、買槍枝彈藥、買飛机，花的全都是人民的血汗錢，換來的卻都是屠殺自己同胞
的新式武器。
  除了把錢扔給外國的之外，在研制、開發以及運用核武器方面，在制造遠程導彈
等高科技武器方面，中共也投入了難以計數的資金，而國內的廣大農民卻仍然生活
在衣不蔽体、食不飽腹的貧困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崗找不到工作生計無著，甚
至連有一技之長的工程師們也只能維持他們暫時的可怜巴巴的溫飽。极權專制下的
百姓嘴上不說心里都會問﹕那些巨額的有如天文數字一般的資金難道不可以給那些
無房戶建造一些安居的樓房﹖難道不可以給那些仍然穿不上衣服、穿不上褲子的農
民們增添几件新衣﹖
  中國大陸的軍費委實龐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用這些巨額資金來購置武器、
對付當權者們誓欲消滅的國民政府和台灣人民的，就是用來對付台海之戰可能導致
的所謂“外國勢力干涉”的。戰爭狂人這种种勞民傷財之壯舉，确實無益于中國大
陸和中國大陸人民，确實無益于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事業，确實無益于中國大陸的歷
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為何偏偏要干下去呢﹖這難道不是愚蠢
而無聊的自殺与殺他之舉嗎﹖
  台灣的軍費呢﹖台灣的軍費每一年也是相當高的。從美國等國購買各种各樣先進
的艦船、飛机以及大炮等常規的和不常規的武器，把大量的新台幣換成美元、換成
英磅、換成法朗、換成馬克去貢獻給反正不是中國的外國。結果呢﹖同樣是白花花
的銀子換回了一堆可以殺人如麻的新式武器。當然，我們理解台灣面對戰爭威脅不
得不進行自我防衛的難處，但我們也希望中華民國的政治家發揮智慧，能夠找到更
好的既能迫使北京政府放棄武力又能保衛台灣民主成果的良策。
  試想，如果這些經費、這些有如天文數字一樣的經費不是用在軍事上，不是用在
武器的購置上，不是用在所謂“祖國統一”和“台灣防御”上，那將為中華民族解
決多少問題﹖把購買武器的錢轉化成購買科學、購買技術、購買教育、購買人才、
購買書藉等等有利于社會進步的項目上，那又是何等的理想，何等的美妙，何等的
有意義﹖
  台海兩岸，大陸和台灣，僅僅因為中共強加的意識形態分歧，僅僅因為共產党人
偏執狹隘而又不甚光明磊落的心理，就把滾滾的巨資拋流向西方發達國家、拋流向
殺人武器的生產國和制造商，拋流向那些軍火販子，拋流向那些給戰爭狂人作后盾
的人類文明的毀滅者，實在太不值得了。這种做法，無疑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應有
的損害，也給兩岸關系造成了不應存在的緊張局面。因此，有理智的兩岸中國領導
人都應該為了中華民族之大義、為了兩岸中國人民的幸福和長而久之的安宁，不要
再做出不理智的采購大量武器的決定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岸應該建立政府決
策級的專家小組，拿出一個節省人民幣、節省台幣、節省港幣的和平方案，以使中
華民族去除戰爭的鐵幕而和舟共濟地尋求自我繁榮、自我發展的美好前程，以使中
華民族与丑陋、肮臟与血腥的戰爭武器相揖別、与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一
切邪惡勢力相揖別。倘若如此，則台灣人民幸甚，大陸人民幸甚，中華民族幸甚。

  4.堅持台海關系“三原則”、希望的曙光將蕩滌中華民族痛苦的歷史

  如上所述，台海兩岸關系“三原則”，即（一）“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二
）“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和（三）“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都是有益于台海兩
岸關系和平、穩定与健康發展的，都是有益于中華民族人人向往的現代化宏偉事業
的，都是有益于每一個中國人走向民主、自由、繁榮与進步的康庄大道的。
  中華民族應當是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應當驕傲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應當驕傲
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華民族應當有非凡的智慧、非凡的愛心、非凡的勇毅去
面對現實，去解決現實問題，去解決台海兩岸的關系問題，去解決一切應當解決和
必須解決的問題。中華民族已經有太多痛苦的歷史，所以有必要從歷史的蒼海桑田
中汲取應當汲取的教訓。時代在召喚，和平的時代在召喚，文明的時代在召喚，進
步的時代在召喚，發展的時代在召喚，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任何真正的中國人，
都要擔負起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追求進步、克服落后、追求發展、反對倒退的義
不容辭的歷史責任。這是中國人的神圣責任，這是自我价值的确立，這是人權覺醒
的明証。
  對于中華民族的永遠的和平与幸福，筆者在此謹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寄希望于
台海兩岸富于理性的領導人，寄希望于台海兩岸富于理性的民眾，寄希望于台灣，
也寄希望于大陸，寄希望于大陸，也寄希望于台灣，總之寄希望于每一個好人。祝
好人一生平安，祝好人一生幸福﹔祝中華民族永遠平安，祝中華民族永遠幸福。
  中華民族的希望在哪里﹖中華民族還有沒有希望﹖還有沒有光明的前途﹖如何回
答此類問題﹖以什么方式回答此類問題﹖只要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夠充
分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并根据現時代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審時度勢地申視
歷史、看待現實、展望未來，那么回答無疑就是肯定的。只要每一個中國人，無論
台灣人也好、大陸人也好，都能夠以充滿亮點的人性去觀照同樣充滿亮點的人性，
以慈悲的心靈普渡另一個或者另一片慈悲的心靈，那么我們所可能或必然獲得的就
是扑愣扑愣飛翔的和平鴿、迎風飄逸的橄欖枝、還有那少男少女們的天真無邪的純
洁而美麗的歌聲。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和平﹕和平是一切生命不被蹂躪、一切生靈不被涂炭的保
証﹔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未來不被野獸的魔爪所踐踏、不被血腥的殘暴所摧毀的証明
。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民主﹕民主是保衛和平的偉大力量，民主是埋葬戰爭的唯
一途徑，民主是中華民族獲得解放的唯一通道。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行動自由是推翻專制极權
等暴政的尖銳武器，是破除各种形式禁錮与枷鎖的革命性力量，是破除皇權、回歸
人權、破除党性、回歸人性的如風如歌如潮的不可阻擋的气勢。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法治﹕法治是确保社會正義和公正的根本標志，法治是殲
滅人治的野蠻与暴虐的社會審判，法治是人性的起航揚帆并高歌猛進于人生的汪洋
大海，法治是埋葬獸性的廣大墳場和深不可測的淵藪，法治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
的康庄大道。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人權，就在于人權全面的覺醒、人權根本的自立并与党權
相分离。人權高于党權，人權高于政權，人權高于王朝，人權高于領袖。人權高于
主權，人權高于核心，人權高于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應當為人權服務，都應當為
人權和人權的實現而設置。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每一個中國人的良知或曰良心﹕以善為本、以愛為本、以
真為本。良心是每個人有意識的和有人性的自我規定。要按照良心的法則行事，要
回歸基本的人性。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所有這一切，那么誰能說中華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是沒有偉
大的希望的﹖最近，亦即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台灣進行了一次具有深刻的歷
史意義的全民直選，民進党的陳水扁承諾了這些基本的人性原則，于是他成功了。

  二、陳水扁當選為台灣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意義

  雖然，台灣的這次總統直選，形式上与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相差無几，表面上
看甚至一模一樣，但本質上卻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仍然
是一党執政，亦即繼續維持國民党一党執政的基本特色。二○○○年三月十八日台
灣總統直選的重要性和偉大价值，就在于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政權的和平
轉移以及政党的輪流更替。這次選舉，意義非同小可﹔這次選舉，是民主的胜利，
是自由的胜利，是人權的胜利，是法治的胜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開天辟地
的偉大的胜利。

  1.台灣選舉開中華民主政治之先河、多党競選制必將取代一党獨裁暴政

  陳水扁通過競選、通過頒布自己的施政綱領、通過自己的競選方案，走上國家行
政管理的最高職位，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這就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几千
年之久的官爵分封制古老而沒落的政治傳統。這是以“人民競選制”取代“官爵分
封制”，這是以現代的票箱政治取代傳統的宮庭政治，這是以現代民主政治取代循
環不已的王朝体制。
  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無論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就政治体制來說，百年來都是
几千年如一日的王朝体制生生不已的輪回，都是變了個名稱或花樣翻新的朕即天下
的皇帝變种。那些面孔不一、假以“主席”、“委員長”、“總書記”、“軍委主
席”之名的各种各樣的真命天子們，又哪一個不曾愚弄百姓山呼万歲﹖
  宮爵分封制，實為帝制，實為禍國殃民之根源。其中主要的特征就是權力自上而
下的逐級分封，而不是像陳水扁先生那樣地自下而上地直接競選。陳水扁的當選足
以証明﹕中華民族是可以不要王朝的，是可以不要皇帝的，是可以通過開放的、透
明的競選方式戰胜黑箱作業、暗箱操作的宮庭政治、宮帷政治的，是可以用一人一
票的自我選擇的方式隨心所欲地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的，是可以暢所欲言地和毫無顧
忌地表達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的。如此等等，意義委實重大。
  任何一個人，倘若他要成為真正的政治家，就必須依憑其實力，亦即真才實學、
勇气与智慧，并把這些优越之處變成他推行自己施政綱領的能力公開亮相，接受選
民們的檢驗。每一個競選者還必須在汲納各方不同意見的基礎上不斷地丰富和完善
自己的施政綱領，自己的治國、治省、治市、治縣之方案，并且等待他的施政綱領
、亦即建政方案為統計學多數的民眾所認同、贊許与支持之后，才可以成為國家不
同層級的行政管理崗位的管理者、領導者和統治者。這，就是現代民主政体的根本
來源和主要運行方式﹔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民主化和文明化的顯著標志。
  与傳統的由上至下任命官吏的王朝式的政治体制不同，現代化的政治体制則是由
下而上的競選行政首腦、并為選民們的統計學多數所認定的政治体制。依据此种觀
點，二百多年前的美國就已經開始實行現代化的政治制度了。因為，自華盛頓時代
開始，美國人民就開始了不同地區、不同范圍的乃至全國范圍的競選活動。凡是要
成為美國的行政首腦的，無論是市長、州長，還是國家行政首腦 ---- 總統，都必
須通過競選的方式走上業已被選定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不競選，則不能成為執政
者﹔要成為執政者，就必須通過競選。競選，是國家机關行政首腦產生的唯一方式
。由于競選的公開性，因而杜絕了暗箱操作的密室政治﹔由于競選的透明性，因而
去除了王朝委任的內部肮臟交易和權力私有之弊端﹔由于競選的多樣選擇性，因而
使選民們能夠精心地選擇其所想、所愿的侯選人、投下庄重的一票。競選，是現代
化政治体制所由建立、所由形成的唯一途徑。沒有競選，就沒有現代化的政治及其
体制，就沒有現代化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就沒有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和公民社會
。
  中國几千年來的歷屆政府，包括近百年來的民國政府，包括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
國共產党的大陸北京政府，都毫無例外地實行一成不變的王朝政治制度。雖然不叫
王朝之名，但卻有王朝之實﹔雖然不叫皇帝之名或雖然新“皇帝們”沒有被加冕，
但卻被冠以不叫“皇帝”的种种其他名稱的并且是尚未加冕的“主席”、“委員長
”、“總書記”、“軍委主席”等等。
  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就在于有壓迫人權的王朝之政權的存在，就在于存在有各种
各樣古代的、近代的和現代的名目繁多的正宗的和變了种的皇帝及其分封的大大小
小的皇帝，就在于沒有競選制的官爵分封制的几千年如一日的實行，就在于沒有民
眾的政治選擇權的應用和實現，換言之，就在于沒有競選而只有任命的腐朽沒落的
腐敗与無能的權力构成机制。
  如今，台灣人民通過直選的方式，亦即通過投下庄重的一票之方式，選擇出自己
的行政領導，選擇出治理國家的有能力者，選擇出最佳治國方案的施行者，這是對
于中華民族血淚歷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矯正与修复，這是撥正中華民族歷史航程的
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動作，這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一次杰出的和偉大的演
練。其重要意義不容抵估，其示范作用尤其巨大。
  值得研究的是，為何陳水扁作為台灣民進党的總統后選人，竟能夠擊敗業已執政
了九十年的國民党的總統后選人連戰和獨立后選人宋楚喻而直接當選呢﹖為什么國
民党不能像現在中國大陸的共產党那樣戀權不放呢﹖為什么作為執政的國民党竟能
夠以自動下台的方式尊重普遍的民意呢﹖回答這些問題只需要一個答案就可以了，
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民主條件下，政党輪替實在是正常的而且是平常的、是再正常
不過的而且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多党制不是什么“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個党不容置疑地行領
導之權，其他党還怎么競爭﹖一個党不容許挑戰，其他党還怎么樣表達不同意見﹖
一個“領導下”足以証明“中國共產党”的一党專政、一党獨裁的全部本質，至于
“多党合作”就更是無稽之談了。現在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党”，對中國共產党
只有歌功頌德的“合作”，只有歡呼贊揚的“合作”，而沒有也不允許有批判指責
的“合作”，更不允許有“分庭抗禮”、“自立門戶”的“合作”。總之，八個“
花瓶党”只能緊跟中國共產党亦步亦趨地走著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腐朽沒
落之路，只能以犧牲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作用乃至自己的存在，為中國共產党殘酷
的一党專政作陪襯、作幫閑或幫凶，作欺詐社會的政治工具或稱御用工具。
  一党專政的殘忍、缺德的表現是﹕這個党的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領袖、任
何事物，都是不可以批評的，都是不可以評論的，都是不可以置疑的，都是不可以
反對的，都是“偉大、光榮、正确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戰無
不胜的”，也是“無堅不摧的”，等等、等等，盡是好听的。一党專政到處給自己
貼金，极盡標榜吹噓之能事，一方面它廣告做得好，以求蠱惑人心之實、以求坑崩
拐騙之實，另一方面，又以槍杆子和刀把子的血腥与暴力逼使人們就范，亦即必須
承認這個党的一切偉大与一切輝煌，倘若不承認，那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那恐怕
就得死有余辜了。
  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為自己贏得不朽英
名的。与其說是贏得“英名”，莫不如說是業已臭名遠揚。這是中國大陸統治了長
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共產党的基本情況，這個情況可以說到現在還沒有什么實質性
的改變，還仍然保持著“五十年不變”的專制特色，何時改變，怎樣改變，現在尚
不得而知。看來，中國大陸的無能昏庸的執政者是不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心甘情愿
地退出歷史舞台的，是不想讓民主与自由的春光照臨中華神州大地的。這，實在是
中國大陸人民的悲哀与恥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台灣的國民党時代又何嘗不是如此﹖國民党也是一党專政，雖然与共產党比較而
言，它還略顯開明，它還不像共產党那樣赶盡殺絕。但一党專政的本質卻与中國共
產党殊途同歸，總是以殘忍、非人性、暴虐与血腥為特色的。
  大陸時代的國民党和台灣時代的國民党都以其嚴苛的一党專政而使無論是大陸人
民還是台灣人民都蒙受到相當深重的苦難。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后，國民党一直采
取党禁政策和報禁政策，直到七十年代未才有所松動。其中發生的几次比較大的鎮
壓事件都是國民党一党專政一手導演、一手策划、一手造成的，例如“二二八事件
”、“美麗島事件”等。
  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党，無論是誰，無論是“偉大領袖
”還是“英明核心”，抑或是任何一個平民百姓，都應該懂得這一十分淺顯的道理
，都應該知道這一极為普通的常識﹕沒有任何事物、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個
人、任何國家或地區，是不可以評論的，是不可以置疑的，是不可以反對的。簡言
之，任何事物、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個人、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是可以批評
、可以評論、可以置疑、可以反對的。
  所謂的一党專政的制度、亦即一党制，實質上就是一党執政而不允許反對与置疑
、不允許置疑与批評乃至反對的制度，這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罪惡叢性
、冤獄遍布、血腥与暴力充斥的制度。所謂的“多党制”，亦即可以由一党執政、
但卻必須而且可以為民眾、為其他在野党所批評、置疑甚至反對的制度，這是民意
可以暢達、輿論可以公正、政治必須多元、言論可以自由的現代化的政治制度，這
是根除腐敗、消除冤屈、伸張正義、遠离血腥与暴虐的文明制度。
  現實在中國大陸實行嚴酷統治的中國共產党以其不無欺詐的詭辯之口吻說，中國
大陸必須由中國共產党來領導，因為沒有其他政党能夠像中國共產党那樣可以實行
領導，其他党來領導，還不如共產党來領導。這种“聊胜于無”的維護一党之私的
心理，業已昭然若揭。一方面中共把中國民主党的主要負責人，例如徐文利、秦永
敏、王有才和各省、各市几十個中國民主党党部負責人非法地關進監獄、非法地判
刑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又說沒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執政，因為其他党包括中國民主
党都沒有執政能力，這豈不是像一個強奸犯強奸了一個處女之后又說這個女人本來
就不是處女一樣嗎﹖這豈不是像一個劫匪搶劫了錢財以后又說這個被劫持的人本來
就沒有錢財一樣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党的一党專政竟墮落到如此的無
恥之尤的程度，委實叫人眼界大開了。
  國民党倒是有執政能力的，可不可以讓國民党回大陸重新執政﹖難道有什么不可
以的嗎﹖國民党也可以而且應該重返大陸執政﹔大陸的中國民主党也可以競爭執政
﹔各民主党派的那几個“花瓶党”也可以丟下“花瓶”帽子真正地獨立自主，并且
也可以競爭執政﹔還有台灣的民進党也可以到大陸与中國共產党競爭而執政中國大
。當然，中國共產党也可以通過与其他党派平等地競爭、競選的方式而合法地執政
，以徹底更正中國共產党現實的非法執政的不良之狀態、缺德之狀態、野蠻之狀態
、罪惡之狀態。
  中國大陸只有實行了政党輪替的政治制度，才能從王朝循環不已的歷史誤區中真
正地走將出來，才能從一党專政的腐朽沒落的卑鄙、肮臟与暴力的血腥中真正地走
將出來，才能從“到處鶯歌燕舞”實則滿目瘡痍的謊言王國里真正地走將出來。恢
复真實、恢复人性、恢复被剝奪了的、被壓迫著的、被蹂躪著的中國人的所有基本
的權利、恢复社會生活的正常化、恢复社會生活的穩定与秩序，所有這些，都需要
實行政治体制的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都需要現存的執政者拋棄陳腐的戀權不放、“
占著茅坑不拉屎”（鄧小平語）的惡習，都需要确立必將贏得子孫后代贊譽的“華
盛頓精神”，亦即急流勇退的棄權精神，都需要對現政權不斷進行合法的顛覆，以
增進執政的活力与熱情，都需要各政党輪流執政制度的廣泛普及与具体應用。總之
，政党輪替這個原則在台灣業已變成了人人可以接受的現實，作為在大陸執政的中
國共產党難道還有什么理由恪守“一党領導下的多党合作制”這個“一党專政”的
非民主的獨裁原則嗎﹖
  在中國末來的政治制度中，應該采取“一党執政、多党競爭、輪流坐樁、平等參
与”的方式，這正是未來憲政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十六字方針。所謂的一党執政
，并不是永遠地執政，并不是以此党的政策壓制并打擊其他政党的政策，而是有限
期地執政，而是以和平的而非武力的方式進行平等的說服，進行平心靜气的商榷和
討論。所謂的多党競爭，就是在政治舞台上，每個政党都可以并能夠以自己的實力
顯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以自己的建國之方略而贏得人們的認同、理解和支持，以
自己的創見而走上國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崗位。這樣就需要
二种保証﹕一是建立并完善富于競爭力的政治家市場，二是建立并完善使政治家蜂
擁而出的憲法和法律保障机制。所謂的輪流坐樁，就是每個政党都具有執政的机會
和可能，并通過自己不懈的合法的努力，由在野党的地位上升為執政党的地位，而
執政党倘若不再适應社會迅猛發展的需要，也可以由執政党的地位下降為在野党的
地位。按照未來所可能制訂的法律之規定，每隔四、五年即舉行一次全民性的大選
，各個政党都可以公開自己的施政綱領，都可以走上競選之路而力爭贏得人們的認
同，都可以贏得或多或少的選票，最后在統計學意義上的絕對票數認同下，獲得最
多數票的党將贏得執政的權力。所謂的平等參与，就是在未來的政治競爭中，不分
所謂的大党与小党，不分所謂的執政党与在野党，每一個政党都要統統地站在同一
個起跑線上，誰有實力，誰就獲得冠軍，反之誰就要被淘汰出局，即不能獲得執政
的地位。平等參与，是使各政党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和所有潛力的絕對必要的途
徑，是使社會生活正常化的應有舉措，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必然的和順理成章
的表現形式。
  總之，陳水扁的胜出，有力地証明﹕專制獨裁的王朝是沒有前途的，是終歸要沒
落的，是畢竟要為新型的競選的民主制所取締、所代替的。

  2.台灣經驗宣告了獨裁者的“亞洲价值觀”、“中國特色”徹底破產

  亞洲价值觀存在嗎﹖答案是否定的。所謂的“亞洲价值觀”，是新加坡獨裁者李
光耀、這個執政了几十年的垂垂老人作出的、莫名其妙的、難以自圓其說的發明。
亞洲价值觀意即在亞洲生活的人民所擁有的价值觀，它鼓吹亞洲人只适宜在專制极
權制度下生活，赤裸裸地宣揚亞洲人不配享有民主。
  李光耀之所以提出子虛烏有的“亞洲价值觀”，不過是要為亞洲的封建專制和奴
隸制及由此造成的獨裁罪惡尋找可以繼續苟延殘喘的托辭，是要迎合包括中國极權
專制主義者在內的各國獨裁者延續腐朽統治的需要。說穿了，“亞洲价值觀”是极
權主義者自我保護的一捅就破張的畫皮和一把肮臟的保護傘。如果所謂的“亞洲价
值觀”真的存在，那么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也就可
能或必然存在“中國古代价值觀”、“中國現代价值觀”，這种把人類普适的价值
觀五馬分尸的、凌遲的、腰斬的所作所為，只能造成文明的衰微与無望，只能形成
社會的普遍愚昧和落后。如果所謂的“亞洲价值觀”真的存在，那么就無疑地肯定
了以下的謬論﹕“价值觀是相對的、是有差別的”，“人權是相對的、是有差异的
”，“人權有不同之分”，亦即美國人有美國人的自由權，中國人有中國人的不自
由權，中國人只有動物化的生存權，美國人可以享受高度文明，中國人無權享受高
度的文明，中國人就只能是低等民族、劣等民族，等等、等等。袁世凱就是以這种
方式看待中國人民的，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人民的﹔而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
國共產党也是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中國人民的，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人民的。
既然中國的統治者都不把自己的臣民當作人來看待，那還怎么樣要求外國人重視和
尊重中國人﹖那還怎么樣要求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人權是普适的，人的价值是普适的，人性是普适的，是不能割裂的，是不能肢節
的，是不能否定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為重，君為輕”的思想是不是“亞
洲价值觀”，台灣經驗算不算亞洲价值觀﹖這些明明是亞洲人的价值觀怎么就不算
是“亞洲价值觀”，難道非得把獨裁的人治与流氓的极權主義政府的腐朽意識當作
“亞洲价值觀”以兜售其奸不成﹖難道要把野蠻無恥的罪惡統治當作“亞洲价值觀
”不成﹖那么，這樣的亞洲价值觀又有何益﹖它除了給包括中國、越南、北朝鮮等
專制王國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帶來連綿不絕的災禍之外，又能帶來什么﹖亞洲人是
人類的一部分，只不過所居住的區域有所不同而已。亞洲人也是人，也有無可否認
更不可剝奪的人權、人的价值、人的一切。亞洲人也應享有人類共享的自由權、財
產權和對幸福的追求權。中國人作為亞洲人民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享有普适的
人權和人類普适的价值。故此，“亞洲价值觀”可以而且必須終止其為极權專制辯
護的惡劣影響。
  台灣經驗充分証明﹕亞洲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体制下，亞洲的中國人也适宜于在
民主的体制下，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享有民主，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自由的
大地上。故而，“亞洲价值觀”可以休矣﹗中共套用“亞洲价值觀”發明的什么“
國情論”、“中國特色”可以休矣﹗
  台灣總統直選揭曉無异于向世界宣布了，袁世凱氏和江澤民鼓吹的“中國人民只
配具有生存權而不配享有民主”謊言的徹底破產。台灣的中國人已經享有了民主，
大陸中國人為什么就不能享有民主﹖難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大陸人就只能在
專制极權的政治体制下奴隸似地圍繞著江核心的皇權寶座頂禮膜拜、苟延殘喘﹖
  當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人民具有生存權”時，他
們的所作所為毫無疑義地是在剝奪廣大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是在把中國大陸的全
体人民降低到低級動物水平上的一种荒謬絕倫的胡說八道。因為，任何動物都有生
存權，只要這個動物不危害社會与自然、不危害人類，所有的動物都無可避免地具
有存在的權利。這一點，只要看看“珍稀動物保護法”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明白了。
由此可見，“生存權”的說法是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把十二億五千万生存
于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全部“動物化”而且是低等動物化的顯著標志，是剝奪中國
人民基本人權的野蠻而愚昧的宣戰書，是置中華民族的民主与自由于不顧、而只是
一昧地維持殘酷的專制主義政權、亦即維持其封建君主寶座的滑稽可笑的荒唐托辭
。
  人的權利決不是僅僅生存權一項，生存權頂多是人的基本權利自我實現的前提條
件。講給予中國人民生存權的江澤民及其先輩們毛澤東、鄧小平和他們領導的中國
共產党，在歷史上從來都是以剝奪中國人民生存權為其根本行為方式的，更是他們
一以貫之的保持紅色江山万年長的不屈不撓的信念。一九五○年年“鎮反”殺掉了
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指斥為“反革命”的中國人，有無生存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
劫，打家劫舍、批斗“黑幫”、揪斗“牛鬼蛇神”、槍斃遇羅克，割掉張志新的喉
管、無所不用其极地草菅人命，有無生存權﹖僅僅一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實
，則是毛澤東极左路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惡果
，餓死三千到四千万中國人，有無生存權﹖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江澤民語
），實則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無以計數的北京市民与大學生被坦克碾死的、被子
彈“誤打”而死的、被關進監獄迫害至死的，總之鮮血汩汩、尸体橫陳、慘不忍睹
，有無生存權﹖
  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以所謂“生存權”的名義招搖撞騙于中國大陸，也
欺詐于國際輿論，既不能掩蓋其殘暴而野蠻的、充滿著污穢与血腥的可恥的歷史事
實，也難以自圓其說地為自己無恥的現實罪惡尋找口矢，更不能為其非法的作惡多
端的權柄增添一星半點的光彩。被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以“生存權”的名
義低等動物化了的中國大陸的全体人民應當勇敢地、當仁不讓地和義無返顧地捍衛
自已的各种權利，包括財產權、追求幸福權和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以及其他方
面的各种權利。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是不可肢解的，更不是可以被圍剿的、被殲滅
的。人權要自立，人權要自覺，人權要自強，人權要克服并最終戰胜一切非人權的
罪惡的現實，這正是中華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社會并顯示自身的全部聰明才智的希望
之所在，這正是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良好夙愿，這
正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別無選擇的康庄大道。 
  台灣的經驗已經証明，中國人完全可以有能力、有智慧、有信心地戰胜強權、戰
胜專制、戰胜獨裁，完全可以享有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所能享有的民主。讓“生存
權”見鬼去吧，讓這种恬不知恥的豬權馬權狗權驢權見鬼去吧。中國人民要的是人
權，要的是自由，要的是民主，要的是法治，要的是人之為人的一切權利。

  3.有一國兩制必有一國N 制、國民發党和平交權值得共產党學習

  “一國兩制”，首先是由香港記者在一次香港某雜志主辦的研討會上提出的，針
對的是大陸社會主義制度与香港、澳門、台灣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和平共處的問題，
因為那時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回歸業已初露端倪，并且已經提到了
某些消息靈通人士的議事日程上。應當說，在那時，“一國兩制”從某种程度上為
順利實現香港回歸找到了比較客觀的法理依据，并搭建了兩种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一
個國家的框架下和平共處的較為寬廣的舞台。在當時來看，這不失為一种高明的理
論創見。
  鄧小平作為當時中國大陸實際上的領袖，巧妙地把民間的這种說法變成了由他提
出的并且為官方所認定、所大肆鼓吹的“鄧氏發明”。但無論如何，作為執政者，
鄧小平能夠采納來自民間的智慧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說這是鄧氏
的發明，則完全是歪曲事實的胡說，是違逆歷史真實的虛詞。就這一點，鄧小平可
能比誰都明白。但既然當事人已經作古、死無查証，那就只好把這樁遺案交付給研
究現代中國歷史的有關人士，以求討個明确的說法，以期恢复歷史的本來面目，也
更是為了以正視听。
  “一國兩制”后來順理成章地成為鄧氏發明，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大陸的北京
政府發展同港、澳、台關系的相應政策。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了，澳門已經回歸了，
并已經建立了港、澳兩地的“基本法”，而現在据中國大陸政府主管外交事務的副
總理錢其琛先生所說，只剩下台灣問題還沒有解決了。在此，他又增加了另一個內
容說﹕中國大陸政府，對于台灣實行的政策，要比港、澳地區更寬松、更优惠。
  這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台灣可以享受比香港、澳門更寬松的政
策，那是不是意味著允許在一個國家的框架下有第三种制度出現，亦即“一國三制
”﹖如果把西藏問題包括在內，是不是要實行“一國四制”﹖新疆也應算是一制，
“一國五制”，內蒙古加上去，就有了“一國六制”。可不可以這樣看問題，在中
華民族大家庭范圍內，或在一個中國范圍內可以實行一國N 制﹖這對于中華民族的
進步，有沒有益處﹖這個問題看來是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一番的。
  況且，提倡并實行“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再三強調這個口
號的事實本身，就已經明白不誤地告訴世人﹕另一個叫做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可
以享有自由、民主、人權，可以保持他們的繁榮，可以保持他們自由人的地位以及
他們的生活方式，而在北京政府領導下的大陸中國人民卻不可以、更不可能享有為
港、澳、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不應當享有，因為他們需要在共
產党一党專政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的、所謂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謂的一党領導，就是一党專制、一党獨裁、一党暴政﹔所謂的共同富裕，實則
是共同貧窮、共同愚昧、共同落后。把中國大陸的人民視作只配享有生存權的豬權
馬權狗權驢權的理論，實在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所面對著的赤裸裸的奇恥大辱。這
難道不是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留給中華民族的歷史笑柄﹖這難道不是鄧小
平禪讓其位的儿皇帝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對于中國大陸人民所進行的蹂躪
与嘲弄﹖
  “一國兩制”不打自招地宣布了，中國大陸實行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全
面而徹底的失敗和中國共產党領導的無能、腐敗与昏庸，以及中國大陸人民對生存
權的被認定、表現出來的卑躬屈膝的可怜可悲可恥的現狀﹔
  “一國兩制”分外明确地認定，港、澳、台人民可以享有比生存權更多的權利，
可以在免于恐懼、免于匱乏的情況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像人一樣地揚眉吐气地
生活。
  既然有更好的民主制度，為什么還要抱殘守缺地堅持獨裁制度﹔明知有更好的多
党競爭制度，為什么卻要蠻橫無禮地實行一党獨裁制度﹖為什么不能選擇一個比較
好的、比較理想的制度來取代那一個比較差的、比較不理想的制度﹖為什么不選擇
先進而選擇落后，為什么不選擇人權而選擇壓迫人權的皇權，為什么不選擇自由而
選擇獨裁﹖為什么不選擇法治而選擇人治﹖為什么不選擇台灣模式而選擇北京模式
﹖請看今日之台灣，乃是民主的台灣，自由的台灣，人權的台灣，法治的台灣，富
裕的台灣﹔請看今日之大陸，乃是專制的大陸，獨裁的大陸，党權的大陸，人治的
大陸，貧窮的大陸。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大陸的明天就是台灣的今天。要
提出向台灣學習的口號，要确立向台灣學習的理念。向台灣學習，就是要取民主而
棄專制﹔取自由而棄獨裁﹔取人權而棄党權﹔取法治而棄人治﹔取光明的命運而棄
黑暗的命運。
  向台灣學習什么呢﹖首先，要學習台灣人民与專制不息抗爭的精神，不惜一戰的
勇气，不惜拋棄的決心。這是台灣民眾在二十多年來風涌云起的民主運動中取得的
偉大成果，這是大陸民眾應該向台灣民眾學習的地方。台灣民眾破除党禁的勇气、
破除報禁的勇气、破除新聞輿論封鎖的勇气，不怕被逮捕、不怕關監獄、不怕被殺
害，而要把一党專政的國民党的牢籠坐穿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中國大陸人
民學習和借鑒的。
  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行動無疑跟一九九八年在中國大陸無數的仁人志
士組建中國民主党而与一党專政的中國共產党挑戰的風起云涌的英勇無畏的行動是
一脈相聯承的，是具有相當大的一致性的，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作出了同樣偉
大的貢獻的。
  那么，對于執政的中國共產党來講應該學習台灣什么呢﹖現在于中國大陸執政的
中國共產党毫無疑問地應該向与之作對長達八十年之久的中國國民党學習，學習國
民党的基本綱領，亦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要虛心向國民党學習，要放下
架子地向國民党學習，盡管國民党由執政党變成了在野党，但正是國民党這种不死
乞白賴地戀權的自我選擇，恰恰是中國共產党應該認真學習的地方，應該認真學習
的長處。
  執政党變成了在野党或者在野党變成了執政党，這樣的事情很普通，很正常，絲
毫用不著大惊小怪，根本就用不著把要求政治多元化的知識分子活動“消除于萌芽
狀態”（江澤民語）。不要像歷代封建皇帝一樣死把著權力不放，要多考慮一些社
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福利。不要為了一己之私利或一党之私利而置全体
中華民族的利益而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畢竟要遠遠地大于一党之私的利益，也畢
竟大于皇權掌握者的一己之私利。
  現在中國大陸執政的領導人應當學習晚年的蔣經國先生、李登輝先生。蔣經國先
生、李登輝先生能夠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順應台灣民眾的普遍民意，率先以開放
党禁、報禁和解除勘亂時期有關法律的方式，給台灣人民創造了一個開明社會的嶄
新風气。蔣經國先生是台灣民主社會的偉大的締造者，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先知
先覺者，其歷史地位應該說是很高的。再一個要學的自然就是李登輝了，雖然他在
大陸被批得体無完膚、一無事處，但他确實是推動了台灣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不朽人
物，難怪阿扁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他确實是可以擔當這一殊榮的人物。李登
輝的主要优點是﹕第一，他不再謀求總統的連任﹔第二，李登輝繼承了蔣經國先生
的遺志，擴大并且深化了台灣的民主﹔第三，他并沒有像中國大陸的某些皇權掌握
者那樣，把不同意見的表達者扔進監獄關他個十年八年的。他對于言論表達者基本
上是采取放任自流態度的，要不然陳水扁怎么能夠以一個農民的儿子毫無背景地登
上台灣的總統寶座并成為首腦人物呢﹖

  4.沒有“槍杆子”、照樣出政權

  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亦即武裝奪取政權之謂也。這句
話，基本上概括了中國共產党從誕生到迄今為止的全部運作方式。可以說，中國共
產党是崇尚槍杆子、崇尚暴力、崇尚刀与劍的血腥政治集團和武裝暴力集團。這一
點，有其歷史的深刻淵源﹕一是它宗奉推崇暴力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義學說﹕二是
它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王朝和所有皇帝為了什么隨意的名稱而發動各种戰爭的劣
根性，同時也包含有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全部特征（因為中國共產党領導的革命
也只不過是一場農民起義与農民暴動，毛澤東在其一系列暗淡的乃至漆黑一團的著
作中對此早就供認不諱）﹔三是中國共產党把舶來品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
國家即暴力等所謂革命理論与中國普遍的小農經濟思想相結合，迷信“誰胳膊粗大
誰就說了算”的強權即真理的歪理邪說，把依靠槍杆子、依靠暴力當作它基本的、
主要的和絕對重要的斗爭手段，并由此犧牲了數千万人的生命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
權。
  “槍杆子里面出政權”，這不只是于毛澤東的信念，它也是所有窮兵贖武的帝王
們的永遠不變的普遍心態。中國五千年漫長的歷史，基本上是大刀、長矛和劍、戟
奪取政權的歷史。在長達几千年的歷史中，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极不發達乃至极端落
后，冷兵器的使用是無所不在的，從中國大陸各地區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物中可以很
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冷兵器，諸如刀、槍、劍、戟，都必須以廣大土兵的生命作陪
襯，所以“人海”戰術，亦即毛澤東所稱謂的“人民戰爭”，就不可避免地、層出
不窮地成了中國歷史上歷次內耗性戰爭的基本特征。戰爭中的敵我雙方，動輒以几
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兵眾進行血腥的撕殺，殘酷的血流成河的混戰場景歷史
上也就屢見不鮮了。
  到了近代或現代戰爭時，雖然熱兵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敵我雙方也仍然以血
肉的長城构筑戰爭中的血腥的輝煌。為了奪取政權，不惜以大規模的運動戰、陣地
戰等形式無所不用其极地殲滅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敵人，也就是以消
滅同樣是人之生命的殘酷的戰爭方式試圖實現自我膨脹的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
比如中國歷史上創立的太平天國，還有所謂三年的國內“解放戰爭”，等等、等等
，莫不是殺來殺去、打來打去、傷來傷去、死來死去，既不增進人們的物質財富，
相反還极大地耗損物質財富，使得并不富裕的、极其有限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毫
無意義地損耗在相互敵對的戰爭之中，消耗在你打我拼的無聊的死亡游戲之中。此
外，戰爭也不增進人們的精神財富，戰爭使基本的人性喪失殆盡，使人性變成獸性
，使人的自我价值在對他人价值的剝奪中化為烏有，使人的生命在毀滅他人的生命
中變得瘋狂殘忍。戰爭是人類的恥辱，戰爭是世界的災難。
  無論是以往的冷兵器戰爭，還是現代的熱兵器戰爭，無論是以往的僅僅沖啊、殺
啊的拼搏賭命式的戰爭，還是現在几乎不見人影的高科技戰爭，都是以渺視人性、
蹂躪人性并毀滅人性為特色、為風標、為目的的。戰爭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戰爭是
世界冷冰冰的墳墓。
  戰爭就是槍杆子以及槍杆子的使用，說“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就是認為，只有
通過槍杆子的無所不用其极的使用，通過槍杆子的野蠻、暴虐与血腥，通過無所顧
忌的殘忍、下流、卑鄙与無恥，通過殺人如麻的解放運動，通過千百万人死亡、億
万人痛失家園的悲慘境遇，通過血流成河、赤野千里的被賦予神圣名義的征服，才
能使英名的領袖，亦即偉大、光榮、正确的党的魁首榮登极權的寶座、龍袍加身、
住進中南海的游泳池，住進寬敞、明亮的怀仁堂書房，深居簡出、排兵布陣，把中
國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不可愈越的兩大階級陣線，而且還要陣線分明、清清
楚楚，然后再用槍杆子去奮勇無畏地撕殺。
  于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最終又形成了“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理論
，亦即在和平建設時期，槍杆子和刀把子也是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和大規模的應用的
。換言之，軍事長官直接成為行政首腦，武裝集團毫無顧忌地進入社會生活。倘若
社會生活一經出現任何有悖于長官命令的情況，那么武裝的直接“對話”，亦即槍
杆子的直接鎮壓，就成為赤裸裸的現實。這种槍杆子瞄准筆杆子、槍杆子瞄准人們
說話的器官 ---- 嘴巴的野蠻霸道，就成了統治者維護自己獨裁專制寶座的鎮山法
寶。但這卻是以毀滅人性、毀滅人權、毀滅民主、毀滅自由為代价的，這卻是以遲
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為代价的。
  “槍杆子里面保政權”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合乎邏輯的發展。既然政權是依
靠槍杆子打出來的，亦即通過武裝叛亂打出來的，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并最后奪取城
市的武裝暴動、武裝革命和武裝斗爭取得的，那么為著保衛這种通過非法途徑得來
的政權，就必須采取一切途徑、一切措施、包括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合理的与不合
理的、公開的与隱密的方式，對一切与政權之意愿不相合拍的人与事進行強制性的
鎮壓，從而使政權的任何不穩固的因素都得以從根本上鏟除。
  這种建立在槍杆子基礎上的政權，哪怕自稱是“人民政權”，也是無法确立其穩
固的根基的，因為這种政權并非為人民所認定、所贊同、所支持，因此它就必然是
個非法的存在，它就是与人民相敵對的异化之物。
  “槍杆子里面保存政權”純系某些獨裁者的一廂情愿。用槍杆子和刺刀維持著的
政權又如何能夠維持得住﹖維持得一時，維持不了長遠﹔維持得住今天，維持不住
明天。今天，北京的獨裁政府，已經是愈來愈維持不下去了，已經是加速度地呈現
出分崩离析的破敗之態了。
  中華民族必須徹底拋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毛澤東思想這一陳腐的反動觀念
以及毛的繼承者們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十分惡劣的傳統思維及其罪惡
表現。為此，要沖破槍杆子和刀把子的禁錮及其种种危害，要讓槍杆子退居社會生
活的一切領域之外，要使槍杆子脫离開“党的領導”，要使軍隊非意識形態化、非
政治化和非党派化。軍隊應服從國家而不應服從党派，軍隊應獨立于党派分爭保持
中立、保持公正，軍隊應專事于國防、實現其自身的職業化。
  台灣經驗証明﹕不用槍杆子，政權也可以合民意地產生出來。与毛澤東及其領導
的中國共產党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信念不同，与鄧小平和江澤民及其
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所恪守的“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信念不同，台灣總統的直接民
選証明了﹕“投票箱里出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開放性、正确性。
  只有從競選的投票箱里走出來的人，才有被稱作政治家的資格，否則，是不能被
稱之為政治家的。由此可見，台灣是產生政治家的場所，而中國大陸，由于迄今沒
有一人從競選的投票箱里走出來，因此至今尚未產生過一位可以被叫做政治家的人
物。中國大陸的所謂政治家或領導人，說白了只不過是個丘八頭、土匪頭，這不能
不叫人扼腕興嘆了。

  5.競爭出效率、競爭出活力

  台灣經驗証明﹕政治上的競爭，即競選，是有效配置社會政治資源的最佳方式，
是使社會生活充分展示活力的最理想的方式，是使有志、有才有識的雄才大略者一
展魅力的必要方式。
  競選的場面煞是熱鬧非凡，各种建議、意見、觀點相互交匯、相互比較、相互取
舍、相互補充、相互圓滿。不見刀光劍影，卻有人聲鼎沸﹔排斥獨斷威權專行，卻
可相互辯駁指正﹔不是一人說了算，卻有三人在競爭。國民党侯選人連戰有一套競
選綱領、競選班子、競選策略，有一批搖旗蚋喊者、一批選民﹔從國民党陣營脫穎
而出的獨立侯選人宋楚喻也有一套競選綱領、競選班子、競選策略，也有一批搖旗
吶喊者，一批選民﹔而陳水扁也是如此，他是民進党侯選人，共產党指稱的“台獨
份子”。選舉結果，二十年前當過台灣不同政見者、當過律師的這位政壇黑馬，終
于殺出重圍，贏得了“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寶座。
  雖然，有三位主要侯選人競選總統一職，但三位侯選人的支持者、即廣大的選民
，則可以在不同的場合就國計民生問題、就政治局勢問題、就國防預算問題、就外
交政策問題、就一切所應關心和重視的各种各樣的問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建議，充分地、毫無顧忌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換言之，競選中民意可以毫無阻滯地
得以暢流，而侯選人不同的建政方案則可以在選民們的比較与鑒別、肯定与否定中
得到補充、提高，并最終得以完善。總之，競選過程是侯選人与選舉人的認識過程
，是候選人水平与能力不斷地得到提高乃至獲得极大程度提高的過程，是選舉人与
侯選人、侯選人与侯選人以及不同侯選人的不同支持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是社
會組織架构不斷得以調整、不斷得以趨于合理与正常的過程，是社會建政之不同方
案、不同設計相交、相匯、相融、相比較、相鑒別、相互肯定也相互否定的過程，
是所有這些民意、包括設計、方案、綱領、口號、侯選人自我亮相、自我表達、自
我淘汰也被選民淘汰、自我選擇也被選民選擇的最优化過程。
  雖然，競選需要資金予以支持，但競選資金乃是社會進步必須予以支付的必要的
成本。相比之下，所有王朝君主的當政与執政，也許不費一分一文，但其無能執政
所可能和必然浪費的資金，又何止于千万、億万之巨﹖﹗中國共產党批判競選制時
常常拿競選制需要的、大量的乃至巨額的競選資金作為批判的口矢，他們哪里懂得
這筆巨額的競選資金与一個有能力的執政者在其執政期間所可能產生出來的社會經
濟效益簡直不堪一比，純粹是极其微小的乃至小得可怜的數目。競選資金是應該支
付的，競選資金是必須支付的，這是人類追求自我文明所應付出的代价，這是歷史
進步必須支付的极其微小的代价。
  試看中國大陸中國共產党的執政者，他們根本就不是從競選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
，根本就不是從競選的投票箱中走出來的，而是在先帝們的遺詔中產生出來的，是
在先帝們的深切的殷殷囑托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他們沒有花掉也根本不用花什么競
選資金。這看起來似乎是節省了一筆巨額資金，看起來好象沒有什么浪費，其實則
不然。
  競選資金不是浪費，競選資金恰恰是社會資源的最大節省。一分錢競選經費也沒
花的人通過先帝的禪讓而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英明領袖”和所謂的“核心”，成
為新一代的英明圣主，由于他并沒有治國方案而不可能在執政的近期作出什么英明
的決策，倘若他确實可以做出決策，基于他的無方案、無准備的客觀實際，其決策
也一定是很不理想的、很成問題的，甚至是很糟糕的，這就叫做“瞎子引路”、“
摸石頭過河”。無准備、無方案者而被禪讓成“核心”的人，卻實得“摸石頭過河
”，他必須經過几年的時間才能比較清楚地了解他所管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
等等情況，然后他才可能做出比較好的決策。那么，這几年的所謂“調查研究”的
過程，難道不是社會時間的巨大浪費嗎﹖不是數不盡的金錢的無端消耗嗎﹖不是巨
額資金的毫無效益的流失嗎﹖這，就是今天大陸共產党“禍國殃民”的起源。
  非競選制的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体制，說到底是“瞎子引路”和“禍國殃民”的
政治体制。各級領導基本上或根本上是無方案、無准備地走上各自的領導崗位的，
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實行著無能、腐敗、官僚的政治領導的，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實行
著古代王朝循環不已的官爵分封制那一套的。所以，沒有競選、沒有競選之方案、
沒有為統計學多數票所贊同的中國共產党的領導，從本質上說就是“瞎子引路”。
“瞎子引路”只能把人們引領到貧困、蒙昧、無知的無恥深淵，只能把人們引領到
獨裁、專制、強權的廣大無邊的黑暗，只能把人們引領到人權盡失、自由匱乏、沒
有民主的野蠻境地，其結果則是毫無差异地“禍國殃民”。中國大陸已經被“禍國
殃民”了几千年，最近五十多年來，其表現尤甚，其罪惡尤烈。
  這种“瞎子引路”与“禍國殃民”的可恥現狀不應再繼續下去了，中國大陸應當
從這种王朝制陰暗而肮臟的“瞎子引路”般地無能為力的領導与“禍國殃民”的政
治体制中盡快地、一無返顧地掙脫出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台灣找得
到，這就是競選、競選、競選，而不是中國歷屆王朝与現行北京政府所樂此不疲的
官爵分封制。

  6.和平爭取領導權、和平轉移領導權、中華民族幸甚

  和平爭取領導權、和平轉移領導權，這是二○○○年具有划時代歷史意義的台灣
大選彰顯出來的中國人所可能和必然具有的大智慧、大覺悟。
  中國歷史上爭取領導權的事例實在太多太多了，但每一次爭取領導權的活動，全
都遍布著詭密的神机暗算、腥風血雨的你殺我砍、尸橫廣袤的龍虎惡斗。可以說，
爭取領導權的方式無一不是“与人斗、其樂無窮”（毛澤東語）的“殘酷斗爭、無
情打擊”，無一不是不能兼容并蓄的、“智取威虎山”揚子榮式的“有他沒我，有
我沒他”，無一不是鮮血淋漓、血肉橫飛的殘酷戰爭。為了奪取領導權，不惜任何
代价，不惜“把血肉筑成新的長城”，不惜勞民傷財、興師動眾地大興討逆之風，
不惜与對方決一雌雄、決一死戰，以決最終之胜負。
  于是乎，為了一個不叫“皇帝”的皇帝、即主席，為了一個不叫“王朝”的王朝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竟犧牲掉二千万人的無比寶貴的生命。這不是發生在遙
遠的古代，而是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共產党發動的“解放戰爭”之中。由此，
多少好男儿，死于兄弟般的　殺之中﹔多少好物質，空耗在敵我惡斗的戰線上﹔多
少的大好光陰，竟磋砣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僅僅為了一個“權”字，像古代的劉邦
与項羽一樣，毛澤東向蔣介石展開了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說到底就是毛要當
中國帝王或叫中國皇帝的戰爭，用毛澤東的自己的話來講，叫做“問蒼茫大地，誰
主沉浮﹖”結果，經過消滅“蔣匪軍八百万”，毛澤東終于登上了山呼万歲的帝王
之位﹔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產党建政后，毛澤東也每時每刻算計著他的權柄的偉大
力量，也決不容許任何人挑戰他那至高無上的神圣權威。結果，僅僅因為他同劉少
奇的權爭，竟然不惜動員全國的資源，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攻武
斗，甚至賭誓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搞它個“天下大亂”。真乃是﹕雞飛狗跳
為爭權、一派荒唐五十年。
  為了一個權字，大打出手在共產党內是司空見慣了的。毛澤東在党內就搞了十次
“路線斗爭”，更不用說党外了，更不用說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中國大陸的廣
大臣民了。為了一個權字，他竟可以老死于任上，口齒不靈、牙齒全部脫落之際，
仍然是偉大領袖的“金口玉言”﹔口中含混一片，咕咕作響之聲不絕，還要叫人辯
听他指導全党、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指示”。
  一個“權”字，實在了得，它可以讓共產党的第二代明主委曲求全、臥薪嘗膽、
買身求榮、自打嘴巴，毫無人格地學做可怜兮兮的哈巴狗，最后反戈一擊，竟成不
朽之大業，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無人敢當的屠戮北京城的曠世之舉，還要大言不慚地
宣稱﹕“這個政權是靠犧牲二千万條人命換來的”（李瑞環語），言外之意就是，
你要得到此种政權，也得死它個兩千万條人命。
  一個“權”字，确實了得。昏庸無能、死不下台、到處作秀、毫無創見，舉小旗
而成核心，假、大、空而成領路。要是有人敢于挑戰，那就要消除于萌芽之中﹔要
是有人敢于直言，那就必定引起龍顏大怒。權，就是一切，一切都為權﹔“有權就
有一切，無權便喪失一切”（林彪語）。
  歷代封建王朝与現實的社會主義王朝從來就不知道權力是公器，權力是可以、而
且應該讓渡的，權力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生不足懼死不足惜，權力乃
非本質之物，權力乃人民信托之物，權力乃天下人皆可擁有之物。
  要克服以不正當斗爭或戰爭的方式奪取權力之弊端，要克服以不正當斗爭或戰爭
的方式固守權力之弊端，要克服以不正當或戰爭的方式苟延權力之弊端，要克服用
非法手段竊取政權之弊端，要克服權力私相授受讓太子党執政之弊端，要克服君權
相授“你辦事死人放心”之弊端，要克服非程序地變更權力之弊端，要克服官帷內
垂帘听政之弊端，要克服上述所有的弊端，就必須确立現代化的人民競選制，就必
須實行和平爭取權力的現代化的政治体制。
  台灣經驗証明﹕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政權就可以和平爭取到手，也可以和
平轉移出去。三月十八日，阿扁胜出后，另兩位總統侯選人的表現确實值得稱道。
連戰立即聲明自己敗選并向阿扁表達恭賀﹔宋楚喻立即聲明自己敗選并向阿扁表達
恭賀。台灣總統李登輝則立即作出和平移交總統權力的指示与安排，以其支持台灣
民主化的實際行動認同台灣民主選舉的結果，并保障民主制度的貫徹實施。這些具
有現代政治家秉賦的台灣總統侯選人、現任總統和侯任總統都表現出了他們政治家
的風度，表現出了他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和作為現代人應有的覺悟。
  台灣人民何其幸也，真值得把酒贊嘆他們的領導人具有何等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何
等寬廣的心胸。有了這些領導人以及他們領導下的非常理性的台灣人民，何种困難
不能克服﹖何种偉業不能成就﹖中華民族何其幸也﹖有了這樣偉大的政治家，有了
他們如此超凡的勇毅、如此超凡的智慧、如此理性的決斷，何种險阻不能沖破，何
种圓滿不能贏得﹖

  7.“顛覆”就是發展、“發展就是硬道理”

  台灣總統直選証明﹕“變天”是可以的，應該的，而且必須的。所謂“變天”，
就是指政權的轉移，原先執政的下台了，原先在野的上台了。合乎法定程序的這种
權力更迭現象，是民主制度的极為重要的表現，也是民主制度的本質內容。一党永
遠地執政，單從民心趨變這一心理來講，就是不合民意的，也是非法的，更是沒有
什么市場的、行不通的。因此，必須徹底拋棄一党永遠執政、一党极權專政的腐朽
沒落的反動觀念。
  政權是可以顛覆的，政權是應該顛覆的，政權是必須顛覆的。政權倘若永遠地不
被顛覆，那么政權就會老邁昏庸，就會朽木不可雕也，就會喪失自己的青春之活力
和青春之熱情，就會變得渾渾噩噩、無所作為、無能為力，就會變得腐化墮落。所
以，要保持政權的活力，就必須對政權進行合程序的顛覆。
  台灣的經驗証明﹕政權的被顛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應該而且必須的
。陳水扁顛覆了國民党長達九十年之久的統治，要是李登輝按照中國共產党的思維
方式，按照中國大陸現存的唯一的“核心”江澤民的思維方式，應當告訴中國的克
格勃 ---- 公安部政治保衛局把陳水扁給抓起來，以中國共產党的刑法條款“顛覆
國家政權罪”、“煽動破坏社會穩定罪”判處至少十五年以上徒刑。陳水扁因此可
能在人民法庭上戴手銬、戴腳鐐，享受虎視眈眈的人民警察施与的階級敵人待遇。
然而，台灣不是大陸，台灣就是台灣。陳水扁正是以其顛覆政權的能力在台灣順利
地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
  可見，顛覆就是發展，“發展就是硬道理”（鄧小平語），顛覆政權就是要發展
社會，合程序地顛覆政權就是人類文明的顯著標志。沒有政權的和平轉移，亦即和
平地顛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社會的正常發展和人類文明應有的歷史進步。反對政
權合法的、亦即合乎民意的顛覆，也就是反對人民的根本意愿，也就是反對社會的
正常發展和人類文明應有的歷史進步。有鑒于此，中國民主党被關押和被判刑的所
有領導人，必須立即全部無條件地被釋放，以使中國大陸積极回應台灣“變天”的
歷史發展。

  三、堅持六點原則、化解台海危机、領導中華民族大家庭走向和平与繁榮

  和平的台海兩岸關系需要熱愛和平的兩岸領導人、兩岸政治勢力、兩岸仁人志士
、兩岸人民共同創建、共同确立、共同維護，尤其是應當寄希望于業已實現了民主
制度的台灣、寄希望于具有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先生，寄希望于創
建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台灣人民。
  首先，要客觀而理性地面對兩岸現狀及其可能的未來走向，要以民族大義為重消
除各自的敵意，要以相互包容的胸襟化敵為友，要盡一切努力克服兩岸互信基礎之
不足而增進相互信任，要在增進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雙邊的區域交流，例如經貿
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流、親情交流等。只要相互信任，只要具備了充分的理解
，劍拔弩張的囂張气焰必定會自動熄滅，而和平的美好圖景就一定會展現在我們的
面前。
  就台每兩岸目前的局勢而言，尚存在著許多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中一個主要之點
，就是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對于台灣民進党總統陳水扁的成功以及他在五二○宣誓
就職后開始執行的政策脈絡几乎是毫無了解。用“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來形容中
共政治局，委實恰如其分，所以才有了江澤民的“听其言、觀其行”之說。由此，
也足見北京政府對台灣民主選舉出現的并非合其心意之結果，手足無措的窘境。
  北京政府對台灣新政府“听其言、觀其行”，台灣新政府也要對北京政府“听其
言、觀其行”。從密室政治的暗箱操作的禪讓制中走出來的江澤民先生卻對從競選
的投票箱中、從普遍的民意認定中產生出來的台灣新領導人陳水扁先生“听其言、
觀其行”，一個古老王朝的現代君主、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時代王朝
的至高無上的法老王，即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就象對任何一個臣下所做的
那樣，居高臨下地并且以皇恩浩蕩的口吻對台灣民選領導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
陳水扁說出了大意如此的話﹕听儂言、觀儂行，別負朕望呵﹗不要不听朕言呵﹗不
要搞台獨呵﹗這就象毛澤東當初訓斥四人幫的口气那樣﹕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
台獨幫呀﹗搞台獨是沒有好下場的，快點歸順毛澤東司令部吧﹗不歸順是不行的呢
，不歸順就要整你個永世不得翻身。
  陳水扁先生對此如何應對﹖五二○講話他已經表現出了足夠的智慧、勇气与能力
。他不但沒有辜負他的選民，不但沒有讓當初不投他票的選民感到失望，而且讓好
戰的共產狂人也堵住了嘴巴，一時間竟然找不到任何對付這位“台獨”總統的借口
。陳水扁絕對是好樣的，大陸的老百姓已經從“听其言、觀其行”中覺察到，民進
党不要“台獨”，台灣不要戰爭，二千三百万寶島人民渴望和平﹔阿扁确實爭取到
了廣大了解真相的大陸人民的廣泛同情、理解与支持，使大陸民意的天平傾向了民
主台灣一邊。
  陳水扁總統的當務之急是化解台海兩岸關系的种种不确定性，并使這种不确定因
素逐漸呈現出确定性，亦即把危机轉變成時机，把風險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以便為
台海兩岸人民帶來人人心之所向的穩定的和平与繁榮。基于此一考慮，我們以為，
陳水扁先生在執政期內處理兩岸關系時，應遵循下列六項原則﹕第一，以理性對待
非理性﹔第二，以善意化解惡意乃至敵意﹔第三，要求大陸政府忏悔歷史沉冤，實
行政治改革﹔第四，以台灣經驗作向導，要求大陸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富裕等﹔第五，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基礎上，以“自由祖國”、“祖國台灣
”為口號，全力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第六，肩負起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促進
中華民族（包括大陸）的現代化。
  上述六點，相互影響，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相映生輝。只要實現了上述六點，
台海兩岸關系就能夠永遠保持生生不息的和平，就能遠离惡惡相生的戰爭，就能促
進兩岸關系的協調發展，就能導致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而中華民國的台灣在同大
陸极權政府打交道時也將永遠處于主動、立于不敗之地。為此，我們對台灣方面應
該奉行的大陸政策六點原則，作一較詳盡的說明﹕

  1.以理性對待非理性

  理性乃文明的標志，是涵養的証明。理性是不急、不驕、不躁，是克服狂熱的冷
靜，是去除冷漠的熱情，是審時度勢的优選，是縱橫埤闔的适度。理性，是非理性
的反面，是抑制非理性的相反之力。
  陳水扁先生五二○講話，已經充分彰顯出了一位現代政治家所應具有的領袖風范
。他自三月十八日胜選以來，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態度和舉止﹕謹言慎行但又不向對
岸示弱，廣納博收卻又擇优而從之，既不招惹麻煩又能笑納异見，實可慶可賀、可
嘉可許。對于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來說，沒有什么比一個理性的領導更使人感到欣
慰与鼓舞的了，因為理性的領導能夠帶給人民以康樂的幸福和宁靜的和平。換言之
，理性只能帶來和平而不是戰爭，只能帶來友誼而不是流血。
  戰爭通常都是由非理性引起的，也是由非理性所主導的。非理性的結果是殘暴、
血腥、殺戮或類似的邪惡。非理性是沒有任何好下場的，非理性是人類共同的恥辱
，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恥辱，當然也是處理台海兩岸關系的恥辱。正義的人們，必
須以理性對待非理性，以理性的和平對待非理性的戰爭，以和平的信念反對戰爭，
以和平的實力制止戰爭。
  陳水扁先生大選之后向大陸頻頻傳達的信息無疑是有益于台海兩岸關系正常發展
的，橄欖枝要不斷地并且是永恒地搖曳，和平鴿要不斷地并且是永恒地飛翔。陳水
扁先生作出的“不搞台灣獨立的全民公決”、“不搞台獨憲法”、“不宣布台灣獨
立”的等等承諾，使大陸的北京政府攻打台灣的口矢不消自滅，這确實收到了預期
的良好的效果。而且，作為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希望到大陸訪問并希望与北京政
府要員就台海兩岸局勢問題進行公開談判，确實爭取到了主動。盡管北京政府無理
拒絕阿扁總統的善意，盡管共產党堅持不承認“一個中（共）國”原則作為議題就
什么也不談，但江澤民之輩的無理与無恥，卻正好突顯了阿扁總統的和平友好誠意
，并因此定格成台灣新政府處理台海兩岸關系的永遠的美好的形象。
  民主是講究理性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因為民主通常要經過廣泛而深
入的協商，要經過充分而祥實的論証，要經過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与否定。它不迷
信無原則的贊同和歡呼，它遵循一定程序的制衡、遵循一定權力机關在一定范圍內
的制衡，因而其結果就极大程度地、乃至完全地避免了非理性的干扰、阻撓与破坏
，并使非理性得以根除，從而能夠避免社會生活重大惡性事故的發生与蔓延。
  這正是為什么“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反右”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等社會惡性事故不能在西方民主國家里發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這正是為什么“六
四”大屠殺等中國共產党的丰功偉績不能在西方民主國家里發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
。因為，理性以及理性的民主制度使得任何社會惡性事故在發生之前就已經防患于
未然地消除了，更不用說它能不能擴大成為影響整個社會、遍及全民族的歷史災難
了。換言之，理性的民主制度是根除非理性的專制獨裁制度及由其產生的一切非理
性的重大罪惡的有效武器，是徹底埋葬非理性的獨裁專制制度及由其產生成的一切
非理性的重大罪惡的掘墓者。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戰胜非理性的暴虐﹔也只有理
性的民主制度才能戰胜非理性的專制獨裁极權制度。
  如果說，理性制度以法治為特色，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有
程序制約，一切都相互制約，那么非理性的制度就是以人治為特色，也有章程但不
一定可循，也有法律但本身也違法，也有程序制約但程序無法制約，一切好象都相
互制約但相互之間根本就不能制約。人治是不講究什么程序与不程序、法律与不法
律、章程与不章程的，人治就是毛澤東所自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人治就
是“朕即國家”、“朕即法”，言出法隨、最高指示、金口玉言、中央文件，人治
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儿子服從老子、全党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政治局服從
總書記，人治就是以皇帝為核心、以圣母皇太后為核心、以慈禧老佛爺為核心、以
万歲爺為核心、以江總書記為核心，人治就是偉大領袖、英明圣主、小旗高高舉、
先帝庇蔭后、一人迷糊、全國昏厥、一党專政、万民歡呼，人治就是代表人民無商
量、代表人民騙人民、代表人民殺人民、代表人民“促統一”、代表人民反“台獨
”、代表人民打台灣。總之，人治不是法治，是非理性所由造成的一切罪孽的基本
表現。換言之，非理性是由人治通過其制度予以充分表現的，人治乃是非理性罪孽
的全部特征。
  人治的特點決定了它可能以非理性的戰爭解決問題，以殘酷的流血方式解決用和
平的方式也可以解決的問題。腦門一拍，大計已定。喊打，說打就打，不惜多少万
人的傷亡，不惜多少母親痛失骨肉的傷痛。既然毫無權力的制衡，既然代表人民無
商量，哥几個一商量，亦即政治局常委們一碰頭，或有點什么其他的事情不順心了
，那就干脆三下五除二，開戰，進軍，大打出手﹗一場中華民族的混戰，就极有可
能在台海兩岸之間不可避免地和令人遺憾地發生。所以，要制止戰爭，就要克服非
理性﹔要克服非理性，就要去除人治，就要實行法治，就要根除獨裁專制极權，就
要實行民主。
  如果台灣的對岸是民主政体，恐怕也就不會生成個什么“台海危机”了﹔“台海
危机”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大陸是個專制獨裁极權政体的所在地，是個不民主、反
民主的社會主義霸權國家。在這种情況下，即在不民主的情況下，怎么能夠奢望和
平呢﹖理性全都沒有了，非理性占了上風，又怎么會有理性的和平与安宁﹖
  但也必須看到，作為非理性存在的共產党狂妄戰爭叫囂僅僅是一种外強中干的紙
老虎似的自我表達，至少在宣傳方面應該作如是觀，這是它的一慣之所為，絲毫也
不值得大惊小怪。共產党非理性的极權宣傳自有它那一套不可更改的欺騙本質，那
就是它慣用的拉大旗、作虎皮、“謊言重复一千遍即為真理”的所謂“正确的輿論
導向”。當中國共產党把這种所謂“正确的輿論”導向“正确的戰爭之路”時，正
是它窮凶极惡的本質充分暴露之時，正是它試圖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而不得自拔之
時，正是它病入膏肓而進行垂死掙扎之時，正是它行將就木而壽終正寢之時。戰爭
，以及為發動戰爭而進行的民族主義動員，僅只是它維持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的一
根救命稻草而已。
  所以，當台灣對岸，亦即大陸的北京政府以其高八度的分貝大肆鼓噪戰爭之時，
台灣應該保持低調，台灣應該對此不予理會，亦即在政策的制訂上、在言辭的表達
方面，不要形成“對手”或“敵人”所期望的狀態，不要形成吵架之狀態，不要形
成“你來我往、唇槍舌劍”之狀態。要做到你吵你的，我不吱聲，我沉默應對﹔你
八個度的高分貝，我二、三個度的低分貝﹔你高姿態，我低姿態﹔你蠻橫無理、胡
攪蠻纏，我講道理并以理服人﹔你急風暴雨，我和風細雨。
  台灣倘若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就做到了“以理性對待非理性”的第一條提示，那
就使大陸的北京政府武裝進攻台灣的口矢基本喪失或完全喪失，從而使台灣以其理
性的低姿態高胜一籌，如此這般，豈不妙哉﹖豈不善哉﹖

  2.以善意化解惡意乃至敵意

  正确地對待并處理兩岸關系，非善意不能化解，非善意不能維持，非善意不能繼
續。什么叫善意﹖善意就是希望別人過得好，就是希望和睦、團結、友誼，就是所
謂的關愛之心、惻隱之心、怜憫之心。凡是怀抱善意的，都不能不以禮讓、敬重与
祝愿對待他人，都不能不以謙虛、謹慎、犧牲對待自己。
  善意作為人類所應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應該而且必須化解惡意。惡意是善意
的反面，惡意是理性的人類必須堅決克服并堅決拋棄的不良做為。惡意是由人類的
弱點所形成的并通過人類的弱點而進一步發揚光大的缺德之舉。惡意就是希望別人
過得不好，就是希望不和睦、不協和、不友愛，就是喪失了關愛之心、惻隱之心和
怜憫之心。凡是怀有惡意的，都是要求他人為某种主義、某個領袖、某個虛無縹緲
的目標作出貢獻与犧牲，都是以血腥的殘暴和無情的鎮壓迫使他人就范于某個人、
某個組織与某個集團的領導，都是以無所顧忌的濫施淫威和肆無忌彈的破坏、打破
人心的宁靜、環境的宁靜与生活的宁靜。因此，惡意是与文明相反的可恥的做為，
惡意是善意必須下大气力予以克服的對象。
  善意的結果是和平，惡意的結果是戰爭。所以，要用善意的和平化解惡意的戰爭
，要用和平的善意化解戰爭的惡意和敵意。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這就需要兩岸領
導人、兩岸政治勢力、兩岸仁人志士、兩岸人民拿出自己最大的誠意來，善意相向
，堅決反對并破除惡意相向，竭盡全力設法結束兩岸之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可恥
的敵對狀態。
  人与人之間的敵對，是人類共同的悲劇﹔中國人与中國人的敵對，是中華民族的
悲劇。這樣的悲劇以及悲劇的歷史，實在是令人悲憤、令人痛苦、令人長嘆息﹗就
在今天我們業已跨過二十一世紀門檻之際，難道還能容忍那些過時的“從肉体上消
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胜利”、“嚴厲打擊階級敵人”、“分清敵我”、“消
滅蔣匪幫”等等二十世紀充滿血淚悲劇的口號和語言嗎﹖
  中華民族的苦難不就是由于惡意想向、敵意相對、仇意滿腔等等狹隘、卑微的心
理及其表現造成的嗎﹖以至形成了當今中國大陸面積廣大的赤貧、難以治愈的愚頑
、積重難返的落后。陳水扁先生及其領導的台灣，難道對中國大陸的諸多苦難、諸
多貧困、諸多落后沒有什么道義上的責任、沒有什么關愛之心、惻隱之心、怜憫之
心嗎﹖倘若如此，那無疑是中華民族歷史悲劇的重演，那無疑是陳水扁先生匱乏或
沒有善意的表示，而這是絲毫無利于台灣民主与自由的發展的，更無利于台灣民眾
的福祉的。陳水扁先生及其領導的台灣民眾如果能以极大的善意承擔起同是中華民
族的歷史責任，盡其所能地幫助中國大陸人民消除貧困、消除愚昧、消除落后，進
而言之，竭盡全力地促使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那么存在于兩岸之間的惡意就會逐
漸地煙消云散，最終變得無影無蹤，更不用說會有什么敵意了。
  陳水扁先生應當對中國大陸人民之苦難予以深切的關注，只有關注大陸人民的苦
難，才能夠生發出台灣人民應有的慈善之心、怜憫之心，才能夠研究如何盡其所能
地解脫大陸人民的苦難，才能夠盡到中華民族賦予他和台灣人民的不可推諉的重大
歷史責任。作為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理當首先考慮台灣的安全和台灣人民的福祉
，但是陳水扁也肯定清楚這一點，即台灣的安全是与大陸的文明程度和民主化程度
休戚相關，唇冷齒寒。沒有大陸的理性，尤其是沒有大陸的民主化，大陸倘若仍是
一片野蠻的荒蕪之地，仍然存在非理性的“人民政府”，那么台灣的安全就決然不
會得到可靠而有效的保証﹔如果大陸人民的苦難還是那么深重，還仍然不能得到解
脫，那么台灣人民的福祉也就不能不受到极不理想的乃至于受到极大程度的不良之
影響。所以，考慮台灣的安全，就不能不考慮大陸的問題﹔考慮台灣人民的幸福，
就不能不把它与大陸人民的問題相連系。只有以善意對大陸、對大陸人民、對大陸
的各种政治勢力，包括暫時執政的极權的中國共產党內的改革派和尚被關押的中國
民主党，以及廣大民眾對于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的日益強烈的訴求，才能夠使台灣
獲得其應有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夠使台灣人民免于戰爭的恐懼而安居樂業地創造出
美好的和更加美好的生活。

  3.要求大陸政府忏悔歷史沉冤，實行政治改革

  此項要求表面看來似乎与台海兩岸局勢無關，其實則是關系重大，可以說具有提
綱攜領之功效。因為誠如前此所述，只有民主政府、只有民主政治，才是防范并制
止戰爭的決定性力量，而專制獨裁极權的政治体制，則是動亂的深淵，也是戰爭的
深淵。有鑒于此，無論是出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也好，還是為了捍衛台灣的民
主制度也好，都必須毫不隱諱地、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大陸實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緊迫性和重要性，以使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從現在的极權獨裁之狀態轉向分權制
衡之狀態，從現在的一党專政之狀態走向多党競爭之狀態，從現在的非理性的人治
之狀態走向理性的法治之狀態，從現在的腐敗無能之狀態走向廉洁能力之狀態，從
現在的野蠻無理之狀態走向文明的講理之狀態。總之，要使現存的北京政府從現行
的官爵分封的王朝体制轉入到人民競選的現代化的民主体制上來，要使現存的北京
政府從人際關系的政權授予制轉入到人民選擇的有能力者執政這個正确的軌道上來
，而提出如上的政治改革要求，理所當然地是被要求遵循“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
新政府及其領導人陳水扁先生應有的權力。
  陳水扁先生對于中國大陸應該做到如下的分別﹕一是要把中國共產党統治机器即
北京政府与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廣大的十二億五千万的大陸人民區別開來﹔
二是要把狂吠台海戰爭的极個別的獨裁專制的死硬分子与共產党內的廣大的開明人
士區別開來﹔三是要把為了混飯吃而不得不緊跟共產党的少數人与廣大的必欲推翻
共產极權的民主志士區別開來。只有做到了如上的三個區別，才能夠有針對性地、
有理、有力、有節地制訂出适合于中華民族發展之走向的戰略規划与策略措施，才
能夠信心百倍地增強戰胜共產极權的勇气，并最終實現以民主促進中華民族大統一
的輝煌目標。
  陳水扁先生應當遵循其五二○就職演說的思路，在他的整個任期內，把目光緊緊
盯住大陸人民的民主訴求，緊緊盯住大陸人民爭取自由、擺脫奴役的反极權斗爭，
緊緊盯住大陸人民破除党權、追求人權自立的歷史進程。只要陳水扁先生和台灣人
民能夠對于大陸人民聲勢浩大的并且是愈來愈浩大的心聲予以形式不同的道義上的
、經濟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援，那么陳水扁先生和台灣人民就与中國大陸人民一道
，算是贏得了屬于自己的偉大的胜利。故此，台灣新當選領導人陳水扁先生，應該
要求中共政府做到以下各項﹕
    1)就一九五○年“鎮反”中毫無道理地、极其野蠻地槍殺國民党官兵達七、八
十万的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并對受害家屬作出補償
    2)就一九五六年遍及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肆意劫掠私營工
商業者和小業主私有財產（包括動產与不動產）的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并對受害
者作出補償﹔
    3)就一九五七年通過“引蛇出洞”的誘騙方式把滯留大陸的中華民族的五十五
万知識精英打成“右派”、打成賤民、打成不恥于人類“狗屎堆”的焚書坑儒罪行
，向中華民族謝罪并對受害者作出補償﹔
    4)就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風調雨順情況下、由于“偉大、光榮、正确”的中
國共產党推行反動的“三面紅旗”政策導致三、四千万中國大陸人民因人禍非正常
死亡的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
    5)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慘害了几千万人、死亡了几百万人、株連了數億
無辜百姓的十年浩劫，向中華民族謝罪﹔
    6)就一九七二年中共向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屈膝承諾放棄巨額日軍侵華戰爭賠款
的漢奸賣國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
    7)就八十年代初中共發動侵略越南的不義之戰而令五万多中華男儿拋尸南疆的
戰爭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
    8)就中共一九八九年派軍隊槍殺北京市民和大學生的“六四”大屠殺，向中華
民族謝罪。
  陳水扁先生除了要求中共對其執政期間所犯下的上述罪行向中華民族謝罪外，也
應要求中共就抗美援朝、中印邊境戰爭、珍寶島保衛戰、進軍西藏、進軍新疆、特
務政治、輿論一律、官僚腐敗、毒化人心、告密陷害、大興冤獄等給大陸人民造成
的傷害公開謝罪。為此，中共必須為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犯下的罪惡建立不同的悔罪
紀念館，以使中華民族永遠銘記這些永遠不應忘記的恥辱。建立一座舉世罕見的巨
大紀念館，館名可以是“共產滅絕中華民族紀念館”，用以教育后世炎黃子孫，應
該是可行的。倘若，這個總的紀念館暫時不能建立，那么共產党統治的歷史分期的
紀念館就必須刻不容緩地立即建立起來。可以為共產党殺害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發
家致富的農業經營者，所謂的“地主”，“富農”，建立“土改紀念館”﹔可以為
五○年鎮反被共產党無辜槍殺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稱作“國民党匪幫”的國軍官
兵建立“鎮反紀念館”﹔可以為五六年“公私合營”中被肆意掠奪的、無以計數的
私有財產者建立“公私合營紀念館”﹔可以為五七年被打成賤民的几十万乃至上百
万“右派”建立“右派紀念館”﹔可以為六○至六二年非自然死亡的三、四千万餓
殍建立“人禍紀念館”﹔可以為六六至七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十
年浩劫紀念館”﹔可以為八九年六月四日慘遭屠殺的北京市民和大學生建立“六四
大屠殺紀念館﹔可以為九八年為爭取結社自由而被江澤民投入監獄的中國民主党人
建立“党禁紀念館”﹔可以為因包圍中南海請愿而被取締的法輪功建立“法輪功紀
念館”。
  陳水扁先生特別應該強調，如果中共政府不實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中國大陸就只
能生活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之中，大陸百姓就不可能贏得做人的任何希望，中國人民
就沒有任何尊嚴、就沒有任何資格走向世界文明之林，而台灣也就根本不可能向著
專制政權俯首稱臣，向著獨裁极權頂禮膜拜。
  中共政府倘若實行民主改革，就必須正視自己并不光采的歷史，就必須把自己一
手造成的歷史的血腥和黑暗加以清算，并在毫不留情地清算自己罪惡的基礎上爭取
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的諒解，爭取得到兩岸人民的寬恕。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改革
，企圖蒙混過關的改革，是虛假的，也是毫無意義的改革，与其叫它為“改革”，
莫不如稱之為“欺騙的謊言”。
  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應該提倡并號召兩岸各种政治勢力坐下來全面談判，并在
促成談判之前首先要求中共無條件地、一個不留地、全部地釋放政治犯，釋放那些
以种种莫須有的罪名予以羈押的政治犯或持不同政見者。只有在沒有任何政治犯、
良心犯的情況下，中華民族的各种政治勢力才能夠平等地坐到談判桌上來，就中華
民族未來的政治制度的建設問題提出各自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意見、建議和觀
點，并最終通過絕對票數達成基本的共識与協議。
  中華民族不應該再恥辱地擁有所謂的“政治犯”、“良心犯”，不應該再以可恥
的專政手段對付那些不同政治見解的表達者、闡述者，不應該再用陰暗的牢獄關押
社會的良心和前衛的思想家，更不應該借口党的所謂領導去限制全体中國人民的各
种繽紛多彩的語言。
  一個社會，只要有一個政治犯被關押、被判刑，那么這個社會的正義就會統統地
被閹割了，這個社會就必定是個毫無正義、毫無公正、毫無人性可言的可悲可恥可
怜的黑暗的社會。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正是這樣一個充滿邪惡与獸性十足的
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任何不同政見的表達者都會成為被毫不留情地關押的“罪犯
”。這個社會，是根本就沒有正義以及正義感的社會。這個社會必須加以徹底的改
造，必須加以徹底的改革。要把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良心犯從中共黑暗的監獄中
解放出來，要歸還這些政治犯表達思想的權利，要歸還這些政治犯自由言論的權利
，要歸還這些政治犯自由行動的權利。只有在沒有一個政治犯的基礎上，在沒有一
個不同政見的表達者遭到非法拘禁、非法關押的基礎上，兩岸的各种政治勢力才能
擁有平等競爭、平等表達、平等建議的可能与良好的環境。
  應該盡快召開兩岸各政治勢力的“中華民族和解大會”，中國大陸除中國共產党
代表參加外，還應有中國民主党的代表、八個“花瓶”党的代表、中發聯的代表（
“中發聯”的法人代表彭明先生被中共以“嫖娼”罪栽贓陷害并被判處“勞動教養
”法外執行）﹔台灣方面除民進党的代表參加之外，還應有國民党的代表、親民党
的代表、新党的代表，香港也要派代表參加，澳門也要派代表參加，流亡海外的民
運代表也要參加，大家聚在一起，党派不分左、中、右，觀點不分右、中、左，歡
聚一堂，共商中華民族振興之大計，共論台海兩岸之局勢及發展，暢所欲言，言而
無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人人都可發言，人人都有机會，人人都能參与，人人
都很平等。只要坐下來談，只要心怀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只要以善為本，只要不
抱成見，不搞教條，不墨守成規，大家就一定能設計出一個可以為各方所接受的有
益于中華民族現代化建設的政治綱領，就一定可以并能夠創建出建設大中華的理想
方案。
  這一切，關鍵是要實行政治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台灣現在已經搞了許多年，
算是比較成功，就看大陸的政治改革如何開始實行了。大陸的政治改革直到現在也
仍然遲遲未動，可見中國共產党只是看重自己的私利，只是視自己的權柄高于一切
。這，不能不是中國共產党的頑固的專制主義和封建皇權理念的局限性所致﹔這，
將給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帶來相當負面的乃至极大的不利影響﹔這，無疑會阻滯中
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對此，要進行批判，要進行斗爭，要施加壓力。
  如果台灣總統陳水扁先生提出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方案，中共可能不甚滿
意，甚或認為有“犯上作亂”之嫌，但這种要求卻順應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強烈訴求
，是爭得大陸人心的最理想的做為。如果中共拒不接受陳水扁提出的政治要求，那
它的极權之本質就再一次完全地、無以逃遁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如果中共更
加惡劣，認為陳水扁要求中共政改的呼吁是“干涉中國內政”，那不恰恰証明中共
是在搞它自己所极力反對的“分裂祖國”的陰謀嗎﹖
  綜上所述，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陳水扁先生都應該不失時机地提出為中國大陸
人民所歡迎的、要求中共忏悔歷史沉冤并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諸种要求，這實在是
一石數鳥的英明舉措。

  4.以台灣經驗作向導、要求大陸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

  先進的制度無疑是落后制度的榜樣，亦即落后的制度應該或必須向先進的制度學
習。同樣地，先進的地區或國家無疑也是落后的地區或國家學習的樣板。由此可以
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認真學習的，美國也是中國大陸
應該學習的國家。
  台灣与中國大陸比較起來，無論從政治制度來講，還是從文化制度來講，抑或從
經濟制度來講，都是中國大陸所遠遠不及的。也就是說，同是中華民族的台灣要比
中國大陸先進了許多，簡直不堪同意而語。
  所以，中國大陸無疑也要向台灣學習，學習台灣的民主建設、競選方式以及自由
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內容，必須堅定不移地向同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人民學習，必
須通過學習而使大陸自己獲得諸多方面的提高。
  台灣确實有很好的經驗，台灣經驗值得中國大陸普遍地借鑒，尤其是政治經驗，
中國大陸的各政治勢力，務必從中學點名堂出來。
  學習台灣的民主。民主就是寬容，就是允許不同政見，允許相互批評，而且不受
“反革命”、“危害國家安全”、“陰謀顛覆政府”、“污蔑党和國家領導人”等
等莫須有罪名的無理搔扰、關押、審查与判刑。在這方面，中國大陸要做的工作委
實太多、太多了。
  學習台灣的自由。自由的思想導致自由的言論，自由的言論就是解除報禁。解除
了報禁，就為言論的自由展現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廣闊無垠的天地。自由
的行動不應受到任何阻撓﹕自由地請愿、游行示威，不得再被打成“反革命暴徒”
，不得再受“干扰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破坏安定團結的局面”、“污蔑党和
政府的形象”等等莫須有的指控。要有信仰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更主要的
是要有選擇自己領導人的自由。
  學習台灣的人權。經過二十多年的解除党禁、報禁，台灣人民的人權意識普遍地
覺醒，他們比大陸人民的生存權，即豬權狗權馬權牛權驢權具有更多的權利，他們
具有文明人所能享有的全部的權利。
  學習台灣的法治。台灣已經掙脫出人治的相當濃郁的陰影而逐漸地邁向法治社會
﹔雖然不盡完善，但卻遠遠地胜于中國大陸。走向完善的法治對于台灣而言，仍然
是任重而道遠的。中國大陸的人治社會，仍然以其几千年如一日的慣性，殘酷地扭
曲著人的性格，毀滅著人的靈魂，實在是難以置信的野蠻与暴虐。所以，中國大陸
要向台灣的法治學習。
  學習台灣的富裕。富裕怎么學﹖學習台灣創造經濟奇跡的經驗，學習她的先進的
經濟管理、經營方式和重視人才、重視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等經驗。只要掌握這些
經驗，走向富裕之路無疑是指日可待的﹔
  如此等等的台灣經驗，都是大陸、大陸政府和大陸人民應該虛心地學習的。把台
灣經驗學到手了，大陸的生活質量就會得到顯著的提高了。
  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希望在于台灣、在于台灣經驗、在于台灣經驗的推廣与普及、
在于台灣經驗不但本土化而且也大陸化。台灣經驗一經風行于受到极權政体半個多
世紀殘酷統治的中國大陸，大陸人民就會迸發出對民主与自由的熱望，從而摧枯拉
朽地戰胜專制獨裁的強權。
  以民主統一大陸、以自由統一大陸、以人權統一大陸、以法治統一大陸、以富裕
統一大陸、以文明統一大陸。統一的旗幟上要有几個鮮艷奪目的大字﹕台灣經驗。
以選票改造台灣﹔以選票改造大陸﹔以選票改造中國﹔以選票改造中華民族的劣根
性﹔以選票凝聚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就是台灣經驗的精髓。

  5.以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為基礎、以自由祖國為號召、全力支持大陸民主運動

  大陸民主運動是促使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有生力量，是促使中國大陸政治現代化的
先鋒隊。民主志士，是掙脫共產极權、追求自由民主的先知先覺者，他們有的身陷
囹圄，飽受鐵窗之苦，有的背井离鄉、流落异域、有家歸不得。但，他們在無聲無
息地默默地奮斗、掙扎，他們搖旗吶喊地為民主鼓与呼，他們以不盡相同的方式与
极權專制作著程度不同的斗爭，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作為民主台灣的民選領袖陳水扁先生，理當十分清楚民主的价值与力量。因此，也
應毫無疑問地對大陸民主運動予以應有的、全方位的支持。這种支持，將大長民主
力量的威風、大擴民主運動的影響。而反過來，這种支持，又將有力地促進台海兩
岸的和平。
  与其花几十億美元給某個小國搞“金錢外交”，莫不如把這筆資金用來增援大陸
的民主運動，其內在的力量實在是不容低估，其后續的意義委實巨大。台灣既然是
民主的領地，既然是民主的橋頭堡，那她就應當以“自由祖國”、“民主台灣”、
“祖國台灣”為號召，把四面八方的民主力量招攬旗下，帶頭向著共產專制發起各
种形式的攻擊、乃至總攻。
  民主力量的擴大是對于專制极權力量的威懾，沒有民主力量的整合，專制力量就
不可能受到應有的打擊，而其滅亡就恐怕更是遙遙無期。所以，台灣目前至少可以
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活動基地，這是台灣起碼應該做的工作。千万不要有偏安于一
隅的心態，那是最要不得的，也是很危險的，其后患乃無窮無盡也。

  6.肩負起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促進中華民族現代化

  台灣新當選總統陳水扁先生，不但要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台灣人民的
福祉盡心竭力的良好愿望，而且也應有胸怀中國大陸大好河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
美好的或可能不算太差的未來施展貢獻的宏圖。阿扁應該存有海峽兩岸共存共榮之
理念﹔應該存有海峽兩岸親如一家之理念﹔應該存有一奶同胞情誼之理念。
  在這一中華民族大家庭理念的推動下，兩岸應盡快開展卓有成效的談判。兩岸有
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都應以中華民族所應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智慧攜手共進，稱兄道
弟，滿面春風地走向和平、理性、富裕、光明的未來。
  台灣領導人可以到北京開展談判，可以承擔對于大陸人民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可
以擔任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也可以通過選舉就任中華大家庭的主席。官位沒有關系
，官的大小沒有關系，有關系的是大陸的人民可以更多地、更直觀地和更明确地了
解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富裕的現狀，可以通過這种愈來愈明确的了解
不動聲色地消解專制、獨裁、貧困等等非文明的統治勢力于無形。

  四、台海和平取決大陸政治民主、中國領導人必須作出慎重抉擇

  台海兩岸的和平与否、安全与否、穩定与否，也有賴于中國共產党內的熱愛和平
的政治力量的理智、智慧与能力，也有賴于中國大陸北京政府內的有識之士的英明
決斷和具有前瞻性的、新穎的思路。
  任何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更何況還是骨肉之情的兄弟姐妹呢﹖那就更沒有什么
理由肆意挑起自相殘殺、自相毀滅的窩里斗的台海戰爭了。
  中國共產党并不是鐵板一塊，除了几個有數的极權專制主義者之外，許多人還是
能夠而且也的确具有正義感、是非感的，只不過在极權主義制度的淫威下，這种正
義感、是非感不能得以表現而已。一旦時机成熟，這些人被壓抑已久的良心都會顯
示出戰胜專制、戰胜獨裁、戰胜极權制度的偉大力量的。關鍵是時机，共產党內的
民主力量也在等待時机、以顯示它自身可能或必然具有的基本的人性、社會責任感
和歷史使命感。
  共產党內并不缺少開明派，只不過這些開明派現在看來并沒有掌握党和國家的核
心權力。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開明人士，或具有与他們一樣的和相似的民主思
想的人物，党內肯定大有人在的。但是作為一种專制极權体制，共產党從整体來說
是一种早應退出歷史舞台的人類文明發展的阻遏力量、是一种不容忽視的极大的惰
性力量。
  台海兩岸關系，說到底也取決于中國共產党內民主的實現程度。當民主一經實現
，台海兩岸就只能有和平而沒有戰爭﹔當專制獨裁极權仍一如既往地耀武揚威和濫
施淫威之時，台海兩岸關系就會充滿种种不可預測的不确定性，台海兩岸的和平就
不可能得到真正而有效的保障。那時，戰爭、非理性的戰爭，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
降臨。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不民主，就是專制獨裁极權，就是這种反民主的极權政
体，而中國共產党就是統治中國大陸的极權政体。可以說，專制不除，人心無宁﹔
獨裁不除，社稷無宁﹔极權不除，國家無宁。台海兩岸關系，也必定受其所累，沒
有宁日可言。對此，是不應抱有任何猶豫游態度的。不能奢望在极權仍然保存完好
的情況下，台海兩岸之間會由和平來主導，這是既不現實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共產党內的民主勢力也肯定是反對台海兩岸之間發生不應發生的軍事沖突乃至各
种形式的戰爭的，但這些体制內的力量需要体制外力量的有机的和有力的配合才可
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否則它是很難發揮出什么作用來的。所以，要做好相應的配
合工作，要注意分化、瓦解共產党的專制力量，要逐漸地孤立共產党的專制力量。
被孤立的共產党的專制力量，是毫無力量可言的，是很容易被鏟除、被根除的。為
此，需要在理論上批判共產党不堪一擊的陳腐教條，需要指出并批判共產党所恪守
的意識形態的荒繆之處。
  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台海兩岸關系的歷史与現狀，不能一頭熱，不能害單相思
。共產党總是強調“實事求是”，可見它的不那么實事求是究竟有多么嚴重。共產
党實際上是最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所以才總是不厭其煩地、大張其鼓地和信誓旦
旦地要求別人實事求是。台海兩岸關系的實事求是的要求就是必須正視兩岸業已長
期存在的政治分离的現實，并据此進行兩岸協商与談判的相應工作。為此﹕
  第一是要平等﹕要平等的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實体，平等的相互交往。只有平
等，才能消除誤解与隔膜，才能坐下來，才能逐漸地靠攏。倘若一方盛气凌人，居
高臨下，那談判怎么進行﹖那恐怕就很難走到一起來了。所以，平等是前提，是合
作的前提，是談判的前提，是走到一起來的前提﹔
  第二是誠心﹕誠心誠意地為對方著想，誠心誠意地拿出自己的符合實際的想法，
誠心誠意地接受對方的質詢，誠心誠意地希望對方諒解。沒有或匱乏誠心，而只想
要脅對方、威逼對方、恐嚇對方，那就沒有什么意思了，那就用不著談判了，那就
不是談判了﹔
  第三是妥協﹕沒有妥協就沒有協議，沒有妥協也就沒有談判，沒有妥協也就沒有
成功。台海兩岸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在誠心誠意的善意指導下，必須學會妥協。
退一步，天高地闊，沒有什么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所謂妥協，就是互相謙讓，沒有
謙讓，好事也是要辦砸的。所以，必須學會謙讓，必須實行妥協。應該說，台海兩
岸關系只有在妥協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和平，這种和平才是牢固的、才是不易被摧
毀的和平。妥協是走向和談与和平的光輝啟點﹔
  第四是互信﹕台海兩岸分治已達半個世紀之久，有兩代人的差距。除了個別人的
特殊性交往之外，大規模的交往也只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長期的意
識形態、尤其是毛澤東所搞的那一套戕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臣民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
級專政那一套，搞得人心惶惶。誰要是有個親屬，例如叔叔或舅舅、姨姨或嬸嬸在
台灣的，基本上就被划入了“敵特”或是“特嫌”的范疇，其待遇就跟“階級敵人
”差不多，總是受到极為嚴密的監控，稍有不軌，那就得大刑侍候了。
  顯然，在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大陸，在“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下，對台灣從
來都沒有什么信任之感，動不動就以“台灣國民党反動派”相指稱，以“蔣匪幫特
務”相指稱，以“敵人”相指稱，這能叫信任嗎﹖可以說，大陸對台灣是毫無信任
可言的。而台灣的“中華民國”，有一段時間把大陸的中國共產党成為“共匪”，
指大陸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手里已經變成了“人間活地獄”，所以台灣
對中國大陸也是缺乏信任的，可以說是根本就毫無信任。在相互喪失了信任的條件
下，台海兩岸焉能不發生危机﹖戰爭的陰影又如何能夠去除、如何不會迫近﹖
  隨著八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閉關鎖國大門的打開，台灣商人紛紛投資于中國
大陸，經貿往來煞是紅火，交易額呈連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大陸因六四屠殺遭西
方國家經濟制裁后，港、台資金极力保駕支撐，令大陸經濟不至于最后地崩潰，這
樣就使兩岸民間慢慢地有了一點點相互了解。其后，由于經貿往來日益頻繁且不斷
增加，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開始深入，但由于政治層面的阻隔，這种了解也只能停
留在經濟交往方面。政治方面，由于中共頑固地推行“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
錯誤政策，致使迄今為止一無進展，更談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密切交往了。
  建立兩岸之間的互信，确實還有很長的距离需要縮短。不建立互信，就不可能解
除惡意与敵意，就很難确立和平的机制，就很有可能引發一場戰爭。所以，互信很
重要，這尤其需要中國大陸的執政党 ---- 中國共產党首先認同台灣是獨立的政治
實体，而与之進行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乃至官方的接触。只要中共党能沖破自我設
定的妨礙台海兩岸關系發展的一切不良措施、包括政策与策略，按照上面提到的平
等、誠心、妥協、互信的原則去發展交往，台海兩岸的危机自然就會得到很好的化
解。
  除了台海兩岸關系需要以民主的方式處理之外，處理一切其他的關系，包括与中
國民主党的關系，与其他八個“花瓶”党派的關系，与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的
關系，都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民主是解決一切關系的指導方針，民主也是
解決中國共產党一党專制的基本方針。為追求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作為執政党的中
國共產党必須首先實行自身的民主化，必須實行自身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必須改變
中國共產党現有的專制獨裁极權的統治方式。那么，這种專制獨裁体制應如何改變
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拿几种大家都熟悉的极權体制及其結局的來作一
對照，說明中國共產党領導人必須直接面對的和必須慎重抉擇的几個出路。

  1.勃列日涅夫統治

  勃列日涅夫的執政方式，是沉悶、遲滯、無為的統治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穩定
壓倒一切”，其行為方式是以拒絕政治改革而維持專制极權統治的苟延殘喘。在強
權的剌刀所維持著的穩定下面，充滿了社會生活非正常化的陷井，种种非人性的暴
虐与血腥，言論不能自由，政治活動不能自由，社會上唯一自由的只有不受限制的
、為所欲為的權力和持權階層。
  勃列日涅夫朝代所追求的社會表面上的穩定，實際上卻涌動著亂動的深不可測的
淵藪。現實的中國大陸亦即“江核心”時代，就是一個別無二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而江澤民不過就是中國的勃列日涅夫而已。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种無法自拔的昏庸
無能的狀態，等待著偉大領袖自然生命的終結，等待著核心老死于任上而把整個一
個爛灘子交給下一任党魁。中國大陸現在所處的勃列日涅夫或曰“江核心”時代，
是中華民族現實悲劇的証明，是中國現代化毫無前途、也沒有任何希望的標志。中
華民族倘若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實現中國人所應具有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就必須沖破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亦即“江核心”的獨裁体制和無能為力的狀態
。
  任何經濟改革，倘若不輔之以政治改革，則是不完善的改革，其導致的結果則必
然是貪污腐化、行賄受賄、錢權交易以及黑金政治。所有這些，將不可避免地引發
整個社會的層出不窮的不公正和全方位的道德淪尚，其危害是极其巨大的，是不能
不引起高度重視的。
  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可取，“江核心”時代不可取，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不可
取，沒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不可取。

  2.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

  八十年代中期，在前蘇聯大地上興起了以戈爾巴喬夫為領導的改革運動，其標志
是公開化与透明化，從而使前蘇聯的歷史沉冤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澄清，并使前
蘇聯由波列日涅夫統治時期的沉悶無為的死气沉沉的狀態轉到政治相對寬松、言論
相對自由、思想比較活躍的狀態。戈爾巴喬夫以其改革与新思維的綱領激活了前蘇
聯人民的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創造力。雖然
戈爾巴喬夫以棄權，亦即放棄蘇共中央總書記這一至高無上的地位之方式使自己消
隱于俄羅斯的政治舞台，但他的不朽的改革与新思維的綱領，他的公開化与透明化
的旗幟，他的使蘇聯社會由沉冤已久的非正常化走向社會生活的正常化，尤其重要
的是，他以其先進的理念推翻共產專制极權的曠世壯舉給俄羅斯大地帶來不可逆轉
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權，使俄羅斯人民為能擁有他這樣一位偉大的、跨世紀的領袖
，感到幸運、感到自豪。
  与俄羅斯人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民實在是太遺憾了，因為至今還尚未產生過一位
類似于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胡耀邦与趙紫陽似乎應該成為中國的戈氏，但由于這
兩位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曾經活在鄧老太爺的陰影中，都受到這位當代男性的“慈禧
太后”垂帘听政的指揮与擺布，因而雙雙都不可避免地落下了木偶的名聲，并最終
遭到被罷黜的悲慘命運。雖然胡、趙兩人都可能具有戈氏的思想意識或至少接近戈
氏的理念，但卻被具有中國特色的老人政治所堅定不移地和徹底地拋棄了。于是，
中國大陸就在鄧小平以及一幫昏庸無能但能量竟可以一手遮天的老人們的一片擁戴
聲中，扶正了一位從上海來京的六十多歲的、堪稱小字輩的“幼主”，這個人以善
于作秀而著稱于世，但就是沒有治國之方略，就是沒有先進之理念，就是沒有戰略
之頭腦，卻不乏察言觀色之技巧，吹拉彈唱之能力。背誦儿作之天賦，貪權戀座之
本能。十年一晃而過，其所有的政治功績不過是舉舉小旗（即“高舉鄧小平理論偉
大旗幟”）耳耳。除了舉舉小旗之外，剩下的就是對于中國民主党、對于泱泱之眾
的法輪功信眾的龍顏大怒、勃然而起，乃至于不僅僅“消除于萌芽狀態”，而且要
以“我不信我就治不了你”的方式把所有組織性的反對勢力，亦即被他欽點的“邪
惡勢力”、“敵對勢力”，統統地赶往勞改營和范圍廣大的監獄。
  這位通過先帝禪讓的方式而贏得了王位的總書記，這位中華民族的新時代的法老
王，滿腦子是為民作主的“民主”思想﹕“在上海，我養活了一千二百万人﹔到中
央后，我又要養活十二億五千万中國人”﹔到外國訪問，面對數不清的抗議者，竟
指斥對游行示威不予干涉的瑞典首相說﹕“你們是怎么管你們這個國家的﹖”話里
話外充滿了要求所訪國鎮壓游行示威的聲色俱厲的專制思想。非程序地鎮壓中國民
主党，非程序地取締法輪功等項，在在都証明這位姓江的老人實在是匱乏甚或沒有
任何民主思想，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開明理念。
  他應該向戈爾巴喬夫學習，學習他以自己的棄權而贏得一個自由的俄羅斯的所作
所為，學習他的開明政治，即公開化和透明化的旗幟，學習他為歷史上發生的一切
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冤假錯罪案平反昭雪的气魄与膽略，學習他解除報禁、解
除党禁而使俄羅斯走向多党民主政治的開拓性貢獻，學習他使社會生活從不正常走
向正常化的巨大努力，學習他敢于辭職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倘若如此，中國共產
党尚可有生存的良好契机，中華民族尚可有發展的一線希望。孰好孰坏，望老江或
江總慎重抉擇。

  3.蔣經國的政治改革模式

  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全民競選的地步，与台灣前總統蔣經國先生的倡導解除
報禁、党禁的先進思想与理念是分不開的。沒有順應民意的改革，沒有揚棄一党專
政的思想，實行多党競爭的現實局面就不可能形成，更不用說執政党合程序地下台
、在野党合程序地上台的政党輪替局面的真正實現了。
  台灣人民何其幸也，大陸人民何其不幸也﹖﹗經國先生的民主改革業已丰收了燦
爛光輝的政治果實，業已成為造福于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而大陸人民由于仍然在一党專政的領導下尚未實現其應有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
諸多在野党的領導人被統統地關進大牢，備受凌辱与折磨。
  中國共產党應該向蔣經國先生學習，學習他甘于廢除一党專政、甘于拋棄自己的
一党之私而關注社會發展与歷史進步的高風亮節，學習他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現代化
所做出的應有努力，學習他不是一味地采取鎮壓与圍殲的手段把政治异見人士“消
除于萌芽狀態”，而是采取退讓与妥協的方式与不同意見的表達者達成應有的諒解
。
  學習蔣經國先生，就是學習台灣經驗，就是學習中華民族的先進經驗，就是學習
如何達到人類文明的應有高度。倘若能夠把蔣經國先生的經驗學到手中，如果能夠
把台灣經驗學到手中，那么中國大陸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死气沉沉且無所作為的樣子
，中國大陸就可能或必然一改現行的渾渾噩噩的遲滯無為的局面而呈現出百舸爭流
、万木竟放的生動多樣的理想場景。

  4.齊奧塞斯庫模式

  終生執政而受到羅馬尼亞人民衷心擁戴的大獨裁者尼古拉� 齊奧塞斯庫，在羅馬
尼亞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社會主義議會上又一次當選為羅馬尼亞總統，其時江澤民
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說“這是羅馬尼亞人民熱愛社會主義
的正确選擇”但時不過二十天，羅馬尼亞人民便發生了被偉大領袖齊奧塞斯庫欽定
為“反革命騷亂”的人民示威運動，這時的“偉大領袖”卻被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
庭判處死刑并且立即予以執行。這位追求“穩定壓倒一切”的羅馬尼亞的“核心”
，的的确确贏得了“壓倒一切”的穩定，死亡成了他別無選擇的超級穩定。
  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教訓，值得江澤民之流記取。擁權自重、飛揚跋扈、漠視
社會發展与歷史進步，否定民眾的自由与民主訴求，一味地運用秘密警察、軍隊、
法庭等專政机器對付日益強大的民主力量，只能招致自己滅亡的可恥下場。所謂的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此之謂也。
  因此，建議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人，不要重蹈尼古拉� 齊奧塞斯庫的覆轍，不要
學習這位大獨裁者的那一套与世界文明主流意識背道而馳的陳腐不堪的意識形態及
其導致的一系列漠視人權、否定人權和取締人權的罪惡做為。中共极權体制的領導
們，猛醒吧﹗唯一出路就是徹底更正自己的現實罪行，忍痛割愛地与极權制度“揮
淚”訣別。

  5.盧太愚、全斗煥模式

  南朝鮮軍政府首腦在執政期間的貪污腐化、漠視人權罪惡行徑，在過了若干年之
后也要受到追究、受到起訴、受到審判。過去的罪惡必須受到法律的應有審判，不
能清算罪惡的歷史就不可能贏得一個不罪惡的現實，罪惡的現實常常來自于不能被
清算的罪惡的歷史，過去逍遙法外的罪惡必將導致企圖鐃幸過關的現實的罪惡。所
以，必須清算一切歷史的罪惡，以徹底杜絕現實中任何罪惡生成的可能与机會。
  韓國人民确實不屈不撓地与歷史的罪惡進行著頑強的斗爭，不可一世的梟雄也要
受到正義的嚴厲斥責，也要受到罪有應得的審判。不能為賢者諱，不能為尊者諱，
不能為圣者諱，不能為執政者諱，不能為皇權擁有者諱，更不能為“偉大領袖”者
諱，此之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之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
  中國共產党應該向南韓人民學習，學習他們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歷史罪惡的
勇气，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歷史罪人的英雄气概。中國共產党也應該學會像南
韓人一樣地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罪惡多端的歷史，以坦誠的忏悔的心情与自己過去
的層出不窮的罪惡相揖別，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毛澤東的罪惡向中國大陸人民講清
楚，也要把鄧小平的昏庸無道的罪惡向大陸人民說清楚，使以往的罪惡不再發生，
以往的歷史不再重演。
  倘若中國共產党不能現實地做到這一點，那么將來也必定會做到這一點，中國大
陸人民將會毫不猶豫地做到這一點。這一點就是，現實的罪惡一定會在將來的某個
時候被予以公正、合理的審判，并被予以其應有的清算。

  6.皮諾切特模式

  皮諾切特，智利的大獨裁者、軍政府首腦，在其長達二十年的獨裁專制統治中，
肆意妄為地乃至喪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數千人被非程序地殺害，數千人不知所以地
失蹤，社會生活在其“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下毫無正常性可言，一切都是他
的“最高指示”說了算，一切都以“皮核心”為軸心旋轉，把個智利搞得個暗無天
日，雞犬不宁。
  后來，在其出國訪問途中被英國警方逮捕。皮諾切特模式表明，罪惡總是逃遁不
掉的，總是要被捕住的。逃得了一時，逃不了長遠﹔逃得了此地，逃不了彼地。凡
是不能明智地看到這一點的，那結果恐怕就決不會美妙，恐怕就會很可恥地成為被
逮捕、被通緝、被引渡的悲慘下場。
  中國共產党的皇權掌握者應該從皮諾切特的模式中汲取其應得的教訓，免得有朝
一日成為被某個國家為保衛正義、保衛人權而追討的人犯。

  上述的几個模式不足以概括全部，但卻証明了現存的中國共產党領導人必須直接
面對的和必須慎重抉擇的几個出路。孰好孰坏，是十分清楚的，是不言而喻的。不
是民主的開拓者，就是歷史的罪人，責任重大，系于一念之差。只有擇优而從之，
棄之一切之所當棄，方能夠走出專制獨裁极權之誤區，從而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
与歷史發展順勢而動地展現自己的价值。倘若違逆這种浩浩蕩蕩的民主潮流，那無
异于倒行逆施，那無异于繼續為非作歹，那無异于螳臂當車自取滅亡。

  五、台海兩岸關系未來的可能走向

  台海兩岸的現實危机來源于中國大陸北京政府的非理性的狹隘思路与忽視歷史、
漠視現實的鴕鳥政策，來自于專制獨裁极權政体的無法自圓其說而又必須為自己爭
得臉面的裝腔作勢。台灣方面也應對此种危机承擔其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其責任乃
是忽視了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所應具有的權利、義務，而只是一味地采取小朝
庭偏安一隅的心理，而不能把握有利時机地竭盡全力地宣揚台灣經驗，不能使自己
成為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民主、自由運動的橋頭堡与保護神，在自動放棄了對于大
陸民主化運動所應具有的合法性支持之后，卻又把在中國大陸暫時執政的中國共產
党當成了中國大陸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豈不知除了皇帝寶座的力量和刺刀的穿刺力
量之外，共產党所能剩下的恐怕只是党的喉舌，亦即大陸的所有党控的新聞媒体發
布的謊言和赤裸裸的欺騙及其赤裸裸欺騙謊言的力量了。然而，謊言只要一經戳穿
，則一丁點儿力量也都不會有、不可能有了。因此，台灣必須清楚地把執政的北京
政府与中國大陸人民區分開來。不進行這种區分，是無利于解決台海兩岸關系的，
是不可能解決好台海兩岸關系的。
  就台海兩岸關系的未來走向而言，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1)維持現狀﹕大陸不統、台灣不獨﹔2)在不戰的條件下兩岸展開政治談判，并在
和解的基礎上達成新的國家模式﹔3)戰爭統一﹕大陸武力犯台，台灣武力攻擊大陸
﹔4)戰后台灣宣布獨立，大陸民生更加凋蔽。
  先看第一點﹕維持台海兩岸關系現狀，大陸不統，台灣不獨。所謂的現狀，就是
大陸依然是現在的樣子，不肆意地挑起戰爭、不制造兩岸麻煩，哪怕是給台灣的發
展制造更多的完全毫無必要的障礙﹔台灣依然是現在的樣子，不按台獨的思路繼續
走下去，不搞修憲，不搞獨立公決，不搞相關的獨立對抗。
  維持現狀的好處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成本，能夠有利于台海兩岸人民一
心一意地搞建設、搞發展，能夠有利于台海兩岸人民在免于戰爭恐懼的情況下安居
樂業地進行各种形式的經貿交往、文化交往与親情交往，從而使兩岸中國人各得其
所地享受到和平的溫馨、交往的益處和生活的美好。
  但對此，北京政府可能不以為然。為了創造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所謂的“政績”，
台海兩岸的兵戍相見地實行帝國“統一”的霸業，可能很快被提到中共中央“核心
”的議事日程上并成為“核心”挖空心思地從事的戰略工作。
  再看第二點，即在不戰的條件下兩岸展開政治談判，并在和解基礎上達成新的國
家模式”。台海兩岸之間無疑應該進行開誠布公的政治談判，政治談判不是你吃掉
我、我吃掉你的那种業已造成了兩岸悲劇的談判，也不是我老大、你老小地听命于
我的談判，倘若如此，那是不平等的談判，而不平等的談判從本質上說是不能稱之
為談判的，因為不平等的談判与其叫做談判，不如叫做“投降”。這种投降實質的
“偽談判”，是不可能達成有利于談判各方利益的協定的。因此，要進行兩岸的政
治談判，就必須遵循政治實体對等的原則去做，這樣才能產生良好的結果，否則就
不會產生什么好的或比較好的結果。
  經過政治談判、經過善意的談判達到了妥協、謙讓的目的，亦即在和解的情況下
進行适合于政治現實的偉大的政治制度之創新，亦即達成新的國家模式。國家是由
人所創制的，無論古代的、近代的還是當代的，無論大也無論小，都毫無例外地是
由人所創制的。由人所創制的國家既可以由人所改造、所破坏、所摧毀、所取締，
也可以根据客觀的社會現實進行史無前例的或史有前例的大膽無畏的創造。不能死
抱著僵硬的“一個中國”模式作底線或作原則來作茧自縛、墨守成規地自我禁錮。
自我禁錮是要不得的，作茧自縛是要不得的，應該發揮中華民族所可能具有或必然
具有的全部的聰明才智、靈活机動的戰略思想和沖破重重閉鎖与禁錮的非凡的勇毅
，創造出可以為廣大的大陸人、台灣人以及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能認同、都能接
受的國家制度創新模式，亦即新的國家模式。可能的新國家模式大概會有下列几种
﹕
  第一种模式﹕“中華民族共和國”模式，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
中華民國”，國旗、國歌待定。國家憲法，即“中華民族共和國”憲法待定。首都
既不是北京，也不是台北，可選擇第三地，如南京等地作為首都。“中華民族共和
國”主席由兩岸普選產生，任期四年一屆，最長不得超過兩屆。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多党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請愿游行示威自由。公
民的一切除受到合民意的法律限定外，不受其他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府机關
及其工作人員之制約，除非該公民心甘情愿地作出法律上的承諾之外。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即權力制衡制度。因為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集中的一党專政是造成中華民族歷史悲劇的總根源，所以三
權分立、三權制衡的政治制度乃是制止社會生活重大惡性事故發生的唯一途徑，也
是根除戰爭等一切罪惡与邪惡的唯一途徑。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無差別的國民待遇，否定戶口制、檔案制等人身依附的
森嚴的等級制﹔否定官階排列細密而不可愈越的官爵分封制﹔否定罪惡叢生的司法
不公的司法依附制、法官等級森嚴的官階制﹔否定橫征暴斂的貪污腐敗制和官、商
勾結污濁制﹔否定警匪不分的黑道与警匪一家的黑手党制﹔否定“國營老大、集体
小二、個体小三”的缺德制﹔否定公民個人不許辦理新聞媒体的党控新聞的壟斷制
。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軍隊國家化，實行社會生活的非軍事化，實行軍事領域
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非党化，實行軍隊職業化，實行國防力量現代化。
  “中華民族共和國”實行与世界主流文明相融合、相一致的和平、獨立的外交政
策，反對落后而追求先進、反對野蠻而追求文明、反對獨裁而追求民主、反對禁錮
而追求自由、反對閉鎖而追求開放、反對邪惡而追求正義、反對皇權而追求人權、
反對倒退而追求進步。在國際事務中，“中華民族共和國”應以自己文明、開放与
穩健的形象，成為世所矚目的國家。
  第二种模式﹕“大中華共和國”模式，其范疇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新疆、內
蒙、西藏等廣大地區。
  第三种模式﹕“中華邦聯共和國”模式。這种模式尊重各地區的充分自主權，包
括政治創制權、經濟創制權、文化創制權、法律創制權、軍隊創制權等。在什么都
不管的情況下，各自獨立的地區或國家名義上卻享有一個中央政府的領導。例如現
在的英國与各英聯邦國家的關系，莫不如此。
  第四种模式﹕“中華聯邦共和國”模式。這种模式類似于美國國家制度、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國家制度，其主要之點是給予地方以更大程度的自主權，比如經濟創制
權、法律創制權，但外交与軍隊則由聯邦政府統轄，并歸屬聯邦共和國的總統或總
理指揮。
  中國共產党提出和現在在港澳地區實行的“一國兩制”，其實質就是“聯邦制”
，只不過這种聯邦制不是那么完善而已，不是那么名正言順而已。如果中國大陸、
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內蒙以及各省、各自治區确實能夠實行“聯邦制
”，恐怕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了。除了第一种模式，即“中華民族共和國”這個模式
之外，這個模式恐怕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接受的最好的一個模式了。這個
模式由于賦予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權，必定受到地方的歡迎﹔由于取締了大一統的無
所不包的中央集權制，因而是歷史進步的題中應有之議。實際上，一九五四年到一
九五五年，當時任中共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就曾提出過“東北只向中央上交財政和一
定的稅收、其他一切都實行地方自治”的聯邦設想，此提議后來被追求大一統的自
封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批評為高崗搞“獨立王國”、“想當東北王”。
如果當初照高崗的話去做，東北的生活水平以及整個的經濟狀況不知要比現在好過
多少倍，可毛澤東要當中央集權的共產始皇帝，所以堅決否定地方自我發展的積极
性，結果耽誤了几近半個世紀的寶貴光陰，教訓實在是慘痛之至。
  第五模式﹕中央集權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模式，亦即是現行的中共統治中國
大陸的政治模式。其主要特點是“總書記”制，實則是皇帝制﹔“人民政府”制，
實則是王朝制﹔一党獨裁的社會主義制，實則是中央代表整個社會、皇帝代表中央
王朝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實則即各种欽定的代表代表人民、無商量地對
人民實行欺騙与訛詐制﹔政治協商會議制，實則是陪襯花瓶制﹔“民主集中制”，
實則是專制獨裁极權制﹔以及輿論一律制、警探密布制、思想統一制、言論封鎖制
，等等、等等，舉不胜舉。總之，人類的所有的肮臟、血腥与殘暴，都產生于這一
腐朽沒落的制度之中，所有的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种种罪惡，都產生于這
一可恥透頂的制度之中。
  在這种國家制度中生活著的人民，由于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而只剩下屈辱的非
人的地位，因而基本上都是奴隸。江澤民不是說中國人只應該有生存權嗎，他的意
思不過是指，中國人都只能是喘气的奴隸。泱泱的中國大陸，竟有十二億五千万的
奴隸在緊跟“核心”干革命，真乃荒唐至极。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奴隸國，以其貧窮、落后、愚昧、丑陋著
稱于世，以其野蠻、流氓、無賴、無恥著稱于世。這樣的專制，哪有“共和”的气
味﹔這樣的獨裁，哪有“人民”的影子﹔這樣的极權，怎么竟能配得上“中華”二
字。
  選擇什么樣的國家制度，是選擇皇權的國家制度還是選擇人權的國家制度，是選
擇野蠻的國家制度還是選擇文明的國家制度，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
人，難道不能進行自我選擇嗎，難道不能進行偉大的制度創新嗎﹖
  第三點，即“戰爭統一﹕大陸武力犯台，台灣武力攻擊大陸”。對此，前面在討
論戰爭問題時已經作了較詳盡的論述，即﹕戰爭不是什么好事，從事不是什么好事
，無論怎樣都不是好事，都是极坏极坏的事情，只有尚未開化的野蠻人才能不怕戰
爭、才能窮奢极欲戰爭的火与炮的所謂“考驗”。
  考驗什么﹖考驗所謂毛澤東稱贊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考驗人的生
命能不能經得起一陣子彈的掃射、一陣炮火的猛攻、一陣導彈的打擊，抑或是一顆
原子彈的當頭爆炸。毛澤東生前所稱的“不怕戰爭、不怕打仗”以及鄧小平生前所
說的“不怕打大仗、仗打得愈大愈不怕”，都類似于亡命徒或者無賴的“拼死一個
夠本，拼死兩個賺一個”的狂妄叫囂。這樣的人領導人們胜利向前進，并且是冒著
敵人的炮火前進，那能不死人嗎﹖國民党將士死傷無數，据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
共產党說，有八百万之多，殺了那么多人，這些叫做“敵人”的人，不也是中國人
嗎，不也是跟你、我、他別無二致的中國人嗎﹖這是對所謂“敵人”的人殺了那么
多，那么他們對自己革命隊伍里的人又殺了多少呢﹖恐怕不能低于几百万人。那么
多人戰死在疆場，戰死在兄弟姐妹的自相殘殺之中，戰死在毫無意義的內耗似的窩
里斗之中，誰又能沾沾自喜于雙方的互相屠戮乃至于同歸于盡呢﹖
  對生命的如此地不尊重，對生命的如此地不敬畏，對生命的如此地冷若冰霜，實
在難以想象這能是人本身干出來的事情嗎﹖殺一個人都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更何況
八百万﹖更何況埋葬在异國他鄉的四十二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所謂的“中國人
民志愿軍”將士﹔更何況死于中越邊境的五万多永遠瞑目而不起的“血染的風采”
之將士﹖
  戰爭實在不應該發生，發動台海戰爭也沒有任何意義。采取什么樣的戰爭形式﹖
是打常規戰爭還是非常規戰爭﹖什么樣的戰爭形式都是有悖于人類文明的主旋律的
，都是殘害人類的野蠻之舉動。
  比如打核戰爭這种非常規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的廣島与長崎的慘象，難道不能銘
刻在我們的記憶里嗎﹖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死亡，就在那么一霎那間，余后的歲月里
受到核輻射的人簡直就像活在地獄里一樣備受煎熬，環境污染、寸草不生，危害真
的難以盡述。單是切諾爾貝利核電站的一次核泄漏，就使成百万人喪生，就使烏克
蘭的廣大地域受到了災難深重的核打擊。所以，任何形式的核戰爭都是人類本身的
自我毀滅。
  導彈也不要打。一個導彈的造价据說好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怎么能夠打得起
，那不是在打民脂民膏嗎﹖把這些制造導彈的軍費省下來干點別的什么不行嗎﹖
  非常規戰打不得，那么常規戰就能打得﹖常規戰也是打不得的。比如，共軍武力
犯台，要登陸，那要死多少人啊﹖一次登陸不死上個万、八千的，恐怕都難以完成
任務。但這又有何益﹖有什么作用﹖這不是拿生命當儿戲嗎﹖再說你大陸打台灣，
台灣也不會默默無聞地听之任之，像法輪功那樣以忍著稱。台灣也要反戈一擊，不
但要阻擊共軍這個中國共產党“党衛軍”的登陸作戰，而且還要把導彈發射到上海
、南京、蘇州、杭州、香港等地，那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了嗎，損失豈不是更大﹖
到那時候恐怕就不是蝕一把米、二把米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大陸都陷于一片難以收
拾的混戰之中了。這是很可怕的一個場景，但愿永遠不能發生這個悲劇場面。
  第四點，即“戰后台灣宣布獨立，大陸民生更加凋蔽”。戰爭兩敗俱傷，台灣必
然宣布獨立，而大陸由于戰爭創傷之深重，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成果必然毀于一旦，
經濟制裁与封鎖又一次重演。不過這次恐怕与一九八九年那次有所不同了，原因在
于這次沒有台灣商人和香港商人為大陸這個朋友兩肋插刀、頂力相助了。那時中國
大陸政府由于不仁不義地發動台海戰爭而將會遭到徹底的經濟制裁与經濟封鎖，遭
到全人類熱愛和平的有識之士的异口同聲的憤怒聲討，大陸民眾將會生活得更加艱
難，更加憂心忡忡。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成為泡影，一切都隨著炮火隆隆而灰飛煙
滅了。
  請問，中華民族是選擇和平的复興還是選擇戰爭的死路一條呢﹖﹖﹖

  六、盡一切可能堅決制止中共發動對台戰爭

  為維護世界和平与亞太地區穩定，應當盡一切可能堅決反對并制止中國大陸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動對台戰爭。發動對台戰爭，就是破坏亞太地區的穩定，就是
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均勢造成難以彌補的災難性損失，就是打破現實政治版
圖的原有宁靜。發動對台戰爭，不僅是大陸的悲劇，也是台灣的悲劇﹔不但是中國
人的悲劇，也是整個人類的悲劇。為此，必須動用人類文明迄今為止所具有的一切
道義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經濟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乃至軍事的力量，全面地、迅
速地和堅定地制止台海戰爭于萌芽狀態。
  要徹底破除綏靖主義的种种幻想，要從張伯倫給希特勒讓步而導致第二次世界大
戰爆發的慘痛歷史中汲取應有的教訓，要深刻認識极權主義的法西斯政權与极權主
義的共產党政權本質上的不約而同乃至根深蒂固的一致性，要清楚地理解极權主義
乃是戰爭的策源地、導火索和驅動器。沒有极權，就沒有戰爭﹔有极權，戰爭就每
時每刻都可能以新的面目、以新的名義、打著新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堂而皇之地、莫
名其妙地發生。所以，要制止戰爭，就必須反對极權，并与极權專制的腐朽勢力作
以堅決的揭露、批判、聲討，乃至于不同形式的斗爭。
  要以道義的力量反對并制止戰爭。追求人道的和平而反對非人道的戰爭，追求和
平的正義而反對戰爭的非正義。以“人權高于主權”的理念戰胜任何形式的地區擴
張主義与地區霸權主義。
  要以政治的力量反對并制止戰爭。一切主持正義、熱愛和平的國家、地區、各种
政治勢力、知名人士都要義不容辭地公開譴責中國大陸北京政府的軍國主義圖謀，
都要為維護世界和平与亞太地區穩定而反對并制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能發
動的對台戰爭。
  要以經濟的力量反對并制止戰爭。要采取一切形式的經濟制裁、包括禁運、凍結
資金、停止經援、撒走外資等方式對非理性的戰爭策源地，即极權主義的法西斯的
北京政府進行經濟上的全面的懲處，要進行事先的警告，并進行事后的追究。
  要以文化的力量反對并制止戰爭。要進行反對戰爭而不是鼓吹戰爭的學術論証，
要進行締造和平而不是發動戰爭的學術討論。從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出發進行各种
形式的爭鳴，而不要以自己所謂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資本對戰爭進行為虎作倀地支持
与贊美的証明。要把學術作為整個社會的良心，要把學術作為歷史發展的馬達，要
把學術作為和平的宣言。
  要以軍事的力量反對并制止戰爭。极權主義哪怕什么都不承認，但也不得不承認
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熱愛和平的國家和地區的軍事實力的增強能夠有力地制約
、制衡极權主義勢力并使之不能隨心所欲地輕舉妄動，不能張狂至极地發動戰爭。
所以，要戰胜极權主義及其挑起戰爭的邪惡勢力，就必須具有大于或至少不能小于
极權主義軍事力量的軍事實力，方能夠形成制約戰爭的制衡力量。這种情況，亦即
制約极權主義軍事擴張的強大實力，能夠卓有成效地保衛和平并帶來地區性的安全
与穩定。而如果對极權主義不能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加以制約，那么极權主義就极有
可能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肆無忌憚地對世界和平与穩定進行公開的挑舋、搗亂与破
坏。發動戰爭的軍事力量必須由維護和平的軍事力量來戰胜，邪惡的實力需要正義
的實力來戰胜。
  要以文明的力量反對一切形式的野蠻﹔要以進步的力量反對一切形式的落后﹔要
以和平的力量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為此，有必要寄希望于國際社會在台海兩岸關
系上發揮出應有的斡旋作用。例如，一些國際組織，像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等，都可以發揮出各自不同的作用。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可以就台海兩岸局勢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或一個特別小組
，以定期審視台海兩岸的局勢，并對可能的戰爭問題舉行聯合國所應舉行的例行安
全會議，可以請作為安理會的成員國的中國大陸政府与不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台灣政
府參加相關會議。聯合國的相關會議及其決議，應當作為世界范圍內的道義力量，
顯示其否定戰爭（包括否定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追求和平（包括台海兩岸之間
的和平）的應有价值。
  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歐盟等也要以保衛和平、防止戰爭、維護世界民主力量、
促進自由人權的立場積极地而不是消极地、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辭地關注并一定程
度地介入台海兩岸關系的和平与穩定的維持之中。不要理睬极權主義的中共所謂的
“不許干涉內政”的指責，也不要相信中共所謂的“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的胡說
。极權主義的中共政府本身就是非民意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在每時每刻傷害著
中國人民的感情，只是一味地傷害并蔑視中國人民感情、一味地鎮壓并取締中國人
民人權的中國大陸北京政府不允許別人來批評、不允許他人來指責而已。這，難道
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實乃荒唐得可以，實乃可笑之至也﹗
  美國應該擔當起維護世界和平，也包括維護台海兩岸和平的歷史重任。美國由于
其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及其帶來的先進發達的經濟、文化、軍事等實力，
能夠卓有成效地防止并制止世界上一切戰爭的罪惡，也包括台海兩岸之間可能發生
的戰爭之罪惡。
  五○年代初，由于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譴以麥克阿瑟為主帥的第七艦隊駛入台
灣海峽，從而有效地遏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本島的進攻，并使台灣處于不受
共軍犯台的和平保護之下，于是才有了后來的台灣經濟騰飛的奇跡，于是才有了台
灣政治民主化的創舉，于是才有了可愛的台灣經驗，于是....總之，台灣作為民主
化的基地，作為人類文明的縮影，作為自由的象征，不但要由中國的台灣人來保衛
，也要由中國的大陸人來保衛，還應該由民主世界、由文明社會來保衛，其中主要
地是由美國來保衛。
  美國朝野已經明确地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是有利于台海兩岸和平与穩定的。例如
，“加強台灣關系法”的通過与實施、“美、日安保條約”把台灣海峽的和平也作
為防范內容，都是使台灣這個民主之島、自由之島不能陸沉的极為關鍵的重要內容
。
  但人們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戰后一代的美國新領導人，亦即克林頓總統對共產极
權的本質、尤其對中國大陸共產政府极權本質的不甚了解，所以便心怀善意地希望
北京政府如其所愿地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但恰恰就是這位年輕總統的一再退讓、
一再忍讓，才使得大陸的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得寸進尺，得尺進丈。當克林頓稱贊
江澤民為“中國大陸少見的開明的領袖”時，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立即開
始了對風行于中國大陸的和平組党運動、這一天賦人權、予以徹底地封殺，并把中
國民主党的領導人統統地判刑十年以上。當克林頓以“三不”的對台政策向北京政
府示好時，北京政府卻磨刀霍霍、文攻武嚇，聲言“不惜以血的代价把台灣給收回
來”。尤其可笑的是，當克林頓与江澤民互相吹噓中、美關系為“戰略伙伴關系”
時，北約誤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卻引發了中國大陸一時不明就里的學生們民族主義
的狂熱，在北京政府的默許下，打、砸美國大使館，演出了一出不是義和團的義和
團魯莽丑劇，也算是給“中美戰略伙伴關系”這個作秀大于實用的外交辭令，寫下
了一筆惊人的注解。
  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作為張伯倫首相的后裔，其所繼承的綏靖主義精神又一次在
中國大陸、在對台關系上得到了体現，并且也得到了發揚光大。与英國前首相張伯
倫所面對的對手，即“偉大、光榮、正确”的納粹党的“核心”、德國國家元首希
特勒有所不同的是，克林頓總統面對的則是“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的
“核心”、即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与极權主義政權打交道的西方政治家們，無論
張伯倫也好，還是克林頓也好，都不能說具有相當成熟的并且不被表面現象所蠱惑
的政治經驗，他們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的所作所為到頭來只能使他們自己陷入
了難以爭脫的窘境之中。
  對极權主義政權，必須像里根總統所做的那樣，絕不手軟，絕不客气。要以“邪
惡帝國”的名義稱謂之，要以摧毀“邪惡帝國”的信心与勇气、行為對待之。對极
權主義政權的綏靖主義政策，將給人類帶來更大程度的危害，將使和平的愿望一步
一步地落空，因為极權主義是會因為綏靖主義的妥協与謙讓、尤其是無原則的謙讓
与妥協和以犧牲他人的利益來滿足极權主義的獸欲而使得其血盆大口欲加張狂，并
以吞噬越來越多的能量來填滿它永遠也填不滿的欲望。試想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使希
特勒的納粹德國有所收斂了嗎﹖不，事實恰恰相反。試問克林頓的綏靖政策使得江
澤民的北京政府有所收斂了嗎﹖不，事實也是恰恰相反。
  可見，綏靖主義是要不得的，尤其在處理台海兩岸關系上。甚至可以認為，台海
兩岸關系發展到現在這樣的劍撥弩張之勢，与克林頓總統的綏靖主義政策不無關系
。克林頓總統應該對此引以為鑒，克林頓的后繼者應該徹底更正克林頓的這种損害
台海兩岸關系，也損害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綏靖主義政策。
  在改正其綏靖主義政策的基礎上，克林頓總統或其后繼者應該從維護亞太地區和
平、進而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出發，邀請中國大陸北京政府領導人与中國台灣領導
人到美國總統府、亦即白宮作客，并展開兩岸間的政治談判，如果可能，最好是達
成永葆台海兩岸之間永久和平的框架協議。如果大陸北京政府參加這种談判，那就
說明了北京政府也可能還是有誠意的﹔如果北京政府拒絕參加，那么北京政府就在
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因為作為极權主義政權，北京政府是不愿意擺出哪怕是和平的
姿態的，更遑論什么和平﹖北京政府既然是執意要打仗、要發動罪惡的戰爭，那么
全世界人民、全世界的各國政府和各种政治勢力難道不應該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去
阻遏可能發生的台海兩岸的該死的戰爭嗎﹖
  如果美國政府邀請台海兩岸領導人舉行會談，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也可能以“外
國勢力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反對被外國勢力隨意操縱”、“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參与美國政府出于干涉中國內政目的而舉行的兩岸領
導人之間的會談”等等假、大、空的外交辭令進行搪塞，那么假以聯合國的名義，
以聯合國就台海兩岸局勢舉行全世界大會的名義，邀請台海兩岸領導人到聯合國總
部參加談判又如何呢﹖是不是可以去舉行和平的兩岸談判呢﹖
  聯合國也應當派出特使前往台海兩岸視察，到北京、台北了解情況、展開調察，
并拿出保衛和平、防止戰爭的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如果可能，最好是成立一個監視
、防止台海兩岸發生戰爭的“聯合國台海兩岸防止戰爭調察團”等組織，就像檢查
伊拉克生化武器生產与使用情況的組織机构一樣，這將有助于防止任何形式的台海
戰爭，抑制它于未燃狀態。這，無疑是保衛和平的正确舉措。
  而設立于海牙的國際法庭，應該立即設立專門的法庭，如“審判戰爭罪犯法庭”
、“審判亞太地區戰爭罪犯法庭”、“台海戰爭罪犯法庭”，雖然法律通常采取的
是事后追究制，但海牙國際法庭可以設立模擬式審判机關、模擬式國際法庭，以准
備起訴發動台海戰爭的罪魁禍首，以增強國際法律的威懾力、震懾力。
  相信，只要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團結起來，一致反對給人類文明必然造成
災難的台海戰爭，极權主義企圖發動攻台戰爭的陰謀就一定會破產，台海之間的和
平、安全与穩定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証，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与穩定就能得到有效
的保証，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穩定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証，人類文明、正義的事業
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証。

  七、結束語

  中華民族應該以自身的全面的現代化作為自我規范的認識標准和行為標准，凡是
不符合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凡是不符合歷史發展与社會進步要求的，都是必須加以
克服的，都是必須加以更正的。而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包括戰爭叫囂、戰爭准備
乃至最后的大打出手，無論從現實的角度講，還是從歷史的角度講，抑或是從未來
的角度講，無論是從台灣的觀點看，還是從大陸的觀點看，抑或是從任何第三方的
觀點看，都是毫無可取之處的，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都是百分之百地危險的。
  如果野蠻把文明來戰胜、极權把民主來戰胜，如果戰爭的陰云密布而和平卻不見
蹤影，如果血肉橫飛、尸体橫陳的悲慘景象再一次成為大陸的現實、也成為台灣的
現實，中華民族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阿，為什么總是在极權所導致的苦海中浮
浮沉沉﹖﹗

                        二○○○年五月六日書成于中國大陸民主自由戰略高地

  注﹕文中個別字句稍有改動、部分小標題系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