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期盼李自成、杀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 铲共救国 *
九十年代末进行的一项农民调查说：目前农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负担太重
，二是缺乏安全感（“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与对策”，首都“百名博士百村行
”专题报告，“中国农村经济”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负担太重”说的是农民的
财产权利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则说的是农民没有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不受任意逮捕，人的身体不受非法搜查，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诬告，都构成人
身自由的内容，这里与农民的“安全感”相关的人身自由，主要是指“禁止非法拘
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大量的
侵犯农民人身自由的事件都属于这一范畴，例子俯拾即是。
* 视农民为“刁民”、整治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九四年七月，罗奇芽从部队回到湖南耒阳老家，向镇政府询问现役军人优抚
费的发放问题，镇党委书记段人俊、副镇长曹泽桓一伙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其进行毒
打。第二天，罗奇芽的六哥带他到镇政府评理，段、曹二人先将兄弟俩铐在篮球架
上，剥掉衣服，严刑拷打，后又把他们关进一间装有铁门、灌有积水、仅一米半高
的“水牢”；这还不够，他们又对罗奇芽兄弟二人刑讯逼供，用铁钉刺入罗奇芽的
耳朵，用钥匙将罗奇芽双手的六个指缝钻得稀烂。镇里还纠集人众对罗奇芽的父母
、大哥、三哥进行抄家，打、砸、抢样样干绝，把好好的三个家搞得一团糟（湖南
省衡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同庆：我的自叙，张驰、黄建良撰文，“检察日报”，一
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湖南桃江县委政策研究室两位研究人员，用“触目惊心”四字来形容目前农村侵
犯农民人身自由的现象。他们调查发现，某县二十四个乡镇都发生过这种“侵权”
行为，全县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村有“侵权”问题，某乡共有三十六个行政村，村村
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一九九七年元月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一年半的时间内，某县检察机关收到控告农村
基层干部“侵权”信件一百二十七件。这些信件，或者控告农民人格被侮辱，或者
控告农民被捆绑、吊打、踩杠、罚跪、火烤、警棒击打、戴上铐子，还有的被挂上
水泥牌子游街示众等等。一九九八年二月某乡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与该乡治安
队负责人一道，借惩治“刁民”为由，采取非法关押、捆绑吊打、火烤、踩杠等办
法，伤害群众十余人。该乡某村十八岁以上的十九名男性公民，竟有九人被非法拘
禁过（胡文凯、胡国辉“农村基层行政中侵权现象的思考”、“人大研究”一九九
九年第二期）。
胡文凯、胡国辉的研究也指出，所有这些“触目惊心”的粗暴侵权行为，都是共
产党乡村政府的干部干的，尤其是那些能够动用暴力工具的乡村干部干的，或者是
听命于这些乡村干部的治安队员干的。他们提供的某县一百件来自基层的控告信件
统计结果表明，有“侵权”问题的农村基层干部共计一百一十人，其中副乡级以上
干部十八人，一般国家干部二十七人，治安队员和聘用人员四十人，公安、司法干
部十八人，村干部七人（胡文凯、胡国辉“农村基层行政中侵权现象的思考”、“
人大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二百多年前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说，政府的存在，在于保护人的自然
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而在中国农村
，侵犯农民人身自由，让农民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不是别人，正是政府。即使是共产
党官方主办的杂志，对这种“政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一些地方官员、执法部门
，天高皇帝远，我的话就是法，屁股再脏，也有恃无恐，而平头百姓呢，若对他们
的土政策有所违拗，随时会给你戴上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执行公务之类的帽子，不
明不白地就将你治了（苏北：“你懂多少法？”、“半月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
一位叫吴留锁的农民，司法机关无法证明对他的杀人指控，但却不肯放人，将其
长期羁押，从三十岁一直关押到四十四（“法律与生活”、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 “政府”成为一大暴力来源
现今，共产党的乡村政府并不向农民提供自由、安全等公共职能，用河南开封一
个乡镇党委书记的话说，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是一个“整天忙于落实来自上面的各
项任务，忙于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曹锦清“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现状与
问题之调查”、“中国与世界”电子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的“三要政府”，
那些替政府跑褪的乡村干部因此变成了“三要干部”。这个“三要”对农民来说，
几乎是不容商量、不许讨价还价的。而且，在“政治承包制”的压力之下，农村各
级干部必须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保证按时、按量完成三大任务。于是，一些乡、
镇政府的领导开始“指使公安干部参与乡统筹、村提留款的收取，有的到农民家里
强拿财产，有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随意打人，有的动辄抓人关人，以致近两年涉
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黄延信：“农民负担过重的制度性根源与对策
”、“中国农村经济”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四十页）。
“提留统筹，计划生育罚款”，不管农户有什么困难，推行计划种植，变动土地
承包，不管农民有什么意愿，一律强行到位，稍有不从，便要动点粗的，来点硬；
遇有干群矛盾，往往不由分说，便将农民请进“学习班”，去蹲“小黑屋”，甚至
动用专政工具，非法拘禁，滥施酷刑。有含冤者惊呼：拳头政府管百姓，王法哪里
去了（苏北：“你懂多少法”，“半月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一九八九年十月，国务院研究室编印的一份题为“农村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
后的一些情况”的材料透露：湖南冷水滩市牛角坝乡对欠交定购粮的“钉子户”挂
牌游街示众；道县详林铺去召开万人大会，将五名多年欠交定购粮的“钉子户”拉
到主席台上公开亮相。
岳阳县西塘村农民刘学义，去年因灾欠交提留款六十元，今年新摊上交款一百零
一元九角六分，乡政府规定所有上交款、定购粮必须在八月二十日前完成，而刘只
完成了定购、未完成上交款。于是，八月二十一日，乡负责同志带领干部到他家装
走稻谷六麻袋，双方为此发生争吵，乡干部便把他捆绑起来押到乡政府，并于次日
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同时被批斗的共有八人（余国耀“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版）。
“三要”政府加“政治承包制”，使农村干部上下沆瀣一气，形成对付农民的各
级政府同盟。每当基层发生农民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情形，农村基层党政机关就互相
包庇。一九九九年，山东临朐县临朐镇月庄村村民，因村委会换届选举不民主、出
卖耕地建私房、财务不公开等问题，多次到镇、县两级政府上访告状，镇、县两级
政府不但不督促该村纠正错误，反而替该村支部书记李安兴开脱。四月五日该县出
动公安干警抓走三名上访群众，四月六日又出动三十多名公安干警和九辆警车，在
村支部书记李安兴的带领下，在村里到处抓人（王华兴“村务真正向百姓公开”、
“人民日报”一九九九年八月四日第十二版）。
* 警察祸害甚于匪
按照国家功能的定义，警察部门被赋予的所谓“暴力”，是用来为老百姓提供“
安全”的。但在今天的中国，警察功能已经异化为乡村安全的一大祸害。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一个流浪的前乡村女教师刘桂文突然被黑龙江呼兰县许
堡派出所叫去，逼迫她承认与村上几十个男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一个弱女子在辱
骂、拳脚、电棍夹击下，胡乱在派出所提供的名单上认下了十来个人。随后，这个
派出所以“卖淫嫖娼”名义对辖区的五、六十个农民每人罚款五百到四千元。警察
和治安联防队员先对这些人吓唬一阵，说刘老师已经认了，交罚款吧，让家里尽快
垫兑五千元钱。第二天早上，交不上钱的人，被罚“坐飞机”。一个农民回忆说，
警察交给他一截塑料管子，要他看谁“坐飞机”做得不好就打谁，否则打他自己；
随后，被警察胡乱抓来的农民被带到院子里，一根绳子贴着内裤将他们串起来，再
逼迫女教师刘桂文牵着绳子绕圈跑步半个多小时。
一九九八年二月，呼兰县周化村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裴英军的亲属未能选上，
裴便开列了一个四十名卖淫嫖娼的“黑名单”，交给许堡派出所。当天夜里，“黑
名单”上的卖淫女王淑云被派出所民警和治安联防员“从被窝中拽出”，铐着双手
带到派出所，王淑云在副所长周广才、治安联防员常大权的“开导”下，按名单提
供了一长串人名。二月十九日，在被留滞四十多个小时后，王淑云交完罚款回家。
被王淑云胡乱供出来的嫖娼成员、副村长裴胜利说：“二月十六日夜里，我被连骗
带抓弄到派出所，扔进又黑又小的留滞室，已经有几位村民在里面。这时，我才知
道被抓来，是说大伙都与王淑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说是王已经承认。我不认，坚
持要与王对质。后来，副所长周广才和治安联防员常大权审我时，看到王，她披头
散发地坐在铁椅上，带着手铐，脸上都是伤。我喝问，咱俩到底有没有事？王看着
我，足足有三四分钟没说话。这时，常大权用电棍点着她的胳膊说：按你交待的说
。王浑身抖着，这才低着头说个有字。”
据采访的记者了解，类似许堡派出所的这种假“卖淫嫖娼”罚款事件，在许堡乡
其他六、七个村子都有存在。许堡派出所所长付文广自己也承认，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呼兰县公安局局长高文华证实，许堡派出所通过这种
方式罚得近十万元，而据记者证实，实际罚款数为十五万七千元（董时文“以扫黄
为名敲榨农民”、“中国青年报”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另一件披露出来的加令人发指的警察暴行事件，发生在广东省普宁市。一个派出
所的六名警察，未经人任何法律程序，便将四名农民枪毙，然后，当地公安部门向
新闻机构编造谎言，普宁电视台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九日在新闻报道中说：“八月七
日下午五时许，四名歹徒持枪窜入东西南村一村民家并抢去家中财物，我民警迅速
出击抓获歹徒。在押解途中，四名歹徒撞开车门脱逃，公安民警在鸣枪无效情况下
开枪击毙四名歹徒”。经广东省公安厅查明，这是一起被七名警察隐瞒了一年之久
的杀人案。八月七日下午四点左右，占陇镇村民陈广丰，到东西南村找陈某追讨欠
款，陈某反而报案称陈广丰等人持枪勒索。占陇派出所副所长罗国斌及警察方辉彬
、郑文绪、张永进、陈伟城、黄建伟六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对陈广丰家进行搜
查，并不由分说把陈广丰，及正在陈家喝茶谈事的郑灿炎、黄华生、陈松平四名村
民一同抓走，罗国斌只与派出所另一副所长黄石武商量后，即决定将陈广丰四人击
毙。经技术鉴定，陈广丰身上共有十七处枪弹创口，其他三人身上也是弹创累累（
“广州日报”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
* 超级组合：书记加警察
在农村，书记就是国王，而警察则是国王的带刀侍卫。书记加警察这种横暴权力
组合，揭示出了如今共产党政府治理乡村的最大奥妙。一九九四年秋天，安徽巢湖
槐林镇政府决定在前柳行政村征地建造一个窑轮厂。这个村共有耕地一百二十六亩
，一下要被征去七十亩，人均耕地就剩下零点三亩。如此征地，农民活路在哪？村
民们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不考虑这个村二百来人的死活，推土机就开来了。农民当
然不同意，有的干脆躺在田里，不让推土机过。行政村主任沈金泉开始向农民喊叫
：“谁敢阻拦，今天就用推土机把谁碾死。搞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这个应该是
农民选出来的村头说：“田是共产党的，我有权给任何人。农民就谁也别再找我，
找到北京也没用，我们都是共产党。”
窑厂终于建成了，村民为了抗旱，在本村的水塘里放了水，窑厂厂长一口咬定水
放进了窑厂的征地，告到派出所。邹所长带着七、八个治安队员，开着警车，拿着
电棍，直接闯进村民代表周逢宜的家，不容分说，就要拷人。周说：“大家从塘里
放水时我正在收水电费，根本不关我的事。再说水塘毕竟是村里的，为什么自己的
水塘自己不能用？”周逢宜八十多岁的祖母给邹所长跪下哀求道：“做点好事，给
俺们村一口饭吃啊！”
如果农民告状呢？广州市白云区郊区唐阁村有数千人家，十年未开村委会，二百
四十亩耕地出租的大事，都由村委一手包办。农民把状告到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常委会。但最后，有六位参与请愿的农民以“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
一九九七年，四川遂宁河边镇两多位农民不堪负担沉重，状告县乡政府，当地各
级政府的架式，完全是一个书记警察大动员，齐心协力斗农民。一位农民是这样回
忆的：“十月三十日上午，村支部书记在广播里通知在唐书永家开会，说遂宁中院
来人了，来解决问题来了，我信以为真，到会场一看，原来是一场骗局。在场有县
纪委杨书记，县公安局局长黄天茂，镇党委书记刘尚全，镇长陈大志，镇派出所所
长郭辉等二十人。镇委书记刘尚全说：钱该退的已退了，干部该调整的已调整了，
你们要全部撤诉。我一听很气愤，因为根本就没有退钱，就先退出会场。黄天茂问
我哪里去，我说种麦子，黄天茂说扰乱会场，把他抓起来！河边镇派出所的唐光前
踢了我一脚，几个人把我的手反铐起来，押送到八里办事处，又有人打了我两耳光
，把我打昏了，他们强迫我在他们事先打印好的撤诉申请上盖了手印，他们没有放
我，而是把我运到镇派出所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刘尚全说今天放你一马，回
去让大家撤诉，黄天茂说下午五点以前把撤诉的手续送来，如果办不到，马上可以
把你弄去坐牢，马上可以宣布。在这种威胁下，想到家里有两个小孩没人照顾，妻
子在北京上访未归，地方干旱几个月，吃水都困难，又是农忙，只有含着泪水，走
家串户劝人撤诉（沈颢等“为了吃饭的权利 ---- 国内最大规模的行政诉讼案的调
查”、“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辽宁省宁陵县孔集县八位村民，九七年七月检举该乡党委书记任伟等官员，乱花
公款大吃大喝及贪污购粮款，后来这个任伟升任县公安局长，马上派出百名公安，
逮捕八名村民，进行毒打，六十岁的柴月廷跪在地上，公安逼他十四岁的孙子用皮
带抽他，其孙拒绝也被公安毒打；八人中有五人关押一个月后释放，另外三人则以
“妨害公务”被逮捕（“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A 七版）
超级组合里，书记横，警察坏，农民被逼急了起来“闹事”，打击的目标自然就
是党政机构和派出所。一九九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湖南祁东数万农民暴动时，不仅
冲击了镇政府，也炸毁了镇派出所，一度成为农民阶下囚的不仅有镇党委负责人，
还有派出所所长。
* 地痞村霸没人敢惹
甘肃天水市平南乡瓦资村有个远近闻名的村霸，名叫刘小洲，横行乡里多年，直
到杀人被判死刑，其行径足以见出今日中国农村的恶人当道。他的那个村庄，有二
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但从党支部、村委会、治保组织，到派出所，居然都对
他无可奈何，老百姓提他的名字就脊梁骨发凉。这个村子里无人养鸡，因为此人见
鸡就打，几年来，村里约有百余只鸡被他吃光了。若仅仅把鸡打光吃光，这个村霸
还仅仅属于偷鸡摸狗之列，老百姓害怕也是有限的，可他杀鸡之余，还打人，在村
庄里，没有他不敢打的人、杀的人。村主任刘其拜的肋骨被他打断了几根。那些平
日里对农民吆五喝六的村干部对记者说：每年村上收土地提留款，与刘小洲关系好
的，我们都不敢要，要了他就拿枪瞄着打！在瓦资村，村中妇女，不管老少、结婚
与否，只要被刘小洲看上，就得跟他睡觉，敢说个不字就掏出刀子说话。即使男人
在家也得给他让出老婆，不答应轻则挨打重则挨捅。据说被刘小洲施暴凌辱的本村
和邻村妇女多达五六十人，大到五十多岁，小到十四、五岁，然而被凌辱的妇女居
然忍气吞声、不敢声张。不少做丈夫的，明知妻子被欺辱，却装聋作哑，不敢吭声
。某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刘小洲杀了两条人命，其中一个是两岁的小孩。刘小洲
杀人后，被害人的爷爷焦灼找村支书报案，这位当家人却心急火燎地对报案人说：
“我不敢与你去乡上，刘小洲杀人哩！你自己超小路绕道到乡派出所去吧”。
“检察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河南滑县一个县就查出一百六十八名地痞村霸。这
些地痞村霸专肆以强欺弱、敲诈勒索、侮辱妇女、行凶打人。有的农户不甘受欺逃
离他乡；有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因受地痞村霸的严重干扰，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张发世“滑县除恶声势浩大治安明显好转”、“检察日报”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
。
中国一共有二千一百三十五个县长，这样算下来，农村到底有多少地痞村霸呢？
八十年代以来，类似象刘小洲这样的流氓恶棍在农村的犯罪率和重大刑事案件的百
分比都超过城市，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城市刑事案件立案率平均增长率为百
分之五点零六，农村为百分之十四点三八，是城市增长速度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三。
同一时期，全国重大刑事案件上升四点二倍，而农村上升了五倍（余红等“当代农
村五大社会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人们在惊叹刘小洲不可一世的同时，必然也在纳闷：政府哪里去了呢？
* 黑道、宗族取代政府
政府形同虚设，乃是中国基层社会解体的标志之一，与此相伴的另一面，则是黑
社会和宗族势力的增长。面对越来越繁杂的农村工作，竟有乡镇着意将一些劣迹斑
斑、多有前科的地痞安插进各种名目的执法“小分队”，美其名曰“以毒攻毒”（
苏北“你懂多少法”？“半月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某乡党委书记为了加大上交款力度，亲自到派出所摸底，向派出所长要去了乡里
黑道上最有实力的重量级人物的名单。村里有名的烂崽“老黑”（判刑八年刚刚刑
满回家）等八人，一夜之间成为黑道红人，荣调乡政府“欠收队”，号称“收欠八
大金刚”。
一九九八年元月，某镇政府批准成立该镇城管中队，镇长亲自提名该镇黑社会头
子张某某担任队长，理由是该同志黑帮朋友多、势力大、吃得开，是队长的合适人
选。抓执法的副书记第一个表态赞同，并建议该中队其他人员由队长自己挑选，结
果张的狐朋狗友十三人解决了劳动就业，并神奇地穿上了警服，佩上了警械（胡小
革“黑社会势力人员缘何吃香”、“杂文报”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另外一个威胁农民安全的因素是宗族的械斗。一九九○年二月十三日，台州地区
天台县苍山区两个宗族因山林水利发生纠纷，迅速发展成七个乡四十三个村“王、
汤、戴、奚”与“许、鲍、周、余”两类宗族同盟五千余群众卷入的大规模械斗（
余红等“当代农村五大社会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广西一九八六年农村中各种纠纷六万一千六百二十起，其中很大一部分转化为械
斗，造成村与村、族与族、农民与国家执法人员的冲突，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和人员伤亡（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在黑社会与地痞流氓面前，农民是受欺凌的社会集团；在家族与宗族面前，农民
是单个个体，是渺小的成员分子。每当这些情形出现的时候，农民需要政府，也是
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时候，政府在哪里呢？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应当履行的乡村社会职能旁落，家族、宗
族组织、黑社会、地痞流氓力量等非正式权力乘机出来填补空白，使不少农民不得
不依附非正式组织的保护。平时政府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当农民需要政
府提供保护义责任时，政府却找不到了。这种现象不奇怪吗？
一九九二年，一项对农民进行农村“最需要什么？”的问卷调查收上来，农民在
问卷上赫然写着“李自成”三个大字（欧阳斌“昊昊青天岂能容 ---- 农民负担问
题特写”、“乡镇论坛”一九九三年第八期）。
无可否认的是，苛捐杂税、农民负担过重、乡村干部的大面积腐败、农村社会压
力型体制，导致了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空前危机。一位民政部官员不无忧虑地说：“
在相当多的地区，近十年来的干群众关系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农民对基层干
部的不满，甚至超过了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汤晋苏“农村中潜伏的危机
不可忽视”、“地方政治与行政”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二○○○年四月三十日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