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走了、终于一定要回来的
* 胡秋原 *
* 作者介绍：作者胡秋原，民国立法院委员，中国著名的政论家，早期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莫斯科第叁国际的“
上宾”。後一阶段，作者在理论上渐不同意共党，但依然相信彼此
可能“并存”。但最後当作者直接体会过中共统治下的生活後，就
成为“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反对者”了。作者著述甚丰，有“中国
的悲剧”、“俄帝必亡论”、“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份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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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沦陷之前，我曾以一个身患不治之症者的心情，静待死亡之来临。因为我以
为国家和我，在此一世纪，或都无希望。在共党治下看了一月以後，我才确认共党
是必抗而且可抗的，因此我反觉得，国家和我，都有希望，我於是决定出走。我现
在说明我当初不走和後来出走之原因，此不仅在我是一大事，而对於了解共党，也
许是有点用处的。
* 我和共党的关系
我和共党以及许多党人，有长期友谊关系。用他们的名称，我作过共党“同路人
”，但我也很快地决心不和他们“同路”，虽然我将我的意见，保留很久。
一九二五 ---- 二七年，我渐知马克斯主义，但我不喜欢共党的行为。在中国，
很多“小资产阶级”青年，是经过马克斯主义而接近共产党的，而我是由读“俄国
马克斯主义之父”Plekhanov 之着作而信马克斯主义的，这和列宁主义不同，这也
许帮助我从未对共产主义低头。
一九叁二年上海抗战时，我曾对十九路军之抗战，略尽奔走呼号之力，因此他们
是我最早的政治朋友。在这里我要提一提，当一二八战争时，中共是宣传打倒十九
路军，并准备乘机在上海暴动的。後来我提倡“自由主义的马克斯主义”，因此不
为国共二党所喜。我曾独力与共党笔战，但国民党亦对我误会甚深。所不同者，共
党公开批评我，而暗中包围我。我当时未入共党圈套，乃是我自信我所知马克斯主
义文献，比他们多。他们之中，许多人（至少对我）承认这一点，只是说我是“小
资产阶级观点”。他们之中还有人告诉我，中共中央，曾禁止对我批评；而我遂亦
不愿批评共党。
塘沽协定使我反对国民党之政府。一九叁叁年末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第一个以
“人民政府”为名的政府，我曾经参加这个政府。这一事件之发生，原因甚为复杂
，而共党与十九路军间成立了一个“不侵犯协定”，是重要原因之一；关於这一事
，我在事前并不知道。及十九路军事发，瑞金共党在当日广播中攻讦，说是“反动
之伪装”；俄国“真理报”亦为文攻讦，说是“英国的阴谋”。後来共党集中兵力
扰乱十九路军侧面，到了严重关头，甚至落井下石，这又是十九路军崩溃重要原因
之一。我是最後离开福州者之一，对於这一点十分清楚，不论十九路军之事如何，
此使我对共党一切，怀抱戒心。
一九叁四年“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我开始“流亡生活”，经香港、南洋、印
度、埃及、义大利而到英国。我主要时间，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中。是年末，莫斯
科突然经过我的一个朋友，“欢迎”我前往，我问他们的理由，他们说“见面再谈
”。由於我对共党不无戒心，我提出许多条件，他们表示“一切不成问题”。於是
我在一九叁四年除夕到莫斯科。
到後，“共产国际”中国部出面招待我，他们说现在“国际”政策已有转变，在
中国要全民抗战，国共合作，他们说知道我是反日的，所以欢迎我来，希望我赞助
他们的运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诚实，拿了许多公开的乃至秘密的文件给我看。当时
日本军阀正积极布置侵略华北，威胁实在严重，我对共党以及俄国此一转变，甚感
欣慰，我答应在民族抗日原则下，出售一点知能与他们合作。当时共党正办一个“
救国时报”，一个“全民月刊”。我参加编辑工作，而关於日本问题，由他们供给
资料，几乎全由我担任整理与分析。中共“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他们将
原稿给我看过。
我在莫斯科以及俄国住了一年半时间。就个人而言，我用我的劳力换得了“礼遇
”，至今我毫无不满。负责与我接触的，是中共。我有自知之明，这没有使我自迷
，只使我不安，以及更为谨慎。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月以後，我逐渐发现俄人实在落
後，实在无效能，所谓“五年计画”，实在与宣传是两回事。俄国人物质生活固然
很低，精神上尤其无快乐自由可言，因此我怀疑社会主义，并放弃马克斯主义信仰
。我又发现俄人对我国满蒙新疆，大有野心，俄人有极强民族偏见。我又目击“大
审”。种种的事，使我对俄国已无兴趣。但我与中共诸人相处甚好。我又看出，中
共在精神上是俄人俘虏，但实际上亦受俄人虐待。他们所受待遇，我敢说远不如我
这“客卿”。我那时相信中共是有诚意抗日的；他们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中国。一九
叁六年夏天，我离开莫斯科。中共饯行，我曾坦白告诉中共的领袖，我对苏俄无所
谓，但我相信中共很诚恳，在共同抗日事业上，我愿意赞助到底，我将尽我的一点
薄力，赞助国共合作。直到胜利，我是忠於这诺言的。
一九叁六年末，我经英国到美国，卢沟桥事件後，我急忙回国。我多年朋友中，
反对国民党者甚多，且有一政治团体，曰“民族革命同盟”，共党常来联络。但我
以为我们从前反对国民党，由对日歧见而起，国民党既已抗日，必须竭诚赞助之，
才有我们的立场，建议解散这“联盟”。这团体解散後，我在汉口独力办一报纸，
以“巩固统一抗战到底”八字为口号。此时共党常来连络我，但我逐渐看出共党对
抗战毫无诚意，而一切宣传行动，皆配合苏俄，瓦解国民党。我到重庆时，曾向政
府负责人提出一个“备忘录”，主要意思是：苏俄对中国是有野心的，中共是盲从
苏俄的，为了抗日，不能破裂，而只要能隔断苏俄和中共，亦都不足危害中国。但
任何时候，俄与中共一接壤，即国家之危机。故必在军事上经济上乃至在思想上，
切断二者之毗连。并须在外交上扩大外援，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所建树，保持主动
。
一九叁九年後，国民党有人要我加入国民党，我答应了，但我不希望国共破裂。
在参政会中，我曾经参加过几次国共团结运动。我希望国民党保持优势，迫共党作
合法斗争，而不作勾结外力的武力斗争。
雅尔达协定後中苏谈判时，我才公开对苏俄批评。不久日本投降，中苏协定公布
，我知道国家危险了。中共进军东北後，我才对中共批评。我希望国民党站住，乃
至将中共由东北逐出。但我没有大声批评下去。这原因有二：第一，国民党实在难
於抵抗俄国与共党之合作，中共取得政权，成为不可免之势，日益明显。第二，我
的故乡在中共的游击队根据地附近，他们曾两次绑架我的父亲，经我与董必武及周
恩来严重交涉，始得释放。鉴於国民党政府如是衰弱，忧时之人又无法帮得上忙，
我及家属什麽时候落到共党手中不可知；一个匹夫，实无法去“得罪”共党。所以
我在共党取得政权前，对共党非无批评；不过我的批评，大体是非常含蓄的，这是
一种“苟全性命於乱世”的心理。
* 我为甚麽留在共区？
一九四七年後，情势日恶，我在上海曾和许多朋友发起和平运动，是时共党已反
对和平，而国民党尚未意识危险。是时我看只有一个勇敢的紧急的中美合作，才能
阻止大陆之沦陷，然苏俄中共离间中美计画已经日见成功，美国政策已入歧途。一
九四八年我曾与其他朋友在立法院呼吁中美同盟，几乎没有影响。张治中已到南京
，我看他是受俄人使命而来策动的。我看覆巢之祸不可避免，我即回到故乡。对於
是否逃难以及逃到何处，日夕考虑。我的头发，就是这麽白的。我知道中共统治下
不好受，但我必须支持的老弱妇孺，我无力全家逃难，不忍一人逃难。先到香港吗
？则我对此处，有不甚愉快的记忆。至於台湾，在我当时看，如大陆不保，台湾终
难久守。我最最关切的，是美国政策。但当时美国已采取一种“洗手”政策，如此
则中国悲剧不能避免。此非依赖美国埋怨美国之意，因中国不是一个强国，唯美国
始能对消俄国压力。浩劫已在眼前，孔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我所怕的，是中国的历史经中共而断送於苏俄。我是年四十岁，一个政权纵不满人
意，支持二三十年非无可能。果真如此，是国家、亚洲、乃至全球之大悲剧；个人
之生命，我已觉无甚可恋，即使我有幸能到美国，而国已无国，是很可耻的。我到
过外国，知道无国之民之悲惨，尤其是东方人，是更为悲惨的。
中共之统治，即俄国统治，俄式统治，这在理论上，我知道甚为清楚。俄式统治
为何，我也很了解。但我想，俄式统治由俄国历史而来，中国历史毕竟不同。我又
想，俄式统治多半只能间接施於中国，中共应不致蠢到一上台即全面俄化，他会用
点假面具，那麽我即可在中共假面具下生存下去，这是我最大希望。假使如此，当
时我之生存打算，道路有二：第一我在战後办了一个学校，这学校在汉口有一办事
处，高初中二部，分设滠口、黄陂两处，我想也许我可以教书为生。其次，如若学
校办不成，我有许多亲友做小买卖，我可以和他们一道过贩夫走卒的生活。在这考
虑之下，我便由极端动摇逐渐倾向一种“等着看”政策。但我不是将一切寄托於假
定的，武汉沦陷前二月，河南早已沦陷，那时有朋友出来，我问他何以能出来，他
说，共军发展太快，检查不密，出来还很容易。我想，共党来後，只要不一到即将
我逮捕起来，我还有出走的机会。而这一点，我想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只要在共
党之下，我有能不受辱教书或作小买卖之可能，我仍愿留在共区。我个人抱负原不
只此，这固然不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或乃至是一个国民的打算，但世运如此，国
运如此，我最低限度要求，是不失为一个“人”。人之为格很高，但也很低。我所
谓“人”，即一个能不伤害自己及他人，而以其劳力维持其最低生活者。
在大陆沦陷前半年，中共地下人员到处活动。一九四九年春，有一旧时相识，是
一地工，前来见我。那时共军已兵临汉口不远，而武汉有“和平”运动（抗战胜利
後，共党首唱“和平”，那是不许国民党打共党之意，後来我的许多朋友倡“和平
”，此是不许共党打国民党之意）。至是共党之“和平”，即叫人投降之意。他问
我对和平运动意见，说如我能参加，他们可保障我的自由。我说，此时汉口任何对
共抵抗皆为无效，我全家在此，为了地方秩序，我赞成和平。但因为我早提倡过和
平，曾为他们所反对，所以我已不适於参加。至於自由，我知道只有我自己的保证
，才是有效的。他虽不甚满意，却也表示“佩服”。我并非真正不“怕”此类“英
雄”。不过我知道在乱世，唯宁静是安全之道；不求福，即免祸之道。
这可以说明许多人留在共区大都是出於无可奈何之心理，而共党亦拼命由此下“
剥削”工夫。没有比绝望之情更可悲，更危险的。中国是在孤立无援状况之下沦陷
，是在政府未能供给国民以希望心情形之下沦陷的。在绝望之时，只有最高的哲学
，或道德，或宗教才可抵抗投降；然而只有希望，才能普遍鼓舞抵抗的勇气。
* 我何以要离开共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我在汉口学校办事处门口，看见共军入城，接着是共党
官僚之来到。
第一个变化，是报纸。老实说，我不喜欢政府的官报，但过去总还有消息，共党
一来，只有宣传，只有作呕之阿谀，尤其是对俄人之阿谀。这种报纸只看两天，即
感到空气是“窒息”的。
第二个变化，是大批不兑现纸币出现，市场“冻结”起来。我的亲友告诉我买卖
不能作了。我最後生活之道，首先证明不通了。
第叁、共党一到汉口，首先是占房子，封物资，摊派供应。其次，第一道命令是
“照旧征税”。第叁，则公卖鸦片，这是国民党不敢做的。第四件事件是在广场设
立大牌坊，四个标语，其一大书“拥护苏联和平政策”。
第四、国民党一退却，“扭秧歌”即出现；这是极不堪的。一星期後，我看到有
许多国民党官吏在“坦白”。我听到若干相识者，其中之一是不问政治的学者，被
戴绿帽一面游行，一面自己骂自己；共党举行庆祝游行，抬一棺材，後面若干人背
上贴上国民党人的名字装着孝子，闹了两天。
第五、一位青年朋友天天来告诉我中共接收後，凌辱国民党公教人员的事实。我
是照“等着看”的哲学而留下的，而他是因为撤退到中途交通断绝而转来的。他的
报告都很琐细，大体说来，共党意态，除了征服者的横蛮，报复者的凶狠而外，还
像上海印度巡捕对黄包车夫，绑匪对於肉票，变态的老妇对於童养媳之凌虐与折磨
。
第六、大家的面貌改变了。在街上熟人见面，冷冷的点一下头，惨惨的一笑。最
好说话的湖北人也沉默起来，大家都懂得“叁思而後言”。这是不足怪的。即如我
的小孩很天真的问我共党到底好不好时，我也必须沉吟一下，然後冷冷说一声“好
！”
我看了十天共党表演之後，即决定出走。这几样事看来虽小，在我极为重大，并
使我对国家命运，我的生命，发生新的估价。在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换很多，大抵
一个“新朝”，多能表现比前朝高明一点。但共党只能拥护苏俄，贩卖鸦片，作种
种下流表演，说明共党不仅是卖国团体，而且是一无能与下流的团体。国民党可以
批评其无能乃至於贪污，但下流是少数。一般人以为共党最大罪恶是残忍，是否定
自由。我看了共党之後，才了解我过去在莫斯科重庆所见共党，是伪装共党。真正
共党之真正特点，乃是全面下流。残忍犹如奢侈一样，总是有限度的。即所谓不自
由者，在普通意义，不过一切行动言论，尤其是言论，须听其政权支配而已，但沉
默是可以的。杀反对的人，禁止反对者言论，原是征服者权利，而大抵总有一个标
准。如共党政权只是这两点，都在我意中。我未料到的，是下流。例如，共党既有
权力，则无论将反对者逮捕、罚款、没收、枪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坦白”，
将人戴绿帽游街之类，则是不必要的下流，这似乎是一种政治的虐害狂。但值得注
意的，共党非仅以此施於其敌人的国民党，而是普施於无辜之人。更值得注意的，
共党并不以此为虐害，他们自己亦须受此类虐害。因此我便悟到共产主义乃是一种
以冷血的严肃，疯狂的热情进行的巫术或工程，其目的在使人类堕落，不复具有人
性与人格，他们不以此为罪恶，反之，以此为“神圣艺术”。但人本来是人，使人
不是人，必使自己不是人。此自无所不至，但共党却以为必以此为乐为荣，才能说
是“搞通思想”。他们自信“搞通”了，却想照他们的样子“改造”人人。他们不
以此为压迫，反之，认为一种必然，一种恩惠。这才是共党之特点。
许多人谈共党，常注意其残暴，或问他到底杀了多少人。屠杀是共党行为之一，
但非其特点，帖木儿也屠杀的。共党之特点不在“大张旗鼓”的屠杀，而在其流氓
式的谋杀，吸血鬼式的谋杀，并使其自圆其说，使其系统化，这才是共党之特点。
我想到朵斯妥也夫斯基之小说“恶灵”（ The Devil），其中几位革命家，尤其
是石加恪夫（ Shaglov），主张革命须以“寡廉鲜耻”为政纲。我当初以为不过小
说而已，至是我才体验到共产主义，即是石加洛夫主义。这主义是俄国历史产物，
俄国布尔塞维克以石加洛夫主义教育各国共产党员为其工具，而他又想用共党为工
具，将石加洛夫主义推行於全世界。在共党主义之下，无论共党或非共党，只有最
寡廉鲜耻者，才配作领袖，才有安全和“幸福”。在这一点，共党是一视同仁、铁
面无私的，而结果必是一种寡廉鲜耻之竞赛，这才是共党之特点。
残忍不一定下流，但下流必然残忍。而此种残忍，是无限制的；不仅是摧毁肉体
的，而且是凌迟灵魂的。如谓共产主义可怕，其可怕处即在於此。
* 这些思索日益使我震惊
我从前以为在俄式共党之下，只要牺牲政治，未必绝无生存馀地。例如，在列宁
时代，克鲁泡特金和朴列汗洛夫虽然受压迫，非不能生存。但列宁是列宁，到了斯
大林时代就不同了。但斯大林也是到一九叁六年後，才彻底下流的。我以为中共或
不至像俄国，至少不至马上像斯大林的俄国，我没有想到共党愈到东方愈无耻。中
国共产主义乃是一种殖民地共产主义，殖民地的石加洛夫主义，中共比俄国共党更
是俄国的。又世人以为中国土共与莫斯科训练的共党不同，其实土共之谄俄，较洋
共更为不可忍受。为了与洋共争宠，中国的土共比洋共更为俄国化。他们通过石加
洛夫主义，居然相信俄国和他们，只是师徒和师兄弟，而不是主奴。因此，中共之
卖国，以及其他各种下流，将都是无限制的。於是我能看出，在这样一个绝对下流
政权之下，任何人，即使是共党，不仅必须尽量蹂躏自己的人格，还必须与共党一
样，蹂躏自己相识的人。这不是说，在共党之下，一个人没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必
须牺牲他人，才能保持生存。必须害人害得共党满意，才能保证生存。换言之，拚
命吃人，才可以免於被吃。这便是共产主义的生存逻辑。
因此，我觉得必须赶快出走。我原以为，共党只要稍为像样，维持二三十年政权
，非不可能。我已入中年，以为会看不见国家光明，所以我打算改行生存，并准备
接受迫害，甚至於死，所以我敢於留下，但我却不曾准备受辱。当时共党没有麻烦
我，但我想迟早会光顾的。孔子教训我们，“士可杀不可辱”；又告诉我们，“鸟
兽不可与同群也”。我怕有一天求死不得，我必须出走。另一方面，中国历史告诉
我一个残忍政权不一定不能存在，但残忍而下流政权是很难存在的。下流亦即无能
至极之意。一个残忍无能至於下流政权是断乎不足畏，断乎不是不可击败的。我认
为我看得到共党的崩溃，我感到中国不会亡，而我的生命也就可贵。我必须生存，
且必将我的生命，贡献於消灭这可耻暴力之工作，于是我的勇气油然而生。现在已
不是共党能否容许我生存问题，而是我已不屑，且不能让共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不能在共区反共，只有出走反共。於是我才告诉我的父亲和太太，说我很抱歉、
必须离他们而到无法估计的地方。他们也都同意，如是我设计出走的方法，等待出
走的机会。
当时市场已经停顿，只有一种投机商业，其中最可怜一种，是湖南湖北的香烟贩
卖。贩香烟到湖南，买香烟纸到湖北。我将道路探听清楚後，便用我有限的技术，
造好身分证。立刻变成“香烟贩子”。六月十六日自汉口启程，通过长江，换小舢
舨，横过洞庭湖，穿过两岸乱枪和湖匪的区域，到达当时国军驻扎的岳州。这行程
是带几分冒险性的，六月二十日阳光熹微中，我终於又呼吸自由的空气。
在此以前，我对共党之理解，是概念的；我不赞同共党，是理论上的，我绝无与
共党不“并存”之决心。经此一个多月之体验，我才在形像上认识共党，而确信必
须反抗而以其必败，即使没有人反对他，我一人也要反对他。即使共党忽然拥护我
，我也要反对他，直至其放弃共产主义为止。
哥德云：“理论是灰色的”。有此经验，我常想到此一名言。反共不可无理论，
但理论是不够的。由理论反共并不困难，但既存社会与文化之弱点，常使人感到共
产主义未必绝无存在之理由，因此最後便能达到“并存”之空想。只有仔细研究共
党行为，才能使我们明白，任何既存社会之弱点乃至罪恶，比起共产主义来都是较
小的罪恶。这些罪恶可能是共产大罪恶之母亲，但共产主义实无权利批评既存社会
任何好的和坏的。我们即使要治疗旧社会之罪恶，也决不能采取共产主义药店中的
药方。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与既存社会的罪恶对立的，毋宁是将既存社会中一切罪恶
集中而无限制扩大的。因此，先解决这一大罪恶，也许是解决其他较小罪恶之前提
。
在中国，我是最迟的反共者，然而，我也是一个最无条件的绝对的反共者。
* 我一定要回来的
我到长沙一星期後，毛泽东宣布“一面”与“独栽”。这自不意外，不过我佩服
其石加洛夫的勇气。长沙危急，我逃到香港。我决定必将可为人质的家人接出，才
有公开反共、“大张旗鼓”反共之自由。我借了一点钱，约了几位夥计，开了一个
小农场，一个商店，与家人通信。共党恐怖政策逐渐开始，我的学校先被没收，改
为“革命大学”的校址。十一月间，我父亲受亲友劝告，到香港来，此时中共将我
的兄弟逮捕，举行“民众大会”“公审”。中共将我的一位远房叔父杀掉以为镇压
，而这位叔父之兄弟，还是一个共党。我函告我的太太携小孩先到北平，买船南了
。不料事闻於周恩来，他说如我回去，一切无问题，否则不能放走。但这究是小事
。一九五零年二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忙碌去了，由於共党疏忽或好意，我太太终于
四月到港。如是好意，对此共干我是不会忘记感谢的。
我当时未走，共党或不以为奇。但留而後走，则共党多少感到意外。而在若干范
围中，当然也引为谈话之资。在此期间，共党曾派人到港找我，我没有见。当我太
太到港後一周，我接到两位老友自共区来信，除关切我的生活外，谓我既非真正国
民党的“人”，实不当走，离开国家；如果有个别共党对我不起的事，可以提出注
意，我如有政治要求，可以提出考虑，只要回去，“一切皆可商量”；并郑重说明
，这信是受命令写的。我回了他们一封信，除感谢朋友之关切外，大意如下：
如两兄所知，弟对党派乃最无成见之人。除黄帝子孙，孔子後学，中国国民，及
弟方寸之主人四种名义外，无任何义务为弟必守者。弟在国民党势力最盛时为国民
党之敌，国难使弟归国，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但弟不辞为其百姓。弟在共党将被
消灭时为共党之友，共党将统治中国，原亦打算做共党百姓，然看了而又走了者，
则今日之事，根本不是国民党共党之问题也。弟对政治要求，高则甚高，低则甚低
。低者，只要杀人不卖国，卖国不杀人；害命不谋财、谋财不害命；拍马不吹牛、
吹牛不拍马，弟皆可忍耐。六者俱全，则难乎其为百姓矣。弟素不信革命不革命，
阶级不阶级之说，只有君子流氓之别，国民党亦有流氓，然尚可理喻，有所忌惮。
而共党流氓，则不可理喻绝无忌惮矣。如问共党有任何对不起弟之处，则至少有叁
事：没收弟之学校，逮捕我之兄弟，杀害我之叔父，此似乎皆为个人小事，唯弟校
教员无一国民党员，舍弟从未入国民党，族叔亦断无可杀之罪。我之学校，乃全国
人民事业之一部，我之兄弟叔父，亦国民之一分子。共党既可没收我之学校，自可
没收任何人之财产，既可以捕杀我之家人族人，自亦可捕杀其他任何人。此则断乎
非小事也。如谓此为个别行为，则共党必须正式发还我之学校，对捕杀事公开道歉
，惩凶、赔偿、并登报声明，保障以後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始可证明。必须如此，
弟始可考虑回来之问题。至弟政治要求，如指升官发财之类，则以兄等相处数十年
，宁不知区区之意？弟决不为矫情之言，说一定志在山林。然有所不为，当兄等所
信。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生不为儿皇帝，死不入烈士祠” ── 昔日戏言
，兄等当能记忆。是以善良之百姓，弟皆尊之若圣贤；不义之势利，皆贱之若蝇蛆
。兄等以弟今日心中即有主席司令之类乎？如指国家大事而言，则任何权力只要不
过於违背中国人之基本道理，不太丧国权，太残民命，太辱人格，首先废“一面倒
”之政策，则不待兄等之劝，且即有人拒绝，弟亦必欣然回来。否则，中国尚有国
哉？於是弟无论九夷四海，皆孔子所许；而中共之必败，亦可以此而断矣。兄等骤
听此言，必怪弟手无缚鸡之力，有何本事？出此大言？如兄等所知，弟乃一十分平
庸之人，但亦十分公平之人，弟之穷过于共党，弟之刻苦，亦不下于共党。弟对党
派素无成见，亦决非任何宣传所能动於心。弟与国民党素无渊源，而今日共党人士
，反多为老友。弟喜谈政治，但亦非必事政治之人。弟有自己之主张，但亦为一极
富妥协性之人。弟对国民党之贪污无能素表厌恶，虽不赞成共党主义、对共党非绝
无好感，不存希望之人。今妇孺皆知今日是共党之天下，无论如何，弟非对国家情
形世
界形势无所了解之人。凡此皆兄等所深知，且必可深信者。若此之人竟被共党逼为
敌人，则举国之中，普天之下，即无一不是共党之敌人，若谓有一政权能靠外国飞
机大炮，与举国为敌，亦荒谬之至矣。胡一时之事，不足为定论也。至於弟之生活
，则自街头卖字至立说着书，自养猪种菜至四海贸易，自信多能鄙事。海阔从鱼跃
，天空任鸟飞，宇宙之大，岂缺弟之一饮一啄乎？但弟看了，走了，终於一定要回
来的，盖中国人终必有其国，又弟深信不疑者，云天远隔，时念故人。苦雨凄风，
诸维珍重。
我还接到回信，说“一叹！”但自我的“俄帝必亡论”出版後，一切信息都断绝
了。
本文录自“中国的噩梦”、香港自联出版社五五年四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