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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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華　　評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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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PS9914 ［總第三十九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華人團結起來，一切非共組織、派別聯合起來，
　　　　    　在中共体制內外開展共同行動，合力推翻中共极權暴政，
　　　　　　    　　　建設科學、民主、自由之新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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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評述存放於﹕http://www.obbit.net/~chps/docs
              電子郵件地址﹕  ch8783@obb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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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9914) 目錄

                      ◆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綱要（鄭貽春著）◆

                    自秦至今、中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封建王朝專制
                  崇尚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不能指導現代化建設
                        以競選制取代專制的王朝官爵分封制
                         還政于民、變人治社會為法治社會
                    王朝制人際關系社會導致瞎子引路、禍國殃民
                      一党制乃万惡之源、阻礙現代化的實現
                   与人民相异化的王朝式“人民政府”必須廢除
                  政治体制改革的關鍵在于确保人權普遍受到尊重
                選擇漸變或劇變、實現有利于現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邁向現代化的政党、議會、政府、軍隊与三權分立
                中華民族終將擺脫王朝禁錮、确立現代化的政治体制

                      ◆中國憲政体制改革綱要（鄭貽春著）◆

                     百年蒼桑巨變、憲政至今未獲其應有的地位
                               中國憲政史簡要回顧
                       中國近代和現代王朝“憲法”的非法性
                             确立“憲法”的哲學基礎
                      現行共產王朝“憲法”的野蠻性和隨意性
                 架空人民奢談專政、“偽憲法”推行法西斯獨裁專制
                   無視人權、崇尚皇權、“偽憲法”條文荒謬絕倫
                    推倒“偽憲法”、實行憲政体制改革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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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本刊上期全文發表鄭貽春先生專著“王朝循環論”后，受到各界普遍的
          好評，許多讀者紛紛來信來電，推崇鄭先生學識淵博、文筆流暢、推理
          嚴謹、結論明确，其分析之精辟使那些打著憲政体制改革旗號夸夸其談
          中共國不能亂的海外民運精英黯然無光，人們為今日中國還有如此旗幟
          鮮明的革命知識分子活躍于民主論壇而感到慶幸。鄭文的發表再次顯示
          ，中華民族的希望在國內而不在海外。為了回應讀者的熱情，我們在此
          發表鄭貽春先生的另兩篇力作﹕“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綱要”和“中國憲
          政体制改革綱要”，以饗讀者，以充實中華民主革命的理論建設和思想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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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綱  要
                                                              * 鄭貽春 *

  * 第一條﹕自秦至今、中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封建王朝專制

  自秦王朝以來，我國政治制度一直是官爵分封的王朝体制，歷經唐、宋、元、明
、清、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府、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的農民革命以及隨后的鄧小
平時代。雖然名稱、形式各异，但在本質上卻是一樣的封建專制。 
  傳統的政治制度來源有三种﹕
  第一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劉邦立漢，朱元璋建明，李自成封王，毛澤東成主席
。其特點是領導者（或曰皇帝）老死于任上﹔
  第二是，世襲制或禪讓制。子承父業，政權私有制，老子皇帝儿皇帝。或發展到
現在，把國家政權委任于親戚，或所信任的人。一個圣旨，可以把某人提拔成皇帝
或主席或總書記。歷代皇帝遺權力于后人，或禪讓于他人。“你辦事，我放心”的
一句話竟可以使某人成為全國人民的的英明領袖﹔
  第三是，政變制。非程序的權力更迭曰政變。毛搞掉劉，林彪要搞掉毛﹔打倒四
人幫的宮庭政變﹔鄧小平搞掉華國鋒，后又搞掉胡耀邦，后又搞掉趙紫陽，等等，
不一而足，不胜枚舉。追溯到歷代封建王朝，莫不變幻著非理性政變的血雨腥風。
這正是封建社會与冠以社會主義名稱的封建社會的共同特征。
  基于傳統政權的上述三种來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現行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与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是沒有根本區別的，是一
脈相承的，是等而同之的﹔
  第二，現行的領導人必定來源于上述三种之一或其中的兩种，通常來源于第二項
的世襲制或禪讓制﹔
  第三，傳統的政治制度只能适應于落后的通常是小生產的生產方式，而決不能對
于偉大的現代化建設起到應有的推進作用。它所起到的滯后作用已經或將為社會延
緩其發展的實踐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証明。
  第四，政權私有制是封建社會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特點。政權，作
為國家政治制度的標志，竟然可以被巧取豪奪，或私下里被瓜分完畢，或用陰謀詭
計搞到手中。政權私有制，使得政治權力的分配秘密化，而絕不可能透明﹔使得政
治生活非正常化，而絕不可能正常﹔使得國家政治權力為太子党所把持，而絕不可
能為人民所擁有。政權私有制，兩千多年前就已有過，現在仍然盛行不已，可見現
行的政治制度与兩千多年前的政治制度是多么的相似乃爾﹖﹗

  * 第二條﹕崇尚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不能指導現代化建設

  馬克思于一百多年前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成為現行政治的理論基礎。豈不知一
百多年以來，出現了多少令馬克思也無法預測更不可能回答的新情況、新問題﹖況
且馬克思通過對于早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而使自己所創立的理論与秦王朝的中央集權
制竟不謀而合﹕例如，用暴力的方式推翻一個舊政權，并且以同樣的方式來維持一
個新政權。現在已經成為信息共享時代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難道非要用一百多
年前所發表的几乎霉爛的教條去指導、去監督、去評判嗎﹖
  列宁的理論作為革命的學說可能有其歷史意義，但現實意義卻微乎其微。因為現
在是建設的時代，而不該應用革命的學說去搞建設，尤其是不能用它去指揮偉大的
現代化建設。倘若如此，我們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和無可挽回的。應當以如是觀去看
待作為軍事戰略家的毛澤東及其思想，才能無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的觀點較毛澤東進了一步。他搞了改革開放，但改革僅限于經濟。限于經
濟的改革在中國是遠遠不夠的，是杯水車薪的，因而也是极不完善的。開放閉關鎖
國的大門，使中國人民洞開眼界，有助于中國的各項事業与國際慣例接軌，有助于
中國向外國學習一切有益的先進經驗并克服我們自身存在的一切弱點和一切不足之
處。鄧小平所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說到底，就是一方面搞經濟
建設，另一方面還要維護不适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王朝体制，在王朝似的封建政体
下面去搞所謂的現代化建設。豈不知，這正是要求人們帶著腳鐐手銬去勞動，這又
怎么能夠發揮人的能力、創造力和一切潛力呢﹖
  縱觀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北朝鮮、古巴、越南和中國，都尚未有一整套成
熟的經濟建設經驗，更未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設想，總之，沒有現代化建設的方案，
這又怎么能夠領導人們走向現代化﹖
  我們并不缺乏革命的理論，亦即破坏的理論，我們所缺乏的是現代化的建設理論
，是一整套的、适合于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現代化的理論。

  * 第三條﹕以競選制取代專制的王朝官爵分封制

  我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宏偉目標是建立現代化的政治体制。与傳統政權的三种來源
方式相反，現代化的政權來源方式主要是競爭的方式，亦即人民競選制。人民競選
制的內容是﹕任何一個國家公民，只要達到一定的年限，例如十八歲成人，就可以
通過他自身的方案（建鎮、建縣、建市、建省乃至建國之方案）并通過不同方案的
比較，而獲得人們統計學意義上的絕對票數的通過，而當選為國家行政管理崗位的
不同層次的管理者，乃至最高崗位的行政管理者。
  對于行政管理者的任期年限也應從立法上予以限定，不能無限期地乃至于使所任
者老死在任上。根据發達國家的寶貴經驗，任期最長不能超過兩屆，（美國每屆總
統任期為四年，最長不超過八年﹔法國每屆總統最長不超過七年﹔英國首相任期也
有相應之規定，俄羅斯總統任期每屆為五年，最長不超過兩屆，等等）。
  通過競選制，而确立國家不同行政崗位的行政管理者，是把本屬于人民的權力歸
還給人民，而不是象現行的政治体制所做的剛好相反。公正、合理而且公開的政權
來源應當是符合于現代化建設的競選制，而決不是傳統的任命制或曰委任制，亦即
官爵分封的王朝制。
  競選制好處甚多，陳述如下﹕
  首先，行政管理者在走向不同行政管理崗位之前，必須對其所應負的職位和權責
進行有准備的論証，必須提出相應的建設方案，必須以自身适合于該職位的相應的
能力和水平求得其選民的認可、認同和贊賞，非此則不足以稱為稱職的行政管理者
。因此，具備方案、具備精心准備的方案，具備為社會發展所提出的可能最佳的方
案，并且具備為人們通過統計學意義上絕對多數票的贊同之方案，這正是現代化的
政治体制与傳統的無方案、因而也無准備、無能力的領導体制具有本質區別的關鍵
之所在。
  其次，競選制优越于任命制的另一表現是﹕權力來源于人民，來源于具有創造力
、想象力和其他潛力的人民，來源于具有政治准備和理論准備的、富于表現力的人
民，來源于能夠為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提出切合實際而又使之得以快速發展的不同
方案的設計者﹔任命制的特點是對于自己的親戚或自己所熟悉、所信任的人授予權
力，這就大大降低了使現代化事業成功的比率，因為這种權力來源于宮帷之中，來
源于領導的好惡之中，來源于傳統關系學的迎來送往之中。
  第三，競選制是适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需要的政治制度，是跟市場經
濟的發展相協調、相一致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呼喚競選制。
  体育比賽有冠軍，冠軍必得在某一体育項目中經過精心准備，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并且在比賽中一展風采，奪得第一者方成其名。沒有經過鍛煉的，沒有准備的
人能夠奪得体育比賽的冠軍嗎﹖假定我們把某一個行政管理崗位的最高行政管理者
比喻成政治權力的冠軍，那么一個沒有准備的，提不出最佳行政管理方案的，也不
能充分証明其相應能力的人可否成為這樣的冠軍呢﹖傳統的政治制度竟層出不窮地
生成這樣無准備頭腦的政治冠軍。除了權力之外，沒有其他能力，要說能力，除了
陳腐的人際關系能力之外，看不到有什么治國、治省、治市、治縣、治鎮的相應的
能力。
  第四，競選制确實需要競選資金，但競選資金是值得花銷的。傳統政治制度所任
命的領導，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是几乎不花一分錢的。但要切記，這种一
分錢沒花的國家行政管理者當走上國家不同行政管理崗位，乃至最高行政管理崗位
之后，其無能領導所造成的損失又何止以千万、億、兆為單位所可能計量的呢﹖
  根据發達國家的經驗，凡是大選，國家的憲法法院都要拿出相當數額的資金供最
高行政管理者候選人的競選之用。一當能人當選，又能為國家、為社會節省多少開
支呢﹖一項政策的制定，就可能節約數十億、數百億元的資金。孰大孰小，難道還
不清楚嗎﹖
  第五，競選制被傳統的政治制度認定為假民主，可是傳統的政治制度卻連假民主
都沒有，有的卻是真專制。
  民主，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即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參与社會的政治生活，都可以無
限定地表達自己的意愿，都可以在不妨礙其他公民權益的條件下具有從事政治、經
濟和文化生活的充分的自由。傳統的政治制度由于其世襲制的表現形式，亦即委任
制的施行，形成了政治權力的极不公正、极不公開、极不合邏輯的圈內分配，或家
族分配，或親信分配，或政變分配。總之，這种政權分配方式是排斥絕大多數公民
積极參与的，因而也是非民主的、專制的。其最終表現為，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
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請問這又有什么道理可言呢﹖
  我們現行的政治制度也貌似推行選舉制与被選舉制，其實在選舉之前就已經內定
完畢，走個形式而已。你選与不選，結果都是一樣。這又有多少民主可言呢﹖這難
道是真民主嗎﹖
  競選制，作為民主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公民參政議政的廣闊的表達舞台和思想解
放的浩瀚無際的活動空間。每一次競選都是人類思想解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
都是不同的治國方案交流、融匯、論証、鑒賞和評判的過程，都是公民意愿的普遍
表達和整理以及日趨完善的過程，都是人類自我价值的不斷确立和進一步認定的過
程，都是人類作為公民個体參与現代化事業建設的必然表現。
  第六，競選制由于其表現形式似乎顯得無序，但其本質卻是有序的，因為表面的
穩定畢竟不能代替人們內心的平衡和穩定。
  民心服，則天下歸服﹔民心不服，盡管刺刀監管，也只是表面文章，終有其极不
穩定的因素。競選制由于民意暢達，民意交流，因而每一個公民都可以使積郁內心
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愿通過這一現代化的表達方式釋放出來。表面上看起來亂，實
際上一點也不亂。民心穩，才是真穩﹔民心不穩，其他一切都穩不住。這又怎么能
稱之為亂呢﹖
  要說亂，就是通過競選，使有方案的人代替無方案的人，使有准備的頭腦代替無
准備的頭腦，使有能力的人代替無能力的人，使非正常的、不合理的現實向著正常
而合理的明天邁進。這种亂，只是亂了朝庭似的政治制度，而把本屬于人民的政權
歸還給人民本身而已。亂了無能之輩，亂了平庸之輩，因為這樣的人將不再能夠巧
取豪奪國家的各級政權了，也終將坐不住其寶座了。
  競選制需要一系列成体系的法律、法規，例如需要“競選法”的制定，需要選舉
委員會的監督、檢查，需要相應的競選組織和机构貫徹落實所制定的“競選法”，
甚至需要執行公正選舉的憲法法院監察，等等。
  如上所述，最好的委任制也不如哪怕是最差的競選制。傳統的政治制度所委任的
所謂領導，無能之輩是必然的，是層出不窮的，而有能力者相對來說是偶然的，是
少的，甚至是极少的。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就要采取适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競
選制，即主要行政管理者，無論是國家政權的哪一個層次，乃至最高層次，都要通
過自身的最佳方案走到其行政管理崗位，而在他的這种方案下，亦即在他的領導下
，他可以任命為其方案的順利完成而選定的具体實施者或執行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同行政管理崗位的主要行政首腦應當以其自身的方案，通
過競選而開始其有限定的任期，其助手應當由他來任命。因為被任命的助手是為了
他所提出的方案的具体實施和順利完成而被方案提出者所認定的。

  * 第四條﹕還政于民、變人治社會為法治社會

  中國王朝似的政治制度，自秦王贏政統一中國以來，除了王朝的頻繁更迭之外，
几乎毫無長進，沒有從根本上予以破除。這种沒有根除的王朝政治制度，無論以什
么新穎的名稱，無論以什么美妙的形式，無論是明君抑或是昏君，都有一個最大的
特點，就是人治。
  人治，隨机性，隨意性，适應于落后生產力的需要，适應于不發達社會的需要，
尤其适應于小生產的腐朽勢力包圍著的政治區域，同樣也十分适應于漫漫兩千多年
的反動封建統治的泱泱中華大地。倘若中國要進步，要自立于世界先進的民族之林
，就必須与人治作最后的訣別，就必須忍痛割愛地与人治社會相分离，就必須使自
身從人治社會向著法治社會進行大規模的轉移，就必須确立以法立國、以法治國的
偉大旗幟。
  法律，是公民意志的普遍反映，是一定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內容。法律体系
的制定及完善，构成了法治社會的框架，因而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人治社會所必然
存在著的隨机性和隨意性。
  傳統的政治制度也制定了与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适應的一系列法律、法規
，但這些法律、法規絕不是公民意志的普遍反映，而只能是統治者階級或統治者階
層的意志通過國家意志所進行的反映，因而也就不可能代表著每一個公民所可能具
有的意志，盡管它們自封為人民意志的普遍反映。
  中國現行的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可以說大部分法律适應于傳統的計划經濟，而不
适應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适應于王朝的政治制度，而不适應于現代化的民主政
治制度。就法律体系的根本大法“憲法”而言，几十年內竟然修改了四次之多。每
更換一個頭，就變更一次憲法的內容，如此可能還要修改更多的次數。可見人治在
這里起著多么巨大的作用﹖﹗
  法治社會的歷史性要求就是要進行公正、合理的審判﹔實行無罪推定制度﹔實行
錯判賠償制度﹔實行律師与國家公務員公离制度﹔實行平等量刑、平等對待制度﹔
建立陪審團制度﹔破除“反革命罪”﹔确定“私有財產不可剝奪、不可侵犯”的相
關法律條款﹔建立法官、檢查官獨立審判制度。這种种項目都要求達到一個理想境
界，亦即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是使社會生活正常化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條件。
沒有司法獨立，也就不可能實行所謂的社會公正。沒有社會公正，也就談不上什么
現代化的建設，也就會使人類的希望落空，這才是真正的混亂，因為這必將引發民
心不服的結果。
  法治社會要求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各自獨立，也就是人所共知的三權分立
。采取三權分立，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因為，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或多或少
地接近于政治自由。在權力制衡的條件下各司其職，從而极大程度地避免專制和暴
政。從歷史上看，凡是出現過暴政和專制的，基本上或完全沒有實行過這种三權分
立的政治制度。
  歷史上偉大的法學家孟德斯鳩所創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体制為發達國家現行的政
治組織奠定了無可替代的基礎。同時，二百多年的社會發展事實業已雄辯地証明，
這种制度具有其不朽的活力。
  孟德斯鳩在他著名的“論法的精神”這部書中寫道﹕“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
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
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
個机關行使這三种權力，即立法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議權，則
一切便都完了。”（見“論法的精神”規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治的關系）。
  如果把二百多年前孟德斯鳩所說的話与二百多年以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諸多
政治暴虐事件聯系起來的話，我們不能不感到孟德斯鳩具有何等超前的先見之明﹗
從希特勒的納粹專制到斯大林的三十年代著名的“大清洗”，從七十年代柬埔寨波
爾布特政權對本民族二百多万人的殺戳，再到中國六十年代中葉和后葉的、由毛澤
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哪一件不是對于“則一切便都完了”
的孟德斯鳩似的浩嘆的應驗呢﹖
  王朝似的傳統政治制度向來是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為一身的政治制度，這
就叫做專制，或曰暴政。盡管表面上鶯歌燕舞、鳥語花香，充滿著一片祥和的气象
，但由于這种一切權力合而為一，這就在人們的頭上高懸著暴政的達摩克斯之劍，
也就是隨時隨地可以把專政的利刃降臨到每一個公民的頭上。
  這种一切權力合一的政治制度，也是腐敗的溫床，因為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監督
檢查机构，但這些都不過是愚弄百姓的擺設而已，根本制約不了這种体制。每當触
及這种体制痛處之時，种种措詞就會使任何質疑和監督、任何詢問和調查得到停止
，并逐漸化解乃至于不了了之。
  這种權力合一的政治制度，以最高統治者（無論叫皇帝、主席、總書記抑或其他
各种各樣的名稱）的意志為意志，以最高統治者的思想為思想，并且使之成為國家
意志和思想，形成除了這种思想之外別無其他任何思想，除了他的言論或追隨他的
言論之外別無其他任何言論的大一統的思想專制狀態﹔形成除了所謂的國家輿論之
外別無其他任何輿論的輿論一律的狀態。假如他的思想仍然是适應于戰爭狀態的思
想，那么整個社會、整個民族都會隨之而思想僵化，死气沉沉。一個聲音，代表著
十几億人的聲音﹔一個聲音，成為整個民族的思想的表達。而整個國家、整個民族
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聲音之下极其有限地、被規定了地顯現著。
  這种權力合一的政治制度，以把持輿論工具進行欺騙宣傳，以暴力工具 ---- 軍
隊作為鎮壓的強大力量，以秘密警察作為施行恐怖的必備方式。倘若民意以某种公
開的方式表達出來，那么暴力就會對付非暴力，槍杆子就會瞄准手無寸鐵的人民﹔
秘密警察，包括在編的、身著制服的和不在編的、不穿制服的就會出來制止，就會
以各种各樣的、甚至于無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按照國家的唯一意志，按照最高統治
者的意志，采取危害公民個人自由、財產權和安全的一系列行動。
  這种權力合一的政治制度，置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顧，而只顧維持自身所代表的
官僚利益，只顧維持自己的寶座的穩定与安全﹔置社會發展的大勢于不顧，而只顧
維持腐朽的乃至于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置中國現代化事業于不顧，而只顧
一味地回頭看那烽火彌漫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業績﹔置人民的要求民主与自
由的呼聲于不顧，而只顧一心搞槍杆子里面保政權的陰謀詭計。
  要破除這种權力合一的政治制度，就要實行被發達國家二百多年的實踐所証明為
行之有效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就要推進政治的公開化、公正化和合理化，就要
使政治制度适應于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還政于民，并鏟除暴政的根源。

  * 第五條﹕王朝制人際關系社會導致“瞎子引路”、“禍國殃民”

  傳統的政治制度要通過不斷的改革使人際關系社會向著未來的能力社會大踏步地
邁進。在傳統的政治制度中，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對于仕途的升躚起著重大的、几
乎是甚至完全是決定性的作用。“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無人就不好做官，這句
話就很說明問題。
因此，要想當官，要想弄它個一官半職，就得傾大部分注意力于各种關系、尤其是
對上一層領導的關系的研究之中，因為領導者的個人的喜好將在以后可能的任命中
發揮出無可取代的作用，將決定被任命者的升躚的程度，亦即所授予的權力將有大
小之分。察言觀色、看風使舵、阿諛奉承、极盡獻媚之能事，也就成為傳統政治制
度通常是下級對上級無所不在的表現、特征和行為方式。
  由于任命制或委任制，亦即官階是由上面一層的領導任命的，所以唯上面的意志
為意志，唯上面的一切為標准，而無論上面的意志對与不對，都要堅定不移地、無
條件地貫徹執行。而這种自上而下的委任制，通常只是把權力任命給下一級被上一
級領導所熟悉、所信任、所依賴的親信、朋友抑或是親屬等等的圈內人士擔任。這
就造成了下面的人必得精心研究上面一層領導的心態、動態、喜怒哀樂的性情、甚
至對上面一層領導的親屬都要采取盡可能恭維和順從的態度，以博得該權力掌握者
對自己的信任。這种表示效忠的態度不僅僅以口蜜腹劍的虛偽的方式顯現，更有甚
者，下級必得給上級送禮，禮品的厚薄，表明效忠的程度。迎來送往的形式，變相
賄賂的本質。至于鋪張浪費、慷公款之慨，墮入腐朽的簡單的人際關系之中，則成
為求得仕途發展的必然途徑。
  上級對下級的所謂提拔，主要依賴于下級對上級的效忠程度，因而取決于上級對
下級的熟悉程度、信任程度，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任人唯親的情況。雖然，從理
論上、從口號上也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但在傳統的政治体制下，這是根
本行不通的死胡同。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說，被任命的行政管理者有能
力者出現只能是少數的、個別的，而無能者必定是相對的乃至于絕對的多數，是普
遍現象。通常無准備、無方案因而也無能力者在被選拔成為握有重權的行政首腦時
，他与上級領導的關系能力、他与周圍人之間的關系能力是作為首要問題而予以考
慮的。八面玲瓏者上，直言耿義者下，這就是傳統政治体制的固有的表現內容。
  傳統政治制度任命行政管理者并不關注于他是否有准備，是否具備相應的最佳方
案，是否具備与該行政職位相适應的能力﹔一紙任命，足以讓某人大權在握，甚至
使無數的平庸之輩竊取与他們的能力极不相稱的職位。
  當某個無准備的、無方案的、無能力的人被委任為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崗位，例
如省長、市長（或叫巡撫、督撫、州牧、縣知事），他事先對于所轄地域的政治、
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工業、農業、城建等等一無所知，因而也必然一無所為
。在此情況下，亦即在他瞎子般地登上他本不該登上的行政崗位后，他需要一段時
間對于所授權領導或管轄的地區進行一番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這一段時間（例如
三年、四年、五年）的調查研究使他對于不甚了了的問題有了一個逐漸的了解。在
這么長的時間內，他不可能作出好的或比較好的、适應于該地區的諸項事業發展的
決策﹔倘若作出，基于他的瞎子般的狀態，也決不可能是合理的決策﹔倘若在徹底
地熟悉和掌握了他所管轄的地域的各方面的情況之后，他才能有權作出某种決策。
那么，這么長時間的調查研究的過程是不是耽誤了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時間了呢
﹖無數的事實証明﹕這是一种禍國殃民的過程，這是一种浪費社會時間的過程。
  可以把傳統政治体制的這兩种方式，一是選拔無准備頭腦者作為行政首腦，二是
花費時間逐漸熟悉、逐漸交學費的情況，冠之以實事求是的名稱﹕前者叫“瞎子引
路”﹔后者叫“禍國殃民”。 
  王朝似的政治制度向來是“瞎子引路”。干事業無能，把人們引入到貧困、無知
的境地，但在保住頂戴花翎、保住烏紗帽、保住自身的寶座方面，卻能顯示出自己
無所不為的能力﹕或重复謊言以愚民，或挾持軍隊以自保，或派遣密探以恐嚇，等
等，無所不用其极。
  在全世界范圍的科學技術有如江河奔騰、知識爆炸、知識更新、信息共享、已經
使地球成為一個人類共同的家園的情況下，在各种資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市場經濟蓬
勃發展的情況下，在現代化的歷史命題已經為中華民族所認定、所認同、所贊許的
情況下，“瞎子引路”的政治体制難道還要繼續存在、繼續發展其本應“壽終正寢
”的歷史作用嗎﹖
  在“瞎子引路”的政治体制、亦即各級主要的行政首腦無方案上任的情況下，那
些有准備、有方案的人就要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所具有的能力也就必
然地、程度不同地乃至极大程度地被壓抑、被剝奪，總之肯定要受到致命的摧殘，
當然這种种摧殘活動都要被冠以形形色色的、不一而足的、似是而非的名稱。換言
之，明眼人必得在“瞎子”的領導下“胜利向前進”。所以，明眼人也得裝作瞎子
一般地跟著感覺走，跟著瞎子走，這就完全地扭曲了人的個性、人的獨立思考的心
靈。倘若要作明眼人一樣地行事，那就違背了“瞎子”領導的意志，因而由此而帶
來的職位的、經濟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和不可估量的。只有對真理裝聾作啞、只有對
“瞎子”唯命是從，才是求生存、求發展的唯一途徑，所以才有“指鹿為馬”這一
顛倒黑白的現象。整個社會都如此這般，那么“假”就是這個社會的普遍現象。所
以，歷史上歷代封建王朝和現行的社會主義王朝都是以“假”作為其生存和發展的
极其重要的特征的。
  任何王朝似的政治体制都自封為“真理”的唯一代表，豈不知“真理”并不是以
權力或武力作為評判依据的，權力和武力根本就不應當是、也根本不是評判“真理
”的標准。所謂真理，就是事物的本質，而不僅僅是表象，所以評判“真理”是不
應該有所謂的唯一的權威的。真理的獲得來源于眾說紛紜的爭議和辯論，以及由此
而達成的共識。這种共識達到“真”的境界，達到普遍的真的境界，就成為真理。 
  而“假”是真的對立面。整個社會的“假”既是對真理的嘲弄，也是對真理的根
本否定。這對于現代化建設事業是极其不利的，是大有害處的。因此有必要大聲疾
呼﹕更正扭曲的人性，解放壓抑的心靈。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体制，在泱泱的中華大地已經實行了兩千多年，這正是
我們落后、貧困、愚昧的根源，這正是我們落后于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落后于時
代進步的根源，這正是我們迫切需要改革、迫切需要使我們中華民族得以新生的原
因之所在。
  就人均收入而言，在全世界不到二百個國家和地區里，我們占到第一百多位，換
言之，大約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比我們先進。我們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之一
，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最愚昧的國家之一。但要知道，中國人卻應當是世界上最聰
明的人類之一部分。為什么會達到貧窮和落后這一令人悲痛的境地呢﹖傳統的政治
体制認為這是由于人口眾多的因素所造成的，豈不知人口眾多也正是毛澤東提倡的
結果，也是傳統政治体制的人口政策所使然。傳統的政治制度總是尋求其客觀原因
，來為自己的無能進行解脫，來為自己的無能所生成的必然惡果進行辯解，豈不知
我國人民的長期落后、長期貧窮和長期愚昧完全是罪惡的王朝政治制度的腐朽統治
所形成的直接現實呢﹖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体制，造成權力至上、唯我獨尊的權力本位思想。這一
思想的基礎在于愚昧的人們几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小生產思想，亦即依賴于“皇恩浩
蕩”的權力拜物教的陋習。這一丑陋的權力拜物教，不問權力來源的合理程度，不
管權力所包含的能力程度，亦即能力是否与此職權相适應，只要有權，統統地成為
人們頂禮膜拜、卑躬屈膝的對象。
  “禍國殃民”的王朝政治体制，形成普遍的社會時間浪費。無能、無准備、無方
案、無目標的行政長官的委任制，對于現代化的經濟、文化、國防和各項事業的建
設的損害程度是難以用精确的數字進行計算和測量的，因為就現代化事業而言，無
能的行政首腦既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怎樣做，更不用說怎樣把事情做好，做得
完善了。這樣所引發的損失何其巨哉﹖
  按照無方案的行政首腦的意愿，他也可能希望把事情辦好，但搞現代化，僅僅有
意愿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切實的准備，有盡可能完善的方案，有經得起推敲、
論証、批判，亦即經得起競爭的能力。
  凡此种种的現行的和傳統的行政体制，恰恰是使國民經濟遲滯不前、人民生活水
平不能達到理想高度的根源。不破除這种禍國殃民的政治体制，中國的現代化只能
坐著破舊的牛車去追赶一日千里的火車和一日万里的飛机。

  * 第六條﹕一党制乃万惡之源、阻礙現代化的實現

  一党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一党制是專制，一党制是暴政，一党制是
万惡之源。
  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党在上海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党的最終目標是﹕“奪取全國性政權”。目標已經達到，這是通過“槍杆子里
面出政權”，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的武裝斗爭的
方式，實現這一目的的。如果說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共產党人在經過二十八年
的浴血奮戰推翻了蔣家王朝的統治是正确的話，那么自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以毛澤東
為首的“人民共和國”直到他一九七六年老死于任上，從而建立了“毛家專制王朝
”，則又形成了歷史上司空見慣的一個大的封建王朝的輪回，這正是中華民族歷史
的悲劇。
  民主、自由并沒有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相反，作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卻在
他建國以后漫長的二十八年里嚴重地摧毀了中國人民的現代化理想，使國民經濟瀕
臨崩潰的邊緣。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工具，連綿不斷地
大搞急風暴雨似的政治運動，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据不完全統計，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簡稱“鎮反”），殺掉了五十多万人
﹔五一年至五三年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四十二万人死于戰場，永
遠冥目于异國他鄉﹔五七年的反“右”斗爭，使一百万左右的直言進諫者流离失所
、慘遭迫害﹔五十年代末期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徹底地違背經濟規律而
大搞所謂的“群眾運動”，以致于在六十年代初造成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其實
是沒有天災、只有人禍，餓死者數以三千万之多﹔“四清”運動，使得人們緘默無
言﹔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數
以千万計，受株連者數以億計，直接的經濟損失按當時的比价竟達四千億之多。這
是對党外的，亦即對人民所采取的“革命行動”。
  而在党內，毛澤東又進行了數次大范圍的路線清算和路線斗爭。一九五四年揪出
“高崗、堯溯石反党聯盟”，一九五七年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團”﹔一九
六六年“打倒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一九七二年又出了個“林彪反革命
集團”﹔一九七六年又在毛澤東繼承人華國鋒的主使下義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
命集團。如此等等，對党內形成內耗，對党外形成外耗，互相消耗，勞民傷財，既
不能增添物質財富，又不能使精神得到解放，用經濟學的標准衡量上述的林林總總
，都是圍繞著一個“權”字進行的浪費，并且既不是空前也不一定是絕后的巨大的
浪費。
  毛澤東是個武裝斗爭理論家，亦即戰爭戰略家。搞打仗可以，也有一套﹔但搞建
設，則顯示出充分的無能。搞經濟建設而不懂按經濟規律辦事，所以經濟不行﹔搞
文化建設而不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只是一味地獨尊毛術，所以文化也不行。總
之，現代化建設是他所根本不懂，也不屑于一懂的。他只懂得權術，只懂得歷代的
帝王之術，亦即寶座的保存和延續之術。
  在毛澤東的一党專制下，中國人民的思想遭到了极其粗暴和野蠻的討伐，中國人
民的人權被廣泛而深入地、全面地、肆無忌憚地遭到踐踏。
  在毛澤東專制王朝所統治的二十八年里，曾經出現過許多反對專制王朝的英勇不
屈的斗爭，一九五七年一次，一九七六年四月份的“天安門事件”一次，但卻都被
殘酷地鎮壓下去了。
  毛之后，經過大約六年之久的華國鋒政權的過渡，毛家王朝逐漸轉移到鄧小平的
手中，形成了鄧家專制王朝。但作為明君的鄧小平深知毛家王朝對中國人民所犯下
的一系列罪惡行徑，試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更正毛澤東對于中華民族所造成的深重
的災難，所以識時務地提出了改革和開放的設想。但改革僅限于經濟体制的改革，
根本沒有触動封建的社會主義王朝的政治体制﹔開放，使中國人民懂得了自身所處
的屈辱的貧窮与落后的地位，因而也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尋求一條富國強民之路
打開了封閉几千年的門戶。從這种意義上講，鄧家專制王朝的代表人物确實是辦了
一件好事情，正像在慈禧太后的封建大清王朝搞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洋務運動一樣。
洋務運動是慈禧太后給當時的中國人民所做的一件好事﹔現行的改革開放也是鄧小
平給中國人民做的一件好事。僅此而已。
  正如洋務運動培育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一樣，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
形勢也培育出了被共產党所稱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分子”，例如方厲之、
王若望、劉賓雁等等。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現的“西單民主牆”事件，就是以覺悟了的中國知識分子率
先向王朝似的中國共產党的政治制度提出改革的歷史性要求，就是以富國強民的理
想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對于還處在蒙昧和愚鈍狀態下的中國人民的啟蒙。在北京，七
年后再次爆發學生運動﹔十年后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請愿學生的
愛國民主運動。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全民族性的偉大運動。
這個運動的起因是追悼共產党的開明人士胡耀邦逝世，但由于眾望所歸的民主意愿
，最后竟發展成波瀾壯闊的、以現代化為目標的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全民族的一
致呼聲。在這种情況下，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這一封建朝庭決定
派軍隊這一武裝的暴力集團采取戒嚴的軍事行動，直接把槍口對准手無寸鐵的學生
和人民，直接把槍口對准中國人民請愿的民主權利。一聲槍響，震惊了世界，震惊
了前蘇聯這一為列宁所首創的共產帝國，也震惊了前東歐的共產八國，緊接著的是
包括前東歐八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在內的共產体制的土崩瓦解。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党的封建朝庭所一手策划的“六四”慘案，是中華民族
的百年之內的最大恥辱，因為它是對于中國人民尋求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歷史性
要求的根本否定，是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所采取的极其殘忍、极其野蠻的暴
力行動，它已經永遠地釘在了中國人民心中的恥辱柱上，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走向
繁榮、走向富強的一條鎖鏈。
  歷史終將証明，民主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團体都阻擋不了的，可謂“順之
則昌，逆之則亡”。民主，在現今的中國已經呈現出加速度前進的態勢，它無疑將
成為中國現代化進步的尺度。就全球范圍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通過采取一党
制而使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得到理想發展的。新加坡和台灣都是一党執政，但問
題在于﹕在那里，其他在野党均有制約和評判執政党的水平和能力。
  在中國共產党的所謂“多党合作制”中，其他党派只有緊跟的可能，而根本就沒
有自己的獨立性，根本就沒有制約和評判作為一党制的中國共產党的水平和能力。
不受任何制約和評判的一党制，凌駕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自封為人民的唯一的和絕
對的代表，自封為整個社會的天然的和英明的領袖，造成歷史上無數次的動難和罪
惡多端、罄竹難書的暴行。無論是希特勒的納粹党法西斯專政，還是斯大林布爾什
維克党的“以人民的名義從肉体上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大規模清洗，抑或是毛澤東
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党制所必然導演出的人類文明的歷史性悲劇。
  一党制永遠只是一部分人所認同的通常是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所認同的政治体制，
而絕不可能成為人民普遍意志的代表﹔一個党派，永遠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絕不
可能成為人民的全体。因此，它所能代表的也只能是人民的一部分，它所表達的意
愿也只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的意愿。
  党不過是一個團体而已。小党，是小的團体﹔大党，是大的團体。因此，它根本
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全体。政党，不過是為著某一個特定的政治目標并采取
相應的政治的、經濟的抑或是其他的手段而集合起來的一幫人而已。所以，任何政
党都有其團体的利益，都有其所代表的一定范圍的人群的利益。
  可以認為，党派的利益，由于是人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小于全体人民的利
益，小于國家的整体利益。進而推之，某一國家的人民的利益，則小于全人類的整
体利益。換言之，全人類的整体利益，大于國家的局部利益﹔而國家的整体利益，
則又大于党派的局部利益。理解了這一點，有助于加速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一党制，由于凌駕于一切之上，而不受任何制約，不受任何束縛，甚至法律也對
它無可奈何，因此它擁有至高無上的、無限的乃至于絕對的權力﹔它可以對其他政
党和其他人指手划腳、行批評和監督的職能，其它政党和其他人則不能反過來同樣
地對待它﹔它可以認定其他政党和其他人為“一小撮”，而其他政党和其他人則不
能反過來對它進行同樣地認定﹔它可以通過所有的新聞媒体以國家的儼然理所當然
的意志發號施令，而其他政党和其他人則完全不能利用甚至一种新聞媒体宣講自己
的觀點。歷史上有個典故，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對照一下現實
，委實如出一轍。
  一党制擁有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受批評的至高無上的、無限的乃至于絕對的
權力。它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不允許其他政党和其他人對它進行論証。只允許贊揚
，不允許批評﹔只允許歡呼，不允許挑戰﹔只允許緘默無語，不允許“胡言亂語”
。
  這种不允許論証的一党制說到底是它經不起論証，而經不起論証、經不起推敲的
任何政党都必須采取洗新革面、脫胎換骨的一系列活動使自己重新做人，但在我們
傳統的封建王朝和現行的社會主義王朝里，經不起論証的一党制卻仍然在苟延殘喘
地指揮一切、領導一切、論証一切。
  一党制既然擁有絕對的權力，它就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無所不
用其极地為捍衛自己的寶座而進行所謂的正義的斗爭。与此同時，它的各級國家行
政官僚階級有賴于這种一党制所造成的強大的淫威（或曰保護傘），便可以巧取豪
奪人民的財產、鯨吞國家的各种形式的財富，這种絕對的權力不能不造成絕對的腐
敗。
  一党制從体制上決定了它自身不可能解決殃及全社會的腐敗問題，況且它自身就
是腐敗的溫床，盡管它口口聲聲高喊“反腐倡廉”，但這無异于賊喊“捉賊”。
  一党制擁有貌似龐大的党員群体，但大多數党員是根本就沒有任何發言權的，更
談不上什么決策權了，而大多數作為党員的人民群眾卻只能以緊跟的方式維持自己
的生命、維持自己的生活不受更多的侵犯。
  一党制對內專權、對外專權，形成了全党跟著中央（朝庭）走﹔中央（朝庭）跟
著主席（皇帝）走，或變個方式，中央緊跟總書記（皇帝的變种）。而全國則要堅
定不移地緊跟以當代皇帝（党的總書記）為代表、為核心的“朝庭”（中央）走的
滑稽而可笑的局面。
  党員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其本質是人，應當具有人為之人的一切。填個表就可以
成為党員，不過填個表卻常常出于自身目的的考慮﹕或有利于生存，或有利于發展
。總之，在填表的時候，就意味著填表者必得違背個人的權利而遵從組織的權利﹔
壓抑個人的思想而听命于上級的指令。在這种專斷面前，個人是無關緊要的，個人
的權利被完全地剝奪淨盡。所以，從某种意義上講，党員登記表也就是党員向組織
上所呈交的賣身契。在扭曲人的本性和意愿的情況下，當然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完
全自愿的，這种一党制的龐大体系到底能有多少實力可言呢﹖
  一党制所實行的是列宁所倡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翻譯成毛澤東的語言，叫做“
個人服從集体，全党服從中央”，那么中央到底服從誰呢﹖當然必得服從中央主席
或曰党的總書記。
  可是党的主席或總書記作為個人而言，倘若犯錯乃至犯罪了怎么辦﹖倘若他的設
想和計划造成了全党的災難、全國的災難、全民的災難又將如何呢﹖倘若他作為党
的最高首腦、作為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作為軍隊的最高統帥毫無創造力，相反倒
顯示其充分的無能狀態又行將如何呢﹖在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誰都沒有辦法，只
能听天由命地寄希望于在他死后出現個英明圣主。
  “民主集中制”根本就沒有民主，只有專制，這是為歷史的經驗一再地証明了的
事實。列宁的這一理論以及相關的其他理論，于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建設，是毫無
益處的。因為，列宁本身就是個暴君，隨机性、隨意性甚強，從來就沒有建設過符
合于現代化要求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他的繼承者斯大林，又把這种所謂的“民
主集中制”發揚光大，于是造成了兩千万以上的蘇聯人的無辜死亡。
  一党制操縱著國家的全部權力，并把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集于一身。由于党
內特有的權力來源方式是极為傳統的，亦即(1) 打天下者坐天下、(2) 世襲制或禪
讓制、(3) 政變制，故而党的領導人就必然地成為國家理所當然的領導人。權力
 ---- 國家的各級行政權力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權，在密室的策划中就已經被肮臟
地瓜分完畢。這，正是民國初年被稱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所做所為，而現在我
們所見到的政治体制及其代表人物，只不過是袁氏的重蹈覆轍而已，只不過是袁氏
的現代翻版而已。
  王朝似的政治体制的這种大盜，卻以人民的合法的和天然的領袖身份自居，還美
其名曰“政治家”。如果這种大盜叫做“大政治家”，那么中盜就叫做“中等政治
家”，小盜就叫做“初等政治家”。總之，在政治權力私有制的情況下，盜賊們确
确實實是我們應該和必須緊緊跟從的“政治家”。
  盜竊財物被稱之為罪犯，那么盜竊這种人民所共有的無形資產 ---- 這是無形資
產中最大的和無价的無形資產 ---- 權力的犯罪行為，難道就不是犯罪，難道就是
合理合法的嗎﹖難道這种任憑政治盜賊泛濫的社會就是一個祥和、昌明的社會，就
是人類文明的新气象﹖難道确信竊國之大盜、竊國之中盜、竊國之小盜的政治制度
的人們竟是對自己認真負責的、敢于承擔現代化歷史使命的中華民族嗎﹖
  一党制嚴格地操縱著新聞媒介，進行著所謂的“正确輿論導向”的工作。人民在
強大的輿論宣傳中深深地陷入了几乎不能自拔的迷信和盲從之中，從而听不到任何
來自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真實信息。人民在只能接受一個信息的情況下，只能
在一個聲音的傳播中被嚴重地摧眠，從而陷入昏睡狀態。
  人民不能獲得不同聲音的比較的權利，同時也不能從事作為人的應有的選擇。只
有一個聲音，假如這個聲音被叫做商品的話，那么你買也罷、不買也罷，只有這一
种聲音的商品，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因為沒有其他的商品可以進行比較，因
為其他的商品都被這种商品通過強制性措施予以取締了。一党制的輿論宣傳就是這
樣蠻橫霸道的。
  一党制具備十分嚴格的輿論審查机關。几乎是一個模子套出來的一樣，一天到晚
、年复一年的老掉了牙的陳詞濫調，周而复始地充斥于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等
几乎所有的新聞媒介，毫無創意可言。人類的思想，似乎是無与倫比地僵硬、老化
了。
  一党制蔑視人權，蔑視人的自由和人的財產權以及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在沒有制
衡机制的一党專制下，公民個人根本得不到安全保障，財產權可以被任意地剝奪，
追求幸福的權利更談不上。
  一党制給文化事業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作家、藝術家的自由被嚴格地限定在非常
窄小的圈子里，他們出自心靈的創作只能在一党制所划定的框框里進行而不得越雷
池一步。党文化与人類的自由創作是格格不入的﹔党文化是對于人類廣闊的思維的
嚴重束縛和限定。党文化的特點是回顧歷史的業績、确定思想的陳規，從而也确定
文化事業的陳規，引導作家、藝術家沿著一定的、被指明的方向或道路進行不可能
進行的所謂的“自由的藝術創作”。所以，難以創作出應有的精品，也就不足為奇
了。一党制使作家的筆不能自由地運行，不能流暢地表達，不能盡情地發揮和想象
，禁區甚多，雷區密布，言何自由﹖言何創作﹖文藝亦應作如是觀。
  一党制使教育体系、包括教育思想、教材和培養人才的方式只能适應于落后的生
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需要，而不能适應于現代化的建設事業的需要。以應試為主的教
育十分傳統，根本不及以素質為主的教育方式﹔教材，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教材十分
老化，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相當嚴重地落伍，如此等等，足以說明問題。
  上述關于一党制的弊端，僅僅是几個方面而已，難以包攬全部。一党制，不如多
党制，不如多党制的競爭。前者是專制，后者是民主。進一步說，最好的一党制也
不如最不好的兩党制或多党制。況且兩党制或多党制又怎能不好呢﹖好者，上台，
不好者，下野，這是民主体制運行的必然結果，這是人力資源、團体資源的优化配
置，因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現今程度的必然要求。

  * 第七條﹕与人民相异化的王朝式“人民政府”必須廢除，

  傳統政治体制的政府是一党制的派生物，雖然它叫做“人民政府”，但本質上卻
只能代表一部分人，通常是國家行政官僚階級利益的政府。
  從理論上說，政府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机關，是執行法律意志對社會進行管理、進
行協調、對于國家的各項事業、包括緊急情況進行處理的行政部門，是推進社會的
全面進步的具体執行者。按照美國偉大的“獨立宣言”所申明的那樣，“政府是由
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契約產生的，訂立這种契約乃是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對幸福
的追求 ---- 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
權改變它和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這新的政府，必須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的基
礎之上，并且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組織它的權力机關，庶几就人民看來那是最能夠
促進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以這個標准來衡量，傳統政治体制的政府是不可能達到促進人民“自由和幸福”
這一目的的，因此也必當處在“人民有權改變它和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之列
，其理由如下﹕
  一、在領導人們走向現代化之前，政府的首腦人物必須首先使自身的素質現代化
。傳統政治体制無論如何也達不到這一點，亦即不能使各級行政首腦的素質達到現
代化建設事業所要求的現代化水平以及相應于其職權的必備能力。前此已經論述過
，一個是“瞎子引路”，一個是“禍國殃民”，此种狀態足以証明傳統政府的無能
領導。
  二、“人民政府”的所有權力是自上而下委任的結果，上一級政府是下一級政府
權力的唯一來源，因為它不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競選和選舉的結果。所以口號是“為
人民服務”的，實際上卻是為上級行政首腦服務的，從而形成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
体系，而且這种体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异化，相對恃。
  三、由于行政級別的划分不是以干事業的能力為標准，而相當普遍地以人際關系
為標准、以上級權力掌握者的主觀意志為標准，甚至以他們的親疏程度為標准，以
下級對上級的效忠程度為標准，所以就層出不窮地生成著一批又一批行政級別甚高
卻几乎一事無成的官僚主義的庸人們，“混時度日”是其必然表現。
  四、由于政府是党的派生物，而根本不能游离于党的領導獨立地存在、獨立地進
行屬于其職權范圍的行政活動，所以當由一幫人組成的政党及其首腦處于昏蹶狀態
時，政府也必然地處于昏蹶狀態。當政府行為在癱瘓中進行時，勢必給它所轄治的
人民造成莫大的災難。
  五、這种“人民政府”由于對新聞媒介的壟斷，就不能不造成民意不能上達的狀
態，因而它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就不能不帶有普遍的長官色彩和長官意志。
這种連人民的請愿書都不敢接受的“人民政府”，到底是誰的代表﹖能說它是代表
人民的行政權力机關嗎﹖
  六、這种“人民政府”由于屬于封建王朝制的分支机构，所以它就不能与人權、
亦即公民的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划等號，“人民政府”不等于人權。
相反，無論這种政權的來源多么無理、多么荒謬，但維持其永不變色的地位就成為
其唯一的口實，也成為其壓迫人權、剝奪人權的基本概念。既然政權不是來源于人
民、卻又要打著“人民政府”的旗號，既然它要保護其江山使之万年永固、卻又要
以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名義抑或動用軍隊、抑或動用警察、抑或采取其他的暴力手段
來保持穩定、來維持其統治，這种刺刀所維系的統治又能延續多久呢﹖
  与人民相异化的這种政府，只有在人民處于普遍的蒙昧狀態下才能夠得以苟延殘
喘﹔而一當人們覺悟之時，正是這种所謂的“人民政府”壽終正寢之日。新的現代
化的政府，与人權划等號的政府，將會把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推向未來。

  * 第八條﹕政治体制改革的關鍵在于确保人權普遍受到尊重

  中國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從制度上确保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要求從法制体系的
層面上清除悲劇發生的根源。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寄希望于某個人的良心發現，而應
該寄希望于政治制度的權力分衡和權力的相互制約，應該寄希望于人權的普遍地受
到尊重、受到“憲法”等全面地保護的适應于現代化事業需要的法制体系的完善。
  要根除無論以什么措詞草菅人命的政治体制﹔
  要根除無論以什么名義行思想一元化、言論一律的政治体制﹔
  要根除無論以什么方式永保其權位的政治体制﹔
  要根除一切監視并審查、批斗并迫害人權的“秘密警察”的政治体制。
  要從政治体制上避免秦王朝的“焚書坑儒”、毛王朝的“反右斗爭”和“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避免形形色色的“文字獄”或清除所謂的“精神污染”等反人權
的活動﹔
  要從政治体制上避免斯大林式的清洗、避免毛澤東的“鎮反”、避免鄧小平的軍
事戒嚴和對北京天安門示威人民的鎮壓和屠殺。
  任何殺戮都是非人道的，都是与人類的文明程度相距甚遠的，因此應當從制度上
把造成這种殺戮狀態的原因徹底搞清楚，并永不再犯同樣可恥的罪惡行徑、永不再
犯同樣的或類似的暴行。
  要從政治体制上避免群眾一哄而上的掠奪，哪怕這种哄搶具備怎樣怎樣冠冕堂皇
的理由。陳胜、吳廣的“均貧富”的理想只有通過公民個人的實際奮斗并使這种奮
斗社會化，才能達到。貧富差別的消失僅僅是個理想而已，貧富差別將永恒地存在
下去。不能因為其他公民的富裕而進行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划的大規模的搶劫活
動，更不能因為這种大規模的群眾性的犯罪卻轉而以歷史的丰功偉績加以贊頌。毛
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其實就是陳胜、吳廣農民起義綱領的現代譯文，絲毫也
沒有什么新奇之處。唯一不同的是﹕陳胜、吳廣的農民起義失敗了，而毛澤東及其
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名義上是“無產階級革命”）竟然成功了。除此，本質上卻毫
無差別。
  群眾性的和平請愿、和平示威應予以允許，但群眾性的武裝暴動卻是歷史進步的
反動，是無益于現代化事業進展的。只有在王朝政治制度毫無改動的情況下，武裝
起義和武裝暴動才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迫不得已的必由之路。否則，還是要以采取
非暴力方式為最佳、為上上策。
  要從政治体制上避免几千年來一以貫之的王朝似的世襲制和禪讓制，避免宮庭內
部的傾扎 ---- 政變制，還權于民，還政于民。
  要從政治体制上杜絕貪污腐化的弊端，根除其禍源。腐敗，由于滋生并寄生于傳
統的王朝似的政治制度，并不僅僅存在于權力的掌握者身上。當然，主要還在他們
身上，而且腐敗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普遍規范和暗地里的行為准則，已經無孔不入
地浸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每一個角落之中。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只要在
這個体制下，都不能不親歷著腐敗的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影響。腐敗，使整個社會
的起碼良心、使公民的起碼的做人准則，統統地喪失殆盡。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民治、民享、民有”的适應于現代化事業需要的現代化政
府具有相當理想的高效率，具有高水平的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憲法”符合于社會公民的普遍意志，符合于中國社會發展
的共同需要，符合于与國際慣例接軌和并軌的相應條件，因而“憲法”就不能僅僅
成為某一党派、某一政治集團的意志，而應當成為所有党派、所有政治團体的意志
，成為每一個公民的意志，因此每一個中國公民都可以對“憲法”的制訂和完善表
達自己應有的意見、建議抑或批評。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所有的法律、法規實行無差別對待的制度，換言之，叫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与庶民，同罪同罰”。不能以党派的加入者的身份
高人一等或進行所謂的“党內處分”而代替法庭的正義審判。一切引起糾紛的事物
，一切需要審定的案件，都要通過法庭予以公正而合理的解決。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國家議會是集思廣益、進行開誠布公辯論、表達不同乃到相
反意見的場所，是就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進行絕對票數認定或否定的場所，是
建立适合于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并就此進行盡可能詳細論証的場所，而決
不是僅僅順應党派意志，成為“舉手机器”或“贊同机器”的傀儡。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公民具有私人辦報、私人辦廣播電台、私人辦電視台、私人
辦一切其他新聞媒体的權利，并且不受國家行政机關的干涉、限制和侵犯，但卻可
以為法律所裁判。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公民個人的權益不能被集体的乃至國家的利益所侵蝕、所吞
沒。當國家的利益要求個人利益作出犧牲或作出讓步時，國家必須通過其執行机關
對公民個人進行相應的經濟補償。要确立公民個人的物質損失的標准，同時也要承
認精神損失對公民個人所造成的損害，這些都需要以經濟賠償的方式由國家的執行
机關具体執行和一一落實。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每一個公民應有的思想權利以及表達思想的權利。不能只有
隨風听命的思想，不能只有國家意志的思想，不能只有唯一“正确”的思想，并且
不能允許昔日的唯一“正确”者再次行使其對其他獨立思想自然表達的生殺予奪之
大權、之強權。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公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确保公民的自由權和對幸福的追求
權。首先，要确立“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則。隨意的搜查抄家等等，
既是歷史上歷代王朝對平民百姓或者對不服從的官員的所做所為，同時也是共產專
制王朝對現代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公民生命的安全根本不可能得到應有的、切實的保障，成
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人頭可以在保衛皇帝或主席、保衛朝庭或中
央的名義下紛紛落地或高懸于國門之上。在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公民的自由是根本
就沒有的，只允許有所謂的生存權，亦即喘气的權利，這是包括所有的生物和植物
都可能具有的權利。因此，所謂的“生存權”，就是僅僅讓公民具有動物一樣的權
利，這就把人變成了与動物和植物毫無差別的非人狀態。在人被嚴重地异化的情況
下，還談什么人的自由權﹖在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公民也無權追求人應享有的幸福
，他們只有在王朝体制認可的情況下才被允許，否則就要遭到滅頂之災。
  要從政治体制上确保人權，并通過确保人權而實現社會生活的正常化。要把被顛
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歸還真理于它的本來面目。中國人民的富國強民之夢之
所以不能實現，原因就在于長期以來對人權的忽視和蔑視，就在于中國人民不能夠
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人格价值，不能夠清楚地把握住自己的命運。相反，這种命運
卻還要由“救星”、“救世主”、皇帝或主席來把握、來規定、來統一。因此，中
國現代化的艱難的漫漫旅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現代化，關鍵在人權，關鍵在于人權的充分運用和發揮﹔關鍵在于人權的廣
泛而深入地受到尊重、也廣泛而普遍地受到保護﹔關鍵在于憲政体系和法制体系能
夠体現人權的應有要義，關鍵在于人權与政治制度的一致和同一。

  第九條﹕選擇漸變或劇變、實現有利于現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國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把不符合現時代要求的傳統的王朝似的政治制度改變
成為民主的政治制度。要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就要考慮怎樣過渡的問題，亦
即從傳統的政治制度怎樣向著現代政治制度轉變的銜接的環節問題。變不變和怎樣
轉變，是近期所要解決的极為迫切的問題。
  關于變与不變，鄧家王朝的君主鄧小平說“一百年不動搖”，文化大革命時也有
人說“要讓社會主義的江山万年長”。确實，王朝變化僅僅以舊王朝的覆滅、新王
朝的誕生為其基本標志。二千多年以來，在中國，王朝体制從來就沒有發生過變化
，只是名稱有所差异，形式有所不同，但王朝畢竟還是王朝，現存的王朝不過是古
代王朝擴大了的翻版。
  如果中國不搞現代化，不希望自己加入世界先進的民族之林，那么王朝的政治体
制可以延續下去﹔如果中國人民不希望自己像真正的人一樣地生活，像真正的人一
樣地思索，像真正的人一樣地具有表達獨立思想的能力，像真正的人一樣具有行動
的自由，那么王朝的政治体制可以延續下去﹔如果對人民殘暴的殺戮可以被容忍、
大規模的和有組織的劫掠可以被肯定、對思想的全面圍剿和對文化的全面封鎖可以
被視作正常，那么王朝的政治体制可以延續下去，但社會將為此而付出沉重的和巨
大的代价﹕遲滯不前于當今一日千里的世界﹔終止發展于洶涌澎湃的科技和信息浪
潮之后﹔大大落后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發達國家抑或一般不怎么發達的國家﹔屈辱地
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
  王朝的君主們怎么不希望自己的寶座永世長存呢﹖至于人民的利益与寶座的价值
比起來，又孰輕孰重呢﹖“一百年不動搖”，就是一百年的無發展，無進步，就是
社會一百年的停滯不前，就是忽略并渺視現時代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基本的客觀規律
。
  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總是千方百計地維系自己的腐朽統治，而王朝的君主們（主
席、皇帝或總書記）則視自己的寶座為唯一的、合法的國家和社會的代表。因此，
所謂的“一百年不動搖”，也就是要求君主寶座一百年不動搖，朝庭一百年不動搖
，王朝的政治体制一百年不動搖。
  這种不變于中國現代化無利，于社會的昌明、繁榮無利，于人民的幸福、康樂無
利。所以，變才是大趨勢。
  關于怎么變。變有兩种方式。一种是劇變，一种是漸變。無論采取什么方式，變
總要比不變好得多。從傳統的王朝似的政治体制向著現代化的政治体制轉變，將呈
現出加速度的趨勢，將呈現出量變与質變同時進行、最后達到質變的趨勢。
  劇變通常時間极短。數天或數個星期。但劇變要求一個或數個突破口或導火索。
需要朝庭最高權力机關的民主派与保守派的分裂，需要有像共產党內部的開明人士
，也就是民主觀念較強的，具有一定超前意識的先知先覺者以非常的方式（政變或
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權。但這种新的政權不過是從王朝似的政治体制轉向現代新型
的民主政体的一种過渡，最后還是要通過競選的方式來确立未來的國家行政首腦。
  漸變也需要王朝（或共產党）內部的開明人士，像胡耀邦、趙紫陽等，把不自覺
地向民主政体發展的王朝体制推向到一個又一個高度，最后實現徹底破除王朝制，
建立民主机制的政治体制。漸變的時間相對拖得較長，在一點一滴的不斷改變中逐
漸地達到政体改革的最終目標。但由于漸變的不明确性，對王朝可能還是無法触動
其根基。任何一种社會制度的變革，不能不引發一定程度的表面上看起來是“無序
”的狀態，不能不導致相當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陣痛。但為著中國人民的現代化
的宏偉事業，必須深刻地理解我們的歷史使命﹕遲變不如早變，但早變不如現在就
變。總之，即使我們把政治体制從傳統的方式轉移到了新型的現代化的体制，与世
界發達國家的政治体制比較起來，也是落后了上百年之久，頂多算是赶上末班車。

  * 第十條﹕邁向現代化的政党、議會、政府、軍隊与三權分立

  破除“一党合作制”，建立多党競爭制。一党專制、多党听命﹔一党暴政，多党
隨從。所謂的“一党合作制”，徒具形式而已，實質上是一党專制的裝飾抑或點綴
而已，這是根本不符合民主的基本理論的。因此，要建立多党輪流執政的現代化政
治体制，以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實行多党制的競爭，有助于激發各政党的活力。沒有競爭，就沒有活力。現在毫
無競爭力可言的中國共產党本身，也處在死气沉沉的、渾渾噩噩的不良狀態，而其
他政党參与競爭，將從外部施加壓力，從而不能不激發共產党內部的良性細胞，從
而使共產党的肌体健康和健全起來。
  任何政治實体、政治党派、政治團体，都應當平等對話，而不應當以上壓下，以
大欺小，這种狀態決非合理、決非正常，也不符合人權的基本概念。號稱五千万之
眾的中國共產党總是認為自己倘若不去領導，其他任何政党都沒有領導的可能，那
么就要天下大亂。豈不知沒有共產党的一党制，就必定會產生多党競爭的現代化的
政治体制，就會通過競爭的方式產生出具備現代意識和相應能力的新型領導人。而
現行的“党禁”政策嚴重束縛了公民組織社團或党派的自由，造成了一党制的家天
下為所欲為、無所不為的惡劣局面。倘若公民被現代化的“憲法”認定為具有結社
、建立政治團体或政党的自由，那么社會的飛速發展無疑是指日可待之事。所以，
有必要重申現代化的未來社會對現行政治体制的歷史性呼吁和迫在眉睫的要求﹕
  一、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以种种不實之詞強加給思想表達者的各种形式的政治
犯﹔
  二、解除党禁，允許公民自由地組織政治團体甚至組織政党，允許公民根据自身
的條件創建任何形式的非暴力組織﹔
  三、歡迎一九八九年因“六四”慘案而出走國外的民主人士和民主政團回國參与
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建設，歡迎有遠見卓識的民運精英回國執政或參政﹔
  四、邀請台灣國民党和港台其它民主党派參与未來國家政治制度的共同建設﹔
  五、中國共產党作為一個党派應參与未來政治体制的競爭。反對現行的一党制并
不是不允許中國共產党的存在，更不是危言聳听和蠱惑人心的什么“千百万人頭落
地”，而是要求中國共產党作為一個党派、作為人民中的一部分，平等地因而也公
平地參与政治競爭。    共產党能競爭上去成為執政党，當然很好﹔競爭不上去，
那也沒有什么關系，不過就是成為在野党而已。由此，共產党可以接受教訓，改善
自己的形象、不斷地完善自己，使自己在下一次選舉中重新具備組閣的能力。
  未來社會的立法權應在議會。現行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一党制的“御用
工具”。千人一腔，千篇一律，除了“贊同”或“舉手”之外，毫無其他功能。這
种無論証、無辯論的會議，哪怕人數眾多、机构龐大，也是個擺設或花瓶，絲毫無
益于法治國家的建設。
  議會，應該是集思廣議的場所，是信息交匯、民意充分表達的場所。因而，不同
的乃至于截然相反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對相同內容的不同論証和爭辯，就應該成為
題中應有之議和不可或缺的表現形式。由此，議會會議的決議，通常在絕對票數通
過之后便可以成為法律。議會可以分設上議院和下議院﹕上議院的組成人員來自于
業已退出權力舞台的政要、退休的將軍和各界社會名流﹔下議院的組成人員是來自
于被划分為行政區域的各地代表。
  議會是就國家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就國防預算等問題進行正論和反
論、進行听証和表決的立法机關。因此，每個立法委員都有權提交議案并發表自己
的看法，每個立法委員都應該對自己所代表著的地區或人群負責，而這种負責的方
式就是在進行表決時投下庄重的贊同票或否定票抑或是棄權票，但棄權票的使用率
不宜太高。
  就上議院的立法委員而言，由于他們具備傳統政治体制所提供的优越條件，因而
也具備适合于傳統的能力，因此他們可以就任何法律提出他們所代表著的那一部分
人的意見和建議。他們只适合于作出表達，而不适合于作出表決﹔倘若表決，那就
需要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予以認可，少于此數均被視作無效。上議員立法委員可
以采取終身制。
  就下議員的立法委員而言，由于他們是各選區所推選的代表，他們是所代表區域
的民意的表達者，因此每一個區域的每一個代表者所組成的下議院應該具有更有力
的表決權。超過半數為有效，低于半數為無效，這樣做較為适宜。
  未來的立法委員要堅決摒棄現在所謂“人民代表”的普遍的無能狀態、听命狀態
和無為狀態，要敢于并善于表達各种民意，這些正是人民代表應盡的職責。未來的
人民代表，亦即立法委員要在每一個區域參与立法委員的競選，使一定區域的人民
确信該立法委員、該人民代表的能力和水平、膽略和常識。
  立法委員要定期地、最好是隨時地接受人民的咨詢、建議，接受人民的請愿，并
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最好是立刻作出明确的答复﹔立法委員有權調查社會的一切
事物，但不能發布命令和指示。他只能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參与立法，而不能以行政
長官的面目出現。立法委員應當只說不做，應當每四年或每五年更換一次、或被重
新認定。議會每年應淘汰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并補充四分之一新的立法委員，以
保持議會應有的活力。
  未來的最高行政首腦，不管叫做“總統”、“總理”或者其他名稱，都必須通過
全國范圍的選舉人選舉方可擔當。与此相适應，任何級別的政府首腦，必須通過競
選其施政綱領并被絕對多數認定為最佳方案方可走上其所選定的行政管理崗位。
  通過競選而組成的政府是林肯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實
現，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性要求，是能力与水平達到理想政治并与理想政治同一的
標志。
  選舉人是全國每一個行政區的選民所選出的、為投票選舉國家最高行政首腦而設
立的制度。一經大選完畢，選舉人的歷史使命就告一段落。人民參加選舉是通過投
票產生選舉人而進行的。人民通過認定具有一定傾向的選舉人而認定具有一定傾向
的未來的國家首腦。
  每一個選民都有選舉權，亦即直接選舉選舉人或最高行政長官的權利。每一個選
舉人都必須參加國家最高行政首腦的選舉。由選舉人的絕對票數選出國家元首，是
未來產生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方式之一。而條件許可時，全民直選將是產生國家領
導人的最佳方式。
  當參加競選并且以其可能最佳的方案被選舉上來的國家最高行政管理者執政或組
閣時，為著他所提出的競選方案的具体實施，他可以對其內閣成員進行任命。這种
任命，大相徑庭于傳統政治体制的任命制。因為，執政者在現代化的任命制里主要
考慮的應當是被任命者實施其方案的能力。倘若，他所挑選的被任命者是個平庸之
輩，那將嚴重地危害他施政方案的貫徹執行，也不利于他可能的連任。執政者需要
處理全社會的公務乃至于緊急事務，因此能力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執政者的
能力不僅通過他自己的，也通過他所任命的行政領導人的表現而充分地表現出來。
執政者可以定期地向立法机构 ---- 未來的議會，就關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交
施政報告，以征得議會的理解和贊同。
  立法委員不得擔當政府要員。不允許既立法又執法，那樣极容易導致專制。同樣
地，政府要員也必須与立法机构徹底脫鉤，一心一意地執政。執政者參与立法，只
能以使用否決權的形式進行。
  由競選產生的政府，應當保持公務員穩定的態勢。每次政府的更換，主要是行政
首腦及其所任命的行政官員的更換，公務員的設置應不受其影響。公務員，是實施
社會管理的具体執行者﹔公務員制度，是保持行政管理、實現政府過渡的牢固基礎
。
  登台執政的政府，也應當受到下野的或不在野的“影子內閣“的監督。“影子內
閣”也有相應的“政府”設置。但它沒有執政權，只有建議權和批評權。“影子內
閣”的目的，是從外部給政府施加競爭的壓力、督促的壓力，從而使執政的行政机
關具有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
  行政首腦應當定期地和不定期地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或新聞發布會等形式把自己
的執政意圖和具体措施不帶水分地宣布出來，以接受社會的監督。行政首腦的執政
采取限任制，最長不能超過兩屆，不能超過八年或頂多十年，要從制度上徹底根除
王朝的終身制或無限期任制。
  司法是進行公正、合理的審判，但審判必須依据“憲法”及其所統轄的相關法律
進行﹔司法机關是進行裁決和判決的審判机關。司法不獨立，而听命于某個党派，
抑或听命于行政机關，那么它所進行的審判就不能不帶有党派的偏見，就不能不考
慮權宜之計，亦即為了暫時的利益而犧牲長遠的利益，為了局部利益而犧牲全局利
益，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全民意志的共同反映。
  司法甚至獨立于立法机關。立法机關是法律的制訂者，它只能創建、修改并完善
法律，它只能根据社會發展的不同內容和不同情況而适時地提供立法的可能性和必
然性，并就這种可能性和必然性進行辯論，最終以絕對票數的形式予以通過或否決
。但立法机關決不是法律的具体執行者，立法机關的全部工作就在于它的辯論成果
 ---- “法律”。當立法机關所制訂的“法律”一經完成，執行的使命便落到了司
法机關。立法机關不能以除了“法律”之外的任何方式干涉或阻撓司法的獨立審判
。倘若立法机關直接參与審判工作，那么冤案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倘若立法机
關間接地參与審判工作，那么所審判的結果就可能有失公正。
  司法權要獨立于行政權。司法机關有絕對的權力依据法律審判任何一個罪犯，甚
至國家的公職人員犯了罪，乃至最高國家行政管理者犯了罪，都要同樣地予以量刑
，此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首腦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托辭、任何冠
冕堂皇的理由干涉或阻撓司法的獨立審判。行政權參与司法權，就必然成為專制和
暴政的混合体，就必然成為社會生活非正常化的重要根源。
  司法權只是面對“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并對“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負責。
司法不獨立意味著它不能遵從“憲法”和一切其他相關法律，那么它所遵從的就必
定是它所應予拋棄的、它所應予游离的，就是它從理論上說最不應當遵從的。
  “憲法”必須是從事現代化建設的人民為實現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保障自己的人
權所制定的根本法律。因此，有必要廢除以往王朝的朝綱 ---- 所謂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而建立一個人人都可以參与、人人都可以進行論証的新的“憲法”
。与此相适應，也應建立保護和捍衛這一新時代“憲法”的憲法法院﹔并在此基礎
上，建立進行獨立審判的巡回法院。
  憲法法院可以就國家行政首腦的來源是否合理，亦即選舉是否公正進行判決，因
而從制度上能夠保証公民選舉的客觀和公正，任何王朝似的卑鄙齷齪的權力私下瓜
分的現象將由此而得到徹底阻滯﹔巡回法院將有效地監督和促進地方司法机關的辦
案效率和客觀、公正。此外，成立類似于“廉政公署”式的獨立司法机關，可以根
治腐化墮落的官吏肆無忌憚敗坏執政形象的問題。
  法官的產生方式直接影響其獨立審判的性質。因為，它獨立于立法机關，獨立于
行政机關，所以任何一級的司法机關的首腦 ---- 各級大法官都必須得到上一級的
立法机關和上一級行政机關的同時任命。可以采取終身制的法官任制，倘若無原則
性錯謬可以終生不予罷免。國家一級的司法机關首腦，則應由政府首腦提名并報請
議會審辯、通過或否定，亦可以終身制。
  各級法官，是法律的裁決者，是法律的代言人和執行者，因此他們更多地關心法
律的技術問題，而不應當具有听命于誰的憂慮。他們面對的是法律与案件的契合點
，而不應當是來自于外界的脅迫。
  未來國家的基本框架應該是在破除了王朝政体之后成立的“邦聯制”或“聯邦制
”。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應該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法律，具有适合于自身需要的
社會發展綱領，但軍隊和外交，則歸未來的中央政府領導。具有統一的軍隊，以保
衛國家的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具有一致的外交，以爭得應有的國際地位。中華
民族大家庭這個原則不能變，非但不變，還要進一步發揮光大。
  軍隊是國家自我防御的工具，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武裝力量。由于傳統的王朝体制
必得用刺刀維系自己的統治，因此軍隊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甚至是關鍵的作
用，它因而不是國家自我防御的工具，而是某個党派自我防御的工具，甚至是某個
君主個人（主席、皇帝、總書記抑或其他名稱）自我防御的工具﹔軍隊因此也不是
維持世界和平和國內穩定的武裝力量，而是維持傳統政權的武裝力量，是維持“君
主”寶座的武裝力量，雖然它被稱之為“人民的武裝力量”，但究其實質，卻發生
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皇帝的御用工具，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皇軍”。
  現代化國家的軍隊應按如下原則組建﹕
  一、軍隊是國家的武裝力量，而絕非是党派的武裝力量。軍隊可以由國家的最高
行政首腦來統帥，而不應當由党派的最高首腦來指揮。倘若某個党派具有軍權，勢
必就對其他党派和其他人民构成暴力的威脅，因而這是野蠻的和不文明的表現，這
是對現代化歷史進步的武力遏制。軍權必須掌握在國家的手中，并由國家的最高的
行政首腦加以統領。
  二、軍隊參与國家重要的事務只有在緊急狀態（外部入侵、洪災、水災、地震等
自然災害發生）下方予應允，否則軍隊應當退居到它應有的進行防御和戰備的位置
上。軍隊不應當介入任何党派紛爭、權力紛爭的政治旋渦之中，它應當維持自身的
清白﹔軍隊不應當介入到維持國內秩序的任何事務之中，因為這种維持极易受到某
种權力意志的驅使而發生流血的悲劇﹔軍隊不應當更多地參与社會的其他生活，而
應當讓居民的生活在沒有軍事化的干扰中正常地進行。軍隊在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僅
僅是以保衛者（防御外來侵犯、對付自然災害）的身份出現，而不應當以社會管理
者的身份出現。軍隊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出現，就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有組織的和
大規模的暴政，就必不可免地形成國家正常生活的滅頂之災。
  三、軍隊以其現代化的裝備和現代化的指揮系統為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保駕護航。
軍隊不應當是社會生活實力的顯現，而應當是國家實力的顯現。陸、海、空三軍應
當成立國防聯席會議，就國防的每一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并報請國防部批准
。國防部長應由文官擔任，這有利于各方的軍事協調。國防部長所批准的包括國防
預算等問題在內的國防咨文，應報請國家最高行政首腦批准，并就其計划的實施征
得議會的通過或否決。
  國家重大的軍事行動必須經過至少三個層次的批准﹕(1) 國防聯席會議﹔(2) 最
高行政首腦﹔(3) 議會。只有這三個方面都批准了，方可動用國家的武裝力量。不
能再次發生某個君主腦袋一拍，就大動干戈、就勞民傷財、就遺尸遍野、就成歷史
悲劇的無可挽回的現象了。只有從制度上保証，才能徹底根除希特勒的現象、才能
根除斯大林的清洗和毛澤東的鎮反和抗美援朝、才能根除鄧小平的“六四”軍事鎮
壓，才能根除所有這一切動用武裝暴力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犯罪的行為。這，乃是
中華民族向著現代化的未來社會邁進的非暴力的文明要求。

  * 結論﹕中華民族終將擺脫王朝禁錮、确立現代化的政治体制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歷經坎坷、歷經磨難，但始終不能從對于王朝的權力膜拜中解
脫出來，因而對于思想的禁錮、對于言論的禁錮，以致對于人本身的禁錮，便成了
歷代封建王朝和社會主義王朝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不推倒這“三
座大山”，中國就不可能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中國人民就不可能使自己走上繁榮、
富強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中華民族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但所有的天才卻只能在王
朝制的腐朽而沒落的權力等級制中被榨干血肉并泯滅淨盡。除了王朝的所謂御用之
外，一切的能力只能面對著無能的權力屈辱地卑躬下跪，一切的人性轉而成為殘暴
的獸性的階下囚或犧牲品。中國的落后、貧窮、愚昧的万惡之源在于王朝的政治制
度。王朝的政治制度將隨著中華民族的自我覺醒而土崩瓦解，并成為歷史的遺跡。
  中華民族在确立現代化的政治体制的過程中一定會展現出自身巨大的潛力、勇气
和前所未有的創造精神，一定會以大踏步的雄姿迎候新的二十一世紀燦爛的曙光﹗
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正義事業必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大陸來稿、文中部分小標題系編輯部增加

             中  國  憲  政  体  制  改  革  綱  要
                                                              * 鄭貽春 *

  * 百年蒼桑巨變、憲政至今未獲其應有的地位

  中國憲政体制，已經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一百年來，世事蒼桑巨變，憲
政并沒有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此其一﹔其二，憲政成為統治者或統治集團個人意志
或集團意志的工具，可以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而沒有成為人民意志的普遍反映﹔
其三，憲政沒有深入人心，憲政体制并沒有在人民觀念中确立其本質价值。誠如上
述，憲政体制自身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完善過，憲政体制無法确立自身，其諸多原因
，本質只有一個﹕人治社會阻礙了憲政体制的現代化建設。因此，中國至今尚未形
成符合于現代化的社會進步的憲政制度。換言之，非現代化的社會存在不可能產生
現代化的憲政制度，而現代化的憲政制度的根本确立，來源于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
的現實要求和為适應這一要求所确立的的法治社會所必然面臨的迫切的歷史任務。
因而，對于中國憲政体制的行程作一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將成為建立現代化新型憲
政体制的基礎性工程。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化憲政体制，將以現代化的
憲政觀念作為其精神內核并外延到全新的制度本身，從而一改以往一切憲政体制之
面貌，以謀求社會的全面發展為要旨，以達到人類文明与進步所應抵達的高度為要
旨。

  * 中國憲政史簡要回顧

  与世界上其他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制憲歷史相對短暫，大約百年之久。而法
國的制憲歷史有二百多年，美國也是二百多年，英國要比上述的兩個國家更早一些
，甚至奧地利的制憲歷史也差不多已經有三百多年以上。由于中國長期處在封閉的
王朝制度之中，對外國的一切都看不慣，即使不得已看慣了，也要采取“中學為体
，西學為輔”、“洋為中用”等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政策，因此外國的
制憲經驗并沒有成為中國近代王朝所應汲取的有益之物。然而，風起云涌的近代思
想卻沖擊著根深蒂固的然而卻是腐朽的王朝統治，于是為維持自身的統治計，清政
府采取了迷惑人民、欺騙人民的迂回戰術，不得已假意立憲，但實際上的帝制，卻
沒有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辛亥革命之后所制定的憲政，是中華民族近代化努力的直
接的理論成果﹔但遺憾的是，這一成果卻被“竊國大盜”袁世凱及其追隨者北洋軍
閥政府粗暴地篡改和剝奪淨盡。北伐戰爭之后，由蔣介石所制定的有關憲政适應于
“蔣家王朝”的需要，也成為新時代的王朝之朝綱。1921年 7月 1日，以“奪取全
國性政權”為宗旨的中國共產党的成立，標志著新一輪朝代的雛形之誕生。經過28
年的“艱苦卓絕”之奮戰，于1949年10月 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后所
确立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的“憲法”，或增或減，但万變不离其宗，就是堅持党對憲
法制定的絕對的領導。換言之，党的意志也就是憲法的意志，党的意志必得貫穿于
憲政的始終。
  現編制中國制憲歷史的時間程序表如下﹕
  (1) 1906年 9月 1日，清政府發布預備立憲詔書。
  (2) 1908年 8月27日，清政府頒發“欽定憲法大綱”。第一條規定﹕“大清皇帝
統治大清帝國，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條規定“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
。
  (3) 武昌起義后，1911年12月 3日，通過并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作為臨時憲法，仿照美國憲法而創制。
  (4) 1912年 3月11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明确規定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
  (5) 袁世凱及其北洋軍閥政府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于1913年 1月26日公布，
又复辟了獨裁制度。
  (6) 1922年10月10日由賄選總統曹錕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即“賄選憲法”
，名義上規定“民國”，但實際上卻實行軍閥獨裁和中央集權制。
  (7) 1928年 5月 1日由國民党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實行國
民党專政、蔣介石獨裁的政治制度。
  (8) 1936年 5月 5日由國民党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名為“五五憲草”﹔
1946年11月22日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即五五憲草修正案）的立法
程序，并于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
  (9) 1934年 1月22日，在瑞金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區和國憲法大綱”，确立了紅
色政權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實行“議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實
行對一切剝削階級專政制。
  (10)1949年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鎮反運動”，槍斃了五、六十
万之眾的“反革命分子”之后，經過三反五反，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通過第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
  (11)1975年 1月17日通過了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要強調“堅持無
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并且規定“無產階級必
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等等。
  (12)1978年 3月 5日又通過了第三次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我
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資產階級道路的斗爭，
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复辟，准備對付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顛
覆和侵略”等等。
  (13)1982年12月 4日又通過了經過修改的第四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
“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
人民對敵視和破坏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
爭”、“中國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宁主義、毛澤東思想指
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等
等。
  中國歷史上所制訂的“憲法”可謂甚多，但卻沒有一部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總是
過了一段時間，把以往的憲法推倒重來，制訂一部新的憲法，這部新憲法沒過多少
年又要再行修訂一次。如此的循環往复，何年何月何時了﹖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
中國乃是人治社會的本質特點。

  * 中國近代和現代王朝“憲法”的非法性

  作為人治社會的中國，其制憲的歷史也就是反映人治的歷史，具体到每一部“憲
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必然地反映濃郁的人治的主觀性、隨意性和隨机性，也
就變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帝王一部憲”的必然景觀。中國歷史上的歷次“
憲法”，都是根据當時統治者個人的或統治集團局部的利益需要所制訂出來的，因
而也就強烈地帶有統治者個人的主觀性。但統治者個人的主觀性或統治集團狹隘的
局部利益能否真正地代表每一個中國人或曰全体中國人的利益，這還是個尚未解決
的問題，恐怕也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因而歷史上憲政的制訂也有個是否合乎法律的
問題，亦即其自身是否合法的問題還尚未解決。
  “憲法”作為所有法律的首腦、中樞神經，作為統帥并制約一切其他法律的首要
的和基本的法律制度，作為國家最大的法律中心地位，應當由全体民眾所認同，亦
即由每一個人的意見、建議乃至批判審定之、增刪之、完善之，最后通過全民絕對
票數的裁定而成之、而成法。這個程序是“憲法”合法的程序，而只是反映統治者
個人的或集團的有限的狹隘利益的任何种類的“憲法”，無論其名稱多么美妙、內
容多么新穎，由于脫离了“憲法”的人民原則或曰每一個社會公民原則，亦即沒有
經過全体民眾的認同，那么，它就是非法的。“憲法”自身的非法构成了中國制憲
史上的基本的和普遍的特點。
  為什么會產生這种令人遺憾的狀態呢﹖其原因在于(1) 所有的王朝，包括近代的
和現代的王朝制度都与人民相脫离、相异化、相敵對，因而王朝自身的制憲活動也
就只能由王朝的官僚所修訂，而不可能讓全体臣民或曰全体人民公決之﹔(2) 歷代
統治者都認定自我為全体人民的當之無愧的天然的領袖，因而領袖的意旨也就毋庸
置疑地、合情合理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旨，因而代表人民無商量，即毋須征
詢人民的意見、建議和批評，領袖代表人民直接制憲﹔(3) 由于中國民眾從來沒有
民主的地位，而且也很少親歷民主的益處，自動放棄自己的基本的人權，也就成為
統治者制憲并利用制憲來愚民的先決條件之一﹔(4) 人民或曰每一個社會公民參与
制憲權利的被剝奪，是統治者為所欲為地制憲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或訴諸武力以脅
迫，或巧立名目以鎮壓，無所不用其极地查封并關閉所有意欲參与制憲或對制憲發
表意見的所有的新聞媒体。
  由于上述各項，“憲法”便成為中國近代和現代王朝的統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御用工具，成為欺詐民眾、愚弄民眾，以期實現罪惡的王朝統治的御用工具。“憲
法”既是統治者施行人治的工具，為統治者必然的隨意性和隨机性所限定、所支配
、所左右，那么“憲法”也就合邏輯地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机性的极不穩定的性質。
憲法的非法性也就在所難免。
  憲法的非法性在于﹕(1) 沒有經過全民公決，沒有征詢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批評
，亦即“憲法”沒商量，作為一种強制頒布的根本法而直接統御所有的法律法規和
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2) 僅僅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或集團的意愿和利益，而沒有或
根本不可能反映社會公民的普遍意志、需要和利益﹔(3) 以國家制度或人為的規定
与設置為目的、為本質，而不是以人為目的，不是以尊重和提倡普遍的人權為目的
、為本質。
  中國歷史上的制憲活動就其具有的先進程度而言，以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臨
時約法”為最。其他的各种憲法從本質上并沒有适應于現代化進步需要的東西，或
是皇權專制，或是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專政，總之，按照現時代市場經濟觀念
的標准來衡量，均屬于不合格產品，質量低劣而粗糙，從社會經濟學角度來考慮，
所帶來的价值微乎其微，大部分甚至還產生了負价值，或負面效應。
  那么，怎樣使未來的中國憲法适合于中國現代化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新形勢呢﹖如
何一改近百年來制憲活動中徘徊不定的惡性循環的局面呢﹖為此，有必要在制憲觀
念上加以徹底的澄清，亦即需要建立适合于現代化發展的全新的思維。這無疑是個
艱巨的任務，但不完成這一巨大的理論建构，也就不可能建立起迎接未來的、适應
全民市場化需要的、從內容到形式完全新型的一部憲法。

  * 确立“憲法”的哲學基礎

  “憲法”具有全民的意義。“憲法”是普遍民意的集中反映和最高表述，“憲法
”是立國之綱，“憲法”是社會全面發展与全面進步的奠基石。
  “憲法”具有全民的意義。所謂全民，是指每一個社會公民。如果不承認每一個
社會公民，那么“人民”這個詞就被虛擬化了，亦即成為虛設之物，人民也就不成
其為人民。人民是由每一個社會公民組成的，對于每一個社會公民權利的尊重、理
解，也就是對于全体人民的尊重和理解﹔反過來說，不能理解和尊重每一個公民所
應具有的權利，那么也就不能理解和尊重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權利。“憲法”關涉到
每一個公民的利益和權利，關涉到每一個作為人之存在的人的社會行為、自律和他
律，關涉到每一個社會細胞、男人和女人的應有的自由度和民主權利，因此“憲法
”必須經過每一個社會公民的討論、辯論乃至論証，方可成為成形成文的法律，否
則只是少數人具有修訂和改正“憲法”的專利，那就与“憲法”的本質背道而馳了
。确立并修訂“憲法”并不是某個作為當權者個人的專利，也不是作為統治集團，
亦即一部分人的專利，而應當是、并且必須是每一個社會公民、亦即全体人民共有
的權利。“憲法”的制定和修改不獨于授權某個人、某個政治派別、某個組織机构
，因為沒有人能夠授此權力，而是應由社會全体，亦即每個人、每個政治派別、每
個組織机构，或曰所有的組織机构來共同提出或分別提出，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擇
選出最优方案。這就是未來“憲法”所由誕生的理想程序，非此則就不是理想的程
序，因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出理想的“憲法”。換言之，每一個社會公民和社會團体
，都可以就“憲法”的制定和修正發表自己的意見、建議和批評，都可以毫無保留
地、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對立憲所具有的態度和思路，都可以合理地成為制憲的成
員和倡導者。
  “憲法”是普遍民意的集中反映和最高表述。作為普遍民意的最高抽象，“憲法
”不能對每一個事情，對每一個公民的想法和要求，對每一個社會團体的利益面面
俱到、包攬無遺，“憲法”只是就每一個社會公民和每一個社會團体的主要方面、
主要的要求和基本權利和利益作以高屋建翎的、俯瞰似的描述和規定，因而“憲法
”具有其他的法律法規所不具備的、對于社會結构的基本框架作為概述的素描般的
功能。“憲法”是主要框架結构，至于細節，則留待其他法律去解決。
  “憲法”是立國之綱。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憲法，但每一個國家的“憲法”都
有其先進与落后的區分。通常先進的“憲法”都誕生于先進的國度，而落后的“憲
法”則誕生于落后的國度。先進的“憲法”有其共性，而落后的“憲法”也有其共
性。因此分析“憲法”的先進与落后，就顯得很有必要。
  落后國家所造成的“憲法”之落后性在于以領導者的變更而變更，受領導者（或
曰君主）的意志所左右﹔而先進國家所生成的“憲法”則不受任何領導人的變更之
干扰，仍然能夠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本質。因此，可以認為，落后的“憲法”不
能超越一定的歷史時期，相反倒受到一定的歷史文化的影響，受到一定的人為因素
的波及，尤其受到狹隘的党派之爭所囿，而不能超越自身。先進的“憲法”卻能夠
超越所有狹隘的政治集團的利益，超越所有的地域，甚至超越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而不失其固有的价值与光彩。因此，有沒有超越性乃是衡量一部“憲法”是否是
現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標志。當一部“憲法”能夠具備超越性之時，這部“憲法”就
是現代的﹔反之，當一部“憲法”不能脫离一定歷史時期的羈絆，不能擺脫党派之
爭的私利，也就是不能具備超越性之時，那么，這部“憲法”就必定是非現代的，
是落后的，它也必將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時代的進步而衰亡。
  “憲法”是國家的基本法。“憲法”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的自我
規定，“憲法”是立國之綱。
  “憲法”是社會的奠基石。社會的文明程度一方面反映到“憲法”上，另一方面
“憲法”也能遏制或促進社會的發展。王朝也有自己的朝綱，也有自己的憲法，但
王朝的憲法只能以維護王朝制度、以維護特權者階層的利益、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和
國家主義為宗旨，它忽視或否定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歷史性進步。“憲法”奠定了社
會自我發展的基礎，“憲法”又成為社會發展的座標和方向。因此，在一個成熟的
、文明的社會里，“憲法”与社會發展的關系甚至達到唇齒相依、唇冷齒寒的程度
。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憲法”的意義确實十分重大，确立一部面向未來的新
型的憲法，應當成為中華民族的眾望所歸。
  那么，确立一部代表先進社會發展需要的先進的“憲法”，無疑需要首先确立其
所應有的哲學基礎，亦即先進的制憲哲學。
  1.人權原則。“憲法”必須自始至終貫穿著人權這一主線，人的利益大于一切，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的權利胜于一切。
  以人為本，以人的權利為本，以人權的全面實現為本，任何政党、集團、机构、
制度甚至國家都不應違背人權原則，都不能偏离人權，都應為人服務、為人權服務
，并為人權的實現而創立并設置。違背人權原則的政党、集團、机构、制度甚至國
家，無論以什么名義，都應予以堅決取締。
  對人權的任何割裂、渺視、壓迫、否定，都是暴政的專制之所為，都是對于社會
進步和社會全面發展的強力遏制，都是對于現代化的歷史性圍剿和現實性殲滅。
  人權要覺醒、人權要獨立、人權要自強、人權要自治。“憲法”應以人權為中心
并确立人權的絕對地位。
  2.國家利益原則。國家利益大于党派利益，“憲法”不是某個党派的政綱，也不
是某個利益集團的政綱，“憲法”是國家的政綱。國家就其概念而言，應當包括所
有的政党和所有的利益集團。因而作為國家政綱的“憲法”就必須超越某個政党而
為所有的政党所接受，就必須超越某個利益集團而為所有的利益集團所接受。“憲
法”不是“党章”的外延，亦即不是党的意志的外延，不是党的以國家最高法律為
標志的自我体現。
  “憲法”不應遵從歷史上某一特定學說的指導，不能按照某一特定理論的挾持而
放棄自我，不能唯一种理論是從，而應繼承以往人類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并汲納全
球先進的并為各國的經歷所証明為行之有效的理論經驗而确立自我。
  3.非政治化原則。“憲法”的非政治化原則也就是非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
也就是不能以某一种理論、學說和定義為基礎而進行人格的不平等區分，簡言之，
非意識形態化也就是公民人格的平等原則。政治化，使社會圍繞著權力的軸心旋轉
，使公民的人格不能獲得應有的平等地位，使人与人之間產生了人格上的高低之分
，因而常常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使社會不能在正常的條件下順利進展，亦即社會生
活的非正常化成為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触目惊心的現實。
  政治化的本質特征是意識形態化，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化是政治化的顯著表現。
堅持歷史上所產生的千百种學說之一种，堅持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可能行之有效的理
論于無限期的永遠，堅持在某一特定地區可能行得通的定義于所有的地區、乃至放
之四海而皆准，這种嚴重的意識形態化反映到“憲法”上，便造成了“憲法”的极
大的局限性。
  4.權力制衡原則。“憲法”從制度上确保權力制衡原則的實現，“憲法”本身就
應當是權力制衡的范本。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恒的、絕對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論証的
權力和權威﹔沒有任何一個政党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恒的、絕對的、毋庸置疑的
和不可論証的權力和權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有至高無上的、永恒的、絕對的
、毋庸置疑的和不可論証的權力和權威。所有的權力都是應當而且必須具有制約，
甚至包括國家的權力。沒有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從歷史上看，几乎沒有產生任何
益處，相反倒造成了連綿不絕的、慘絕人寰的災難性事變。倘若任何人、任何政党
、任何組織、任何國家自封為毋庸置疑地光榮、偉大和正确，那也就意味著任何人
、任何政党、任何組織和任何國家找到了一條自我封閉、自我停滯、自我毀滅的死
胡同﹔它既不會有理想的現實，更不會有現實的理想，，而且不可論証和不可証明
的權力和權威本身就具有非法性質的极大的可能性与現實性。    權力必須經過論
証和証明才能被視作合理与合法﹔必須經過証明是合理与合法才能得以運用。沒有
經過論証也不允許論証的權力是不合理也不合法、亦即非法的權力，這种權力一經
得以運用，也就是濫施淫威、強權政治、強奸民意，是“苛政猛于虎”的必然狀態
。
  權力制衡原則否定集權，主張分權，主張分權自治，主張權力的相互牽制，相互
制約﹔權力制衡原則否定王朝本質規定的集權体制，确立民主体制，确立立法獨立
、行政獨立、司法獨立的相互獨立体制，确立此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在行使
權力時互不干扰，在超越權限時受到遏制的、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的制度，從而在
根本上杜絕了社會重大惡性事故的發生，也避免了全民族災難生成的任何可能。中
國的許多事情沒有搞好，也不可能搞好，与這個權力制衡的空白有著本質的內在聯
系。
  5.程序化原則。“憲法”規定國家政權的來源方式，規定确保社會穩定和發展的
組織方式，這個“方式”也就是程序。程序化原則是“憲法”實現自我价值的极其
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程序化同時也是民主化的內容。可以認為，沒有程序，也就沒有民主﹔沒有程序
化，同樣也沒有民主化。對于程序化的強調，也就是對于民主化的強調。要強化民
主，就必須強化程序。
  三權分立的運行方式就是程序化的運行方式，非三權分立的運行方式就不是程序
化的運行方式。專制政權的暴政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從根本上破除了程序化的
原則。在歷代君主的概念里，在傳統政權的詞典里，是找不到也根本不可能找到“
程序化”的詞語的，因為君主的喜怒哀樂就是程序，君主的意志就是程序，換言之
，也根本就沒有什么程序。即便有所謂的程序，也是唯君主之命是從的“幌子”或
騙術。
  非程序化的政權來源一概非法。無論該政權舉的是什么旗幟、喊的是什么口號，
有怎樣怎樣冠冕堂皇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只要是非程序化的，那就必定是非法
的。因為這种政權破坏了“憲法”的程序化原則。違背了程序化原則，也就是從根
本上渺視了“憲法”的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
  “憲法”的程序化的政權來源方式應當以民選、直選的最終結果為正常，因而非
直選的政權來源就是脫离社會全体公民的意愿而進行的自我認定，其特點是“密室
政權分配”，而根本沒有公開化的民主特點。這种“密室政權分配”就是把各級國
家政權的行政職位以非公開的、秘密的方式通過几個或几十個同僚自我相互贊同和
相互吹捧的方式分配完畢，也就是把全民共同享有的极其寶貴的權力資產在私下里
极其肮臟地分配完畢。這种權力分配方式是所有非民主和反民主的王朝制度的特點
。
  王朝政權私有化，其特點是﹕(1) 通過非程序的起義、暴動等革命方式產生政權
，(2) 通過非程序化的世襲繼承或禪讓的方式延續政權，(3) 通過非程序的權力更
迭方式或曰政變方式改變或延續政權﹔但万變不离其宗﹕政權私有，或公開掠奪，
或密室攫取，總之任何傳統政權都不是在民眾中、在競爭不同的政治制度方案之后
經過民眾的普遍認可而登上政權舞台的。傳統政權自有其傳統的來源方式，亦即非
公開的和不透明的方式。
  公開化和透明化，乃是程序化的固有內容。國家權力既然与每一個國民有關，那
么它的運行情況就應當毫無保留、也沒有什么可保留地予以公開﹔除了不便于現在
公開的之外，現在的一切都要公開。國家權力既然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的利益
而設立的，那么它的運行方式就要被置于人民普遍的監督之下，就應當讓人民雖然
摸不著但卻看得見，應當讓人民，即讓每一個社會公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确切地說，讓人們心底透亮，這就需要政治的高度透明。沒有這种高度的透明，政
治就是不民主的政治，政權也就是反民主的政權，說什么美妙動听的言辭都沒用，
其實質就是如此。
  人民代表的產生方式也應程序化。非程序化的人民代表，不夠做人民代表的資格
，亦即不能成為人民的真正的代表，而只能成為人民的“假代表”，只能成為徒有
其名而無其實的所謂的“代表”。
  任何一個有行為自理能力和精神正常的人都可以成為自身的代表，因為他可以控
制自己、他可以成為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主宰。換言之，任何一個社會公民都可以
代表自己。設想兩個公民在一起，如甲和乙，如果甲想成為乙的代表，那么甲就必
須征得乙的同意和認可，亦即經過与乙的協商而后方可成為乙的代表，否則就不能
成為乙的代表。乙同意和認可，甲可以成為他或她的代表﹔乙不同意和不認可，那
么甲就不能成為乙的代表。倘若在乙沒有同意和認可的情況下，甲如果自稱為乙的
代表，那么這顯然是撒謊、是欺騙，是對乙的人格的公然的和肆無忌憚的污辱。因
為，這种代表是不真實、不合理、也是不正常的，因此也是非法的。倘若成為某一
地區的人民之代表，必須經過某一地區人民的普遍的同意和認可，方能具備資格﹔
如果沒有某一地區的人民通過統計學意義的絕對票數的認可，那么自稱為某一地區
的人民代表或由某一地區的行政机關予以委派的人民代表，就是既沒有代表的資格
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代表，亦即只能成為詐騙人民的代表。“人民”代表騙人民，
“人民”代表只能是御用工具，“人民”代表只能代表統治者個人或集團的利益。
“人民”代表無所不用其极地污蔑人民人格的非法的存在，因而也是罪惡的存在。
  倘若代表某人，就得了解并征詢某人的意見和建議，他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大
的或小的要求，因而表達他的意愿也就成為他的代表的義不容辭的、天然的和必然
的職責﹔倘若代表某一地區或某一領域的人民，就得了解、征詢這部分人民的意見
和建議、他們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大的或小的要求，因而表達他們的意愿也就成
為他們的代表的義不容辭的、天然的和必然的職責。
  表達，是代表的基本功能。沒有表達，談何代表﹖人民是由各個地區、各個領域
、各個階層的每個人的個人之集合。因此，每個人的愿望和要求不盡相同，也永遠
不可能相同，那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有不同之區分，也是不可能具有統一步伐
、統一行動的一致性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無差別、無出其左或無出其右的完全一樣
的狀態的，這就要求人民代表必須發表相同的、不同的乃至于截然相反的意見、建
議和批評，這就需要人民代表之間爭論、辯解、論証和証明等等激烈的有時甚至是
莫衷一是的場面。這無疑是人民思想匯集交流和自我評价的理想場所。最后經過絕
對票數的通過或否決而達成共識，這就是人民代表之所以代表人民的程序化的圖景
。   
  千人一腔、万人一腔的“人民代表”不足以代表人民，而只能是君主的徒具形式
，因而也是行欺騙之實的所謂的“人民代表”﹔無差別、無否決的一致舉手贊同只
能是“舉手机器”和“贊同机器”的机械動作而已，因此也不可能具有廣泛的人民
性。在這里，“人民代表為人民”應轉換成“代表君主騙人民，欺騙人民為君主”
。
  現行所謂的“人民代表”是由“几十年如一日任勞任怨的勞動模范”、某個“英
雄”的母親或父親、某個行業的所謂名人，或者具有相當權力的党、政、軍要員，
亦即權力掌握者所組成的。他們以唯命是從、堅決照辦為表現其所代表的某一地區
、某一行業、某一領域的人民之方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出于各自利益的需
要，尤其因為低素質和無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他們不可能顯示其不同意見乃至相反
意見表達者的身份。換言之，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方面，他們常常保持令人
惊詫的一致性。
  6.操作性原則。法律是必須加以運用的，亦即具有可操作性。無論什么法律，包
括“憲法”，概莫能外。不能進行操作的、不能加以運用的法律說到底不能成為法
律自身，但卻可以成為法理，亦或是法律和其他种類的理論、學說等等，但不能成
為法律。法律的可操作性原則是由于法律必須貫穿于社會生活的一切或某些行為方
式所決定的。法律只能對于危害他人、危害社會安全的行為构成制約。在一個正常
的社會里，公民的思想和言論有充分的自由，公民的行為亦應享有充分的自由，但
公民的自由度以法律為限定﹔凡是法律沒有限定的，公民具有無限的自由﹔法律所
限定的，公民的行為應予停止。因此，法律是對于公民自由的超越權限的規定，而
不是對于公民自由權的規定。凡是對于公民自由權的規定之法律，都是与人權原則
相違背的法律，因而實屬非法之列，實屬必當取締之列。
  法律應具有其合理性，“憲法”也應如此。“憲法”的合理性在于它的平等、公
平和适度，在于它能夠反映出公民個人或公民個人所組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廣泛的
政治要求。法律不能進行有差別對待的國民待遇，倘若有差別對待，那么法律也就
是強權和專制﹔法律倘若不能一碗水端平，相反倒是有所偏袒，那么法律就不可能
成為社會的裁判﹔法律如果不能夠運用适度，而只是搞所謂的從重從快的嚴打，那
么法律就是被人治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殺手　，是無法起到法律應起的社會保障和社
會管理的特殊職能的。
  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也有一個穩定性的問題，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換了一朝
就另換一部，不能唯掌權者的意志是奪。如此种种不良之表現，都可以在任何一個
名義上的和不叫其名的王朝制度中找到﹕“憲法”處在一种動蕩不安的起伏的狀態
中，“憲法”喪失了其長久不變的穩定性，“憲法”沒有穩定性可言，“憲法”隨
著新一代君主的誕生而誕生，“憲法”隨著一代舊君主的自然生命的消亡而更換。
人治社會的“憲法”從來就不可能使自身提高到具有高度穩定性的理想狀態之中，
這一點恰恰与法制社會的“憲法”迥然有別。
  合法性、合理性与穩定性為“憲法”的可操作性原則開辟了一條自我實現的道路
。合法性掃除了非法的障礙，合理性掃除了不合理的障礙，穩定性掃除了不穩定的
障礙，在這樣的基礎上所建立的“憲法”應當成為每一個社會公民實現自我价值、
實現自我理想的有力法寶。
  “憲法”既然与每一個公民有關，那就應當允許每一個公民參与其中，不允許每
一個公民參与其中的“憲法”，至少是個假憲法，或者叫做“偽憲法”。“憲法”
就其語言學的含意而言，是組建社會和國家的組織章程，而社會和國家之組織建設
，必須由每一個可以并愿意參与的公民參与之。進一步說，也就是每一個公民可以
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方式參与國家和社會組織的建設工作。
  傳統的王朝制度也相應地規定人民具有這樣或那樣的權利，但這种所謂的“權利
”卻規定得十分籠統，毫無操作性可言。表現在“憲法”上，就成為一种理論性的
或形態似的說明，根本就沒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的操作可能。這种沒有操作性的
“憲法”由于其与實際的社會狀況相脫离，亦即与每一個公民的利益和行為相脫离
，便成為一种只可看而不可触摸的非存在之物，非現實的運行之物，亦即僅僅作為
擺設的冠冕堂皇之物，終歸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和敲詐之物。“憲法”不能為每一個
公民所參与、所運用、所操作，相反倒成為一种騙人的理論工具，亦即成為君主維
護自身統治的工具，成為統治集團詐騙整個社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工具。
  法制社會的“憲法”与人治社會、或曰王朝制度的“憲法”在操作性方面具有相
反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和運用方式。法制社會的“憲法”中的每一條
目，每一句話，都充滿了可以為每一個公民進行操作和運用的剛性。所謂的剛性，
也就是難以用意識形態加以閹割的整体性和不可變更的特征。比如規定總統四年為
一任期，最多不超過二屆（八年），總統通過競選而產生等等﹔議會的產生方式，
最高法官的產生方式，還有三權如何運行及操作等等﹔無一不是法制的清楚概念与
切合實際的高度總結。它們都具有難以更改的剛性，亦即不因領導人的變化而變化
的特征，任何一位公民走上了國家的最高行政管理崗位，他執行的都是這部“憲法
”﹔另一位与前任在觀念上有所不同的公民走上了同樣的高位，那么他執行的也還
是同一部“憲法”。“憲法”的剛性乃在于它不是某個君主的手中玩物，而是全民
共同制訂并遵守的精神契約。任何一個人，不管他具有怎樣的權力，都無權單方面
地篡改它，而只能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就“憲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他作為公民的
意見而已。只有全民公決，才能對“憲法”賦予其合法或不合法的地位。
  “憲法”的可操作性原則，決不是君主或權力掌握者可以單獨操作、或某一個或
某几個政治集團單方面操作，而是由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個体的人都可以
操作，這就是全民公決的概念。這樣做就排除了人治社會對于“憲法”所施加的強
暴，亦即排除了由君主所制訂的“憲法”必須由每一個公民無條件地、毋庸置疑地
執行等惡劣情況的發生﹔這樣做就使得全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心悅誠服地和心甘情愿
地遵守“憲法”，并以自己的權利和權力去捍衛“憲法”、去貫徹落實“憲法”﹔
這樣做就一定會形成良好的社會循環，就一定會造成尊重和愛護“憲法”的局面。
因為尊重和愛護我們親手制訂的“憲法”，也就是尊重和愛護我們自己的權利，也
就是尊重和愛護我們最可寶貴的人權，其好處之多，不可胜數。

  * 現行共產王朝“憲法”的野蠻性和隨意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后，迄止今天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作為一個新的朝代，象歷代王朝一樣，具有其不可置疑的王朝性質。但王朝畢
竟是王朝，只不過換了個名稱而已，只不過換了個形式而已，其本質是歷來如此的
，是一以貫之的。現代的王朝具有古代王朝所不一定具有的表現形式和更加隱蔽，
因而也不一定為人們所知曉的欺騙性。這种具有現代意義的欺騙性表現在現代王朝
的朝綱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憲法”上，它業已廣泛而深入地影響了中國大
陸范圍內的社會生活，并使中國人民在其專制而殘暴的統治下不能像真正的人那樣
地生活，相反倒像動物一般地甚至還不如動物那樣地苟延殘喘。中國人民已經被嚴
重地异化了，中國人民已經被欺蒙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中國人民在欺騙他人和自
我欺騙的循環狀態中空耗著自己寶貴的生命和生命的能量，中國人民由于其貧困、
落后、愚昧和野蠻而受到世人普遍的嘲弄和排斥。中國人民自身是偉大的，但由于
生活在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渺小和卑微﹔中國人民自身是聰明的，但由于生活在
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愚茫和蠢笨﹔中國人民是有潛力、有能力的，但由于生活在
王朝的狀態之中而顯得無能無為。如此等等，既是現代王朝的罪惡，同時也是中國
人民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我价值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而王朝的罪惡之所以能夠屢犯
不止，乃是由于中國人民的不覺悟這一罪惡所造成的現實存在。而王朝的罪惡之源
或曰罪魁禍首，當推以最高法律形式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沒有經過
全民公決，而是由權力的最高掌握者制訂的，并經“橡皮圖章”、“贊同机器”和
“舉手机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王朝之朝綱。當然，在通
過“憲法”前，還得征求省級的有關部門的有關領導的同意和提出所謂的“修改意
見和建議”等等。這后一項亦即是經過共產党的權力貴族階層的認可和贊同。即便
如此，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亦即全國每一個公
民的意志，也只能說它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志，通常是國家行政管理階級的意志
，或共產党國家行政官僚的意志。
  尤其荒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竟是“中國共產党章程”的直接的、赤
裸裸的外延，是經由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后才提交給所
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再次批准而后予以頒布的。說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中國共產党的党派意志的化身，是中國共產党領袖意志的化身，是中國共產党
官僚階級意志的化身，但這种被嚴重地扭曲了的、已經与自身相异化的“憲法”卻
要以全体人民、亦即以每一個生長在大陸之上的公民的意志出現。這是一种十分奇
怪的現象。令人遺憾的是，這种奇怪的乃至于荒謬絕倫的存在竟還天然合理地不被
論証、不被驗証、不被追究、不被更正。
  作為“党章”的直接外延的“憲法”，只能是党派的一家之言而不可能成為所有
党派的百家之言、千家之言、万家之言﹔而“党章”所明确地規定了的“下級服從
上級、全党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主席”的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說到底不過
是君主獨裁原則。因而，“憲法”也就必然地貫穿著君主獨裁的基本精神，亦即“
憲法”是中國共產党領袖或曰君主的個人意志的產物，而不可能成為全体民眾、亦
即每一個公民所直接參与的產物。在這种情況下，“憲法”能夠成為指導社會的“
綱領”也就是歷代王朝所通行的君主的圣旨而已。“憲法”与圣旨具有同一性，“
憲法”即是圣旨，“憲法”是現代的圣旨。“憲法”集中地表現了君主的意志，“
憲法”成為君主确立自身的御用工具，“憲法”成為某個政治集團或某個党派意志
的法律表述。“憲法”由于其代表了局部利益而置全民利益于不顧，由于其代表了
某個党派的利益而置所有的党派的利益于不顧，由于其代表了君主的利益而置公民
的利益于不顧，由于其代表了現行統治集團的現行的利益而置社會發展和歷史性的
全面進步于不顧，“憲法”因而喪失其本質存在的應有价值。“憲法”不能合法，
因而也不能成立，這就是為什么現行的“憲法”為“偽憲法”的根由。
  任何一個人，無論什么人，哪怕是“最好的人”，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所有人的
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它頂多只能代表它自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任何一個組
織，無論什么組織，哪怕是“最好的組織”，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全体公民的政治
的和經濟的利益，它頂多只能代表它自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任何一個党派，
無論什么党，哪怕是“最好的党”，都不可能單獨地代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整
体利益，它頂多只能代表它所占有的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极小的份額。而中國共產党
竟以局部的、集團的利益取整体的全民的利益而代之，并以自己的“党章”通過外
延的方式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于理不通，業已昭然若揭，其非法面
目，業已暴露無遺。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化的特征，它用具有极大的
柔軟性的規則取代法律所應具有的剛性。所謂的柔軟性，亦即隨意性、隨机性，換
言之，也就是主觀隨心所欲性和隨机應變性。這突出地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實乃人治社會中的人治產物，而決不是法治社會中的法治產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扮演著意識形態最大的警官的角色﹕(1) 任何稍有不同
的思想、言論都被指斥為异端邪說，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追究和審判。(2) 任何對
于現行制度存有疑惑的人，都要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和審查，甚至關押。(3) 只許州
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等等。在這种高度的意識形態化之中，每一個社會成員都不
能無差別地享受同樣的公民待遇，所有的公民因為意識形態的差异和不同而成為人
格意義的不平等狀態，甚至有的公民僅僅因為具有不同的思想及其表達，而橫遭慘
禍、受盡迫害。
  高度的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或曰統一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之一，
這种統一性完全抄襲自“中國共產党章程”的一系列強制性規定。作為党派章程的
“中國共產党章程”倒是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強制性規定的，因為這些規定是對于
党派內部的成員制訂的，并且也是為這些成員所遵守的。但倘若把這种一個党派的
章程及其硬性規定強制地寫進“憲法”之中，并要求社會的全体成員、亦即每一個
人必須堅定不移地遵守之，那么這种表現就是強權的霸道，就是霸道的強權。
  一個党派的意志不能成為國家的意志，哪怕這個党是執政党。倘若硬是強加，硬
是自封為國家意志的化身，那么這就是赤裸裸的欺騙。國家的意志只能通過全民公
決這几乎是唯一的方式而确定，別無他途。党派的意志哪怕再偉大、再光榮、再正
确，也不足以代表國家意志，也不足以代表全民（亦即每一個公民）的意志。
  意識形態化使整個社會只能存在一种意識形態，而不允許各种不同的乃至于截然
相反的繽紛多彩的意識形態存在，只允許一种党的意志耀武揚威，而決不允許任何
游离于這种意志的其他意志的萌芽、生成和發展。單一的意識形態剝奪了人之為人
的思想的不可剝奪的神圣的權利，使人在毫無思想選擇的條件下只能進行唯一的選
擇 ── 即不得不接受國家意志，不得不极其被動地接受覆蓋于全社會、統懾于全
社會的、作為唯一存在的國家意志。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所接受的具有高度壟斷性
的國家意志，并不出自于公民自愿的選擇，而是被強制性地灌輸、被強大的壟斷的
宣傳机器連篇累犢地、日复一日地，年复一年地“洗腦”，使得公民喪失了自己的
頭腦，亦即獨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誤認為“國家意志”也就是自己的意志。
  否定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中國共產党王朝的朝綱
的顯著特色。這一特色是中國共產党的一貫主張﹕只允許“代表人民”的党（州官
）放火，決不允許百姓（資產階級、地、富、反、坏、右）和极少數的“敵對分子
”（亦即人民）點燈。由于被壟斷整個社會的、眾口一辭的新聞媒体經年久月地灌
輸和教育，公民已經被嚴重地乃至于极大程度地异化了，人不能獨立自主地思考，
人沒有自我意識，人沒有自我意識的選擇，人云亦云。人無創造力、想象力和其他
一切潛力，人喪失了自己作為人的存在价值。人的獨立的頭腦被“國家意志”所斬
斷，于是人在無頭腦的愚鈍狀態中幸福安樂地生活著，同時也被愚弄著。人在自我
欺騙的同時也在欺騙著他人。如此這般的惡劣狀態每時每刻都在令人吃惊地复制著
，形成了積重難返的罪惡循環。王朝的統治就是這樣以其封閉、狹隘而且落后的大
一統的意識形態制造著具有廣泛意義的、罄竹難書的罪惡，它把人變成了普遍的非
人之狀態，并且使人動物一般甚至還不如動物地生存。這就是共產党王朝所謂的“
生存權”的要義。
  作為王朝朝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處處充滿著渺視人權、壓迫人權、否
定人權的限定和規則。它把党派、集團、組織、机构和國家擺到了至高無上的和毋
庸置疑的位置﹔它把某种歷史上的一种或几种理論學說的定義擺到了不容爭辯和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位置﹔它把某种具有局部意義的表述衍變成具有全局意義的表述，
把歷史上出現的東西衍變成具有永恒意義的事物。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与人權的基本原則相矛盾，相違背，相敵對。
  由人所設置的政党反過來成為壓迫人權的工具﹔由人所設置的組織反過來成為人
權的桎梏﹔由人所組建的國家反過來成為人權的牢獄。与其有這樣的政党，莫不如
沒有這樣的政党﹔与其有這樣的組織，莫不如沒有這樣的組織﹔与其有這樣的國家
，莫不如沒有這樣的國家。只要是違背人權原則，無論什么樣的東西，都必須堅決
地予以取締，因為這些非人道的東西，也就是野蠻的存在之物，也就是落后的存在
之物，也就是阻礙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之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是違背人
權原則和否定人權原則的野蠻、落后之集大成，是阻礙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拌腳
石与攔路虎，是置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于不顧的中國共產党王朝的朝綱，是高懸于中
國人民頭上的達摩克斯之劍。
  這种落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籠統地進行全方位的規定，絲毫不具備可以
運用到社會生活之中的具体措施，因而嚴重違背了公民可以直接參与的程序原則和
可操作原則。一切都是概念，一切都是虛詞，一切都是謊言。概念，不過是理論的
抽象而已。而作為國家最高法律的“憲法”，是必須執行的，是必須應用的，是必
須操作的。概念無助于“憲法”的應用，概念只能构成法律的立法基礎，而不能构
成法律本身。虛詞，遍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每一個章節。所謂虛詞，也
就是主觀意識的東西多于實際上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也就是虛的東西多于實
的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沒有實話，謊言就是赤裸裸的欺詐，就是披著合
法的外衣從事著极其陰謀的詐騙性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謊言的策源地
，是欺詐語言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源泉。明明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可是
卻要求公民必須在某個范圍內有這种自由，言論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形形色色、不
一而足的禁區﹔明明規定“公民可以有結社、游行的自由”，可是卻在“憲法”之
外另行規定所謂的“戒嚴法”和其他与“憲法”的這一規定具有抵触和違背意義的
地方法規，千方百計地限制公民的“結社、游行自由”。這不是謊言是什么﹖這不
是欺騙是什么﹖

  * 架空人民奢談專政、“偽憲法”推行法西斯獨裁專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党的意志，是高度政治化的產物，因而違背了非政
治化的原則。由政治概念而作出的憲法判斷，不可能產生任何所謂的社會平等与公
平，不可能做到所謂的不偏不倚和公正無私。“憲法”中充滿了“專政”一詞，并
使“專政”得以進一步強化，因而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的非文明的本質特征。為更好
地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僅舉出已修改了四次的、最后一次定稿的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4年通過）作為深入剖析的對象，以正視听
，以解迷惑﹕
  (1) 1982年12月 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回顧了中國諸多“
偉大歷史變革”之后，稱1949年“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党領導中國各族人
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但“人民”二字卻談不上，亦即只見毛
主席這一當代最偉大的皇帝，這一成功了的李自成、當代的朱元璋、了不起的洪秀
全、人所共知的秦始皇，除了毛澤東主席之外，是看不到任何人民的，“人民”被
虛擬化了。“共和”二字也談不上。沒有共和，只有專政﹔沒有聯合政府，只有獨
裁政府。“共和”二字被用來當作幌子，當作欺詐整個社會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和措
辭。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共產党的專制王朝，其實質是“中華君主
獨裁國”或曰“中華共產党的王朝國”。
  “人民”二字既然被虛擬化了，那么“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又從何談起呢﹖
“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又從何談起呢﹖打著“人民”的旗號，行獨裁專制之實，
是中國歷代王朝及其君主的一貫伎倆，毛澤東也是如此。
  作為近代歷史上著名的先皇，他總是打著“人民”的旗號對人民進行殘暴的統治
和迫害，對“人民”中的獨立思想者、言論的自由表達者進行無所不用其极的鎮壓
、流放和殺戮。作為近代軍事戰略家，他把搞戰爭的那一套硬性強加于現代化的經
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從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陷于崩潰的邊緣。大搞“階級斗爭”，
并要求階級斗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提倡所謂的“政治挂帥”，說
什么“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對內內耗，對外外耗
，互相消耗，耗死拉倒，堪稱是“內耗專家”。
  就是這么一個毫無人權概念的君主，竟能夠老死在任上﹔就是這么一個對經濟一
竅不通的人，竟能夠到處瞎指揮，到處發布最高指示，到處用槍杆子的方式搞建設
，既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又阻礙經濟的自由運行。巧取豪奪，于1956年實行所謂
的“公私合營”，實際上是掠奪公民的個人財富并使之充公﹔大搞“陽謀”，于
1957年鎮壓百万之眾的自由思想者，使人民的所思所想遭到慘不忍睹的封殺。更有
甚者，以大革文化之命而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极盡中國共產党的迫害与
鎮壓之能事，受到株連者竟達上億人之多，其直接的經濟損失按當時的可比价格計
算竟達4000億元之多。人心慌慌，人人自危，人人不能自保。
  就是這么一個“禍國殃民”的偉大領袖，竟使“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并“
成為國家的主人”，豈不怪哉﹖誰是主人﹖非人民也，乃主席也。主席乃皇帝的現
代之稱謂也。誠如盡人皆知的“東方紅”歌曲中所唱的那樣﹕“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既然是“救星”，是救世主，是主宰，那么，人民就只好听
之任之，就只好堅定不移地和毋庸置疑地跟從之。別無他途，只好如此。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部分根据毛之后的另一個君主鄧小平的意見确
立了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亦即“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
，在馬克思列宁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關于一党制。一党制是所有王朝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王朝的政治制度本質之表
現也是一党制。哪怕是最好的一党制，也無利于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歷史性進步，況
且從來也沒有甚或也不可能有什么最好的一党制。一党制毫無政治上的競爭力可言
，因而也毫無生命力可言。一党制從來就是社會災難和悲劇的總根源。法西主義是
一党制，叫做“納粹党”﹔歷代王朝也實行一党制，叫做“皇帝党”﹔社會主義作
為現代王朝也同樣實行一党制，叫做“中國共產党”。總之，一党制是万惡之源。
  關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是“剩余价值”學說，亦即資本
家剝削工人的秘密，但馬克思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忽視了資本家作為生產管理者
所起到的歷史性的進步作用，忽視了資本家作為腦力勞動者所具有的推動企業發展
的無可取代的能力。換言之，馬克思過多地強調了体力勞動，從而在根本上剝奪了
腦力勞動、亦即否定了智力創造的無可估量的价值，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悲劇的根
源之所在。馬克思的另一個主要理論是“工人階級不能掌握現成的國家机器，它必
須徹底摧毀舊的國家机器，并在這一基礎之上建立新的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
家。”（見“法蘭西內戰”）這一理論主張實行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
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因而這一學說恰好适應于中國所有王朝罪惡的統治
方式，也理所當然地适應于中國現行王朝的罪惡的統治方式。馬克思主義作為野蠻
人的行動綱領，与文明社會的基本人權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能相容的，馬克思
主義不但帶給中華民族以巨大的災難和悲劇，同樣也給俄羅斯人民，給東歐諸國人
民，乃至給世界范圍的許多國家的許多人民造成了慘絕人寰的災難和悲劇。列宁作
為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的實行者，以人治為特征，殘暴地鎮壓和殺戮本國人民，并
老死在任上，堪稱是俄羅斯近代歷史上偉大的“暴君”。其繼承人斯大林大肆清洗
，更是使千百万俄羅斯人民非命地死于他的英明的“領導”之下。
  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近代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長達二十八年的漫長歷程中逐步
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農民戰爭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業已過時的硝煙彌漫的
游擊思想，毛澤東思想不是現代化的思想，毛澤東思想早已落伍于時代的歷史進步
，早已成為過去時代的遺跡，毛澤東思想不能成為中國人民從事現代化偉大事業的
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倘若指導現代化的建設，那無异于用鐮刀指揮多媒体電腦的
操作，那無异于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指揮現代化的大生產。實踐已經痛苦地然而卻是
真實地証明了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万惡之源，不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惡劣影響，
就不可能搞好中國的現代化。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即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
另一种稱謂，這是馬克思根据1871年 3月18日法國“巴黎公社”的工人階級暴動的
歷史經驗而得出的一個結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由工人階級執掌政權，進
行全社會的管理与統治，對于剝削階級例如資產階級等，實行全面的專政，在推翻
了由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之后，要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掌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
  暴力是非暴力的對立，暴力革命是非暴力抗議的反面。暴力是用武器所進行的批
判和征服，因而帶有极大的強制性﹔暴力的結果必定是流血、犧牲乃至于屠殺，因
而是非文明的野蠻之舉。暴力，是与人道主義背道而馳的，是非人道主義和反人道
主義的，因而必當破除之、取締之，方能形成社會文明的普遍之狀態。現代化建設
毋須暴力，也反對暴力。
  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上人為的定義，与有產階級相對立。無產階級必須使自己
上升為有產者階級，才是自身努力的方向，才是自己應予達到的目的。但這個目的
的實現，不能靠掠奪的方式和鎮壓，亦即專政的方式，而應當靠充分發掘和利用自
己的所有的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能力的方式。倘若靠公私合營、最后達到全
面地收歸國有的方式，那么所有的社會創造力、想象力以及一切潛力都會遭到慘不
忍睹的扼殺和泯滅，社會的歷史進步就會受到廣泛而深入的遏制和停滯。無產階級
作為貧窮、落后、愚昧、無知的同意詞及其集中表現，應當以改良自身的素質而使
社會得到改變，應當以丰富自身的素質而丰富社會的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如此才
是正途，才是無產階級實現自身歷史任務的關鍵之處。不能再搞“打打打、殺殺殺
、搶搶搶”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了。因為，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既無助于自身，也無
助于他人﹔既無助于現實，也無助于歷史。總之，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革命無助于
社會的正常發展和全面的歷史進步。
  此外，無產階級專政由誰來執行﹖難道是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執行嗎﹖顯然不是，
是由無產階級的代表來執行這种專政嗎﹖那么，誰敢保証無產階級的“代表”是真
正地代表無產階級而不是代表他個人的或集團的私利來執行這种專政﹖誰敢保証他
不能濫施淫威、為所欲為且無惡不做呢﹖誰敢保証他能夠真正地為人民而不是打著
“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利用他手中的權力呢﹖況且無產階級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
而決非是全部，哪怕是一大部分，也畢竟不是全部，因而用這一部分人，哪怕是一
大部分人的權利來剝奪另一部分人民的權利，于理不通，實屬荒謬之至。
  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由于“人民”二字被駕空、被虛置了，亦即作為人的
個人不被承認，那么口頭上或形式上的“人民”也就在本質上不复存在，因而這是
毫無疑義地赤裸裸的欺騙。“民主”就更是無稽之談。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還
有什么“民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難道是“民主”﹖只許人民緊
跟，不許人民違逆，這難道是“民主”﹖只有一种聲音自我標榜，沒有第二种不同
的乃至于相反的聲音，這難道是“民主”﹖沒有自由的言論，只有強制性的宣傳，
這難道是“民主”﹖這樣的“民主”除了欺騙，還剩下什么呢﹖謊言，一派謊言，
謊言加胡言而已。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以集体的和國家的利
益為目的，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其本質特征，社會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為
其統治方式。社會主義否定個人的存在价值，因而否定人權，社會主義以政權為其
核心，要求所有的人對政權頂禮膜拜，社會主義以紅旗作為招搖，因而是紅色政權
。
  在歐洲大陸，從公元 700年至1400年之間，存在一個黑暗的中世紀，所有人必須
對神權頂禮膜拜，政教合一，教皇既是宗教領袖，也是世俗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掌握
者。由教皇所分封的各級神職人員掌握著對于被統治者的生殺予奪之大權，所有的
人必須定期或不定期地對牧師進行所謂的“忏悔”，從而表達對于上帝的膜拜与崇
敬之情。由于所有的神職人員（教區牧師和各教堂牧師）都身著黑色的長袍，人們
必須向上帝進行忏悔，故而取名為“黑暗的中世紀”。
  二十世紀初葉和中葉，在東歐和亞洲興起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廣泛運動，相
繼成立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諸國、中國、北朝鮮、越南、柬埔寨等社會主義國家
。這些國家作為社會主義王朝制度，以暴力、恐怖和謊言當作支撐社會運行的三大
支柱，以毀滅和圍殲人權為目的，以渺視和否定人的价值為職能，所有人必須對紅
色政權頂禮膜拜，卑躬屈膝，听之任之，任其宰割，而由王朝的君主所分封的各級
共產党的國家行政官僚主義的庸人們掌握著人民的命運，人民必須對其進行忏悔似
的思想匯報。這种政權因其血腥的紅色，而形成了“紅色中世紀”的狀態。“紅色
中世紀”亦即人們必須無條件地、絕對地向著紅色政權，不管這种政權來源于何處
，合法抑或非法，而頂禮膜拜、卑躬曲膝且山呼“万歲”。
  無論是黑暗的中世紀抑或是紅色的中世紀，都以否定人權為特色、為目的、為本
質。前者以神權為本，后者以党權為本。總之，都是一种高居于人權之上的非人道
主義之強權、之專制、之暴政。
  社會主義是近代和現代的王朝形式。社會主義誕生于落后的國家，同時又使這种
落后得到极大程度的強化。社會主義使几千年的帝制傳統在歷史發展的現階段發揚
光大，社會主義是不合人性而且是毫無人性的极其野蠻的制度，社會主義是非文明
的、反文明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奴隸制与封建制的集合体，社會主義是法西斯
蒂的另一种冠冕堂皇的稱謂，社會主義是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無所不用其极的
社會法西斯主義，它与其叫做社會主義，莫不如叫做社會法西斯主義，這樣來得更
加切合實際和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不過是
維護共產党君主制的陳詞濫調而已，沒有絲毫新意可言。它是嚴重地束縛中國人民
思想解放的鎖鏈，它是阻礙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囚籠，它是使中華民族不能繁榮
昌盛的緊箍咒。中國要想發展，中國人民要想求得應有的進步，必須堅決、徹底、
干淨、全部地殲滅“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非此不足以談發
展，非此不足以談進步，非此不足以談人權。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還說﹕“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
，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坏我國社會主義
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階級已經消滅，怎么還會存在階級斗爭﹖并且還是“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
沒有水，怎么還會有水的奔流和嘩嘩流瀉的水聲﹖沒有風，怎么還會有風的怒號﹖
沒有森林，何來森林之大火﹖沒有生命怎么還會有呼吸﹖沒有本，哪有未﹖本未之
倒置，實乃荒謬之至。
  既然“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那么階級斗爭就沒有存在的任何根基，因
而也就沒有必要強調所謂的“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這种強調為
共產党自身的殘暴統治找到一個理由并不充分、因而也無法自圓其說的口矢，硬把
不是當理說，胡攪蠻纏、毫無理性地從事著极其野蠻、极其卑劣的所謂的“斗爭”
，既不能增進人們的精神財富，也不能增進人們的物質財富，總之是勞民傷財，到
頭來是水中撈月一場空。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人民始終走不出貧窮的怪圈、走不出
野蠻的怪圈的原因之所在。至于“對敵視和破坏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的國內外的敵
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那么什么叫敵視，什么叫破坏﹖“敵視”這
個詞很隨意，毫無法律的硬性規定可言，完全是人治的狀態，亦即可以根据辦案人
員的主觀臆斷而得出不一定具有的結論，實際上也就是宋朝奸臣秦檜臭名昭著的“
莫須有”的翻版。“敵視”包括思想、態度、議論等等非行動的不滿意和怨恨，取
締“敵視”也就是取締人們的思想自由、態度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就是不允許任何
違逆社會主義原則的不同意見、建議和批評的存在，也就是必須一個腔調地說話，
一個步伐地行動，也就是一個君主統攝全民的億万之眾。
  包括“憲法”在內的一切法律對于非行動的思想、言論和態度，甚至感情進行約
束，是一切王朝制度的固有表現，社會主義王朝也不例外。須知法律，包括“憲法
”在內只是對于公民超越其自由權限的行動的規定，而不是對思想及其言論進行規
定，亦即法律与人們的行動有關，而与人們的思想及其言論無關。法律對于人們的
思想、態度、言論毫無約束力，毫無規定性，亦即人們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發
表言論，自由地選擇其態度。總之，人們的思想、言論和態度之自由不能夠也不應
該受到法律的任何限制。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种為人所創立的制度為什么就不能允許
人們提出論証、抑或反論，論辯抑或答辯，分析抑或批評和批判呢﹖無論社會主義
抑或其他任何主義，哪怕是“最好的主義”，也必須在人們的反复地論証和分析、
在不斷地被批判中才能确立自己應有的位置，而不允許論証和分析，更不允許批評
和批判的主義及其所由建立起來的制度能說是正常、合理而且合法的嗎﹖能說這樣
的主義及其所建立起來的制度是完善的嗎﹖
  假如有人以不同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敵視”某种制度，那么這种制度的捍衛者
也應該提出自己的反駁的意見、建議和反批評，只有這樣才算是正常。不允許“敵
視”的任何理論、學說、主義和制度都是必須加以“敵視”的，都是必須打一個大
大的問號的，都是必須加以論証、剖析和批判的。
  何謂“破坏”社會主義制度﹖所謂破坏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采取与社會主義王朝
所規定的一系列所謂的法律法規相違背的行動。(1) 公民的請愿算不算“破坏”﹖
按照社會主義王朝的規定，公民，亦即政權的奴隸們的請愿，直接危害社會主義社
會的安全、穩定和團結，因而是不合法的，是不允許的。各級共產党的國家行政官
僚階級，亦即政權的奴隸主們，怎么能夠接受并听從政權奴隸們的請愿呢﹖奴隸只
有听命于奴隸主的份儿，政權的奴隸只有听命于政權奴隸主的份儿，這就是社會主
義王朝的奴隸制邏輯﹗(2) 公民的游行、示威直接危害社會主義社會的安全、穩定
与團結，因而是不合法的，是不允許的。游行示威意味著抗議，意味著不滿，意味
著反對共產党作為一党制的英明領導，意味著反對社會主義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先進
、最文明、最偉大的制度，意味著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總之意味
著与王朝制度及其代表人物 ── 共產党的皇權制度的代表人物 ── 党的最高權
力和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掌握者 ── 當代和現代皇帝們的君主意志相矛盾、相悖
离、相敵對。因而，這是最典型的，也是共產党國家官僚階級最為恐懼的一种破坏
社會主義制度的形式。所以，必須采取強力鎮壓的手段，必要時，要殺他一批，決
不心慈手軟，為了捍衛社會主義江山社稷，不要怕流血，要派軍隊實行戒嚴，要開
槍把那些喊口號的、把那些舞文弄墨的、把那些心怀不軌的极少數极少數的“人權
分子”和“精英分子”統統槍斃﹗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及其君主的邏輯。殺人劊子
手，這就是王朝，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劊子手殺人，這就是社會主義領袖之所為
，這就是現代皇帝之所為﹗對這樣毫無人性也喪失了人性的社會主義王朝制度的破
坏，對這樣喪失了人性也毫無人性的社會主義君主權力的破坏，實乃是人權覺醒与
獨立的鮮明而合理之標志，實乃是現代化事業走向成功的別無選擇的必然之選擇。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版）的序言最后指出﹕“本憲法以法律的
形式确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
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中國各族人民奮斗到底為什么﹖難道是王朝君主制﹖難道是政權私有制﹖難道是
一党制﹖難道是剝奪并否定人權的暴政﹖難道是剝奪并否定公民個人自由的所謂的
社會主義﹖難道是剝奪并否定公民民主的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難道是進行全社會
欺詐的國家意志的無所不在的宣傳机器的大肆鼓噪﹖難道是作為党的喉舌的所謂的
正确的輿論導向，亦即輿論一律﹖
  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到底是什么﹖難道是推翻了一個舊的王朝之后建立了一
個新的王朝﹖推翻了一個皇帝后又產生了一個新的皇帝﹖難道是用刀耕火种的帝位
禪讓制來取代多媒体時代的政權競爭制﹖
  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到底是什么﹖難道是种种規范和限定，种种名目的意識
形態之划分，使公民，亦即使人之存在分成“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簡單而机械
的公式﹖這种“毛式定理”對于中國人民的人格獨立和人格完整具有极其巨大的危
害，因而也無益于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進程。難道形色各异的陳規戒律是中國各
族人民奮斗的成果﹖難道沉甸甸的鐵鐐、手銬和范圍廣大的囚籠是中國各族人民奮
斗的成果﹖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明确的解答，那么秦王制也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
，唐、宋、元、明、清的歷代王朝制也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總之，中國
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只能有一個，就是王朝，就是皇帝。而現時代的王朝就是社會
主義王朝，現時代的皇帝就是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這一封建朝庭的首腦人物，主
席或總書記。
  与其有這种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莫不如沒有這一奮斗成果好些。這种成果
對于中國各族人民來說，莫過于作茧自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莫過于從事著自
我貶低和自我否定的犯罪行徑，這實在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難以言喻的恥辱和悲哀。
這也許正應了中國諺語所指明了的一個道理，叫做“命里八尺，難求一丈。”中國
各族人民也許只能有命里八尺的王朝之命運，而沒有并且永遠也不會有民主与自由
的一丈之命運，真乃令人悲痛欲絕、嗚呼哀哉﹗
  由于中國各族人民奮斗而產生的結果就是新王朝的誕生，也就是于一九四九年十
月一日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歷史上，無論是中國歷史上
還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封建王國。這樣的國家作為中央集權，亦即秦王贏政所開創
的大一統的千秋之偉業，綿延不絕，業已造成了超世紀的罄竹難書的災難，業已形
成了無以盡數的人間之慘劇。這樣的國家以渺視人的价值、以否定人的基本權利為
旨歸﹔這樣的國家以人為設置的非人的陳規戒律為招搖的幌子，它要求公民們對它
頂禮膜拜﹔這樣的國家僅僅以其國家制度為目的，為其存在和發展的唯一根源。這
對于人的利益，對于人的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的發揮，對于社會的全面進步
究竟有何推進之作用﹖亦即國家之功能究竟何在﹖
  國家的功能應當以為人權服務為本，亦即應當遵循人權原則。國家是由人民所創
制的，因而決不應當反過來成為人民自我限定、自我貶低和自我否定的工具，更不
能成為國家權力掌握者對人民實行鎮壓和專政的口矢。倘若如此，必須對于這樣的
國家實行變革，亦即把這樣的一個舊國家轉變成一個新國家，把這樣的一個王朝的
國家轉變到一個民主政体的國家。總之，遵循人權原則的國家是我們所需要的，而
不遵循人權原則的國家則是我們所不需要的。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何以見得“是國家的根本
法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是不允許任何地方法律和法規与“憲法”相矛盾、
相背离。可是，在我們這個現行的人治社會里，与“憲法”与這個王朝朝綱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違背的事情甚多。地方的法律法規可以直接与“憲法”相矛
盾、相背离，并且不受任何法律的追究，是因為地方的法律雖然与“憲法”有矛盾
，但卻是為統治階級 ── 為中國共產党的統治階級服務的，而“憲法”中的有關
規定卻是為了給人民看的，是為了取信于民的，總之是為了欺騙人民并且是愚弄人
民的。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既然可以被地方法律所限定和所推翻，
因而喪失了作為根本法的地位，并且也無法具備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失效﹗

  * 無視人權、崇尚皇權、“偽憲法”條文荒謬絕倫

  上述所論，僅涉及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部分的几個問題，不足
以說明其全部問題的全部症結，只是管中窺豹，點滴而已。倘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必須進入正文，并且對每個句子都要細致地加以分析
和論証，如此才能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有個清醒的了解。 
  且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的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
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坏社會主義制度。”
  試問工人階級怎么領導﹖能夠讓每一個工人都參与國家政權的領導嗎﹖能夠讓每
一個工人在沒有經受過正規的企業管理培訓的情況下直接成為工厂厂長和公司經理
嗎﹖能夠讓他們在不懂科技知識的情況下直接成為科技專家們的領導嗎﹖工人階級
不能領導一切，工人階級也沒有領導一切的能力，工人階級領導也就意味著外行領
導內行，而我們通過一而再、再而三的痛苦的歷史經驗可以得知，外行是不能領導
內行的，外行的領導也就是強制，是一种強權之所為。關鍵的問題是，工人階級沒
有領導現代化事業的相應的能力、水平和才學。工人階級是簡單的生產方式的代表
，因而并不具備現代化事業所要求的應有素質。工人階級對于各項事業的強制領導
只能引發現代化事業的大踏步后退，因為無知無論如何是無法領導以知識和能力為
中心內容和基本要求的偉大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況且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就是中國
農民階級的變种而已，說得准确一點，中國的工人階級不過是住在城市里的農民而
已。中國工人階級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具備農民階級所具有的一切特點，這一點可
以說是毫不含糊的。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代的革命戰爭，實際上也就
是農民戰爭。而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其實也就是堅持中國農民階級的領導，就是
堅持住在城市里的農民階級的領導。
  我們知道，農民的生產方式通常是手工操作，尤其是中國農民，其現行的生產方
式与几千年前的刀耕火种的生產方式并沒有根本的區別。生產方式的落后，必然導
致其意識形態的落后，必然導致其行為方式的落后，必然導致其所建构的党派、机
构、組織甚至國家制度的落后，這是無可更改的歷史及其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規律
。
  所謂的“以工人聯盟為基礎”，就是以住在城市里的農民 ── 工人与住在廣大
的鄉村里的農民為基礎，以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所生成的思想觀念為基礎，就
是以農民的本質為基礎。“工農聯盟”到底怎樣形成，誰能穩固這种所謂的聯盟﹖
如此等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懸而未決，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有力的現實解決。所以
“工農聯盟”實在是一种虛設之物，是毫無具体操作性可言的純系主觀臆斷之物。
  “工農聯盟”倘若僅僅包括住在城市里的農民、即工人与住在廣大鄉村里的農民
的聯盟，那么就必然地也自然地排擠了其他階層的人民，亦即其他階層的人民就無
權參与這种由工人和農民所組成的所謂的聯盟。所以這种單一的聯盟是中國人民的
一部分，而不包括中國人民的全体。一部分畢竟是一部分，它無論如何也不是全体
，也不能夠代替全体。“工農聯盟”至少沒有包括商人、知識分子、實業家、律師
等其他各行各業的諸多人群。
  “工農聯盟”在中國不過是農民自身的一种集合，因為中國的產業工人所占的比
例太少，而中國的農民又實在太多，可以說不成比例，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
工農聯盟必須通過某种組織形式而顯示自身，這种組織就是政權，亦即只有權力者
才能夠代表這种聯盟，而沒有權力者就不可能成為這种聯盟的代表。那么能夠還是
不能夠代表“工農聯盟”也就是政權掌握者自身的事情，而与工人和農民是沒有什
么緊密之關系的，甚至是毫無關系的。而政權掌握者是通過某种方式（或自然生命
的消亡或被其他人所接替）變更的，那么，誰能保証政權的后繼者能夠具有代表“
工農聯盟”的合法之地位呢﹖
  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前此已經有過明确的論述，基本上歸結為一點，就是
“人民”是一种虛置的概念，根本落實不到作為公民的個人的頭上，而“民主”則
是沒有的，至于專政，則是一种霸道，是一种強制或曰專制，是一种暴政。
  至于社會主義究竟怎么搞，還不清楚，還是個未知數，對這一點鄧小平早已說過
。但對于不知道究竟怎樣搞為好的社會主義卻還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捍衛，則就成
為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論了。總之，沒有充分的邏輯証明，不具備充足的理由。況且
，實踐已經反复地証明，社會主義向來以政權為本，以政權壓迫人權為本，是慘無
人道的政權法西斯主義，沒有任何值得堅持的道理，倘若硬要堅持，那就是堅持政
權奴役制、政權奴隸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
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机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
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种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
理社會事務。”
  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亦即由清王朝政府所制訂并頒發的“欽定憲法大綱”在
其篇首也指出﹕大清王朝的一切權力歸大清王朝的臣民所有。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憲法”在其總綱的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何其相似
乃爾﹖﹗簡直如出一轍。
  英明的和偉大的慈禧太后作為 100年之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与大約 100年
之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另一個總設計師鄧小平通過兩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走到
了一起。一個是慈禧太后的“臣民”，一個是鄧小平的“人民”，都是王朝及其君
主假借“人民”之名而行專制与奴役之實。這是不難區分的，這是對于同一事物的
几近一致的表達。
  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帝王不自我標榜他不是為人民服務的，他不是為人民利益著
想的，他不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但恰恰是這些滿嘴“人民”，張口一個“人
民”，閉口一個“人民”，卻成為動輒殺戮成千上万人民的劊子手和惡魔。這些惡
魔的殺人陰謀之所以能夠屢屢得逞，乃在于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實行慘無人道的屠
殺，而這么一种赤裸裸的欺騙竟不能為廣大的人民所知曉，這實在是人民的活該的
悲哀。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以人民的名義殘害人民的事例難道還少嗎﹖以人民的名義犯
下的滔天罪惡難道就不能使我們有所警醒嗎﹖斯大林就是以保衛列宁開創的人民政
權的名義大肆清洗、槍斃了上千万的前蘇聯的人民﹔希特勒就是以為第三帝國的人
民擴大生存空間的名義大搞侵略擴張、大肆屠殺各國人民的﹔歷代的中國王朝的君
主們也是以為各自“臣民”或人民服務的名義施行其鎮壓与迫害的种种罄竹難書的
暴行的。
  作為虛置狀態的“人民”成為歷代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專制王朝奴役和迫害、鎮壓
和屠殺人民的再好不過的借口，成為他們到處揮舞光燦燦的明亮的刺刀、維護和捍
衛無能而腐朽的寶座的冠冕堂皇的工具。這种“人民”与公民的個人無關，相反，
這种“人民”倒与皇帝的權力有關，与宮廷的統治之術有關。進一步說，這种“人
民”是御用的專門術語，是毫無“人民”之實的謊言、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因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應當翻譯成下列句子才能是确實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王朝的一切權力名義上屬于王朝的臣民，實際上屬于王朝的君主（主
席、皇帝抑或總書記）”。
  第二條曰﹕“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机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何謂“人民代表大會”﹖難道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參与嗎﹖否﹗人民代表大
會通常是由所謂的人民代表組成的，而人民代表又都是由執政者或由執政者所選定
的人員組成的。人民代表是各級政權的派生物，因而不足以代表人民。“人民代表
”千人一腔，万人一調，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完全是君主的御用工具
，所以才形成流行于民間的詞語，“橡皮圖章”、“表決机器”、“贊同机器”等
等。“人民代表”不能夠表達人民中廣泛存在著的各种不同的意見、建議和批評，
因而喪失了作為代表的獨特的個性、思想和自由的言論，總之喪失了自身的功能。
在此情況下，人民根本無權行使自己的權利，更不用說可以進行有效的和充分的表
達了。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各級政權的派生物和附屬物，是党的意志以某种組織机构的
方式合法化的途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常則由喪失了自身的表達功能的權力依附
者和獻媚者，某些行業的所謂名人、戰斗英雄的父親或母親或妻子、丈夫和“几十
年如一日”的勞動模范等等所組成的。即使有一万個這樣的人，也不會提出對于社
會發展和進步有任何价值的、不同的乃至与相反的意見、建議和批評等等的，他們
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去听命（開會），去吃喝（浪費民脂民膏），然后就是舉手
（行欺騙人民之實）。在去開會之前，結果就可以被預料出來，什么“領導的報告
很重要”啦，什么“某某的講話很有現實意義、教育意義”啦，什么“回去以后一
定要認真地貫徹、堅定不移地執行”啦，什么“這次大會開得很成功、很圓滿，開
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一個胜利的大會”啦，然后就是全体起立，奏“國歌”或奏
“國際歌”。如此的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与不召開有何不同﹖不召開与召開結果反正
是一樣，為什么還要勞心費力地召開﹖不召開這樣的大會，倒是可以節省一些巨資
的，而召開這樣的大會，則就是勞而無功的巨大的浪費。
  第二條指出﹕“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种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
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到底是誰能管
理﹖難道這种表述也要陷入公有制生產資料的誤區，亦即人民共有，但卻誰都沒有
，只有國家行政官僚階級擁有其支配權和處置權﹖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公民作為個
人是無法參与國家与社會事務的管理的。因為公民是紅色政權的奴婢，是只能有卑
躬屈膝、頂禮膜拜的份儿的。公民個人連發表自己的言論的自由都沒有，更何談什
么“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究竟讓公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怎樣采取一定的行之
有效的手段來參与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呢﹖說是“通過各种途徑和形式”，究竟是怎
樣的一种形式，怎樣的一种途徑﹖這里所說的“各种途徑和形式”，也就是通過
(1) 國家行政官僚作為人民群眾的當之無愧的、天然的領袖，作為公民這种權力之
奴隸的奴隸主，而奴隸總是要受制于為所欲為的、具有絕對自由的奴隸主的﹔(2) 
各級所謂的“人民代表”所組建的政權派生物，亦即贊同机器的人民代表大會﹔
(3) 還有一個叫做政治協商會議的徒有其表、僅具形式的花架子。此三种，均是皇
權的多層次派生，亦即中央朝庭的附屬物，根本不是由人民的廣泛參与、投下庄重
的一票通過競選和全民公決的方式產生出來的，亦即不是由下而上的，相反卻是由
上而下的，具有几千年王朝制度一以貫之的分封制特點。
  因此，第二條的最后一句話應該做如下翻譯﹕人民依照法律規定，必須听命于國
家行政官僚通過各种途徑和形式對國家和社會事務所進行的管理、領導或曰統治，
不得有誤。
  上述是對于第二條所進行的剖析。現在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机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机
關、審判机關、檢查机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
方的國家机构職權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
极性的原則。”
  社會主義國家，像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一樣，很多事情或者說大多數事情坏
就坏在“民主集中制”這個原則上。這個原則是由列宁所倡導的，充滿著濃郁的個
人的主觀色彩，充滿著人治社會所特有的隨意性和隨机性的特征，充滿著可怕的皇
權意念和官本位的陳腐觀念。問題在于，集中到誰﹖怎樣集中﹖集中的結果怎樣判
定﹖誰有權就集中到誰﹔誰沒有權就不能集中到誰。可以認為，民主集中制自中國
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直到秦王朝，便形成了鼎盛之勢的王
朝制度。合皇帝“朕”意者而發表意見，民主也﹔皇帝決斷之，集中也，此之謂民
主集中制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人民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
受人民監督。”既然“是由民主產生”，怎么個民主方式﹖怎么產生﹖怎么個產生
方式﹖對這個問題，前面已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亦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都是非民主產生的政權派生物，是對君主負責并受君主監督和轄制的
組織机构。國家行政机關、審判机關、檢查机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橡皮圖章
圈定，而人民代表大會又是由政權本身圈定，只是一种欺騙社會和人民的工具，實
際上是各級党委的御用組織而已。凡是党所作出的決定，都要舉手贊同﹔凡是党的
指示，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党的意志的程序化通過的場所
，因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只能為党服務、為党負責、受党監督。
  形式上，國家行政机關、審判机關、檢查机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但在人民
代表大會通過之前，各級党委都已經“欽定”完畢，只是把“欽定”的人選和設置
的机构拿到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已。在這种情況下，國家行政机關、審判机
關、檢查机關不但不能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而且對它毫不重視，也無法重視﹔不
但不能受它監督，而且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為且胡作非為。它們只能受到党的指
揮和監督，只能在党的意志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通過而變成人民的意志下進行著集
權式的工作。
  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机构職權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
地方的主動性、積极性的原則，”就更是“中央集權制”的現代描述，是赤裸裸地
堅持“中央集權制”的反民主和反自由的規定。怎么個划分﹖中央和地方如何協調
各自的關系﹖地方有無更大的自主權、立法權、經濟創制權﹖地方有無相對的乃至
絕對的自由﹖這种“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亦即是一個中心、一個頭
目、一种模式，此外無他。只能有一种選擇，從而排除了多項選擇﹔只能有一种認
定，從而排除了多种認定﹔只能有一個模式，從而排除了多种模式。在一個模式、
一种選擇、一條道路的情況下，亦即在沒有獨立自主的立法權、沒有适合于本地區
實際的經濟和文化創制權的條件下，如何“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极性”﹖如何調
動各地方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一切其他的潛力﹖遵循中央的統一領導，就是由中
央 ── 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這一封建小朝庭大包大攬，全面干涉和全面控制，
無論從政治到經濟、從經濟到文化，從文化到軍事乃至到對外省、外國之政策，從
工業到農業，從農業到科技，無所不包，無所不攬。在這种情況下，所謂的地方的
主動性和積极性的發揮被限制到一個极其狹隘而閉塞的范圍，是几乎沒有任何自主
權的地方管理或地方統治。
  中國自秦王贏政以來的二千年一直實行著中央集權制的王朝体制，無論是古代的
朝庭還是現代的朝庭，都大權獨攬，使地方不能自治、不能自主、不能自立，亦即
沒有法律創制權、經濟創制權、文化創制權和其他各种創制權，所有的地方事務都
必得在中央或朝庭的統一號令下一刀切地貫徹執行。因此，毫無地方自主權的地方
政府說到底是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根据各自的地方特色而确立适合于本地區的經濟和
社會發展的實際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的。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阻礙了地
方經濟和地方文化的發展与進步，阻礙了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社會需求之滿足，是不
顧實際的鴕鳥政策。遺憾的是，這种鴕鳥政策正是所有王朝，包括中國共產党中央
委員會這一現代的封建王朝所津津樂道的政策。
  集權制是專制獨裁的制度，分權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一种必然的表現形式。沒有
分權制且否定分權制的中央集權制，二千年來把中華民族固有的聰明才智扼殺于萌
芽之中，使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遭到了毀滅性的阻滯，使我們炎黃子孫長期地處于
貧窮与落后的水深火熱之中。
  中央集權制，作為帝制的本質表現，以皇帝的意志為意志，并斬斷所有其他人的
意志，用各种各樣冠冕堂皇的或极其卑劣的方式，迫使所有人的意志就范于皇帝的
意志。中央集權制，作為公有制的集中表現，以公有制生產資料為主体，杜絕或從
根本上絞殺所有其他的經濟形式，或變著法地蔑視其他的經濟形式，從而使所有人
的經濟利益和生活方式“國家化”，“全民化”，“公私合營化”。總之，以一种
單一的經濟形式取代繽紛多彩的經濟形式，以國家的主控經濟遏制并阻斷其他類型
經濟的迅猛發展。
  中央集權制，作為皇帝党的制度，由于采取官爵分封制，使政權私有化，使太子
党巧立名目地順利地攫取國家的各級政權，使人民的最大的無形資產在親信們的密
室策划中就已被极其肮臟地分配完畢。中央集權制，由于千方百計地遏制地方分權
，便自然地也必然地追求封建的大一統之效應，因而也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具有全
社會范圍的欺詐性工作。撒謊社會化，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欺騙暢行無阻，無處
不騙人。“光明日報”無光明，“人民日報”為君主，如此等等，已見慣不慣，司
空見慣了。
  中央集權制，由于其強大的專政手段，無處不插手，實行全社會的全方位的控制
，使孕藏于人民群眾之中的所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其他潛力在經年久月的無為狀
態中消融淨盡，在無能統治的狀態下耗盡其所有的能量。中央集權制，無論是古代
的也罷，現代的也罷，都是与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格格不入的，都是中國現代化事
業的极其凶惡的大敵。中央集權制，實乃万惡之源，不除中央集權制，中國現代化
毫無希望可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的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統一
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触。一切國家机關和
武裝力量、各政党和各社會團体、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規。一切違
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
的特權。”
  何謂“社會主義法律”﹖中國又如何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統一和尊嚴﹖社會
主義作為一种學說，起源于烏托邦的幻想，是一种非現實的、完全出于主觀臆斷的
產物，它适應于 100多年前工人運動發展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思潮
与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后來被共產党人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体系，
這一理論要求實際上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國家對公民個人進
行物質分配，亦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一九四五年以來，通過戰胜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在東歐諸國（南斯拉夫、
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和亞洲諸國（中國大陸、北
朝鮮、越南、柬埔寨）相繼誕生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加上龐大的前蘇聯帝國，形成
了人所共知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但遺憾的是，這個陣營中的每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都不是以法治取胜，相反倒是以人治為特色、為其本質表現。社會主義的法律
就是人治的法律，而人治的法律是不成其為現代文明之法律的。換言之，人治的法
律不過是野蠻的，适應于落后社會的法律法規体系。
  社會主義社會，作為現代的全新的王朝制度，本質上是無法律可言的。它的所有
的法律，不是以人為目的，相反倒是以遏制人為目的，不是以保護人權、捍衛人權
為職責，相反倒是以壓迫人權和圍剿人權為職責，此其一也。其二，重刑律，以刑
殺為威。其三，隨机性、隨意性甚大，彈簧似的法律規定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不
胜枚舉，可謂司空見慣。其四，特權者階級，即共產党國家行政官僚階級利用手中
的權力，竟可以置法律規定于不顧，利用党內處分取代司法追究和法律的正義審判
，因此，法律無正義可言。
  社會主義法律質量嚴重不合格、不過關，几乎每一种法律都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
的症結和弊端，都充滿著人治特色的极大的柔性和所謂的靈活變通性，亦即猴皮筋
的特性，都充滿著不符合現時代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之需求的傳統表述。總之，這
种漏洞百出的社會主義法律是根本不符合人類文明的正常合理的要求的，是根本不
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的，是根本不符合基本的民主精神的。因此，所謂的“社
會主義法律”作為千瘡百孔的人治條款，作為蔑視人權与壓迫人權的行之有效的工
具，必當破除之、推倒之，唯有如此才能得以重建新時代的法律体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新時代的王國于1949年成立以后，基本上是以刀把子和槍杆
子作為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它充滿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遍布著隨意逮捕、游街
示眾、草菅人命的血雨腥風。特別是五十年代初葉的那場恐怖的鎮反運動，五十年
代后葉的那場“反右”運動，還有六十年代中葉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竟悍然地對手無寸鐵的請愿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實
行武裝鎮壓，如此等等的作為，毫無憲法的程序可言，毫無法律的程序可言，毫無
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可言。如果有尊嚴，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能有主席或總書記或
執掌實權的軍委主席作為垂帘听政者的尊嚴，這就是社會主義法律的統一的尊嚴的
要義之所在，這就是社會主義王朝制度無可置疑的本質規定。
  第五條還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触。一切
國家机關和武斗力量、各政党和各社會團体，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
規。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為什么北京地方人大卻頒布了限制
游行示威的地方法律，而且李鵬還頒布了所謂的“戒嚴法”限定公民的為憲法所認
可了的自由﹖明明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可是又為什么頒布了限制這种“言
論、出版自由”的“印刷行業管理規定”﹖難道在中國大陸上果真有所謂的“出版
”自由嗎﹖否，根本就沒有﹗你只能出版歌功頌德的書，而根本就不可能出版任何
民主觀念甚強的著述。地方法規与“憲法”條款相違背的地方委實太多，但卻仍然
能夠安無恙地暢行無阻，至于“必須予以追究”等詞純系騙人的口矢而已。凡是有
利于社會主義王朝的統治的，哪怕矛盾百出，也是合乎道理的﹔而不利于社會主義
王朝的統治的，則要以种种名目加以限定，用种种地方法律法規与“憲法”的有關
條款（例如第三十五條）相抗衡、相矛盾，以致于使“憲法”喪失其基本法的應有
地位。如果地方法律与“憲法”相違背被視作合理，那么“憲法”的規定就是無效
，因而“憲法”也就是假的，是以騙人為宗旨的。總之，“憲法”必定是“偽憲法
”，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
  第五條還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其實這
种規定完全是用來限制除中國共產党特權者階級之外的所有人的。也就是說，中國
共產党毫無疑義地具備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為什么﹖因為作為唯一的執政党，
它具有設置、增訂、修改“憲法”的權力。作為社會主義王朝的皇帝党，中國共產
党所制訂的“憲法”理所當然地應當服務于并听命于中國共產党的英明領導。其實
無論在“憲法”的序言中還是在正文中，几乎無孔不入地浸透著堅持中國共產党領
導的死規定。一党制是政治上的万惡之源，而“憲法”卻不厭其煩地申明這种蠻橫
霸道的一党制，足見其憲法究竟是怎樣的一种貨色。
  中國共產党作為政治組織，高高凌駕于“憲法”之上，并把一党制冠冕堂皇的地
寫進“憲法”之中，党的意志化為“憲法”的意志予以公布，如此等等的表現，還
談什么“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它本身就是一种絕對的、不可置疑的
和不可讓渡的特權，不僅僅是特權，而且是集權﹔不僅僅是集權，而且是皇權。
  作為皇權掌握者的中國共產党的首腦，集党、政、軍大權于一身，令出法隨，言
出即法，金口玉言，獅子大張口，口大吞四方，哪管什么憲法不憲法，哪管什么法
律不法律。試問如果“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么毛澤東的“最高
指示”又當何解﹖所謂最高，就是沒有任何東西堪于比較，堪于匹敵。如果毛澤東
的話被當作最高指示，那么“憲法”的地位就必定是甘拜下風，位居從屬的、次要
的地位。如果“憲法”被視作最高法律的話，那么毛澤東的話就不能被當作最高指
示來對待。很明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憲法”的實
際上的充分無能。
  試問如果“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么中國共產党的首腦，即我
們現代的皇上通過一句話或一個指示怎么就可以把某一個官僚、某一個無能之輩、
某一個阿諛奉迎之小人、某一個毫無創造力也毫無想象力、毫無想象力也毫無任何
潛力的听命者提拔成新一屆的所謂的英明領袖或所謂的第三代領導人呢﹖試問如果
“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么鄧小平怎么竟能夠調動起四面八方的
野戰軍，包圍北京，把槍杆子對准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大開殺戒，大肆殺戮
，其殘忍之手段，比北洋軍閥政府還甚，比滿清政府還甚，比秦王贏政還甚。這不
僅僅是特權，簡直是集權、簡直是強權，簡直是暴政。請問，這還有什么憲法和法
律可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出版）第六條作如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
眾集体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
原則。”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點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但在實際上人人所無。產權不但
不明晰，而且還相當地乃至于絕對地模糊。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國家所有制
，亦即吃皇糧﹔而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作的人，也就自然地是吃皇糧的人。由于都
是國家的財產，不同的國有企業之間債權不清，即便清晰，也是一筆糊涂帳，欠帳
者可以不還或者在無任何追究和干涉的條件下無限期地拖欠下去。企業之間如此，
企業与銀行之間如此，就是銀行之間也無不如此。有多少令人惊嘆的呆帳、死帳﹖
又有多少結不開的“三角債”﹖可以認為，三角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
制度的必然產物。
  由于名義上全民所有但實際上人人所無這一事實，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
制和勞動群眾集体所有制造成了絕大的、全面的和空前的浪費。無論是人力資源還
是原材料資源，無論是固定資產還是流動資產，無論是企業的組織結构還是產品結
构、抑或是產業結构，都造成了絕大的、全面的和空前的無效益或低效益運行的狀
態。浪費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無孔不入的弊端，浪費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表現
，浪費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病症。
  “憲法”第六條還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
，按勞分配的原則。”
  社會主義，誠如馬克思在其“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明的那樣，是由國家把勞動
者所創造的价值對勞動者個人實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國家把勞動者創造
的价值交由國家進行統一分配，亦即在扣除了國家所應征得的費用之后，再對勞動
者返還其所應得的報酬，這种報酬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工資。
  社會主義的工資制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大鍋飯的体制，即便有八級工資制，工資差
別也微乎其微。能力強的与能力差的，甚至与無能力的，工資待遇都是一樣，有時
后者比前者的工資還要高，此其一。其二，人浮于事的企業行政化狀態，業已發展
到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那些一不增加經濟效益，二不增進精神文明的權力掌握者
只知道“一杯茶，手中拿﹔一張報，看半天。”這些人難道不是在對勞動者進行剝
削嗎﹖其三，龐大的國家行政官僚階級養尊處优、腐敗得肚子胖得發愁的那些人，
難道不是剝削勞動人民嗎﹖共產党特權階級的以權壓人、以勢壓人的种种表現難道
不算剝削﹖大興吃喝之風，巧立名目榨取民脂民膏，難道不算剝削﹖
  至于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乃是經濟上的幻想和臆斷，是重体力
而不重視智力、渺視智力、渺視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极為傳統也极為落后的表述
。此种表述，与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是，按照
等价交換的原則進行資源的合理調配。而資源，誠如我們所知，包括原材料資源、
信息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腦力勞動与体力勞動）、產品資源（初級產品、
半成品与成品）等等。至于勞動，則占据所有資源的一個极其有限的、甚至是微小
的部分。不承認這一點，無利于調動其他資源參与合理而有效的市場配置，因此也
無利于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能不能按資分配﹖能不能按信息分配﹖能不能按材料
分配﹖能不能按知識分配﹖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按勞分配”這种單一的社會主義
分配形式，這就無疑絞殺了所有上述的分配形式，因而這是极不正常、极不公正、
也极不合理的。這個原則必須加以徹底改變，以正視听。
  “憲法”第七條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
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保護城鄉集体
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体經濟的發展。”第十一條規
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体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國家保護個体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
体經濟。”
  通過對第七條、第八條和第十一條規定的分析，可以認為，國有經濟是老大，集
体經濟是老二，而個体經濟或曰私營經濟根本就毫無任何地位可言。因為(1) 國營
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豈不知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由皇帝所控制的、以國家的
名義所分配的皇糧也向來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就是在經濟領域里實行的
中央集權制﹔(2) 國家保護城鄉集体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城鄉集体經濟
在這种保護下位于第二位﹔(3) 唯獨個体經濟卻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又要受
到“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為什么對個体經濟實行如此嚴厲苛
刻的限定呢﹖為什么在“憲法”上對私營經濟實行如此巨大的差別性和歧視性的國
民待遇呢﹖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党一直實行著限制、渺視、敵視個体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政策
，通過“打土豪”的方式，通過國家無條件沒收的方式，通過一九五六年所謂的“
公私和營”的方式遏制并從根本上取締所有的個体經濟和私營經濟，從而把所有的
經濟類型統統納入國有經濟或集体經濟的軌道，使繽紛多彩的經濟形式，尤其是私
營經濟變成國有經濟的單一的形式。這种以巧取豪奪的經濟壓迫和長期以來的經濟
統治或叫做統制經濟，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始終處在全球范圍內最落后的名次之內
。這一點可以從我國的人均收入約占全球 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第 130位左右這一
事實看得出來。
  自由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都要求經濟法人必須具備明晰的產權，必須具有自
主經營、自負盈虧、自籌資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私營經濟恰恰能夠做
到這一點，而公有制經濟或曰國有經濟從本質上說恰恰做不到這一點，這正是我們
之所以大大地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原因所在，這正是已經為層出不
窮的令人痛苦的事實一再証明了的真理。東德落后于西德、北朝鮮落后于南韓、前
蘇聯落后于美國、中國大陸落后于日本或台灣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舉。可以肯
定地說，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了公有制經濟而走上富欲之路
的，我們触目所見的卻是令人惊异的事實，那就是私營經濟帶給人類的是普遍的富
足、社會的昌明和文明的歷史進步。
  “憲法”應當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類型的經濟形式，而不能厚此薄彼或非此即彼
，因為各种類型的經濟形式都是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得益彰的經濟形式，各种
經濟形式都不能不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各种經濟形式只有無差別地遵循經濟規律
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找到自己應有的位置，而依靠市場以外的力量去剝奪某些經濟形
式，例如依靠武裝的方式、行政的方式、司法的方式等等，都無疑是對經濟發展的
极大的蔑視和否定。因為，否定經濟規律也就意味著否定經濟發展，這是一個不能
存有絲毫含糊的觀念。長期以來，中國共產党不但不能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且還
千方百計地渺視并從根本上否定經濟規律，這就造成了國民經濟普遍的停滯狀態，
造成了中國大陸的普遍的貧困狀態。
  到了1992年，根据三年前所發生的聲勢浩大且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所提出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綱領，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 ---- 這一社會主義的封建朝庭也意
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提出了市場經濟的口號。這一市場經濟被冠之以“具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慠這是中國共產党在新形勢下的偉大的創舉等等
。其實，市場經濟与共產党的長期的所做所為是格格不入的，市場經濟的精髓与社
會主義的教條原則是水火不相容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市場經濟，將以其追求平
等、競爭和公正的秉性，將以其沖破各种禁區的能量顯示其創造性极強的偉力，它
將傲視一切權威而确立自身的价值，它將以其史無前例的效率克服傳統制度下根深
蒂固的墮性。市場經濟，是中國民主運動在現時代所達到的理論成果之一，但這一
理論成果在1982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絲毫也沒有反映，也根本不可
能反映出來。
  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划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
划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証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禁止任何
組織或者個人扰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坏國家經濟計划。”
  計划經濟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本質表現，在計划經濟條件下，
整個社會宛如一個巨大的工厂，而權力掌握者就是這個巨大工厂的厂主。什么都依
賴于計划，各生產單位必得按照計划進行生產和分配，甚至于价格，各生產單位都
無權自行決定，而必須上報計划經批准后方可執行。于是，哪怕一個十分簡單的事
情，也得經過几十個公章的重重難關。繁文縟節、手續繁雜，似乎強調了計划的重
要性。況且在所有的國營經濟單位里，領導体制的行政化、官僚化，各級行政管理
部門都通過直接任命企業的領導而對該企業實行緊約束的政治領導。企業領導任命
制，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极大的拌腳石。這個拌腳石不予推開，那是無論如何也搞
不好中國的企業的。
  現在試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
18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
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
外。”
  什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具有一定的限定，其實質是選舉和不
選舉結果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在沒有選舉之前，其結果就已經在各級党委的欽定
文件中安排妥當。因此，選舉不過是徒具形式的一种幌子而已，根本起不到選舉的
真實作用。在整個中國大陸，在共產党領導的條件下，選舉不過是上級党的机關的
長官意志，通過一定方式 ---- 通常是虛假的民主形式，而進行的具有強制性的行
政任命，亦即官爵分封的委任。在各部門、各單位所進行的選舉中，通常是被選舉
人不能夠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施政綱領，因而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与其職責相适應的
能力，這樣的人被選舉成為某一級的行政首腦或部門領導，完全憑借著与周圍人群
的人際關系。關系搞得好的，盡管能力不如人意，甚至很不理想，也可能當選為一
定級別的，甚至很高級別的行政首腦。總之，這种選舉毫無競爭力可言，根本就沒
有現代化的競爭意識。這种選舉以腐朽而庸俗的人際關系為標准，而不是以施政綱
領的最优化作為標准，不是以推進事業的進步為宗旨，而是以維持現狀和不出差錯
為宗旨。因而，這种選舉完全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步的极大的負荷，是中國人民走
向歷史進步的巨大的障礙物。徹底改變現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應用方式，真正
地确立适應于現代化發展需要的人民競選制，即每一個社會公民通過自身的施政綱
領而競選上不同國家的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實在是歷史賦予我
們的光榮而偉大的神圣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的“關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當中，從來就
沒有“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有關規定。任何一個落后的國家，無論是奴隸制國家
、封建制國家，抑或是社會主義國家，都与私有財產相敵對，都不允許私有財產的
不可控制，都千方百計地遏制并扼殺私有財產，并使其納入奴隸制、封建制和社會
主義國家的國有資產的軌道。對于私有財產的蔑視、誹謗、排擠以及否定，也就是
對于人類追求自由、幸福和自我發展的蔑視、誹謗、排擠和否定，這是非人性的所
作所為，這是違反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因而，必須堅定不移地提倡“私有財產
，天然不可侵犯”的人道主義原則，必須豎起“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的現代
化的偉大旗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關或者檢察
机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這里明文規定了的，然而卻有一個理由使這种
保護又不能得以實施，即“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那么，什么
叫“國家安全”﹖誰來判定“國家安全”或國家不安全﹖有沒有定量的規定﹖只有
定性的規定，而無定量的規定是不符合現代法律要求的。因而這种法律完全是傳統
的、落后的法律之表述。給外國人寫信行不行﹖給美國總統寫信可不可以﹖与發達
國家的某些領導人進行通信聯系能不能被允許﹖跟境外的新聞媒介机构建立某种長
期而穩定的關系究竟符不符合中國的法律﹖如此等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不但沒有解
決，相反還受到了种种的質疑、詢問和審查，總之受到了名目繁多的司法追究。
  言論不自由，不僅体現在公民不能暢所欲言上，而且不能在通信方面与國外進行
自由而廣泛的交流，不能与境外的新聞媒介建立人之為人所可能具有的良好的關系
。凡是与國外的政界領導、新聞媒介机關建立聯系的，不是受到壓制，就是受到打
擊，甚至受到司法追究，抑或是受到行政處分。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護
的中國人民就是這樣在毫無通信自由權的條件下生活著的。

  * 推倒“偽憲法”、實行憲政体制改革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版）作為人治社會的綱領性文件，
作為傳統落后的社會經濟基礎所由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的集中表述，已經遠遠不能
适應洶涌澎湃的信息革命的惊濤駭浪了，已經大大落后于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發
展的需要了，已經喪失了作為憲法、作為統率一切法律的基本法的神圣地位了。因
此，推倒這一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偽“憲法”，建立一個适合于社會發展需要的
現代化的新憲法是擺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面前的當務之急﹗
  憲政体制改革是法治社會的題中應有之議。在刑法時期之后，有一個漫長的民法
時期﹔在漫長的民法時期之后，有一個艱難的憲政立法時期。而憲政立法需要的是
全民族素質的普遍提高，需要的是法律体系的不斷完善，需要的是社會經濟基礎的
不斷充實。憲政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遠，但為著中華民族的發展計，為著市場經濟
成為我們的立國之本計，為著我們的千秋万代能夠在自由和民主的環境中祥和而幸
福地生活，無論多么艱難，多么困苦，我們也要始終不渝地進行憲政体制改革，以
期為法治社會的建立作出應有的努力。憲政体制改革的時代已經來臨﹗法治社會的
宏偉目標在中國一定會實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大陸來稿、文中部分小標題系編輯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