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的阳谋
* 摘自中国“左”祸 *
* 在劫难逃
从“工人阶级说话了”以后,神州大地狂飙横扫,右派们在这种强大攻势面前,或无条
件投降,低头认罪;或自寻短见,以求解脱;或反戈一击,戴罪立功。适逢最高立法机关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拉开帏幕,那些身居“高位”的党外右派分子纷纷手拿着厚厚一
迭讲稿,步履艰难地登上那座神圣的讲台,作自我检讨,违心者敷衍了事有之,诚服者悔
恨至极有之。七月十二日有两位党外右派作检讨,十三日增至五位,到十五日猛增至十三
位。人民大会堂成为一所大批判的会堂,气氛空前热烈,台下代表们情绪激昂,台上“右
派”惶惶不可终日,争相用最惊人的自我贬低和讨伐来获得听众们的宽恕。像章伯钧、罗
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琪翔、陈铭枢、费孝通等人不得不把往日的威严和自尊
打倒十八层地狱里,“鸣放”的罪过被与建国前的民主活动联系在一起;自己的错误或罪
行被与朋友、同事的交往联系在一起;揭发就成了许多人检讨的必备部分;否则,决不可
能被放过关。他们那里知晓,这种空前的羞辱与批判在第二天就通过报刊广播公之于数万
万人之前,而就在两个月以前,这些报刊广播还满目满耳他们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对
经济建设的耿耿忠言。
* 苦役难躲
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强制参加劳动,先是在建筑工地上。夏天很快过去了,几乎没有秋
天,冬天就降临了。右派们用白嫩的双手,抡起了丁字稿,拚命刨地,不能间断,只能在
上午一刻钟的休息中,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边,或到堆煤的小屋里去取暖。
时间过得很慢,又很快,到第二年四月,这批右派被装上卡车,运往北京西郊鲁谷公社
参加劳动。这地方离城市不远,却是一片古荒之地。当时,火葬未普及,坟穴四处都是,
丛维熙便被分配去做挖坟坑的苦力。三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难以忍受的
痛苦。夏日炎炎,骄阳如火,跳进坑穴抡镐刨着砂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
穿着高帮胶鞋,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渗透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
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水的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既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
使你五赃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种活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从胃里抖落出来。”
苦役是漫长的,还要伴随着不断的“改造学习会”,人人都必须神态严肃地表态说要老
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真象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现实又是那样的严酷,各种右派念头又止不住地冒出来。这就是现实吗?在公社化运动
中,家庭伙食全部取消了,右派们和社员一样,每天吃饭时,默默地走进“公共食堂”,
排着长长的队,等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这样的晚餐以后,总是“改造会”,肚里的食物消化不好,还
要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座的都是右派,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是受到鼓励的,谁
的表现最好,谁就能有解放的希望。所以,会场的斗争气氛决不亚于群众斗右派的批判会
。
丛维汉的好友李滨声在“改造会”上被指责为为贫下中农画牛画瘦了,画驴是居心险恶
,其他右派们都愤怒地纷纷指责: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公社的牛膘肥肉胖,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之极!”
这样的会往往延至深夜,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
不久,丛维熙和其它右派又被装上卡车,送往远郊的深山里。先是当开山筑路的壮工,
后又当建筑工,为北京市委营建疗养院。在这里,他遇上了他的好友王蒙。王蒙的右派帽
子被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有好几个来回,使他精神受到严重折磨,人更加消瘦。他
们俩谈什么,都是半躲半藏。这里有无数双眼睛监视。
这些右派全部往在棉帐篷里,打地铺,被窝阴冷而又潮湿;每天早上醒来,帐篷顶上,
总结有一层层薄薄的白霜。这里,没有护士,也不给取暖设备,右派们睡觉时都要戴着帽
子,或围上毛巾,或戴上口罩,以防冻僵。
他们经常被从白天使唤到深夜,或从深夜使唤到白天。悲剧常常出现:或是病重、或是
受伤,或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自杀......
一九六○年底,丛维熙等右派被招回报社:是不是苦役的终结?是不是有了新的开端?
两年多的劳动改造应该有收获了吧?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丛维熙和妻子被召到报社。
“是不是有什么事?”他俩心理都在问。
“可能是传达文件”。正在发烧生病的妻子猜测道。丛维熙扶着妻子,一起爬上报社四
楼,止不住直喘气。推开会意室玻璃门时,看到的却是一位身着武装的警察。
会议室的人们都在等着他们俩。
仪式开始了。报社领导严肃地宣读了“罪状书”:涉及他们对反右运动的议论、对“三
面红旗”的议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传播传聪“叛国”消息,等等,等等。结
论是:
“这是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是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
”
签字的笔早已准备好了,丛维熙等在众人的注目下,乖乖地在“劳教判决书”上签了自
己的名字。
随即,警察押送他们爬上吉普车。
丛维汉明白了: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只是漫长苦役的开始。
* 十六岁的小右派
那天,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李日垓,背着行李,在冰雪中走了五天,到达离机关三百
里的山区农场,但被告知到那里报到,下放劳动锻炼。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一月。
他走进农场办公室,一位干部宣布说:
“按照地委整风办公室的通知,你已经是劳教人员了”。
李惊得瞪大了眼睛,问:“我犯了什么错误?什么罪名?什么帽子?依据在那里?通知
书在那里?“
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都不知道,你也不用问这些,已经给你编入右派分子劳动小组,明天出工。”
李日垓被推了出去。
这一年,他刚刚十六岁。
他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被划成右派的。他只想起来,在整风过程中,单位负责人多次
在会议上鼓励大家为整风而大鸣大放,不要有什么顾虑,李日垓一直没有发言,直到后来
,大家都表态了,他才发言,谈了一些看法,这是多年思考的问题,他诚实地希望我们的
党能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不料,这番发言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也只是
在二十多年后他才知道的。
他实在不服啊!他要申诉!到北京去!用双脚走过去!
一个月后,他设法逃出农场。然而,没走几十里路,就被抓了回来,随即戴上脚镣,被
强令戴着脚镣在磨坊里推磨。
为防止他再次出逃,他很快被逮捕,押往彝良县监狱,以“劳教逃跑,抗拒改造”为名
,被县法院判刑六年!
他的心理充满悲愤,可又无可奈何。但他不想虚度光阴。我还年青啊!
在狱中,他和两位年龄相仿的难友秘密组织了读书性组织,取名“华夏学社”。他们克
服难以相象的困难,发疯般地读书。监狱不准犯人看报,他冒着镣铐加身的危险,寻机从
医务室里“偷”报纸读。
第二年三月初,李日垓被押解到硫磺矿劳改,这个场所劳动强度大,又危及健康,他瘦
小的身体不到五十公斤,但要背一百多公斤的矿石,每天多达三顿。
在如此繁重的体罚之余,他还自学大学课程,并尝试着学习写作,白天在背矿石时构思
小说,到半夜三更,再在一张碎纸片上起草,然后誊清在笔记本上。岂料,此事被犯人告
密,李日垓立刻被押入禁闭室,已经完成的十二万字稿件全部被查抄了,并向全矿宣布:
“李日垓书写反动小说”、“诬蔑反右运动”,这是一起“死心塌地的继续犯罪的反革命
事件。”
时间漫漫,在禁闭室里一关就是半年,五平方米的牢房,整天暗无天日。在这半年中,
不准洗脸,不准洗衣服,也不给放风,在热酷时节,不给水喝。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这位戴了八年右派分子帽子的青年,在“文革”开始以后,又成
为硫磺矿中的“第一号打击对象”。在他的笔记本中查到了他抄录的邓拓的十二首诗,于
是,他成为“硫磺矿的邓拓”,是“借三家村语言恶毒攻击党的领袖”。
他又被禁闭了,一直到1966年底。第二年年初,他因为写“反动小说”、“吹捧三家村
”,再次逮捕入狱,往牢房里一关,整整六年,居然没有审讯过一次。
“文革”中的派性之争同样出现在监狱中,管教人员中出现两派对立,犯人们被强迫要
求“拥护”其中的一派,以证明那一派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代理人。李日垓却说了一
句:
“我不能凭一派之词贸然表态,谁是谁非让实践去检验。”
这一下子惹脑了支左的军代表。李日垓又受到重重的惩罚,他被戴上脚镣、背铐,整整
两年半。
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啊!
一九七三年三月,右派分子李日垓终于出狱了,但被强制安置到一个铅锌矿就业,根本
没有行动自由。第二年夏天,他和一位比他小十二岁的姑娘恋爱了,年底,女方开了结婚
证明。李日垓把这份证明连同自己的结婚申请一起交给铅锌矿领导,以求批准,竟被无理
扣押半年,不退回也不答复。结果。李日垓又被捕入狱,被迫承认和出身“阶级敌人家庭
”的姑娘结婚是反动行为。
到了一九七五年五月,这位右派分子第三次被关押。他被诬为组织反革命“大同党”,
定案以后,随即转为逮捕,一关又是三年半!
从一九七五年六月至八月的两个月时间,连续进行十二次审讯。
问:李日垓,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抓我关我不需要什么证据,但要我李日垓俯首帖耳接受迫害是不行的。我
十六岁进监狱,现在三十一岁了,这次抓捕不过是旧戏重演!
问:不要攻击,交待!
答:我的罪行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个负责人的交待......我没有罪,事实证明,你们这次
抓人又是错误的!
问:根据你几次审讯的态度,经上级批准,给你戴上刑具(脚镣)反省。
答:不管什么刑具折磨,搞逼供信,制造怨案,总会破产的。
问:你自己的罪行你自己清楚。
答:我清楚是受迫害。
从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起的二十多年里,李日垓写的申诉材料达百万字,其中向
毛泽东、党中央、省委、地委就寄了五十多份申诉信。有的被积压,有的被中间阻滞,有
的被逐级照转下来,最后落到被告人手里,招来更激烈的迫害!
原作: 文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