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骨堆上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体制
* 才彪 *
今年是共产建国五十周年，这五十年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划分方式，分为前三十年
和後二十年。前阶段毛孽推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百姓在均分
穷困、越穷越光荣的毛氏共产公社里，一个个都被打造成了没有脑袋的驯服工具，
过着猪狗般的奴隶生活。後阶段邓猫宣称摸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推行化国有
财产为党棍私有的吃光、分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少数窃国赃官因之一夜暴富，灯
红酒绿之下当了几十年牛马为共产积累了亿亿万国有资产的工人下岗、农民盲流，
谁要敢乱说乱动等待他们的则是“严打”、镇压，其暴力极权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
变。唯有一点，在共产宣传机器赞美“改革开放”的颂歌声中，土匪们自己却有意
无意地把它的前三十年抹得黑黑的，各种肮脏丑陋尽皆抖露无遗。这，就不能不让
生活在共产时代的“奴隶”们有所思考、有所醒悟，而年青的一代则更想了解这样
一个暴戾的极权体制，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难道同一个共产党、同一批刽子手
，真的会有所区别吗？。
* 毛泽东分五阶段杀人、奠定共产极权体制
中原地区有句俗话：“黄巢杀人八百万 ---- 劫数难逃”。到了张献忠造反，四
川人又几乎全都被杀光。而今的四川人，若谈起他们的老根，差不多都是其後外省
迁入四川的移民。然而，比起毛泽东，张、黄两位肯定拱手说：“後生可畏，焉知
来者”，自愧不如了。
毛泽东专权近三十年，究竟杀了多少人，海内外的统计数字是七千万，但中共对
此却从未公布过确切数字。不过，若以中国十三亿人口作基数，共产杀人七千万绝
非夸大。早在中共攫取大陆政权前的江西“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共产党杀
的人按江西人口比例推算也不比张献忠当年逊色，到共产两万五千里长跑之後，“
临时政府”管辖的所谓“苏”区，家家户户都已无男丁了。
统计毛泽东杀人可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攫取政
权後的“三大运动” ----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兴文字狱的“肃
反”与“反右”；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
五阶段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在那红色恐怖的三十年里，按照毛泽东的说
法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神州大地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从未间
断过，但共产有计划的杀人运动当属上述五个阶段，并由此奠定了长达五十年的共
产法西斯极权体制。
* “土地改革”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亿万农民被裹胁充当炮灰
中共自苏联输入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其中心政策。只要是共产占据过的地
盘，中共必实行“土改”，表面上美其名曰让耕者有其田，骨子里却是制造阶级仇
恨，解决共产造反的兵源。所以，凡是共产土匪到过的地方，家家户户的男丁都被
裹胁一空，许多人不久便成了弃尸他乡的沙场白骨。
抗日战争胜利之後，共产在苏联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与此相配和，中共更是大
张旗鼓地向农村地区派出工作队，全面推行其“土地改革”政策。为此，共产党给
“土改”规定了杀人政策、树立了“土改”样板，甚至还编写了“土改”小说，让
工作队仿效实施。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这样一部“土改”杀人、征兵
小说，由于该小说对共产“土改”具有实际指导作用，还因此得到了苏共杀人魔王
史达林的文学奖。
为了如期完成共产规定的“土改”任务，各地共干其使用的手段都异常残酷。以
广东为例，当时陶铸定下的“土改”原则就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个县杀
掉五千地主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中国有上千个县，因“土改”被处死者近千万，
此一数字绝无半点夸大。
杀人如麻名声自然不好听，所以共产宣传一直称他们在农村地区处决的只是恶霸
地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编出了个“白毛女”故事，指称所谓“恶霸”即“白毛女
”里的黄世仁。但实际上，按照当时共产文件对“霸”的划分有三种：一种是横行
乡里、欺压良善的真“恶霸”；一种是有钱後造福一方颇有声望的“善霸”；还有
一种是独善其身、好坏事都不做的“不霸”。共产认为，三“霸”的存在都会影响
其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尤其是後两“霸”对农民更具号召力，故“土改”中对三种
“霸”都一律“斗争”後立即处死，从来都没有留过半点情面。
所谓“斗争”，是共产党设计出来让农民上套的政治把戏。工作队预先选定被“
斗争”的目标，然後鼓动二流子农民诉苦，在“斗争会”上把一些编造夸大了的故
事层层加码，进而威逼利诱煽起复“仇”气氛，要农民在“会”上大喊被斗者“该
杀”，最後乘“群情激愤”之机将被斗地主拉出去当场枪毙。那些参与“斗争”的
农民，哪里想过喊一句“该杀”就真的杀人，所以“斗争”过後个个胆战心惊，担
心国军卷土重来会遭到报复。这时，共产党的真正嘴脸暴露了，他们号召拿起武器
保卫“胜利果实”，就这样一批批无知的农村青年被源源不断送上了战场。当时共
产党内流行的一句话：“後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是对共产“土改”最真实的
写照。
人们在统计“土改”死亡人数时，如果只计算被杀的地主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
在“解放”战争中被驱赶上战场的农民，其死亡人数要超过被杀地主数倍，这才是
共产“土改”杀人的主要方面。
* “镇反”杀尽前朝降兵降卒
内战时期，中共为分化瓦解国民党政权，在其发布的约法八章中称：“除怙恶不
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份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
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
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然而，就在中
共攫取大陆政权的一年以後，五○年十月十日，共产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
活动的指示”，其打击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全体公教人员”
，公然违诺食言、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实际处于“俘虏”地位的前朝降兵降卒
全面进行捕杀。
中共之所以大肆屠杀上百上千万投降了的民国小吏而不杀国民党的大官，是因为
他们认为留着几个降将还可以充作“统战标本”、用以诱惑尚在台湾的国民党大员
投共，而那些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们则早就没了市场，正可以拿来祭刀，叫
亿万百姓不敢乱说乱动、乖乖地俯首当顺民。
镇反一经开始，共产头目个个都杀气腾腾，毛泽东指示对反革命份子要“打得稳
、打得准、打得狠”、“人民要求杀的必须杀掉”，并给出了杀人指标。镇反总指
挥罗瑞卿更要求属下“镇压与宽大结合，强调镇压”。中共中央为此还两次发出指
示，指责不少地方发生“宽大无边”的倾向。就这样，一场滥杀无辜的大屠杀席卷
了全国城乡各个角落。
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每个县都有杀人场，各地三天两头开镇反会，会上只要地
方头头或现场负责人点头，就可以拉出去枪毙。共干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坚决，争
相超额完成共产中央下达的杀人指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仅因罗瑞卿批评“四平
八稳”，结果连小学生也被鼓动起来揭发反革命，红色逼供信之下，数以十万计的
旧职人员惨遭杀害。对于如此血腥的屠杀，五一年毛孽泽东在肯定湘西杀了一批之
後更指示：“杀得好”、“杀的都是些小蒋介石”，要求“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
。
共产镇反究竟杀了多少人，到现在仍然是中共的绝密资料，海内外有说二百万的
、有说两千万的，估计各异。按照五二年底中共公布的资料，被消灭的“反革命份
子”是二百四十万，而毛泽东五七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只承认五○至五二年杀了七
十万。相信，仅凭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人们对五十年代初的恐怖镇压也会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
* 三反、五反、合作化、全民都成共产奴隶
五二年五月，由天津地委书记和市长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化案引发的“三反”
运动很快转化为“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
情报”的“五反”运动。中共声称资本家五毒俱全，必须严厉打击。于是，一夜之
间，剥削有功的“民族资本家”一个个都成了共产国的阶下囚，昔日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同盟军瞬间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在共产党的组织发动下，运动很快被
推向高潮，其祸及面岂只是共产所说的资本家，而且包括了全国各大中小城镇的小
业主、小私有者，实际上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又一次“土改”运动，而采取的方式仍
然是没日没夜的斗争会加隔离审查，煽起的是无产者同有产者之间的仇恨。工人、
市民、中小学生全都被“动员”了起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把每一个“老虎”
---- 批斗对象，都折腾得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乖乖地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
子，承认罪行、交出全部财产。
不过，城里杀人总比不得乡里杀人，所以这次共产党没敢随便拉出去枪毙人，他
们的杀人手段比在农村时要高明得多。除了对那些承认了“放五毒”杀害了“志愿
军”伤员或影响“恶劣”的、经专政机构逮捕、枪决外，大多数“老虎”都是在被
逼无奈下自杀身亡的。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城市，也是共产党整得最凶的城市。老
一辈上海人都记得，那个时候走在马路上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当
空飞下一个人会把自己砸死。跳楼几乎成了当时每一个自杀者的唯一选择，因为那
些被隔离了的“老虎”，只有在看管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才能破窗而出、寻求解脱
。对此，毫无人性的大刽子手陈毅，竟把这种逼人致死的方式戏称为“降落伞部队
”，每晚端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地统计“战果”，其狰狞残酷，上海市
民家喻户晓，连小孩听到“陈毅”二字都不敢放声大哭。
共产设计好的运动从来都不是单纯以杀人为目的的，它都有更长远的政治考量。
“三、五反运动”後，中共随即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令慑于其淫威的大、小私
有者们敲锣打鼓“自愿”交出财产，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不过，此种合营共
产党是一毛不拔的，实际上是吞没了全国城镇的一切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农村的
合作化运动也推向了“高级社”，当初分给农民的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全都变成了
“集体”所有。“集体”者个人没有，当然也就是共产所有了。
剥夺了全民财产还不算，中共接着又设计出户口制度、准迁证制度、粮布票制度
、档案制度，划地为牢，把每一个人都牢牢地栓在他所居住的地方，然後大张旗鼓
“号召”（实际是强迫）小民百姓充当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些荒
谬的暴虐手段，在其攫取政权五年之後，很快地把全国民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共产
奴隶。
* 频频“斗争”、十三亿人没有一个能逃得脱
然而，有谁原意当奴隶？有谁原意受压迫？共产党为了堵塞反抗之路，开始了连
年的思想大清洗。大兴文字狱、强制进行思想改造（换脑）、驱使“工具”们跟着
指挥棒疲于奔命、相互斗争，成了其控制并整治新共产奴隶们的最佳法宝。
五五年，毛泽东亲手编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并由此掀起了“肃反”运动。
“肃反”首先对共产国家机关内部的知识分子开刀，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抗日战争
期间被欺骗裹胁加入中共的，他们对共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来都不感兴趣，只要
一有机会就会流露民主思潮，随时都有可能在共产体制内引起思想混乱。为了肃清
党内的这股潜流，毛泽东动用特务突击搜查了他们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并将之肆意歪
曲後公诸于报刊杂志。就这样，一群发牢骚的文人几经“批判”竟然变成了“反革
命集团”，最後一个个锒铛入狱，相继冤死狱中。
随着“肃反”的深入，一些过去被处理过的或“起义”过来的国民政府县、团级
以上中层干部也都成了“历史反革命”。这些人，老账被新算，判过刑的拉出来从
新重判，没判过刑的，经由“群众”审查、批斗、定性也一个个被送进了监狱。那
些被认定有“血”债的，或者在“运动”中为自己辩护的“不老实”者，等待他们
的是层层加刑乃至枪毙。当时，斗争的口号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哈尔滨工
业大学有那经不住折磨的，甚至自割生殖器自杀。哈军工一位大尉军官，当年曾是
程潜的副官并为湖南“和平解放”立下过汗马功劳，竟也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斗
得死去活来、投入监狱。事後，据毛泽东自己承认，有四百万人在该运动中受到“
审查”。
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暴发，共产世界首次掀起了反极权、争民主的浪潮，京津学生
立即高举义旗，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要求共产“还政于民”。毛泽东
再次施展“阳谋”，伪称欢迎群众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暗暗进行布置，并于五七
年六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
在“反右”中，五十五万知识份子沦为右派，这还仅仅是共产党自己公布的数字
，若按照毛孽下达的在各单位揪百分之五的指标，这个数字是显然缩小了的。
“右派”们随後都被送往监狱、劳改营服苦役，或者强制下乡“戴帽”监督劳动
。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条例”、“监督劳动规定”就是这个时候为绕过法律手续
整治“右派”出笼的。到七八年共产所谓“平反”止，这些被判“无期”的“右派
”们在“劳改”中当牛做马、九死一生，活着出来的实在寥寥。笔者当年所在的哈
尔滨“新丰农场”“左训队”，三百多名“右派”仅去了北安半年，克山病就夺走
了近二百人的生命。难友们背着麦子，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心跳停止，死亡降临之快
真不亚于被当场枪决。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刘奇弟，被共产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
，进去後再也没出来过。哈军工的一位地道的共产党记者，不知怎么也凑数凑进了
百分之五里面，他的处理算是最轻的，被送到密山农场留职停薪监督劳动、照样没
逃过噩运，一年後就死在那里了。
反右後期，共产党又对每个知识分子进行“排队”。“排队”工作由各单位基层
党支部秘密进行，他们把人按思想、言论、出身、表现划分成“左”、“中”、“
中右”三种，然後要求大家都“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结果凡被定为“中
右”者，全部被送到了乡下或新疆等边远地区。至今，人们在黑龙江友谊农场、新
疆建设兵团、甘肃贵州山区，还能发现他们孤零零的身影或埋在那里无人过问的尸
骨。
文字狱後，共产党首先想到的是检查他们“思想改造”成果，看看共产奴隶们是
否真的都变成“驯服工具”俯首听命了。于是，五八年起毛泽东又弄出了什么“三
面红旗”。他挥动指挥棒，把百姓们苦苦地折腾了三年，其後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三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但共产国实在没人再敢反抗了，全体国民都
被打造成了“新时代”行尸走肉般的“工具奴隶”，共产极权体制就这样被暴君们
在华夏大地建立起来了。
然而，作恶多端的统治者永远都是生活在恶梦中的，共产极权岂能例外，它没有
一天不担心奴隶们会起来造反。六十年代开始，中共又在农村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
。农民是小私有者，中国的农民又历来会造反，知识份子不说话了，于是毛泽东又
回过头来收拾农民，并希望通过四清从他的党内对手刘少奇那里夺回他在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失去的权力。毛、刘的四清之争，引发了六六年共产党的权力摊牌，接着
百姓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是共产恶制的顶点。在那动乱的十年里，共产党把过去封建奴隶时代的
一切糟粕都搬了出来。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一
句顶一万句”，什么跳“忠字舞”、“祝伟大领袖敬万寿无疆”，全都是为了“奴
隶”们能替毛泽东豁出命去打砸抢，全都是为了替毛泽东确立神权与皇权。在那个
疯狂的年代，愚民们为了表示最“革命”，大街上可以打死人，医院里可以将奄奄
一息的伤者推出们外，父母兄弟姐妹可以在家里斗得你死我活。在那个失去了人性
的年代，被共产愚昧教育出来的广西“革命左派”，竟然以吃掉“地、富、反、坏
、右”为荣。就这样，“文革”以其空前的荒谬记录下了共产极权体制的凶残与暴
戾，而“奴隶”们则通过相互残杀、恶斗真正尝到了共产制度的腐尸味道。尽管，
共产党至今还抱住“三七开”、“四坚持”来为自己辩护，但可以肯定，每一个中
国家庭都会从他们自身的“文革”教训中悟出共产极权体制的血腥本质。
* “改革开放”延续毛式劫掠、坦克加“严打”维持不了“稳定”
共产党以其镇压、杀人在白骨堆上建立起了暴虐的法西斯极权体制，但最後终因
其步步进逼的铁血政策，令“奴隶”们明白了这个制度的非人性与非法性。七六年
，共产三恶魔相继暴亡，社会动荡一触即发，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极权体制，党内
“走资派”打出了“改革开放”的旗号。
“改革开放”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更不是邓小平的什么发明，早在五十年代它就
是民主派用以揭露共产、变革极权体制的口号。今天，共产党接过这一口号，既不
意味着它变得开明了，也不意味着它愿意放下屠刀、同过去的罪恶划清界线。相反
，邓小平明白告诉人们，他的“改革开放”是以“稳定”共产极权体制为基础的，
他唯一不能放弃的是共产党至今还把持着的“领导权”。除此，邓记“改革开放”
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继续完成毛泽东尚未完成的血腥抢劫，把名义上已经“
国有”的公产变成共产强盗们实实在在的个人私产。
人们只需注意一下五十年来共产劫掠的全过程：地主、资本家、农民、城市小业
主的土地、工厂及其它私有财产经“社会主义改造”变成“集体”、“国家”所有
，“集体”、“国家”所有再经“改革开放”变成共产头目个人所有，那就会明白
，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只不过是共产强盗明目张胆
进行抢劫时遮人耳目的障眼法儿。五十年啊！同一个共产党、同一批刽子手，既然
能制造出前三十年的血腥历史，那又怎么能写得出後二十年的“美妙故事”。坦克
镇压、“严打”杀戮，让“奴隶”们再次看到了共产“杀”、“骗”两手背後隐藏
着的劫掠玄机，他们终于觉醒了、反抗了。
现如今，反抗并推翻共产暴政已是不争的事实。去年伊始、组党潮席卷全国，民
主志士们无惧逮捕，前仆後继，公然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更让共产土匪害怕
的是“奴隶”反抗的升级：他们顶着“严打”风，有组织地破坏铁路、油田、通讯
系统，接二连三地发动惩戒性炸弹袭击，最近甚至处决了共产国前副总理邹家骅的
弟弟。惊恐万状的共产党徒们不得不承认，从八三年唐山出现“菜刀队”起，到现
在已经有十万警狗在“严打”中负伤、五千警狗搭上了性命。事态发展已经很明显
，靠“杀”起家的共产极权体制已经“杀”不住了，人们完全可以预见，随着“奴
隶”抗共斗争的深入，共产杀人体制终将全面崩溃。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