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血腥的乌托邦
---- 记欧洲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大辩论
* 凌岚 *
一、两大极权主义思潮
即将离去的二十世纪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技术成就日新月异的辉煌时代。计算
机的广泛应用，电脑网络的极大普及，宇宙太空之门的被打开等皆使人赞叹不已。
然而，毫无疑问，这个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法国历史学家，
“共产主义黑书”的主要作者库图瓦将之称为“铁血世纪”，并说它是“巨型刽子
手辈出的时代。”
的确，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发生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和中期，
总共夺去七千馀万人的生命。战争造成的伤残之躯和流离失所之状更是令人不忍目
睹。但在本世纪对人类祸害最深的尚不是战争，而是由战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两大
极权主义思潮，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潮几乎贯穿本世纪的始末，使
国家对个人行施的暴力达到从未有过的残酷程度，人类因之受尽了苦难。共产主义
尤其长寿，它至今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国家肆虐。
诚然，与现代民主思想相对立的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此两大极权主义
思潮。中世纪以前统治全世界，今天仍统治着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专制主义同样与民
主制度格格不入。但就对社会的钳制和对个人的压迫而言，专制主义难望极权主义
的项背。
专制主义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独断专行，藐视法律和民意；极权主义则要建立一
个完全受制於“党即国家”的社会，此“党即国家”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手段维持其
统治。在极权主义社会，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不受任何束缚，故能够无限止地扩张。
“党即国家”，因此控制着社会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和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如上所述，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著述“一个幻想的过去”的孚瑞，称它
是世界“政治节目单上的新节目”。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虽然是新节目，但
业已过时，而且荒谬、可悲、罪恶累累。”
不言而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既属於同一个思想体系，当然有着许多惊人的
相同和相似之处。
列宁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属於密宗学派，战争方使它跃到了历史的前台。
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残酷，血腥，其起因之荒谬（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局
部冲突），令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在战後痛定思痛之馀无不对感到深恶痛绝。基於
这种心态，他们很容易接受列宁制造的幻想和他宣扬的世界主义理论。按照列宁的
说法“帝国主义，垅断资本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是战争的根源，而在世界范围内开
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既以消灭国际资产阶级为目标，无疑便是消威帝国主义战争的
手段。”
法西斯主义是个人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反动，人民对阶级的反动，民族主义对国际
主义的反动。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它虽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
，但却处处仿效共产主义的作法。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试验园地，也是早
期一方培植共产主义的土壤。意大利人民因未能通过一战满足其民族诉求（即未能
收回被奥地利占领的土地），而怨声载道。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便是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当时属於该运动中的革命派。他一九一九
年组建战束棒党，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法西斯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希特勒并非德
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但该党只是在他一九一九年加入并担任领导之後方才成了气候
。他原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因仰慕墨索里尼，他稍後自称
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已任”的社会主义者。如此这般，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反资本
主义便联合在一起了。希特勒要突出大日尔曼民族和雅利安人种，自然要与苏联布
尔什维克党宣扬的世界主义为敌。他之所以仇视犹太人，是因为在他看来，分散在
世界各地而且大多经商的犹太人集资本主义和世界主义於一身。法西斯主义者利用
一战後人们的不满和不服气的心理进行煽动，果然取得一时间的成功。
孚瑞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同时登上历史舞
台的，它们的创始人列宁和墨索里尼是同一“革命社会主义”家族出身。这两种思
潮互相对立，但各带有对方的特点。它们皆来势汹汹，昙花一现，危害性大，皆具
有强大的煽动性和裹挟能力。它们是互相依存的法西斯主义作为对共产主义的反动
而诞生，共产主义则因其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而得以延长寿命。它们既互相敌对又
互为同谋，而对共同利益或共同的敌人时，又是一对极好的伙伴和帮凶。
一九三九年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的时候，两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划分势力范
围的时候，俨然就是亲密无间的盟邦。两国间互不侵犯条约之签订（一九三九年八
月二十四日），解除了希特勒在东线上的後顾之忧，使之倾全力进攻北欧和西欧。
斯大林为回报希特勒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默许的好处（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零年间将数百名流亡在苏联的德国和奥大利共产党员交给纳粹
的政治警察盖士太保，并将反对苏德交易的波兰流亡人士斩尽杀绝。
波兰被瓜分以後，苏、德两国有了共同的边界，这为两国政治警察联手迫害犹太
人提供了便利。於是，一边是大肆追捕，另一边则派重兵封锁逃亡之路，侥幸逃到
苏联的犹太人也多半死在集中营和流放地。二战後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则更是清洗
对象。五十年代初苏联当局制造的所谓“工程师破坏集团”案和“白衣杀手”案（
即污蔑犹太医生“利用工作之便杀人”）使许多犹太专家、医生、学者无辜系狱和
遭流放，其中数十人被枪决。与此同时，东欧也开展“清犹”的运动，捷克共产党
一次就处决十一名犹太籍政府高级领导人。共产主义阵营所奉行的反对犹太复国运
动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就连六十年代初就宣称“要独立於莫斯科、走民族
化道路”的中共也奉行这个政策。这是为什麽它一九九二年方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
系。可见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何等一致，何等默契。
建立极权主义政体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信念和抱负。因此，它们的真
正的共同敌人尚不是犹太人或犹复国主义，而是根据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国的
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德国的莱辛和赫尔德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现代民主制度。
就是说，政府必须由普遍选举产生，政党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执政，公民们享有平
等的权力。用现代哲学术语解释，便是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决定和处理自
己的事情，人人享有选择职业、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原则共产主义拒
绝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拒绝接受。它们拒绝的方式虽有不同，但绝对是一样的彻底
。二者皆仇视议会，皆坚持实行一党专制，共产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
义以民族和种族的名义实行。
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就拟定了一党专制的模式，即一切听命於布尔什维
克党的总书记以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希特勒把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手法原封
不动地搬到了德国，他的政权因此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经济
到技术，从宗教到教育。两种极权主义均要打乱平民百姓的生活秩序，要求每个个
人都绝对服从官方的意识形态，向“党即国家”的恐怖政策低头。“党即国家”特
别善於制造“人民团结”的神话，即在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的领导人的指引下令千百万人民死於非命。
两种极权主义皆不讲法制。在它们的统治下，任何人都得不到法律保护，政治警
察可随时逮捕党领袖以外的一切人。据说，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是从法国大革命那
里学来的。不错，法国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间雅各宾派执政的时候，曾有过抛
弃宪法，一切听命於国民公会的非常时期。但那些根据例外情况（新诞生的法兰西
共和国受到国内保守势力和欧洲君主政体的联合夹击），实行的例外措施只是权宜
之计。
法西斯党和共产党则把那种作法上升为学说，将非法行为制度化，使之成为维护
日常统治的常规手段，无规则施政的的法则。此二党皆属於意识形态型政党。它们
要求党员有军人般的忠诚，无条件地接受极权主义政体，事事处处盲目服从。它们
还都有以党员为核心的积极分子队伍。组成这个队伍的人自信或自诩掌握历史发展
规律，甘心情愿地充当专政阶级成分皆是对普通老百姓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他们
给每个家庭和个人贴上的标签世代相传，与印度的“种姓”无二。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条藤上的瓜，一棵树上的果，但二者的命运略有不同
。前者因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内已将自己的面
目暴露无遗。战後，经过纽伦堡法庭对其主要战犯的审判和众多历史学家的评说，
此一极权主义思潮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已基本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即使在其
发源地意大利和德国，为它翻案的企图，哪怕是微弱的企图，也会受到民众的斥责
，甚至法律的诉究。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不久前受到德国司法部门的传讯。这是
因为他去年在德国旅行时曾说，当年希特勒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只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节问题”。这个例子说明当今世界对法西斯主义的高度警惕。
希特勒纳粹所奉行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当今世界最为不齿、最为防范的课
题。共产主义则因其标榜“世界主义”、标榜“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更因其参加
过反对希特勒纳粹的战斗行列，长期被人误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思潮。
它那数不清的、连纳粹分子也望尘莫及的残暴行经常被解释为“解放被压迫者的善
意之举”。但它终归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路货色，因此注定也是短命的，不管它如何
声称“代表人类的未来”。
法西斯主义是在受其侵略、受其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联合反击下崩溃的，共产主义
则是在一个乌托邦理想的掩盖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之後，陷入自己设置的政治和
经济死胡同中自行解体的。当然，今天它还没有完全土崩瓦解，还在中国等地苟延
残喘，但世人，包括那些仍想为它辩解的人在内，对它最後的命运均不再怀疑了。
共产主义体系之瓦解使它以及它对未来的一切美好的诺均已成为过去。在这种情
况下，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一些富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象当年对待破了产的法
西斯主义一样，开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二、欧洲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辩论
其实，最近数十年来，许多欧洲学者一直试图揭示共产主义的罪行。
早在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孔盖特就曾撰文指出，斯大林是反农民战争的总指
挥。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间，他用他一手制造的饥荒夺去了六百万农的生命，
其中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一九八六年德国哲学家诺尔特在其“一个不愿意过去的过
去”一书中写道：“与共产主义的暴行相比较，法西斯纳粹的暴行远远在其次。”
一九九五年，孚瑞发表“一个幻想的过去”，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
“一对喜爱相互争吵的孪生兄弟”，它们“互相字育，互相排斥，互相仿效、互相
争斗....公开交锋，暗中默契。”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由库图瓦等十一位
法国学者联合撰写的“共产主义黑书”问世，把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辩论推向了高
潮。历史学家们描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後指出，同法西斯主
义一样，共产主义犯有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而且因受它之害而丧生的
人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在法西斯铁蹄下者的总人数。因此，领导“共产
主义黑书”著述工作的库图瓦提议开设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纽伦堡法庭。他的提议
震憾了整个法国学术界，各大报纸，各个学术性月刊纷纷发展文章，开展评论。
法国社会党参议员魏贝尔指出：“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救世学说，因为它答应给我
们一个人间天堂。这种用世俗手段宣传天堂的作法不足取！”社会党籍的历史学家
贝古尼尤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既然是错误的，说它的理论正确便毫无意义。它
的实践摧毁了它的理论。”一般人认为，“共产主义黑书”是对共产极权统治的一
大总结，但不是最後总结，因为在中国、北韩等至今仍受此一思潮控制的国家，档
案还未曾打开，真相还未曾暴露或未曾完全暴露。不过，共产主义留下的是远甚於
法西斯纳粹罪行的罪行记录，这一点已经是勿容置疑的了。体验过共产主义专制的
人指出，共产党领导人一般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们作恶犯罪之後千方百计
地销证灭迹，声嘶力竭地要人忘却他们制造的悲惨事件（如“六·四”大屠杀以後
）和那些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共产主义黑书”的最可宝贵之处是把那些惨死在
共产主义屠刀下，并在一定程度上被人遗忘了民主斗士、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非共
反法西斯英雄、独立工运分子，反抗饥饿的农民、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作家、艺术
家和普通知识分子重新置於世人的记忆中心。
的确，忘记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人完全赞成库图瓦教授的提议，主张重开纽伦堡
法庭，以审判共产主义的罪行。他们认为，非如此将是更大的不公平：杀人两千五
百万的纳粹上了纽伦堡法庭，而且自一九四五年起就为世为所不齿，而杀了将近一
亿人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存在到一九九一年，并一直在国际上享有完全合法的地位！
更令人不解的是它至今仍在某些国家执政，在世界上拥有信徒！
有人则坚决反对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理由是二者的动机不同。他
们说：“纳粹以恨起家，共产主义则是由爱开始。”俄罗斯新任总理吉里延柯不久
前访问欧洲时也说了“好心人营建地狱”的话。但库图瓦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他在其撰写的“共产主义黑书”的前言中引用西洛纳（意大利作家，意共创始人
之一，一九三○年离开意共）的话：“事实上，革命和树一样，是好是坏必须依其
结的果实来断定。”孚瑞根本否认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有比法西斯分子稍好一点的动
机。他在“一个幻想的过去”中引用了考茨基的一段话：“斯大林的根本目的不是
要在各国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摧毁全世界的民主制度，摧毁各国劳动者的政治和
经济团体。”中国工人和农民至今无权组织独立团体的事实也证明了孚瑞和考茨基
论断之正确。
* 是“好心人办坏事”吗？
好心办坏事的人也许是有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人，那麽他们一定勇於自责，知
错必纠，一定会自觉避开那些恶果已知或已显现的作法。共产党领导人绝非如此。
他们无论犯多麽大的过错，多麽大的罪行，无论给人们的臣民造成多麽大的苦难，
都自称“光荣、伟大、正确”。而且由於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不惜在全球范围内反
复重复同样的错误，乃至罪恶的作法，从来不顾忌人和物的代价。
当年列宁和斯大林的过错曾导致前苏联两千多万人（基本上占前苏联人囗的十分
之一）丧生。斯大林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一离开人世，苏联当局便着手纠偏，即采
取一些较为温和，较为人道的措施，如释放古拉格中的轻罪犯、老人、儿童及孕妇
等。一个月後，所谓“白衣杀手案”也真相大白，受害的犹太人均得到了平反昭雪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部分罪行之後，苏联当局
为政治犯平反的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早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大部分（
三十一万多人）“反革命罪犯”就已经离开了古拉格，并陆续被平反昭雪，恢复名
誉。
然而，这种“解冻”，这种“纠编”绝非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幡然悔
悟、改骇更张的信号。一九五三年，苏共在本国“解冻”、“缓和”的同时，出兵
东柏林，用大炮和坦克镇压东德抗议恶化工作条件的工人示威运动，导致五十一人
丧生，近一万四千人被捕。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呼吁“纠偏”的话音未落，苏联
又出动重兵和坦克於布达佩斯街头，血腥镇压匈牙利的和平示威民众。结果数千人
中弹倒下，数万人被投进监狱，数百人被判处死刑并遭处决，数千人被流放到苏联
，二十万人流亡它国。各国共产党还同时镇压各自国家的“匈牙利事件”同情者，
中共也在武汉处决多人。
为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的民众起义，莫斯科将苏联、东德、波兰、匈牙
利近六十万军队，五万零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和两千门大炮开进布拉格。岂知
，希特勒一九四零年进攻法国时，仅动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一九四一年进攻苏联
时也才动用了三千五百八十辆坦克。
阿富汗的悲剧发生有苏联开始解冻的第二十五年。它的悲惨情景更能揭示共产党
人知错不改或故意犯罪的嘴脸。苏联曾帮助阿富汉共产党掌权，竟在一九七八年到
一九八八年间完全捡起斯大林的衣钵，对阿富汗爱国者使用最残忍、最野蛮的镇压
手段。十年间，配备有各式武器的二十万苏联军人常驻阿富汗。他们对该国反抗害
侵略的民众实行焦土政策，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是家常便饭。许多阿富汗人被活埋
，被投进到烈焰中烧死。苦刑花
样翻新、监狱人满为患。不经司法审判的处决每晚常发生数百起之多。一九七九年
苏军血洗赫拉特时竟杀害了该八分之一的居民。这支侵略军八十年代还在阿富汗使
用生物化学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变和苏联的入侵中断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开始的
民主化进程。苏军的暴行导致将近一半的阿富汗居民流离失所，伊斯兰教极端势力
也乘机抬了头。阿富汗人民至今挣扎在战乱之中。
共产主义原本全世界一家。设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是其总部，各国共产党皆系分
部。斯大林利用其总部大总管的身份之便，两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杀他的政敌。第
一次追杀托洛茨基，第二次追杀铁托，他命令各国共产党充当杀手，执政者明杀，
在野者暗杀。同情托洛茨基和铁托的人也均在“该杀”之列，不管他是哪国人，不
管他身居何处。中共六十年代初与苏共交恶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议”
团体。然而在此之前，它虽有闹独立的时候，但总体看仍不失为第三国际的一个分
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利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走出隐藏处，要求血洒疆场的机
会，将之斩尽杀绝便是中共听命於莫斯科的例证之一。
一九五七年，中共就在其老家，其总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在中国发动了反右
派运动，掀起了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潮。而且抄袭苏联的作法，按事先拟定的定额确
定打击对象，至使受害者多达一亿之众，其中半数人被流放二十年。因受害者多系
知识分子，一时间，学校因缺教员无法开课，医院因缺医生不能行医....。
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发动的大清洗运动酷似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到一
九七六年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无庸置疑，斯大林之所为就是毛氏文革的原版。首
先是策化者的动机相同：斯大林是为了排除异已，清扫列宁留下的班底，毛泽东是
要打倒那些虽同他一起“扛过枪，吃过糠、受过伤、渡过江”，但在治国问题上和
他有重大歧见的人。
象中国的文革一样，斯大林的大清洗打击面极其广泛，党政军民无一幸免。先後
共有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人被捕，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遭处决。知识界首当其
冲，大学、科学院和作家协会等是重灾区。已故着名历史学家包柯洛夫斯基的门徒
全被投入监狱。白俄罗斯一百零五名科学院院士中八十七人被捕。乌克兰法学院、
农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一切学术研究机构均被视为“窝藏民族主义分子的巢穴
”，其工作人员几乎被斩尽杀绝，航空工业专家杜波列夫和航天之父柯洛列夫被捕
後获释，接着被调离工作岗位。浦柯沃天文观测站的二十九名天文学家中仅两个安
然无事。苏联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全部被捕。重型机械工业部、航空部、
海洋部和冶金部的许多领导和技术专家也都成了阶下囚。被投进监狱的人中，有一
些是着名的语言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农学家。大约两千名作家协会会员遭流放
或处决。许多戏剧家、新闻记者、电影工作者和神职人员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两
万多所教堂中一万九千多所被关闭。
象中国的文革一样，清洗运动打击和层面很高，党政军要员也未能逃脱劫难。在
被捕入狱和遭流放、处决的人中，有五名苏共政治局委员，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
中的九十八名，一千九百六十六名党代表中的一千一百零八名，三百八十五名地区
党委书记中的三百一十五名，两千七百五十名县委书记中的两千二百一十名。圣彼
得堡因其前党委书记被暗杀而成为重点清洗对象，该市百分之九十的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被投进监狱。乌克兰被捕的人数达十万零六千。该加盟国的两百名中央委员中
只有两人保住了性命。遭受厄运的人中还有数万名高级军事将领，其中三名元帅和
两百名将军。清洗运动也没有放过共青团的干部和第三国际的工作人员，其中许多
人是其它国家的共运领袖。因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而被逮捕或遭流放遭处决
者就更是不计其数。
同中国的文革一样，斯大林的清洗也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的。斯大林
乘机将他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推到各级干部身上，使一些民众在受其害的同时始终对
他盲目崇拜。不过，斯大林只是命令各专政机关抓人、杀人和流放人；毛泽东除了
指使专政部门作恶外，还怂勇群众斗群众，容许群众组织抓人杀人。可见在开展群
众运动方面，毛泽东较斯大林有“发展”。
总之，除了“破四旧”以外，中国文革中实行的，苏联大清洗中皆有先例。当然
是“弟弟”抄袭了“老大哥”。可是当毛泽东决定让那场悲剧在中国重演的时候，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苏联当局早已为其受害者平了反；悲剧造成的旷世
冤情及人人自危、万马齐暗、百业凋零的局面已为世人共知，但这一切一切均未能
阻止毛泽东发动那场浩动。
就在毛泽东的荒谬之举被揭露、遭摈弃的时候，就在其帮凶江青等人身陷囹圄的
时候，赤棉领导人布尔波特接过毛的衣钵，决心在他统治的柬埔寨将毛的“理论”
和“实践”发扬光大。毛导演的悲剧，他一一重演，每重演必然将剧情推到极限。
毛掀起一次又一次清洗运动，以消灭“敌对势力”，“革命同路人”和一切持不
同政见者，希尔波特在消灭这些人的时候，绝对不忘记斩草除根，杀害其妻儿亲朋
乃至邻里同乡。在赤棉当政的时期（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柬国满门抄斩、
整村灭绝的事例比比皆是，共和派头目朗诺的下场也如此，闹独立的赤棉将领绍潘
的下场也如此。
毛泽东下放部分城市居民，布尔波特则把城市居民全部赶到穷乡僻野，许多人途
中丧生，许多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
毛泽东除“四害”消灭麻雀，布尔波特则令人将麻雀可能栖身的树木（包括果树
）砍争伐光。毛泽东实行商业国有化，希尔波来特消灭商业及货币。毛迫害知识分
子，布尔波特消灭学校。毛实行严厉的书报查禁，布尔波特焚书坑儒。毛组织批判
眼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流毒”，布尔波特把戴眼镜的人视为罪人，
关进监狱，送上刑场。赤棉如此执政，难怪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内去夺去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柬埔寨人的生命。
就在布尔波特之罪行大白於世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秘鲁古茨曼领导的“
光明之路”步起了他的後尘。古茨曼用恐怖手段开路，在他占领的小小地盘上建立
人民公社，开展文化大革命，专事效仿斯大林、毛泽东和布尔波T特....。
可见，共产主义罪行并非当事人的无知或经济缺乏所致。事实上，除列宁以外，
其他人均有前车之鉴，或自己的失败教训（把文革推向极端的重要人物康生一九四
二年中共延安整风时犯过同样的错误，因此退居第二线达二十四年之久），或其先
辈的失败教训。然而共产党领导人从不在失败面前却步；而是相反，明知此路行不
通，偏沿此路径前行。难道仅仅是唯意志论在作怪呢？不，主要因为他们不顾忌人
的生命。
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人能算得好心人吗？孚瑞把共产党的行为解释为准宗
教现象。他说：“共产主义幻想并非产生於一种靠经验便可以发现和纠正的判断性
错误，而是来自一种心理追求。这种心理追求和宗教信仰相类似，只是目标不同。
”争端的论述使人不禁想起统一教派和太阳庙教派....。
* 砸鸡蛋却做不出蛋羹
在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大辩论中，有人说：“为了实现美女的共产主义未来，付
一些代价，做一些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不砸鸡蛋可能做出蛋羹？”另有人反驳
道：“只见共产主义砸鸡蛋，却不见它做出蛋羹。”
的确，共产主义在它执政的地方均要人们做出巨大牺牲（将近一亿人牺牲了他们
的生命），带给人们的却是什麽呢？是自然资源遭破坏（中国的长江由益河变成害
河，如今中下游水患连年发生），文化遗产被洗劫（俄罗斯、中国和柬埔寨最为严
重），人民的正当权益被剥夺，公民社会（见後）解体，公共道德沦丧（多数人被
迫靠撒谎过日子），经济节节倒退，人民食不果腹。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采
用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及其价值准则。因此，所谓“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实
际上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是永无实现之日的乌托邦。一切为之诱惑的人均付出了极
其惨痛的代价，而收获却呈负值。因此，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血腥的乌托邦。
库图瓦教授指出：“共产主义为了保住政权，为了按照一个不切实际的理论改造
社会，为了堵塞言路、禁止人们揭露这个理论的虚幻性，除了使用暴力以外，别无
它法。因此，掌权的乌托邦是杀人的乌托邦。”俄罗斯新任总理吉里延柯一九九八
年六月一日答法国“费加洛”报记者问时说：“共产主义是个美丽的童话，但最好
不要去尝试它。我一接触到真正的生活和实际的经济，就发现那个美好理想的具体
体现很成问题。我立刻丢掉幻想，因为我明白地那个美好的想法是不可能成为现实
的。它如果不停留在梦幻状态，便会造成可怕的後果。”
* 共产主义制度皆出自莫斯科的模子
辩论中，有人强调说：“共产主义理论是完美的，它之所以实践效果差，是因为
实践它的人曲解了它，背离了它。”这种说法受到了许多人的驳斥，阅读了“共产
主义黑书”的尤其表示不赞同。
的确，通观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四大洲（欧、亚、美、非）的实践之後，人们不难
看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作法上是後起者效仿先行者，只不
过有激进程度之差别罢了。
各国共产党上台的方式虽不相同（苏联和阿富汗通过政变，中国通过内战，大部
分东欧共产党则借助於苏联出兵追击法西斯的机会掌了权），但其所建立的权力模
式和巩固政权的方法、步骤则绝同相同。这是“曲解”和“背离”无法达到的效果
。
如前所述，共产党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後所建立起来的皆“党即国家”型的一党
专制政体。这样的政体没有法律，完全依其领导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中央不定期颁
发的红头“秘密”文件便是这种长官意志的载体。这些文件多是国家领导人的言谈
记录，但具有法律效力。在一定范围宣读後，听者便须遵照执行。在一党专制政体
下，政治警察无所不在，军队属於国家，是执政党的家丁，镇压人民的工具。
为了垅断政权，共产党上台後首先取缔民主产生的宪法和议会（如苏联、捷克等
），接着便是消灭与之合作的非共党派。各国共产党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些反对派
。有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它们的领导和骨干分子投进监狱，送上刑场（苏联、捷克
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赤棉等），有的将之暗杀（保加利亚），有的将之吞并
（匈牙利），有的将之监禁流放或卫星化（中国）。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不乏功劳
卓著的爱国者和反法西斯英雄。
消灭了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以後，共产政权便着手消灭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指
为了表达公民的多种意见，满足公民的多种需要而设置的超越家庭，独立於政府的
机构和团体，如工会、教会、职业行会和友好协会等。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对
国家权力的制衡力量。然而，凡是共产党掌权的地方，这些机构和团体便都失去了
它们的独立性和制衡作用，成了准官方机构或政府的传声筒。拒绝屈从的活动分子
若不被送上刑场便被关押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宗教界人士的命运多半如此。用
官方宗教团体与独立教会对抗是当年东欧共产国家的一大发明。中共至今顽强地坚
持这种作法。非洲某些共产化国家在宗教迫害方面走得更远。埃塞俄比亚在一九七
五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时期经常发生血洗教堂、屠杀组织和参加宗教活动者的野
蛮事件。
为了消灭一切产生反对派的可能性，各共产国家皆经常不断地开展清洗运动，以
保持一种恐怖气氛。毛泽东声言：“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国每隔七、八年就需要来
一次。”实际上，中国的政治运动比他预言的还要频繁。毛在位的二十七年间，中
国平均每四年半一次政治运动。每次均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付出生命代价，每次
皆将人民的生命的生活秩序打得乱糟糟，使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向後倒退
一大截。布尔波特将毛的理论和实践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执政期间，每天都开展清
洗运动。他仿佛在和时间赛跑，仿佛决心夺取以单位时间计算的作恶之冠。看来，
他的愿望实现了。
库图曼教授在“共产主义黑书”的前言中写道：“毫无疑问，从受害者的相对人
数看，恶魔之冠应归於赤棉的布尔波特。他用饥饿、酷刑极其残忍的手段三年半杀
害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但从受害者的绝对人数看，毛泽东居世界暴君之
首，他执政期间，杀人六千五百万。北韩判处死刑的名目多达四十七种，而且每判
死刑必株连当事人直系三代亲属。
集中营各共产国家（包括刚刚起步的秘鲁“光明之路”）皆有，只是叫法不不尽
相同（苏联通称“古拉格”，中国叫“劳改营”、“劳教中心”或“五七干校”，
古巴叫“开放阵线”）。苏联的古拉格一九五三年高峰时关押二百七十五万人；中
国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有劳改犯五千万人；北韩一人犯法，全家服刑，犯人常给警
察当活靶子使用。
执政的各共产党平时（即清洗间歇期间）控制人民的手法也大体相同。首先是调
整人民的居住区域，以达到网控所有人的目的。中共和前苏联都曾经大张旗鼓地改
造游牧民族，强迫它们定居。表面看，这似乎是为了促进它们的进步，实际上则是
惧怕失去对它们的控制。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硬性措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後果：大
批牲畜死亡，牧区饿殍遍野。被迫定居远方的蒙古图瓦斯人在他们的国家实行民主
制度以後，欢天喜地地返回家园，恢复了游牧生活。美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政权立
足未定便组织居民大迁徙，理由是“共产主义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意思是说，共
产主义不允许任何人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印第安人和其他农民离开原来的生
活环境以後，便失去了谋 生的手段，饿死者不计其数。
其次是设立个人档案。共产党给每个人（不问他是否该党党员）立的个人档案和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生死簿”颇为相象。据说，这个决定人的生与死的“文件”由
阎王掌握，从不与当事人见面。具有同样性质的个人档案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掌握
，也从不与当事人见面。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均有权背着当事人在为之设立的档案中
随意给他做评语。当事人如果调动工作，档案便通过共产党的内部联系途径跟随着
他，跟随他一生。新单位的领导视档案中已有的评语决定对他的任用，当然还随时
给他添加新评语。开展政治运动的时候或单位领导决定要整一整他的时候，档案中
的某些评语便是给他定罪的依据。个人档案是共产极权专制的主要工具之一。它的
存在使共产党的任何一级领导都有对普通百姓的生杀权。个人档案制各共产国家均
实行，前苏联、中国、北韩和古巴尤为重视。该制度透明度之缺乏引起了世人的反
感和不安。柏林墙倒塌以後，前东德的个人档案库随之暴光，其运作手段之黑暗令
全世界哗然。中国的个人档案制只能更普及、更严密、更阴暗。文化革命中，要求
档案透明化者皆被判处了重刑，甚至极刑。
极权主义控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在前苏联和东欧，这个任务主要由安全部门
及其雇佣的众多情报人员担任。中共的作法更为巧妙。它的政治警察同各单位的党
组织融为一体，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协助运作。因规定向“组织”汇报本人及周
围人的思想是党团员“义不容辞”的义务，因认为肯於做此汇报是积极分子向党团
组织靠拢的表现，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义务告密者和专政工具。中共各级组
织根据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报告的情况，将人民分为敌对、落後、中间、进步和坚定
（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五大类，以便用不同手段控制他们。第一类有专人监视
。
新闻查禁是控制舆论和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共产国家无不予高度重视，
即使在“解冻”、“缓和”期开始以後一般也不见放松。几十年来，中共除了控制
报界和出版界以外，还严格控制图书馆和无线广播网。为了使人民只有一种思想，
即共产主义思想，中共一九四九年一上台就封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书藉。中共此
举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文化断层，今天六十岁上下的人对在世界上具有深远影
响的中国古典哲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便是证明。
文革中的被“破四旧”更是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洗劫。五、六十年代连四大名
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儒林外使”）也被清除出了图书馆
。当代书籍也随时有被查禁的危险。作者只要稍稍同“党即国家”的路线和政策发
生分歧，其作品硬在一夜之间完全从图书馆里消失。只有研究人员和少数所谓无产
阶级立场坚定的人有权阅读外国报刊。东欧（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北韩均有
因议论外国报刊对本国的评述而被判了重刑（十五年以上的徒刑）的事例。收听无
线电广播时，只能收听本国台，即官方台。一切外国台（包括国家关系尚好的外国
台和香港、台湾等并非外国的外国台）皆被视为“敌台”。收听“敌台”便是“通
敌”，便要被当作专政对象送进劳改营。文革以後，告密者大大减少。政府抓人有
困难，只好靠技术性干扰限制人民接收新闻的自由。电脑通讯网络的普及无疑给中
共的新闻封锁政策带来了新的困难。但经济全面崩溃、饿殍遍野的北韩却能一如既
往堵塞人民的视听。
共产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十分“注意”国际影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谆谆告
诫其人民：“内外有别”。他们用“中央文件”统一全国的囗径，要求国人（普通
老百姓）用同一个声音对外（普通外国人）讲话，稍微走一点样，便被指控“泄露
国家机密”。他们还把自己的国土划分为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侨居的外国人只能在
开放区内活动。那里的生活设施相对齐全一些，行政服务相对周到一些，物资供应
相对充裕一些；那里有橱窗城市，橱窗建筑，橱窗商店，橱窗娱乐场所等。一切一
切皆是为了给居住或途经的外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使之相信共产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北韩把这种表面文章做到了极限。这个国家的残疾人、痴呆人、身体矮小
或其他有碍观瞻的人皆无权居住开放城市。以往，当局把这些人驱赶到城市郊区，
现在更进了一步，把他们流放到外国人从不涉足的偏远地区，完全不考虑他们大都
需要亲属照料的现实。
各共产国家改造经济的步骤和管理经济的手法基本一致。这个一致性是由共产主
义的消灭私有制和有产阶级编造财产共有社会的既定目标决定的。在实行土地改革
和企业国有化的同时，无情打击土地和企业的原主人是实现两个“消灭”的主要途
径，各共产国家皆如法炮制。“共产主义黑书”的作者之一马戈兰指出，中国只有
南部沿海有占地数百公顷的地主，其馀大部分农村地区贫富差别并不明显。而中共
为了开展土改运动，主观地按照事先拟定的比例定额将中国农民划为地主、富农、
中农和贫农四大阶级。它并不遗馀力地煽动和组织後一个阶级对为首的两个阶级行
施暴力。马戈兰认为，中共此举主要出於政治目的，即与农村的下层缔结生死盟约
，以便永远享有他们对其政权的支持。据他估计，死於农民暴力者绝不少於一百万
人，很可能在二百万人到五百万之间。另有四百万到六百万富农被送进了劳改营。
留在本土的富农须接受群众专政，即定时向地方当局汇报个人思想并无偿从事公益
劳动。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也导致一百馀万人丧生。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口相当於农村
人口的五分之一。比较而言，显然是城市付出的代价大。
消灭了原有的有产阶级之後，尚须消灭经土改得到土地的新有产阶级，更须铲除
未来产生有产阶级的土壤。农业集体化，手工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全面国有化是出
於这两种考虑。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固然有防止私有财产和有产阶级重新复活的功
效，但这些经营方式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责任感，助长以大锅饭、铁饭
碗形式出现的平均主义，最後使生产发展几乎成为不可能。这是为什麽今天经济范
畴的共产主义差不多是贫困落後的代名词（政治范畴的共产主义当然是极权、专制
）。欲摆脱贫困就必须采用以私人经营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邓小平的最大功
劳无疑是解放了农民，使之摆脱集体经营的枷锁。然而就在他解放中国农民的时候
，赤棉的布尔波特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主义斗士将集体经营的枷锁套在了
他们同胞的项上。
共产国家标榜计划经济，实际上则实行一种苏联发明的冷战经济模式，即优先发
展重工业、军事国防工业，以便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在前苏联和东欧，一切生产
活动均须向优先发展项目让步，民生工业长期被严重忽视，人民苦不堪言。所谓的
计划经济并没有把人民的生活需求计划在内，物资匮乏从未间断过。中共一九五八
年大跃进失败以後，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同苏联交恶以後，有所转向。即开始予以民
生工业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直到最近，它还一直实行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
。从这一点上看，它和其它共产国家无甚区别。
库图瓦教授说：“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手法产生於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它
包含着某些一成不变的，各马列主义政权皆仿照执行的东西。虽然各国共产党均有
它自己的历史，均有其区域性特点和各自的特殊情况，但它们的行为表现都未能跳
出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这十年间，在莫斯科铸成的模子。这个模子即所谓的马列主义
原则。它已经成了各共产政权的基因代码。”
* 是“革命”还是政变？
通过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辩论，诸如“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实也得到了澄清
。原来那个“伟大”的、标志着“人类历史根本转折的”的“十月革命”事实上只
是一场上不了台面的政变。关於政变的过程，“共产主义黑书”的记述可概括如下
：
俄国原是一个落後的农奴制国家，文盲充斥，富有暴力传统。但自一八六一年起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民主改革，取缔农奴制，解放农民，并设立地方权力机构
。为建立法制国家，他三年後又设置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事
业和新闻事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文盲原占农村人囗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一九一四
年，绝大部分农民摆脱了文盲状态，俄国社会的暴力倾向也大大减弱。一九零五年
的革命更是对俄国民主化的一个促进。
不幸在俄国朝民主化方向迈进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的沙皇尼古
拉二世亲自率兵上了前线，把国事委托给既无能力又不受民众信任的皇后。议会虽
是民选，但代表性差，功能似有若无。很快，俄国政局变成一团乱麻。军队骚乱，
铁路运输瘫痪，物资供应被切断，农民纷纷暴动，要求平分土地；工人罢工运动迭
起，要工作，要面包，由此爆发了结束俄国帝制的二月革命。
沙皇政府被推翻以後，俄国出现了双重政权。一是由议会临时委员会选举的临时
政府，二是由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等组成的、直接代表民众意愿的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党是其中的少数派。社会主义革命党成员柯仁斯基是苏维埃在临时政府
中的代表。他先後担任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同年七月出任总理。临时政府采取了
如下民主措施：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实行普遍选举，取消种性、禁止种族及宗教
歧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消死刑，承认波兰和芬兰的自决权，答应给国内少数
民族以自决权。该临时政府同年九月宣布俄罗斯实行共和制。
然而，当时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未能及时有效解决，以至於铸成大错。那些
问题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实现和平，给工人以工作，给农民以土地，重振工业
，重振市场，摆脱经济危机。崇尚法制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在等待；他们等待制宪会
议的召开并做出相关的决定。在他们等待的时候，民众的情绪激化了。工人的经济
要求变成了政治要求，他们要政权归苏维埃，要求自己管理企业；士兵开小差者甚
众，留下的也都极为厌战，也十分厌恶纪律约束；农民的土地问题未得到满足，继
续在各地暴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临时政府寄望於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
表大会。
列宁认为，苏维埃的存在证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担心第二届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产生联合政府，他决定先走一步，发动军事政变。他命令托
洛斯基具体策划。後者立即成立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暗暗争取首都卫戎队
和柯隆斯塔德基地海员的支持。数千人直接参加了政变。除军人以外，还有布尔什
维克党的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左翼分子。行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进程中
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也很少发生冲突。据说，在包围临时政府所在地时，有军人从
彼得保尔要塞开炮助威。夺权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这样，布尔
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就把俄罗斯的全部国家权力交给了一个仅仅由他们委托的机构，
而与苏维埃代表大会不相干。
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边指责布尔什维克党背着苏维埃策划军事阴谋，一边恼怒
地离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场。剩下的代表在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
革命党左翼鼓动下采纳了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张，不久又通过了旨在
使俄国退出一战的和平法令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法令。
列宁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但当时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脚根未站稳，不便实行
如此激进的政策，他於是采用了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政策，暂时分土地於农民。俄国
的土地国有化运动因此推迟了十年。
原本独立的工会、工厂委员会、社会党、居民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数周之後大
多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附属团体。不甘於附属地位者便被消灭。“一切权力归苏
维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拥有的一切控制权力和支配权力；“工人管理企
业”成了所谓的“工人政府”对企业和全体劳动者的管制。
这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很显然，它是一小撮政治野心家精心策划、靠欺骗
和要挟促成的政变。
俄国著名科学院院士里卡契夫一九一七年年方十一岁。一九九七年十月政变八十
周年之际，他接受了法国“国际信札”周刊的采访。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关於所
谓的“十月革命”，他不记得什麽，只记得十月建立的新政权炮击一所军理学院，
因为学员们不服从它的命令。“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十月发生的不是革命，而是政
变。”里卡契夫说：“参预这一事件的人很少，大多数俄国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它。
”相反，二月革命却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多扛枪的士兵乘着卡车来往穿
梭的场面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还记得，成帮结伙的军队在大街上喝香槟酒，嗑葵花
子。小军乐队的演出四处可见。“发生在同年二月的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堪
称革命。”里卡契夫指出，“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民主政府，理应标志着
俄国历史的积极转折。但临时政府软弱无能，坐失良机，致使列宁八个月後发动的
政变得逞。”里卡契夫认为，政变策划者之所以能够轻易得计，主要因为有众多士
兵支持他们。当时准备开赴一线前线的士兵聚集在大城市里等待出发的命令。这些
人无任何政治信念，但支持列宁的政变，这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前线去
送死。共产党漫天撒谎，把政变说成革命，欺骗了几代人。
* 共产主义罪行始於列宁
自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共产主义一旦掌权便立即暴露出它与人类历史发展
完全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本质。其政权的合法性随之成了问题，不具备合法性的政
权须千方百计地保护方可存之。各执政的共产党为了保住它们的政权可以说是无法
不用，无计不施。隔离火场法是它们惯用的手法之一。
象在救火现场一样，牺牲那些位於火网中心，无法营救的建筑物以便保全其它。
共产党把那些臭名昭着，罪行无法掩盖的领导人抛出来，同时美化其它领导人，以
便造成在共产主义世界，残暴“只是例外”的假相。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二
十大上演的正是这出戏。他在谴责斯大林的同时，百般吹捧、美化甚至神化列宁。
说这是丢车保帅，并不十分确切。因为不是所有共产党都保护其第一号人物，舍弃
其第二号或第三人物。中共在国内保护其所有领导人的形象，以维持一个“光荣、
伟大、正确”的神话；在国际上不得已舍弃其第一号人物毛泽东，保护其第二号人
物周恩来。後者被说成“完美无缺”，被说成深藏若虚的“真正伟人”。毛泽东的
私人医生李志绥刚刚吐露出“他了解周恩来一些与其盛名不相符合的行为”，便“
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
欧洲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大辩论彻底粉碎了列宁“伟大”、“正确”的神话，证
实他是红色恐怖的始作拥者，是第一任共产主义暴君，是造就本世纪的巨型刽子手
之一。
从一八二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九十三年间，沙皇政府以政治理由总共判处六千三
百二十一起死刑，而苏联的政治警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後，仅数周时间就以同
样理由判处比这个数字多一位的死刑。列宁发动政变之时曾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
为内战”的口号。他一九一七年十月上台後不久俄国的内战就打响了。不过，列宁
主要不是同“白俄”作战，而是同俄国人民作战。的确，布什维克政权同白俄的冲
突历时仅一年多一点（从一九一八年末到一九二零年初），其馀时间，它的斗争矛
头皆指向人民。列宁一九二三年因病离职以前一直在同人民作战。
其实，哪一个共产主义领袖不是自始至终在同人民作战？毛泽东平均每四年半发
动一次清洗运动，他难道不也是在同人民作战？要把一个违反人性、违背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制度强加於人，共产主义的领袖们除了随时准备对付人民的反抗之外别
无它法，他们注定要同人民无休止地作战。
共产主义政权不仅有其不切实际的长达目标，更经常有其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这是为什麽它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从不间断。
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後的第一项措施是高额向农民徵收粮食，交不出粮食的农户
，户主皆被扣作人质。仍然交不出时，人质便不经审判被处决。一九二二年，苏联
政府在乌克兰等地区徵粮时，还强行徵兵，同时限制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有示威
抗议者便遭机枪扫射，农民死伤无数。大约四万农民躲进了深山老林。这些避难者
不久便成为“剿匪”运动的对象。用重型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万名军人和政治警察别
动队来围剿他们，抓入後，随地处决，施放毒气，无所不用其极。四万农民被消灭
了三万九千多，剩下的不足一千人被捉起来，关进了集中营。
一九二一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徵粮改为徵收农业实物税。但税率过高，
付不起的农民皆被判刑，被关进集中营。一般农民以树皮、草根充饥，自杀者甚众
。饥荒一九一九年开始，一九二零年仍在持续。海外和民间救援团体一成立便被取
缔，而政府只能救援十分之一的饥民，致使五百万人活活饿死。列宁去世（一九二
四年）前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因忙於争夺继承权，对农民有所放松，农民这才得
以喘息。但不久，斯大林领导的农民业集体化运动开始了，那是一场更为残酷的反
农民战争。
列宁生前看着农民挨饿的时候，肯定了饥荒的“积极作用”。他说：“饥荒能够
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足见他是与农民为敌的。那麽他对工人是不
是仁慈一点呢？下面的事实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浦蒂洛夫工厂的万名工人集会，发表宣言，称苏联政府是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靠政治警察和革命法庭实施的党专政。”与会的工人们要求一
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求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实行自由选举制，要求提高工人的食
品定量（将之与士兵的食品定量取齐），要求政府释放全部属於“真正革命党”的
在押政治犯。六日後，政治警察别动队各浦蒂洛夫工厂发动冲锋。大约九百名工人
被捕，其中近两百名未经审判遭处决。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均被解雇，而且不签署
“认罪书”者永远不得重新受雇。
同年末，杜拉兵工厂的罢工遭到了残酷镇压，罢工的领导者被处决，工人被解雇
，食品供应证被吊销....。这一年，阿斯特拉汉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他们
抗议政府对非共党派的迫害和过低的粮食定量，他们的罢工得到了士兵和市民的支
持。政治警察将数千名工人和士兵逮捕，监狱人满为患时，便将他们投进伏尔加河
内淹死。共有三千到五千名工人、士兵和市民被处决和溺死。屠杀人民的警察和军
人中，共有四十七人丧生，苏联当局为这些人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这种表彰罪
恶的招数也被中共学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屠杀後，中共不也是隆重悼念屠
城中死亡的十数名士兵？
从此以後，苏联的工厂和矿山普遍实行军事管制。纪律规定工人必须军人般地服
从，罢工将被以“临阵脱逃”论处，迟到也要受制裁。工人们象牲口一样地被驱赶
着干活，动作稍有迟缓，便被扣以“懒惰”或“寄生虫”的帽子。一九二一年，许
多工人以这种罪名被军管人员处决。工人们的工时长，劳动强度大，但身上无衣，
腹中无食，一双旧鞋子许多人轮流穿。由於食品匮乏，工人家属皆被赶出工矿区，
他们的食品供应证也皆被吊销。为了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列宁采用了原始的计件
工资制。工会只有督促工人干活的份儿，再也无法为他们争取权益。
柯隆斯塔德基地的海军曾经鼎力相助。然而，就是对这支部队，布尔什维克政权
也不施仁政。一九二一年二月末，海员们联署上书，为民请命，要求在苏维埃内实
行自由选举，要求新闻暨言论自由，要求统一食品定量标准，要求释放因参加工农
请愿队伍而被逮捕的士兵、海员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取消政治警察别动队，废除徵
粮政策，给农民以生产和生活的自由。海员们通过盛大集会，闸述他们的要求。他
们的行动受到了工人和岛民的广泛支持。镇压由政治警察别动队和不明真相的新兵
担任。他们先逮捕两千名工人，非共党派及无党派政治活动家，置海员们於孤立无
援的境地，然後向柯隆斯塔德海军基地发起猛烈进攻。海员们奋力抵抗了十昼夜，
後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海军基地陷落。攻守双方共有数千人丧生。据说数百名海
员事後被逮捕，遭处决。苏联解体後公布的档案材料则显示，一九二一年四月到六
月间，两千零三人被判处死刑，六千四百五十九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八千岛民逃
到芬兰。一年後，逃亡者因相信列宁的大赦承诺而自动返回了家园，他们一踏上故
土便遭逮捕，大多数人惨死在集中营里或被丢进德维纳江里喂了鱼虾。
列宁一九一八年中着手消灭反对派政党和团体。他先将社会主义革命党占多数的
制宪会议解散，然後把这个党以及民主立宪党、孟什维克党一一排挤出苏维埃。孟
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均遭逮捕，其新闻机构也被封闭。一九二一年，列宁再次下
令搜捕孟什维克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和无党派政治活动家。他说：“这些人唯一可
去的地方就是监狱。”“有敢露面者格杀勿论！”一九二二年三十四名社会主义革
命党成员受审，其中十一人被判处死刑。後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联当局将此十
一人的死刑改为长期监禁。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零年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哥萨克族实行了种族
灭绝政策，其手段之残忍绝不亚於当年迫害犹太人的希特勒纳粹。该政权的从其建
立之日起就歧视哥萨克人，无端取消他们的边民待遇（携带武器等特权）就是证明
。
一九一九年它变本加厉迫害这个少数民族，解散他们的行政区和议会，没收他们
的土地等。它并大开杀戒，数周时间（一九一九年二至三月间）就以反革命罪处决
八千多名哥萨克人。一九二零年初，它派大批军队对这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实行军事
占领。布尔什维克占领者同所有入侵者一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同年十月一个
月内，军事占领当局就将六千多名哥萨克人判处死刑。它依定额处决人，日处决人
数常在三百以上。死者的家人、亲戚和邻居均受株连被流放它乡。整村、整地区的
人遭流放，许多城镇和村庄的房屋被烧毁。哥萨克人居住区顿时成了一片焦土，百
里无鸡啼，千里无炊烟....。
这就是列宁的“政绩”。审视他六年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
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一样，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他是极权统治手法最早的
发明者，连希特勒也只是依他的样子画葫芦。然而，斯大林早已被抛出供万人唾骂
，他的形象却始终受着保护。毫无疑问，这是隔离火场政策之功效。这个政策象列
宁、斯大林发明的一切恐怖治国手法一样被推广到中国。
中共执政不到半个世纪就杀我同胞六千五百万，这难道只是一个党主席（毛泽东
）之所为？统揽内政外交事务的总理周恩来就毫无责任？六十年代初，中国实行的
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政策的最大好处是政府能够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调配粮食，方便救灾。不知道当时为什麽政府没有让这个政策发挥其“最
大好处”，不知道为什麽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府不往闹特大饥荒的河南、安徽、四川
等省调配粮食，致使那里三千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中，部分归国留学生和北
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部分学生坚持反对周恩来。只因为反对周恩来，他们一个个惨
死在监狱中。周恩来的“宽厚”和“仁仁慈”哪里去了？无数事实证明他和毛泽东
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别，保护他的形象是中共玩弄的隔离火场伎俩。
关於共产主义罪行的辩论仍然在继续....，虽然争论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持
的论据各异，但所有人都不否认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属於极权主义思想体系，
它们统治人民的手法是相同的，其效果也都是罪恶的，就连那些曾经为共产主义狂
热过的人今天也不无感慨地说：“谁能想到那麽美好的理想会导致这麽罪恶的现实
？”
三、幻想的续编
欧洲是共产主义的故乡。但在柏林墙倒塌九年後，苏联帝国解体七年後的今天，
没有哪个欧洲人再对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抱幻想。孚瑞等历史学家指出，共产主
义瓦解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一没有留下站得住的原则和法律，二没有留下
可取的社会模式，三没有留下可行的经济体制。它比拿破仑败得还要惨。一国之君
拿破仑失败後还留下一套司法和行政制度。这套制度曾在欧洲得到广泛推广，连拿
氏的敌人也曾参考仿效。共产主义却是在乌有中结束的。唯一接替它的是它扬言要
推翻和摧毁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就使它从根本含义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被视为是
对未来的探索，更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而是二十世纪反自由、反民主的反动
思潮之一。另一大反动思潮当然是法西斯主义。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是它自动销毁了以它的名义所建树
的一切。当年扶植它的人还在，他们因不是战败者，故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营垒跳
到另外一个。他们改换了门庭，变为拥护市经济和自由选举的民主派，愉快而认真
地参加他们以往厌弃和鞭挞的议会斗争，连号称共产党祖师爷的俄国共产党也不例
外。少数人改行後则鼓吹民族主义。总体看，摆脱了共产主义的人不再否定民主制
度，虽然他们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该制度的某些作风和习惯。
柏林墙之倒塌，共产主义罪行之暴露也擦亮了欧洲非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信徒们
的眼睛。这些人虽未直接体验过共产主义制度的暴行，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主义
”的虚幻性、不合理性和残酷性。许多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其他人接受、
欢迎甚至要求代表他们的政党重新塑造自己。某些欧洲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
不仅因此更换了名称，而且大幅修改了纲领。另一些共产党（如法国共产党），则
彻底修改了纲领，从中删除了一切带有极权主义烙印的东西，如“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集中制”等等。今後，为工农大众和其他下层人民争取权益将是它们唯一
的宗旨。这就是说，即使它们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即使它们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
，它们也将无意建立“党即国家”型的极权主义政体。这就使它们从本质上有别於
传统的共产主义。
显然，共产主义由盛到亡的经验和苏联帝国解体的教训使世界人民在政体模式上
达成了共识，即要政治多元化，不要一党专制，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权力制衡的必要
性，无制衡的极权力政体是一切悲剧的根源。这个共识便是人们所说的“国际大环
境”，当年邓小平曾将这种国际大环境称为“大气候”。眼观今天的国际大环境、
大气候，我们含着眼泪微笑，因为我们没有忘记造成这个环境和气候的巨变始於天
安门：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为了顺应这个新出现的国际气候环境，许多政治运动领导人都调整了自己的航向
。柬埔寨各主要政党原本是为在柬建立共产主义政体而战。但在九十年代初和平到
来时，它们视国际大环境之变化，选择了民主多元的君主立宪制。非洲的安哥拉、
莫桑比克等国七十年代均引进了共产主义制度，以为那是解救第三世界的灵丹妙药
。不料接触了共产主义以後，那里的悲剧越演越烈。新的气候环境一出现，它们便
改变初衷，采用了多元的民主体制。在新的国际大环境中，拉丁美洲也没有人再听
信“光明之路”。这个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恐怖团体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近年来中
南美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民主政体。
无视国际大环境的只有中国、北韩、古巴和越南的共产党领导人。其实，真正摆
开了抗拒世界潮流架势的只是中共一家，其它几个共产政权皆朝不虑夕，能存活几
时是几时。
共产主义体系崩溃时，中共中央是否集体发过什麽誓言，是否采取了什麽秘密决
定，局外人不得而知。但就从这个党九十年代的所作所为看，笔者断定它绝对没有
改变初衷，没有放弃冷战时期的抱负。表面看，它的注意力在经济上。它似乎要创
造一个经济奇迹，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强国。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追求
的是另一种奇迹，即由它中共一家完成“战胜国际资本主义”的使命。因此，我们
说，中共在撰写共产主义幻想的续编。的确，它就象一家王室被推翻、被满门抄斩
以後（虽然共产主义阵营是自行解体的）侥幸活下来的王子。他抚摩着父辈临危时
留下的密诏，决心挺起胸膛一个人担当起复仇复国的双重任务。他身单力薄，但绝
不怯懦，因为他相信他会运用智谋；他一方所长，但认为能战胜有长处的敌人，办
法是声东击西，制造假相，用软手段将敌人的长处抹去或窃为己有。很显然，中共
今天就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自信心在进行“战斗”。它的具体作法可归纳为
如下几个方面：
(1) 佯装改换门庭，低调唱马列，高声喊“爱国”，在培植狭隘民族主义和仇外
情绪的同时，给自己塑造“爱国者”的形象，以求得到在国内存活的合法性。中共
还试图用民族主义对抗民主思想。它口口声声对人民说，民主是“西方的产物”，
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但它从来不告诉人民，共产主义也来自西方。事实上，在中国
古典哲学中，公元前四世纪问世的孟子学说就无庸置疑的蕴涵着民主思想。然而，
又有谁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出半点共产主义的理论痕迹？
(2) 控制大学生。大学生曾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主角。事後中共在如何降伏他们的
问题上花的心思最多，想出的办法也是巧妙。美国总统柯林顿本年六月末访问北大
时所遇到的情况显示，中共对大学生的新政策收到了它预期的效果。
这是分化、收买的政策，名字叫“毕业综合测评”。其主要内容是将毕业分配方
案公开化，用人单位则按其条件（位於大城市否？待遇如何？晋升快否？）之优劣
排队，优者在先，劣者在後。大学生毕业前夕，须以班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相互打分
，操行、学业和健康状况各算一个单项分。操行分最为重要，它实际上是大学生在
校期间的政治表现分。经评比，得分最高，尤其是操行分最高的大学毕业生将得到
最佳（即条件最优越）工作岗位，这无疑对他（或她）一生事业的发展都有意义。
分数稍低的毕业生得到稍次的岗位，再低者再次，以此类推。要得到最高分，特别
是操行最高分，大学生须在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校期间
入了党的大学生，综合测评时分数自然上扬）。而要加入这个极权主义的政党，当
然就须在整个就读期间模范地服从官方意识形态，百分之百地当顺民。如果能加入
打手和告密者的行列，直接帮助中共维护其极权统治，就将会更受赏识。事实上，
欲入党（中共），欲得最高分和最佳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监视，告发其同窗是十分自
然的事情，因为如前所述，向党（中共）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周围人的思想在要
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中早已形成了制度。
这就是中共今天控制大学生的手法。这种手法也造成一种竞争，但不是进步的竞
争，而是一种愚昧、反动的竞争：各竞争者出於自私的目的，竞相向一个被历史唾
弃的极权主义政体效忠。
“毕业综合测评”制度貌似透明（较中共以往的大学毕业分配制度透明，以往的
分配方案由人事部门掌握，从不公布於众），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紧箍咒。它把大
学生控制得滴水不漏，连以善於独立思考著称的北大学生也被它驯化成阿斗、绵羊
、无耻小人。北大精神、北大传统似乎被葬送了。但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
(3) 实行开放政策，同各工业强国发展经贸关系。九十年代初，中共突然一反常
态，放弃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敞开国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要业强国开
展贸易往来。此开放政策，客观上无疑会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富国强兵
绝非中共的本意。
显然，它若有富国强兵之心，便不会迟迟不解决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国营企
业问题。不管这些国营企业如何亏损，中共都舍不得将之私营化，而是用它控制的
国家银行源源不断地给它们输血，毁掉金融系统也似乎在所不惜。今天这些企业均
成了空壳，为它们输血的银行也无法继续其输血功能，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经破产。
但中共依旧舍不得改变这些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实行股份制也要在国营的框架下实
行，出售国营企业时，也不许买主独资经营。这样，私营化只能是空谈。国营企业
就到底是中共的连心肉。的确，那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执意不放弃共产主义，
甚至幻想战胜国际资本主义，重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共哪里肯丢掉这个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发展同工业强国的经济关系只是中共对抗国际大环境，消除其不利影
响的一个策略。通过市场开放，它将各强国的经济商业利益同它的命运紧密地联结
在一起。这样，它便能以维护“安定”为理由镇压反对派和一切民主力量而不至於
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分反感，它便能在全世界埋葬极权主义的时候，保住它的极权统
治。“安定”一词，凡在华有利益的外国人听起来都十分悦耳。欧洲知识界甚至流
传着下面一种说法：“中国不同於其它国家。中国地广、人多、情况复杂；若非一
个极权政体，谁能镇得住？动乱不利於经济发展。”其实，这是中共自柏林墙倒塌
以来一直唱着的调子。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服西方；後者谴责它的声音因此越来越低
。本年四月，一欧洲联盟领导人公然说：“这个政权，我们不是要削弱它，而是要
帮助他加强。”西方人似乎忘记了民主和法制是经贸正常发展的保障。
对中共来说，经济是一种绝妙的保护色。它不仅用经济争取到了外部世界对其极
权统治的谅解，而且还用经济作鸦片，麻痹国内人民。的确，它试图把大多数国人
埋在炽热的经济活动中，沉浸在发家致富的憧憬中，使之无暇也无心过问国是，从
而忘却国耻与国忧。 堕落得只求保权的中共还公然要求国人莫问国是。对国内
不被鸦片麻醉、保持头脑清醒的人即所谓的异议人士，中共则用枪榴弹打苍蝇的办
法对持之。即稍有风吹草动，便使士兵压境，将对方一举围歼。就是说，它试图用
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一切民主运动扼杀在摇篮里。然而，随着世界上通讯手段的
现代化，它的这一招儿仿佛正在失灵。
中共声称“一切为了发展经济”。但当它发现某项经济活动对它的政权可能构成
潜在威胁时，它便毫不迟疑地颁布禁令，将之取缔。传销是千百万下岗工人赖以存
活的手段，是许多人的唯一生路。但患了保权偏执狂的中共却从中看出了传销人串
联、结社、群起反对它的可能性。於是它毅然决然取缔了传销活动。由此也足见中
共的一切行为皆出自於保权的目的，皆服从其保权的需要，发展经济只是借口和保
护色。
(4) 试图淡化并摧毁人类的普遍价值原则。中共一向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以往夺权时期是在军事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今天是在商贸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它一
边同西方发展商贸关系，一边试图在思想领域里淡化，甚至摧毁後者的精神价值，
即几乎世界各国皆认同的以尊重人权为主要内涵的人类普遍价值原则。
为了同这个原则抗衡，中共发明了“亚洲价值观”和“生存权论”（依它的说法
，生存权即人权），前者似是而非（因为亚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仅个
别亚洲独裁政权认同；後者有将人贬为动物之嫌，故受到了非议。中共见其“理论
”不奏效，便改为市场讹诈和金钱收买以迫使或诱使西方淡化、放弃人权原则。在
中国市场上，给哪个国家多大份额，一般取决於这个国家放弃人权观念的程度如何
。放弃多者多给，放弃少者少给，相对而言，美国是个例外。美国基本上能做到既
坚持人权原则又能在中国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其它国家可就苦了。
法国学者戈路波在“国际信札”中写道：“一同中国做上生意，在政治上就成了
它的人质。”就是说，一旦成了中共的贸易伙伴，在政治上就须受它摆布。它要你
放弃人权原则，你就不能不放弃。
为了同样的目的，中共在国际上大把撒钱，帮助大国领导人竞选，收买大国政府
要员，钳制捍卫人权和劳工利益的国际机构，酬谢在国际论坛上昧着良心为它说话
的别国代表，豢养流亡异议人士中的变节份子。近年来，国际上吃中共领导的人有
日渐增多的趋势，因为吃这一碗饭比干其它任何事情都容易。只要稍稍放弃一点原
则，出卖一点良心，便可以从中共那里取钱，花天酒地地过活。但如果拒绝放弃和
出卖，就有可能被中共伸向世界各地的黑手双重边缘化：中共通过散布流言等手法
使当事人既找不到工作又在民运队伍里不受信任，无发言权。它在巴黎豢养一个民
运变节份子，每月支付的钱数可相当於一位法国一级教授的工资或国内两百到三百
人的生活费用。现居法国的某民运变节份子竟从中共那里拿本钱开了六家公司。他
因此富比王候。当然，同收买国际机构的花费相比，收买民运变节份子的花费是微
不足道的。
据说最近中共在输出腐败的道路上又有前进：日内瓦和巴黎均发现它开始收买外
国新闻机构，目的是防止外国媒体扩大中国异议人士（流亡的或在押的）的知名度
。中共最惧怕异议人士一举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使它无法暗中随意对他们下毒手。
但若要外国新闻机构缄口，花的钱绝对不会是小数目。
(5) 设法占有西方的高科技。“国际资本主义”说到底强在它的高科技上，若能
把它的这个长处抹去，它便不战自败。因此，中共在撰写幻想续编的时候，迫不及
待地要占有西方拥有的高科技。因为急切，它到处寻求捷径，它那时不我待的样子
令人不禁想起当年的苏联。苏联主要靠技术间谍获取高科技，中共则欲靠令西方垂
涎的国内大市场。用市场换取科技是中共想出的第一招。西方企业家之间的激烈斗
争使它往往能够成功将附带有技术无偿转让条件的合同强加给他们。但它远远没有
因此得到满足，因为它向往的不是一般的科学技术，而且美国的战略性高科技。长
期使美国承受巨额贸易逆差，便是要逼迫这个国家转让这种技术。由於美国迟迟不
肯上钓，中共便想出了另外一招。这新的一招在於挑起欧美竞争，以便从中渔利。
中共於是声东击西，一度将外交重点放在了欧洲。它极力说服欧洲重要国家转让
尖端科学技术。德国断然拒绝後，它转向了法国。法国右派总统希哈克自诩是前总
统戴高乐的忠实信徒和继承人。他声称奉行戴高乐倡导的世界多极政策，主张与中
共联合以对抗美国。因此，他答应向中共转让高科技。
中法之间前一时期的贸易势态果然使美国企业家坐不住了，因怕中国市场上的生
意全被欧洲人抢去，他们纷纷要求美国决策人准许向中共转让尖端科学技术。然而
，中共的计谋并没有因之获得巨大成功，柯林顿六月末访华时并没有同它签署引人
注目的高科技合同。这个计谋将来成功的希望也不很大，主要因为中共为美国物色
的这个欧洲竞争对手靠不住。法国右派长期四分五裂，蠢事，丑闻接连不断，没有
坚定的信念，更缺乏成熟的纲领。因此，希哈克连任总统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左
派却呈蒸蒸日上的势头。社会党人约瑟班出任政府首脑以来，抑制住了失业率的上
扬，博得了选民们的好感。法国左派若被选进总统府，与美国对抗的策略将有可能
不被沿用，因为法国左派没有戴高乐经验的包袱，而且它与美国的关系业已有了改
善，约瑟班本年六月对美国的成功访问便是证明。
退一步说，即使欧美之间的贸易竞争愈演愈烈，中共有幸坐收全部渔翁之利，它
也未必能实现其战胜国际资本主义，重振共产主义阵营的目标。因为很显然，它只
能以发展中国经济为理由，而绝对不能以坚持对抗（虽然这是它的真正目的）为理
由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索取高科技。而要使高科技到手，仅仅有一个理由或借口
还不够（因为对方不是傻瓜、更不是瞎子），还必须如实做出发展经济的样子来。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引进西方高科技的同时，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
式。
笔者相信，一个完全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不可能再回到斯
大林、毛泽东时代。小鸡一旦走出鸡蛋壳儿，便不可能再回到里边生活。况且历史
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无法打进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马克思做了相
反的预言。的确，共产主义靠列宁的政治手腕在资本主义生产最薄弱的资本主义俄
国取得胜利以後，半个多世纪以来便一直在贫困和生产方式原始的国家及地区打转
，从未迈进生产方式先进的富国一步。最後，连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
三个非洲国家也把它抛弃了。
由此可此预见，不管中共做什麽，不管它下多大本钱，到头来很可能都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就是说幻想续编的命运绝对不可能比幻想正文的命运佳，一切对抗历史
的行为都是徒劳的。这个前景也许中共的十数个核心人物没有看到或佯装没有看到
，而它的各级干部却是看得很清楚了。最近十年来，他们事实上在心照不宣地为中
共政权准备後事。贪污因何屡禁不止，因何愈演愈烈，越来越普遍？原来，这些干
部在竞相充实各自的腰包，以备在风云变换之後，官商不得一体之时，脱离政界，
专过富商的舒适日子。
本文摘自小参考